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文學理論中的接地性反思，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讀了刊發在《文藝爭鳴》今年第1期上的高建平先生的《理論的理論品格與接地性》一文，感到說得深中時弊，頗值得從事文學理論工作的同行的關注和反思。 按我的理解，高先生談論理論的“接地性”主要是針對當今我國文學理論界在追求理論創新過程中由于脫離我國現實陷入誤區而發的。“接地性”顯然是相對于“空對空”而言，所以提出接地性也就是要求我們的文學理論研究應該從實際出發，針對我國文學實踐中所存在的問題發言，并在回答和解決現實所存在的問題的過程中求得理論自身的發展。因而理論的創新與解決實際問題應該是辯證統一的。但是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卻存在著嚴重地把兩者截然分割甚至對立起來的傾向，這樣,理論的創新也就成了一種“叩虛課寂之談”。高先生把這種傾向的表現歸納為兩方面： 一是脫離我國實際盲目追逐西方，以引進西方學人的理論來取代我們自己的創造。這自然不是否定有選擇地引入一些西方理論的必要性。因為理論不可能完全憑空產生的，所以要建設和發展我們今天的理論，必然需要借鑒一些現成的理論資源，這里包括歷史的和外國的在內。這種理論資源愈豐富，我們的理論所能達到的水平就愈高。但由于這些理論資源都是從它們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來對于問題所作的思考和回答，也就必然帶有它們各自所處的時代和地域的局限，是不可能完全回答我們今天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代替我們自己的研究和創造的。但這一簡單不過的道理目前似乎很少為有些學人所認識，他們在研究和介紹西方文論時似乎很少關注我國的實際情況，而完全以西方馬首是瞻，似乎西方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西方學者的觀點就是我們當今文學發展的思想指南，而把當前流行的一些西方文論視為金科玉律，甚至連一些二三流的著作也被當做經典來加以供奉，以致不少理論文章就像高先生所說往往一知半解、生吞活剝地“用一些艱澀的語言捕捉他們還沒有想清楚的思想”來敷衍成文，大多是“有知無知，沒有形成話題”，讓人感到不知所云。我們介紹西方文論“本來應該幫助我們解決問題，至少有益于我們明確問題，指明解決問題的方向，但所造成的結果卻是使我們離開問題，逃避問題”，“使得一種走向原創的努力，卻離開真正的原創越來越遠”。 二是把從實際出發理解為應時、趨時，而制造一些“時文”，即“應時之作”和“趨時之作”。以為這就是“理論聯系實際”，這顯然是一大誤解。理論是由于實踐的需要而產生的，理論對現實的介入原本就是理論的本性所在，但理論之所以是理論，它不是某種既定思想的簡單的詮釋，是以通過學理上的周密分析和論證來說服人的，就像文學作品必須通過藝術形象的生動描繪來感染人那樣。而“時文”之所以是“時文”，就在于放棄學理上的探討而根據“風向”和“時潮”來進行寫作。這在以往“政治掛帥”的年代里十分流行，如同高先生在談到我國的某些文學和美學論著時所說的，“對專業內容不屑一顧，對理論的承續性感到不耐煩，直接將文學和美學探討轉化為社會和政治評論，追求學術話語的政治隱喻性。這種做法容易贏得讀者，獲得關注，也容易在非專業界得到共鳴，甚至產生轟動效應，但與理論的建設無關”。其實這種追學趕潮的傾向在今天一點兒都沒有削弱，只不過變趕政治的風頭為趕藝術風頭而已。前一段時間所謂“反本質主義”和“日常生活審美化”等在理論界引起熱議，甚至把這些尚待歷史檢驗的理論迫不及待地引入我國的“文學理論”教科書，而作為建構“文學理論”教科書的邏輯起點，似乎不承認這些理論就是思想保守、落后，不正是這種風頭思想的集中體現嗎？針對普遍存在于我國文學理論界的以上這樣兩種不良的傾向，高先生提出我們的理論“應該從問題出發”，唯有“激活舊話題，發展新話題，才是理論發展之路”。這一點我很贊同，這里高先生所說的“話題”以我的理解實際上是指“問題”而言，是問題的同義語。但是為了精密起見，我覺得還是有必要把兩者做些區分。因為在我看來，所謂“話題”也就是人們談論的一個主題或中心議題，它本身不一定就是問題；唯有話題中包含著一個有待于通過討論求得解決的矛盾在內，形成理論自身發展過程中須待解決的一個癥結，話題才能成為問題。這樣看來，這些年來我國的文學理論所熱議的話題雖多，但大多只是在一些新思潮、新觀念上做些表面文章，都并沒有聯系我國實際來開展深入的研究，都只是一些圈子里的人的高談闊論、一面之詞，遠未上升為問題；因而也引不起多少人討論的興趣，在真正推動理論發展過程中起不到多少作用，所以反使人感到理論在解決現實問題方面很難有什么真正的作為，以致有人把這種情況嫁禍于理論本身，認為是“理論的危機”而提出“告別理論”，“以文學批評的形態來謀求新的存在”等等。而沒有看到這種“危機”其實都是由人們自身所造成而不能由理論本身來擔罪的。當然，在這些口號背后也不排除對理論的一種誤解，即站在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的立場，把文學理論看做是如同“寫作教程”、“文章作法”等那樣，以為學了理論之后不會寫作的馬上就會寫作，寫不好的馬上就會寫好，否則就是脫離實際；不理解文學理論就其性質來說乃是對于文學問題的一種哲學思考，要是不能上升到哲理的高度，缺少哲理的意蘊，僅停留在經驗現象的描述或現成思想的詮釋上，不能給人以深刻的思想啟悟，這理論必然是膚淺的，這就使得像對于文學是什么，它對人的生存有什么意義等問題的追思都是任何文學理論繞不開的基本問題。這些探討似乎離實際很遠，但它卻為我們看待文學確立自己的一種觀念，一種視界和眼光，使我們在變動不居的現實面前不至于無所適從，隨波逐流，而始終有自己的堅守。所以歷史上不僅偉大的批評家，甚至許多偉大的作家都是兼攻理論的，把理論探討看做是一切從事文學實際工作的人的一種不可缺少的學養。相比之下，我國當今整個文學界對于理論的認識就顯得過于淺薄了。#p#分頁標題#e# 二在作了上述的說明之后，現在就讓我們回到“問題”本身來。我始終認為“問題乃是理論的核王元驤•也談文學理論的“接地性”心，我們研究理論所要走的道路無非就是發現（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其中發現問題又是全部理論的起點和關鍵。因此，對于一個研究者來說，首先必須要有問題意識”，要認識“抓住一個重大的、有意義的問題，往往就是抓住一個新的理論‘生長點’，它不僅會引申出許多具體的問題，而且還有可能導致整個理論現狀的變革”，“一部文學理論的歷史，就是一個個問題的提出解決，再提出、再解決的歷史”（1）。所以波普爾把科學的進步看做是“從問題到愈來愈深入的問題”的過程（2）。 問題是從現實中來的，現實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因而問題也會有新、舊之分，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因為一個老的問題只要還沒有解決，它就會遺存一下，作為一個歷史的懸案要求后人去繼續思考，于是舊問題也就變為新問題。這樣看來新舊也只是相對而言，而實際上這兩者之間往往是互相滲透的。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是人的文學活動及其產品，而文學之所以是文學總是有它自己的特性，正如一切水都是H2O一樣，要是這一分子結構發生了變化，水也就不再是水了。那么文學的基本特性是什么呢？我認為它作為作家對于現實生活的審美反映的產物，目的就是為了給人營造一個精神的家園，使人在困境中有所撫慰，在沉淪中獲得激勵。 盡管在不同的年代，由于現實環境的變化它的具體內容會有所不同，但這卻是萬變中的不變，在任何時代都是人的生存的一種不可缺少的需求！除非人重新回歸到動物，僅以吃喝玩樂為滿足而不再有精神生活！所以斷言“文學死了”實在是一種非常輕率的妄言！但由于文學問題與一切理論問題一樣，人們對它的認識都是相對的，是沒有止境的。所以只要文學存在，許多文學上的問題就都會繼承下來，隨著人們生存境遇的變化而對之作出不同的理解和解釋。懷特海在談到西方哲學時認為“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不過是對柏拉圖的一系列腳注”（3）。 這意思以我的理解就是說在西方哲學史上的許多問題，其實在柏拉圖那里都已經提出了，后人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對之作出不同回答而已。如我們今天常說的“公平”、“正義”的問題，不就是在他的《理想國》中就已經作了較為系統的論述，盡管后來亞里士多德、阿奎那，直到羅爾斯都就此談了許多自己的新見解，但都只不過是按自己所處的時代的需要對之作出不同的理解和解釋而已。這在文學理論上也是同樣，也正是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較為系統地提出了“摹仿說”，提出了文學創作中的主客體的關系的問題，雖然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不同，把創作的客體不是看做“理念”而是“自然”，但是從主客體關系中開展論證這一思維方式卻被繼承下來。在近代文論中所出現的以浪漫主義為代表的“表現論”以及以現實主義為代表的“再現論”，就是分別繼承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兩大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那么以后出現的“存在論”文學觀，認為文學是“存在的顯現”有沒有離開這一思維方式呢？以我之見，也未曾真正離開，只不過以一種否定的形式把對主客體關系的認識予以深化。這是由于“存在”是不可能自發地顯現為文學的，所以文學創作說到底還是離不開作家的認識活動和表現活動的。這樣實際上就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又重新向我們提出主客體關系的問題來。所以盡管兩千五百年來文學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其中仍隱含著理論之間的承續的關系，在變化中保持不變的內容。這當中就有許多值得我們探討和研究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像這些“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我們今天有責任把它接受過來，作為歷史與時代托付給我們的未競的課題去繼續完成它”。“我們通過對歷史文獻的梳理和研究，發現和提取長期以來文學理論中所存在的未能解決的難點、疑點、論爭的焦點以及突破的關節點來對之開展研究，這同樣也應該說是屬于現實的課題，也同樣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4）但是這種理論的內在的承續性在目前卻很少為人們所認識，以致人們把那些歷史的懸案都當做是過時的話題拋在一旁，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得到科學的解決。正如高先生所一針見血地指出的，由于缺少這種理論承續性的認識，人們往往“將復雜的學術探索簡單化為‘主義’間的站隊”，把新舊問題完全“以時間作為區分，認為‘后現代主義’比‘現代主義’新‘，后后現代主義’比‘后現代主義’新，新的就是好的，舊的就落后”，以致造成以“談論新話題為時髦，理論上的焦慮和對創新的渴望塑造成了一個一知半解的時代”。他把這種傾向恰當不過地命之為“流寇主義”，它們不知道“學術需要積累”，“問題只要沒有解決，話題只要還有生長空間，就不會過時”，認為“讓這些話題在新時代迎接當代社會的挑戰，進入新角度，使舊話題適應新時代，講出新意義，進入新境界”。這就是一條“學術創新之道”，因而提出“面對形形色色的話題，需要有一種理論的堅持精神”。我覺得這些意見都深中時弊，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以上都是就“激活舊話題”來說的，而對于“發展新話題”，高先生在文中只是提出而沒有展開，我想在這里補充地說說。由于現實生活本身是發展的，所以作為反映現實生活的文學自然也是發展的，這就必然會出現以往所未曾有過的新情況，以往未曾提出過的新問題，而要求我們的理論對之作出回答。這不是靠引入西方文論憑西方學人的思考所能解決的。因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5）。所以真正有生命力的新理論只能是從當今文學的實際情況出發，從研究我國實際問題中而產生的。但是回顧這些年來我國流行的新潮文論，盡管新見迭出，令人目不暇接，但幾乎都稍縱即逝。就在20世紀90年代，學界流傳的還是“結構主義”文論，它們一反傳統的再現論、表現論、存在論文學觀，把文學視為一個封閉的語言系統，以談論形式、修辭、敘事方式為時尚；而僅僅幾年之隔，結構主義就被“解構主義”所取代，認為“文學死了”，唯有消弭邊界，向文化開放才是文學的出路。讓那些以追逐時尚為榮的學人為了跟風趕潮被弄得苦不堪言?，F在看來，“文化研究”似乎又成了強弩之末，在眾多質疑聲中變得有點兒奄奄一息了。而之所以這么快地被否定，被取代，不僅由于這些觀念都只不過是一些主張，它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從未得到過理論的充分證明，更在于它們不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為解決我國文學實踐中所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一般都只是照搬西方學者的話語，甚至連西方學者（霍爾）都向我們真誠地指出：“你們要研究自己的問題，從中國現實中提取問題重要的是你們自己的問題。對于理論，你要讓它對你發生作用”（6）。那么真正的現實問題應該是什么呢？在這方面我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沒有能力作出準確的回答，不過有一種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值得引起我們認真思考的：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文藝（包括文學在內）也從以往政治和道德的工具而迅速轉變為娛樂和謀利的工具。這到底是我國文藝發展的方向還是文藝的異化？這就是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涉及文學是什么以及它對于人的意義和價值的問題，對之前人已思考了兩千多年，盡管他們的回答都這樣那樣帶有歷史和時代的局限，但我們有必要把這些思考延續下來，作為歷史的遺產來為解決我們今天的問題提供參照，而這里就有許多合理的、給予我們啟悟、值得我們繼承的思想在內。如他們把文學看做是人的精神家園，使人因此而得以“詩意的棲居”的思想，聯系今天日趨物化、異化的人的生存處境，不正是在告訴人們，物質的豐富和享受不是人生的最終目標，唯有靈魂有所安頓才使人獲得快樂和幸福，而使人成為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人格的人嗎？表明文藝就其本性來說不僅僅給人以娛樂，更非為了謀利，它是人類走向自我完善過程中為避免人格侏儒化所不可缺少的一種精神食糧！我覺得這就可以通過我們的重新闡釋而作為對于當今我國消費文化畸形發展把人引向物化和異化的險境的現實的一個有力的回答，同時也表明新問題的解決與老問題的繼承不是完全對立，而往往是不可分離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把現實性、理論性和學術性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使理論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歷史厚度，真正能達到王元化先生所倡導的“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相統一的境界。#p#分頁標題#e# 三鑒于問題在理論中的地位如此重要，最后，我還想談一談如何正確地發現問題，防止以不是問題的問題來充當問題，無謂地分散和消耗我們的精力。這里我覺得有三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首先，要重視學理上的探討。從目前我國文學理論研究的狀況來看，缺乏問題意識不等于沒有“問題”，而是充斥了一些“偽問題”，亦即不是問題的問題或前人早已解決了的問題，并圍繞這些“偽問題”來大書特書而消耗了許多精力。問題是在矛盾中產生的，這些矛盾可歸納為兩方面：一是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二是各種觀點之間的矛盾。與之相應，要發現真問題就需要從這樣兩方面進行努力；一是研究現實，二是全面系統地占有文獻資料。 這都是十分細致扎實的工作，需要我們本著對學術的虔敬之心去完成。但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許多從事理論研究的學人只是注目于西方學人，以追逐西方學人的話語為時尚，既不關注現狀，也不再做文獻資料工作了，不僅對歷史文獻毫不了解（可能認為舊的已經過時），而對于各種不同的觀點也極少關注，只是根據某一西方學人，特別是“后現代主義”理論家的“一家之言”或個人的一點兒感想來大肆發揮，這樣“偽問題”也就隨之而來。如前一段時間在學界討論得火熱的“本質主義”和“關系主義”即是突出的一例。其實這個問題在黑格爾那里早已解決，他認為“每一概念都處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關系中，一定聯系中”，“真理就是由現象、現實的一切方面的總和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構成的”，“真理只是在它們的總和中以及在它們的關系中才能實現”（7）。后來恩格斯把它概括為“在質中一切都是相對的”，“它們只是在它們的相互關系中才有意義”（8）。既然真理都是相對的，對于本質問題的探討，人們當然也不會就此止步。但是要使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真正有所推進，是不可能繞過黑格爾這座高峰的。我們今天之所以會把黑格爾早已解決了的問題又再次作為“問題”提出，并把本質從關系中抽離出來，人為地制造所謂“本質主義”和“關系主義”的機械對立的概念，就足以表明爭論雙方都根本沒有讀過黑格爾，這樣的爭論不僅徒費精力，根本不可能把理論推向前進，而且只會制造思想混亂。這種情況在我國目前是較為普遍的，如前一段時間關于“審美意識形態”問題的論爭，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沒有全面占有資料而僅憑自己的片面了解所造成的。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其次，要有起碼的人文情懷。“文學是人學”，它的對象是人，目的也是為了人，這決定了文學理論就其性質來說只能是屬于人文科學的一個分支。 人文科學是研究人的生存狀態及其意義和價值的學科，目的是為了使人按照自身應該有的狀態來進行生活。所以它不僅是一種知識系統，而且也是一種價值學說，其判斷和結論無不反映研究者的立場、觀點和價值取向，因而對于同一對象，從不同的立場、觀點和價值取向出發往往就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斷。如對于當今我國流行的消費文化，有的人認為不僅不是問題，而且認為它代表著文藝發展的歷史方向；而有的人卻認為是商業社會由于經濟利益的驅使所導致的文藝的異化和物化。孰是孰非，這就是尖銳地擺在我們文學理論工作者面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但這個問題是很難孤立回答的，因為“文學”既然是“人學”，所以要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聯系人的問題，即“人是什么”，“人應如何”來考慮。人是什么？回顧西方兩千多年來諸多思想家的思考，幾乎一致認為人不同于動物就在于有思想意識，這使得人不僅能“感覺到自身”而且能“思維到自身”，思考他自己為什么活，怎樣活才有意義。這就使得人在物質生活之外又有了一個精神生活的世界。文學（這自然是指作為文學理論研究的對象存在于人們頭腦中的觀念意義上的文學，而非具體的文學作品）也就是適應和滿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而被創造出來的被人稱為一種“精神的家園”，它在給人以精神的撫慰的同時又給人一種精神上的激勵，促使人們為創造自己應是人生，亦即應該有的生活去奮斗。它仿佛是人生的一種普照光，使人從愚昧、麻木、沉淪的狀態中解脫出來而獲得“詩意的棲居”。如果我們同意這一觀點的話，那么我們就有理由認為當前流行的這種消費文化把給人以感覺的快適視為最高目的，而放棄精神上的追求以及對于人的思想上的提升的作用，雖然在當今社會產生和流行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群眾基礎，但很難說就代表當今文藝發展的方向。從當今社會由于人們對物質生活過度追逐所造成的欲望膨脹和精神空虛而帶來的種種心理疾患如焦慮癥、抑郁癥、冷漠癥以及社會風尚的敗壞和墮落來看，恰恰說明了人們更需要精神上的滋養和療救，這不是憑著消費文化所給人的一時的快樂和麻醉所能達到的，而消費文化在當前我國文學理論界之所以受到那么多的學人的鼓勵和支持并且認為“文學死了”，在我看來正是反映了在文學理論中人文精神的喪失，以致把問題當做不是問題而把不是問題當做問題，因此在我看來所謂“文學死了”就是一個十足的偽問題。 再則，要有理論思維的基本訓練。理論是一種在理性層面上對問題所作出的思考、分析和回答，所以要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首先就需要我們具有一定的思維能力。思維是有一定的規則和形式的，因而要有效地進行思維就必須懂得思維科學。思維科學不是理論科學而屬于實踐科學，是引導人們按照正確的思維規律來掌握真理的科學，它只有在實際的具體應用過程才能生效，是屬于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實踐的智慧”，它不可能僅從書本中獲得，而“須通過經驗才能熟悉”（9），它不只是一種“智力體操”，更是一種獲取真理的思想工具和武器。這里我想舉馬克思主義的思維科學唯物辯證法來做些具體的說明，它要求我們把事物當做一個有機的系統，從關系和聯系以及發展變化中來看待問題，避免機械分割取其一端不及其余而使思考陷于困境。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如“上”、“下”這對概念，按系統的觀點來看就不是固定不變而是相互轉化的，比如我居七樓，相對于六樓來說我是“上”，而相對于八樓來說我又是“下”了。文學理論中的許多問題，如文學的“外部關系”與“內部關系”，文學的反映性與創造性，文學的意識形態性與審美性等也無不這樣。我們說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現象它不可能是主觀自生的，說到底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我們不可能脫離它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把它當做一個封閉的自足體來加以研究；但這反映不是機械的、直觀的，因為這反映的主體是人，人不同于機器，他是社會和文化的產物，在他的意識深處儲存著一個由歷史、文化所形成的心理結構。這就使得一切反映都是經由一定的心理中介，一定的心理結構的整合和同化而作出的，所以人們看到什么，往往取決于他怎么去看。而且文學創作又不同于一般的認識活動，它是以作家的審美情感為心理中介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系的，而情感有選擇作用和調節作用，這就使得作家在反映外部世界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滲透在內，從而使得再現也就成了表現，作家不在作品之外而就在作品之中。這樣，外部世界與內部世界，反映性與創造性也就融為一體而很難彼此分離了（10）。但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理論總是按照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把對立的雙方加以絕對分割，以一方來否定另一方，或者無視雙方建立聯系的中介環節，把辯證統一視為機械相加，而人為地造成理解上的困境。如前一段時間有人批評“審美意識形態論”是“審美+意識形態”，認為兩者是完全沒有兼容性的，就是由于忽視思維訓練而導致的缺乏看待問題所應有的智慧所造成的偽問題。#p#分頁標題#e# 所以要使理論的創新與解決實際問題統一起來，我覺得還需要聯系以上三個方面從根源上來加以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