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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格薩爾》史詩的域內翻譯與傳播 《格薩(斯)爾》是我國藏(蒙)族人民集體創作的一部長篇英雄史詩①?！陡袼_爾》與蒙古族《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瑪納斯》并稱為中國少數民族三大史詩。因其歷史悠久、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卷帙浩繁(篇幅比《荷馬史詩》和《摩訶婆羅多》的總和還要大)，被譽為“世界最長史詩”和“口頭文學的典范”。由于口傳文學的集體性和流變性，目前還無法確切考證史詩的誕生年代，學術界一般認為史詩于7世紀初具模型，11世紀時由人民群眾在藏族古老的神話、故事、歌謠、傳說、諺語等民間文學作品的基礎上集體創作而成。13世紀佛教傳入蒙古族地區后，蒙古族學者翻譯了大量的藏文經典和文學作品，從而，作為藏族民間文學經典的《格薩爾》史詩經過翻譯后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蒙古族史詩《格斯爾》。14世紀之后《格薩爾》史詩傳播范圍更廣，流傳到納西族、裕固族、土族等其他民族之中。最早發現、影響較大的書面本是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爾》，即北京用木刻刊印的《格斯爾可汗傳》，共7章，是個不完整的本子，但是國外多種語言譯本的源本。1954年，一部6章本的蒙文《格薩爾》在北京隆福寺大街大雅堂舊書店被發現，即北京隆福寺竹板本，與上述“北京木刻版”合起來就成為了完整的13章蒙文本?！陡袼範枴吩诿晒抛宓貐^漫長的流傳過程中，經人民群眾的集體傳唱，增添修改，形成了多種不同而又互為依存關系的口頭傳唱本、抄本、版本。任乃強先生(1894－1989)是國內最早漢譯藏文《格薩爾》的學者。他首開非藏族本族人士研究《格薩爾》史詩之端，揭開了《格薩爾》漢譯序幕。新中國成立后，《格薩爾》的漢譯進入了新的時期。藏漢翻譯家王沂暖(1907－1998)是杰出的《格薩爾》漢譯者之一，他與華甲(1901－1986，藏族說唱藝人)合作翻譯了著名的貴德分章本《格薩爾王傳》，于1981年出版。該藏文原本《格薩爾王傳》是華甲于青海貴德收藏而來的手抄本，故稱“貴德本”。在《格薩爾》藏漢翻譯的同時，蒙文《格斯爾》的漢譯工作也在同步展開。這些蒙、漢等語本子的出現主要歸功于域內各族人士的持久關注和努力，為之而展開的譯介基本上都屬于域內各民族語言翻譯與傳播階段?！陡袼_爾》在中華民族之間的翻譯和流傳中，不同民族均在史詩里留下了各自的歷史與文化積淀。域內翻譯與傳播使《格薩爾》成為了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財富，蘊涵著中華各民族的集體記憶，不僅是中國族群文化的多樣性和人類文化創造力的生動見證，同時也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中華文化的多樣性和整體性。更重要的是為《格薩爾》的外譯，他民族化、世界化提供了轉譯的可行途徑。 2．0《格薩爾》史詩的域外翻譯與傳播 產生于青藏高原藏族地區的《格薩爾》史詩，以其獨特的魅力長久流傳于西北、西南、東北等大半個中國，而且早已跨越國境，宛如一朵珍奇的鮮花競相綻放在許多國家的文苑中，為世界人民所喜愛和珍藏。如果說在中華多民族文學翻譯史的大背景下，漢、藏、蒙語之間的《格薩爾》民譯和漢譯是25域內翻譯的話，那么，《格薩爾》的外譯則屬于典型的域外翻譯了。(王宏印、王治國，2011:17)根據現有國際藏學和蒙古學的資料搜集來看，早期在學科意義上開展《格薩爾》譯介活動的，大多數是域外的學者，其時間可以上溯到18世紀70年代。1776年，在《在俄國奇異的地方旅行》(ReisendurchverchiedeneProvinzendesrussischenReiches)一書中，俄國旅行家帕拉斯(P．S．Pallasa)首次向俄國人介紹了史詩《格斯爾》，對主人公格斯爾作了評述，并論述了它的演唱形式及其有關的經文。1839年雅科夫•施密特(I．J．Schmidt)的德文版《功勛卓絕的圣者格斯爾王》(DieThatenBogdaGesserchan’s)在圣彼得堡和萊比錫兩地同時出版。該書德文意為:“功勛卓絕的十方圣者格斯爾王的事跡”，是施密特在俄國皇家科學院的資助下，根據1716年“北京木刻版”蒙文本譯成德語，全書分為7章，共287頁，，從英雄誕生和成長為王以前的孩提時代、青年時代的種種驚險遭遇到降魔伏妖、地獄救母等均按故事情節作了譯述。此書于1925年再版，1966年又再次重印。其德譯本初版于170多年以前，現已成為極為罕見的善本之一，它是《格薩爾》在西方世界最早出現的完全意義上的譯本。1936年蘇聯學者科津(S．A．Kozin)將蒙文“北京木刻本”譯成俄文《格斯爾王傳———關于仁慈的格斯爾賢王的故事》(Geseriada)在莫斯科出版，并對史詩進行了社會分析，引起了國外學者的廣泛重視。1961年巴爾達諾(NamzhilBaldano)在烏蘭烏德出版了《阿拜格斯爾———布里亞特的英雄史詩》［Gesar(Buriatversion)］，并由李福清譯成俄文。1980年，德國學者多米尼克•施羅德(DominiqueSchr?der)翻譯、出版了土族《格薩爾》的德文版《格薩爾史詩》［Gesar(Tuversion)］。1985年，蒙古國學者策•達木丁蘇倫(CendiinDamdinsuren)于烏蘭巴托出版了斯拉夫新蒙古文《格斯爾傳》(IstoricheskieKorniGesaeriady)。 對藏文本的譯介研究晚于蒙古文版本，主要原因是由于當時史詩藏文手抄本資料還未得到充分的發掘和發現，人們還不能確定藏文手抄本的存在。直到19世紀末(1893年)，俄國人帕塔寧(G．N．Potanin)從安多藏區弄到一部藏文抄本，并在他的一篇名為“漢邊地區的唐古特－藏族與中部蒙古族”(Tangustsko-TibetskayaOkrainaKitayaicentralnayaMongoliya)的文章中作了片斷的轉述，外國學者才開始注意到藏文本《格薩爾》。1931年法國人亞歷山大•大衛•妮爾和永登喇嘛(AlexandraDavid-Neel＆LamaYongden)的《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LaviesurhumainedeGue’sardeLing)在巴黎以法文出版。大衛•妮爾(1868－1969)是法國東方學家、藏學家、探險家，因其多次到藏區考察，著有不少有關的日記、論著和資料，其中大多被譯成多種文字多次重版。特別是在康區旅行時，她得到藏族永登喇嘛(theLamaYong-den)的幫助，并親自聆聽說唱藝人的說唱和參照當時所能得到的各種手抄本，整理、編譯了著名的《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TheSuperhumanLifeofGesarofLing)(2004)。全書分為14章，共271頁，主要內容包括《格薩爾的誕生》、《北地降魔》、《格薩爾返回嶺國》、《霍嶺大戰》、《姜嶺大戰》、《門嶺之戰》和《大食之戰》諸部。#p#分頁標題#e# 與歐洲大陸漢學家的早期關注相比，英語國家漢學家和學者對《格薩爾》的關注稍晚一些，英譯本的出現已是20世紀初的事情了。英譯雖然起步較晚，但是一旦開啟，則在數量和規模上后來者居上。1905年，德國摩拉維亞籍傳教士弗蘭克(A•HFrancke)整理翻譯的下拉達克本《格薩爾》則是實實在在引起了學術界對藏文《格薩爾》的高度學術關注?！陡袼_爾》極有可能源于藏語這一猜想首次得到了版本印證。弗蘭克在下拉達克地區從一個16歲姑娘那里記錄了一部《格薩爾》，經整理翻譯后，以ALowerLadakhiVersionoftheKesarSaga(《格薩爾王的一個下拉達克版本》，簡稱《拉達克本》)為題名，由孟加拉皇家亞洲協會(加爾各答)出版，共印刷了四次。最后一次包括標題頁、序言、目錄、索引在內，于1925年由弗蘭克再次匯集準備出版，但這一次未能如愿以償。現在Google引擎能搜集到弗蘭克的《拉達克本》，最新的是2000年由新德里AES(AsianEducationalService)出版社重版本。“拉達克本”是一個包括7章內容的分章本，該書有藏文原文，英文內容摘要、英文注釋和藏英詞匯表，還附有英文附錄介紹，共計493頁。這個譯本使國外學界，特別是英語國家了解到了這部史詩廣泛流行于西藏各個地區的事實，進一步確切印證了這部史詩起源于西藏的觀點。 二戰后北美地區出版了幾部《格薩爾》英文本，這與藏傳佛教與海外漢學在該地區的迅速傳播和發展密切相關。1927年，紐約喬治多蘭出版社(GeorgeHDoran)出版了艾達•澤特林(IdaZeitlin)《格斯爾汗》(GessarKhanALegendofTibet)的英文本。1991年加利福尼亞的佛法出版社(DharmaPublishing)出版了華萊斯•扎拉(WalaceZara)的英文本《格薩爾!格薩爾王的奇遇》(Gesar!TheWondrousAdventuresofKingGesar)。1996年，波士頓智慧出版社(WisdomPublica-tions)出版了道格拉斯•潘尼克(DouglasJ．Penick)的《格薩爾王戰歌》(TheWarriorSongofKingGesar)，這是一個較新的英文分章本(2009年再版)。該譯本參考了大衛•妮爾英文版和艾達•澤特林英文版，綜合了兩版的優點，并參考了蒙古宗教和藏傳佛教的一些學術著作，從而體現出一定的綜合性和兼容性。全書共7章，149頁，盡管篇幅不長，但涵蓋了《格薩爾》的主干部分:《天界誕生》、《賽馬稱王》、《北地降魔》、《霍嶺大戰》、《姜嶺大戰》、《門嶺之戰》和《返回天界》等分部本，而且采用“散韻結合，以韻為主”的文體，韻文體現現代詩的品質，理應受到進一步的關注。 3．0《格薩爾》翻譯與海外漢學發展 鑒于《格薩爾》域外譯本眾多，情況復雜，對《格薩爾》域外翻譯和傳播狀況作一梳理，可以理出一些基本的線索與其主要的翻譯傾向。王宏印與筆者曾撰文總結了三種翻譯傳播的路線或階段:第一條路線是從蒙文木刻本為原文向外譯出，形成早期俄譯本以及歐洲各主要語言之間的翻譯和傳播路線。以1776年《在俄國奇異的地方旅行》為肇始，1839施密特德文版《功勛卓絕的圣者格斯爾王》(德國、俄國同時出版，后艾達•澤特林據此英譯為《格斯爾汗》)為代表。其傳播空間在歐洲大陸和英倫三島，可視為西方殖民擴張時期的延續，一般由探險家、旅行家和早期藏學家、漢學家作為翻譯主體。譯者常含有探險、獵奇的心理，采取的是譯述、編譯和摘譯的形式，呈現為散體文本。第二條路線是從藏文本出發向外翻譯。典型代表是大衛•妮爾和道格拉斯•潘尼克譯本，側重于在英國和美國的翻譯傳播，注重異域風情并受到藏學熱的驅動，這些漢學家(藏學家和蒙學家)一般采用編譯和無原本的民族志翻譯策略，采取散韻結合的形式，其中的韻文像現代詩，體現出一定的后現代解讀傾向。最后一條路線，就是從中國大陸漢語譯本出發向外的再翻譯。以王國振等人的現代英文譯本KingGesar為代表。(轉引自王宏印、王治國，2011:19)實際上，隨著《格薩爾》從藏區發源后來傳播到蒙古族、漢族等其他地區，一個基本的問題就已經產生了，那就是《格薩爾》的歸屬問題:究竟應該歸為更具涵蓋力的“漢學”呢，擬或將其簡單地歸于“藏學”或“蒙古學”?我們認為，這里一個基本的問題還是要澄清，那就是，假若漢學是傳統狹義的“漢學”或“國學”(sinology)，即關于漢族的或漢語的學問，那么，《格薩爾》就可以視為一個和漢學相對應的“藏學”和“蒙古學”的概念，甚或是獨立的“格薩爾學”或“格學”概念。假若我們采用廣義的、更具包容性的漢學即“中國學”(Chinastudies)的概念，那么，《格薩爾》就可以隨藏學和蒙古學一起歸入廣義的漢學，即“中國學”，而國外對中國所展開的研究則可稱為“海外漢學”研究。由于少數民族文化和漢族文化共同構建了歷史悠久、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因此本文海外漢學概念包含格薩爾學、藏學和蒙古學，泛指外國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其內涵既包括專指研究漢民族歷史文化的漢學，也包括按照歐洲東方學傳統劃分出來的藏學、蒙古學和滿學等，也就是說既有對中原漢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包括占國土面積60%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研究。閻純德在為列國漢學史系列叢書所作的序中，對漢學作過范圍界定:在世界文化史和漢學史上，外國人把研究中國的學問稱為漢學，研究中國學問的造詣深厚的學者稱為“漢學家”。因此，我們不必標新立異，根據西方大部分漢學家的習慣看法，sinology發展到如今，這一歷史已久的學術概念有著最廣闊的內涵，絕不是什么“漢族文化之學”，更不是什么漢代獨有的“漢學”，它涵蓋中國的一切學問，既有以儒釋道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也包含“敦煌學”、“滿學”、“西夏學”、“突厥學”、以及“藏學”、“蒙古學”等領域。(轉引自許光華，2009:4)這一點是不同于過去西方將漢學與蒙、藏、滿、敦煌和西夏學分立并置的學科劃分，它反映的只是歐洲人視野中的中國政治、地理概念，并不符合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現實。從中華“多元一體”文化大格局的視角而言，蒙、藏、滿、敦煌學、西夏學都不應當被排除在漢學概念之外。這樣做并沒有絲毫否定藏學和蒙古學的意義，而是出于以下兩個因素:一方面理論上可以用廣義上的漢學囊括藏學、蒙古學和格薩爾學，這樣更加符合《格薩爾》在藏學、蒙古學和漢學等眾多學科中都有傳播、翻譯和研究發生過的真實情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名稱統一，便于研究和行文操作。事實上，此處“海外漢學”或“中國學”概念，其內涵既包括專指海外學者研究漢民族歷史文化的漢學，也包括按照歐洲東方學傳統劃分出來的滿學、蒙古學、藏學及稍后的敦煌學和西夏學等。由于《格薩爾》自身所具的學術價值和獨特魅力，以及在中國多民族文學史和國內外藏學界所占據的重要位置，國內外學者分別從史詩學、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學等視角開展了研究工作，形成了專門的“格薩爾學”，成為國際藏學研究中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p#分頁標題#e# 4．0海外漢學對史詩翻譯的啟示 《格薩爾》域外翻譯和傳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海外漢學研究，特別是蒙古學和藏學的興起和發展是支撐《格薩爾》譯介的學科基礎。早期蒙文本的譯介為《格薩爾》走向世界奠定了堅實基礎。從1776年帕拉斯最早譯介算起，迄今為止，《格薩爾》域外譯介約有250年的歷史，貫穿了海外漢學，特別是藏學孕育、創立、發展各階段。就海外漢學而言，16世紀以后，他們對中國的知識獲得了大踏步的進展。張西平將西方漢學歷史劃分為“游記漢學時期”、“傳教士漢學時期”與“專業漢學時期”。就三者之間的區別，張西平指出:“游記漢學”與“傳教士漢學”的重大區別就在于，后者中傳教士已經開始長期生活在中國，并開始了一種依據基本文獻的真實的研究，而不再是一種浮光掠影式的記載，一種走馬觀花的研究。傳教士漢學絕不是傳教士們隨意拼湊給西方人的一幅浪漫的圖畫，他們對中國實際認識的進展，對中國典籍的嫻熟和在翻譯上的用功之勤，就是今天的漢學家也很難和其相比。特別是到“專業漢學”時期，漢學家在知識論上的進展是突飛猛進的，我們只要提一下法國的著名漢學家伯希和就夠了。(張西平，2008:19)實際上，除了伯希和之外，另外典型代表便是本文分析的第一個英譯本的譯者———大衛•妮爾以及法國東方學家石泰安。1956年，他出版了法文本《藏族格薩爾王傳》(L’epopeeTibetainedeGesardanssaversionlamalquedeLing)，這是他根據三部木刻本逐字翻譯為法語的，并附有拉丁字注音。西方漢學這種翻譯方法至少就給我們當前國內《格薩爾》英譯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借鑒。我們是否可以翻譯出版一部既有藏語原文、又有拉丁文(或國際音標)記音對譯，又有漢文或英文的《格薩爾》譯本推向世界，這將會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如果從海外漢學的視角切入，對《格薩爾》英譯展開歷時性研究，那么，大致考察會發現:《格薩爾》的對外譯介是和國際漢學發展同步進行的，或者說是體現了國際漢學不同發展時期的鮮明特點。 第一，歐洲大陸《格薩爾》最初譯介，包括大衛•妮爾的法、英譯本實際上是伴隨著歐陸漢學的孕育、發展而進行的。俄羅斯漢學之所以為《格薩爾》海外翻譯研究起到了開啟之功，其原因則在于:在中俄最初的交往中，蒙古語是最重要的外交語言，隨后，滿族入主中原，滿語成為清代的皇家語言。進入19世紀后，隨著滿、蒙、藏地區成為俄國首先窺視的對象，這些邊疆地區的語言、歷史、地理也就成為了俄羅斯漢學的主要研究領域，促成了蒙文本《格斯爾》最早在俄羅斯的出版及隨后的翻譯研究。一批在俄國圣彼得堡皇家科學院工作的德國漢學家，如施密特、帕拉斯等人的學術興趣基本上都集中于蒙、滿、藏學研究，在他們的漢學翻譯和研究中偏重于中國邊疆少數民族語言、歷史、地理和文學，所以《格薩爾》史詩立即引起了他們的學術關注。在傳統漢學重鎮的法國，還有幾位重要藏學家在《格薩爾》翻譯和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大衛和伯希和。大衛對《格薩爾》翻譯以及研究秉承了法國傳統漢學的學術導向，與俄羅斯漢學研究遙相呼應，是海外傳統漢學時期《格薩爾》英譯本的典型個案，具有學術代表性。俄羅斯漢學家和大衛等人對《格薩爾》進行了譯述或編譯，從人類學民族志的視野看來，他們對異域民族的口傳史詩進行了一定的淺層次閱讀和闡釋。這些譯本受到當時譯者條件的限制，比較難譯的宗教文化部分沒有全部譯出，史詩中最為顯著的韻文唱詞基本上都以散體譯出，因而就某種程度上而言，大都是夾雜著大量改寫成分的譯述性翻譯。盡管如此，在開啟《格薩爾》歐洲譯介方面，他們的作用仍然是無法替代的。 第二，道格拉斯英譯本發生在現代西方漢學轉型期，特別是歐陸漢學的主導地位已經讓位于北美漢學的文化背景下。歐洲以法國和英國漢學確立的傳統漢學核心地位在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二戰后發生了改變，美國開始成為西方漢學的領軍者。如果說把以法國為中心的漢學稱為傳統漢學的話，那么在理論上我們可以把戰后興起于北美地區，以美國為中心的漢學稱之為現代漢學。兩者之間的差異在于:傳統漢學sinology和現代漢學Chinesestudies的差異在于前者是以文獻研究和古典研究為中心，他們包括哲學、宗教、歷史、文學、語言等;而以美國為中心的現代漢學中國學則以現實為中心，以實用為原則，其興趣根本不在那些負載著古典文化資源的古典文獻，而重視正在演進、發展著的信息資源。(許光華，2009:14)可見，前者較多地保持著傳統漢學的學術精神;后者以現實為中心，以實用為原則，關涉范圍不僅僅是中國文化，不只是中國傳統文化，而更多的是中國政治、經濟、民族、軍事、教育和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現實問題。戰后美國漢學強調實用性，側重研究與中國當下現實密切相關的問題，“整體而論，中國研究變成了美國全球化總體戰略支配下的地區研究(theregionalstudies)的一個組成部分，帶有相當強烈的對策性和政治意識形態色彩”。(楊念群，2000:66)由于研究目的和對象的改變，美國漢學研究方法也有較大變化，提倡運用各門社會科學對中國進行綜合研究，具有真正跨學科、綜合性的特點。作為海外漢學研究重要領域之一的《格薩爾》研究，隨著國際漢學重點的轉向，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當然，作為文學研究，《格薩爾》更多地是體現了其學術價值、文學魅力和某種精神追求。特別是進入所謂“后工業社會”或“后現代社會”時期，美國人開始反思現代性問題，認識到其精神支柱西方文化和宗教已難以應對現代化的弊端，難以解決全球化時代人們面臨的尖銳復雜的現實社會問題，不能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和信仰需要，進而他們在東方文明中尋求精神需求和心靈慰藉，而具有藏傳佛教道德倫理和現代精神的藏族文化典型代表《格薩爾》至少在上述方面能夠提供一定的心靈慰藉。 第三，王國振等英文本是在中華典籍“走出去”、走向世界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在朝向國內格薩爾學和海外漢學對話、互動、互證的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文化偉業的提出與新時期中國文化開放體系是一脈相承的。就像我們不能想像18世紀宗教統治下的藏族社會，會出現科學的《格薩爾》研究一樣，我們也不能想像一個相對封閉的文化體系不會影響研究主體的視野和視角。因此，相對開放的文化體系必然會帶來《格薩爾》研究新的活力。#p#分頁標題#e# 《格薩爾》翻譯文化眼光的確立，以藏族古代文化為背景顯然是不夠的，它必須被置入一個廣闊的藏族文化，中華“多元一體”多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背景中。當今，文化傳統化轉向現代化，文化的國家化轉向世界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形成一種相互融合、相互轉化的態勢。在這種形勢下，國內翻譯與國外漢學翻譯結合起來，互證互識，開展對話，加強合作，甚至是合作翻譯，就顯得非常必要了。 5．0結語 從海外漢學視域對《格薩爾》翻譯進行研究，目的在于借鑒海外漢學對史詩的翻譯研究成果，并與當下國內史詩翻譯研究展開對話，從而為史詩進一步“走出去”提供跨學科合作視角。“通過這樣對話，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將逐步走向自覺和繁榮，也正是在這場對話中，中國學家(漢學家)才開始面臨真正的學術對手，并改變自己的理論形態，也只有在這場對話中，中國文化將真正走向世界。”(轉引自閻純德，2007:56)而由于種種原因，國內《格薩爾》英譯工作起步晚、成果少。僅有的王國振等英譯本顯得彌足珍貴，它不僅對國內格學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和貢獻，而且經過權威出版機構借助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譯介到國外，至少能夠引起大陸英譯與西方漢學翻譯的學術對話。這種對話，一方面在與西方漢學互動、互證中把握《格薩爾》的譯介傳播，另一方面可以改變西方漢學家“自說自話”的研究狀況，其意義不可謂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