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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少有學者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作綜合性論述，其中劉茂曾利用屯門小欖和小坑村等考古材料探討香港唐代窯址的性質，但類似的研究為數很少。而考古學者和機構，主要集中研究史前及青銅時期的香港，對漢以降的二千多年數十個朝代的考古發現則歸類為“歷史時期”，并沒有進行詳細的探討。因此，關于“歷史時期”的香港社會及海外貿易的情況，所知甚少。綜合以上屯門及元朗的史地研究和考古工作，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幾個特點：
1.在研究屯門和元朗時，學者們大部分利用歷史文獻作為史料，其次則在民間搜集資料，如族譜、碑刻、口述史、訃文和書信等材料，而使用考古數據則較少。2.研究方法以傳統史學考證和歷史人類學為主，結合考古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較少。3.個別村落或整個地區研究較多，缺少區與區間的綜合性研究。4.考古工作方面，屯門和元朗考古遺跡較多在沿海發現，以居住遺址性質為主，甚少有墓葬和窯址等發現。另外，學者們使用考古數據時，多著重史前時期研究，對于“歷史時期”則有所忽略。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自2005年開始，致力于對香港西北區考古工作的整理和研究。我們嘗試通過綜合運用香港考古資料、科學成份分析和本地歷史文獻，研究香港新界屯門和元朗兩個地區出土的9—15世紀的中國陶瓷。就歷史文獻所記，屯門和元朗在這段時期，曾是海外及本地貿易的重要海港和軍事戰略要地，兩地在明清文獻上都有記錄，而兩者亦通過正式的考古發掘，在清晰的考古發掘層位關系的遺址內，更出土豐富的陶瓷遺物。故此，我們揀選這兩個遺址作研究對象。在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的協助下，我們對屯門掃管笏和元朗東頭村遺址出土的遺物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對比。另外，我們參考了考古期刊、歷史文獻、調查和發掘報告等資料，使我們能更全面地深入探討這段時期香港的情況。
遺址綜述
（一）自然環境
屯門與元朗皆位于香港新界西部，東連荃灣，南與馬灣和大嶼山等地相接，西為后海灣，其北則有大帽山及青山高地為屏障。屯門整個地貌以低山丘陵為主，元朗則為泛濫平原。青山灣屯門河北為寬闊的河流谷地，南面及西面海岸是洪積坡地。屯門高山矗立，青山與九徑山東西相峙如門，形成天然屏障。然其平地較少，主要位于屯門新墟至東北屯門谷的河谷一帶和龍鼓灘、掃管笏海邊，大多數屯門鄉村都建立于此。屯門主要河道為屯門河、洪水坑和大水坑。而元朗平原是由多條河流沖積而成，元朗河(又稱元朗瀝或山貝河)為其中最大的河流，也是主要河流。然而，隨著過去數十年的大型填海和基建工程，不少屯門及元朗區內的古代沙堤受到破壞或成為人工沙堤，原來彎曲的海岸線已被平整伸延，不復原貌。
掃管笏村位于新界屯門，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其東為海拔110余米的白石坑；西臨海灘，北為海拔200多米的大欖山，南立海拔100余米的小欖山，呈東西長、南北窄的狹長地貌。村內山泉小溪密布，山前坡地成為良好的聚落點。其范圍包括彭家菜地、中田窩村、老青山、李屋村、高牌、龍頸、程屋村東北、程屋村東、程屋村南(橫屋背)、陳屋村猴子石、陳屋村河瀝頭、橫壟、周家菜地、大嶺、瓦窯壟等。
東頭村屬廈村鄉，廈村鄉位于青山東北麓的緩坡地帶，是屯門—天水圍狹長谷地的一部分，乃新界西北廣闊的平原地帶。其東有屏山，北是后海灣，相連流浮山，西南為大頭山。這里的基巖屬于中生界上侏羅統屯門組，主要由安山巖夾凝灰巖組成；地表沉積大部分是第四系更新統的坡積、洪積和坡地沖積物，黏土或粉沙夾礫石為主要成份[12]。東頭村遺址豐富，于1998、2000和2001年進行過考古調查。1998年東頭村遺址位于屏廈公路，路西側是古沼澤地帶，現已建貨柜場。2000年東頭村遺址東臨屏廈路，南是一片低洼濕地，西鄰巷尾村，北有海拔約30米的小山丘。2001年遺址位于東頭村山崗南部前的古濱海線上，于史前時可能與天水圍一樣是沼澤區。
（二）人文環境及有關歷史文獻記載
“屯門”一名在歷史文獻中多有提及，有學者指出有關“屯門”之記載應比唐更早，其據梁延柟的《廣東海防匯覽》第三卷中記載的“南朝梁簡文帝大寶元年(550)春，于寶安縣設屯門鎮，以重兵守之”，推算可能南朝時已開始設置屯門鎮。有些學者則指“屯門”一名，最早見于《新唐書》，其卷四十三上《地理志》載“有府二：曰綏南；有經略軍，屯門鎮兵”。除“屯門”外，還有“屯門山”（杯渡山）、“屯門灣”、“屯門泛”、“屯門鎮”、“屯門村”、“團門”和“段門”等名。蕭國健指出“屯門”在唐代應屬今寶安縣，它是今寶安縣及香港新界等地的總稱。當時屯門鎮可能是防衛軍鎮，位于今寶安縣南頭城。但自明代建衛所制，“屯門鎮”被另一軍區所取代，而其范圍亦相對地減少，只包括今新界西南部之屯門灣（亦稱青山灣）及屯門村一帶。“屯門”之名所包括的范圍大小和位置各有不同，難以考證。唯可信的是“屯門”曾經是當時主要的對外港口之一，在海上貿易和海防方面都擔任重要的角色，故必須在此地建立軍鎮以守之。
至于屯門作為廣州對外港口之說，則源于羅香林的研究。古代海上交通都以帆船為主，故仍受季風的支配，如自廣州出海船只，須隨冬季季候風出發，經屯門再轉往南洋諸國或更遠的國家進行貿易。他認為正由于屯門位于珠江口東，是當時來往廣州必經之地，加上青山和九徑山為屏，形成一個良好的避風港，成為海上交通要沖。唐時，由于商舶貿易增多，須置鎮為守。及五代南漢劉氏封杯渡山(今屯門山)為瑞應山，建寨設軍，設靖海都巡、同知屯門鎮事；兩宋亦于屯門設巡檢司捕盜廨及寨兵等，并與溽洲之擔竿洲及大嶼山北端琵琶洲共同管理內外海之事務，以保衛船舶商旅之安全?？上?，元吏治不修，并未建寨；至明建衛所，屯門只設墩臺，而其地位則被今寶安南頭取代，地位衰落。由此可知，屯門在唐宋時興起，于元明開始衰落。
元朗古稱“圓塱”，在清嘉慶《新安縣志》已有記載，又有“元蓢”、“圓朗”等稱。“圓”有完整、豐滿的意思。“塱”則指低洼地、田地或在該種地方所建的村落，是珠江三角洲內形成的粵語地名。元朗是香港有史籍可考證的最早有人落籍墾殖區之一。自北宋，已有內地氏族遷進元朗，從各族之族譜考據，以鄧氏家族為最早，于開寶六年在岑田，即錦田定居。而在明初葉，分遷廈村、輞井等地。至清更遷至大嶼山塘福、元朗橫臺山。至于行政區域劃分，屯門與元朗于各代屬于不同縣管。自秦漢至唐初，先后為番禺縣、博羅縣及寶安縣所管轄，中唐至明初則屬東莞縣，明中期至清末由新安縣管治。#p#分頁標題#e#
關于屯門掃管笏和元朗東頭村的記載甚少。明代時，掃管笏已有記載，在《粵大記》書末的《廣東沿海圖》中，記名掃稈，而在清嘉慶《新安縣志》則作掃管郁。有學者對此亦做實地考察，認為掃管笏之名與其地理位置和人文環境有關。掃管笏山谷的山坡上長有崗松多年生灌木，以前的村民用其作掃，故名“掃桿仔”。當地居民為客家人，習慣把“桿”字讀作“管”音。另“笏”同“郁”乃同音義，于是居民舍難取易，約定俗成，“掃管笏”這個名稱就被人接納。另掃管笏之名與其地形也有密切的關系，“笏”字在客語的意思為弧狀地形，而掃管笏正位于弧形的小山谷。加上平地由掃管灘向北面山谷延伸，前寬后窄成漏斗形，并于禾塘崗后開叉，后再分兩狹谷向山麓深入，由“掃管”與“笏”合并的地形，故此稱為“掃管笏”。掃管笏以陳、李、程三姓人士為多，當中又以陳姓村民較多，也是較早于此定居。由于平地廣闊，適宜農作，加上水產資源豐富，居民主要以耕種和捕魚為生。
元朗東頭村屬廈村鄉，而廈村位于新界西北的平原地帶，地處咸淡水交界，是產蠔的集散地。據寶安縣廈村鄧氏族譜，鄧氏其中一支在宋代時由錦田遷移至廈村。及清代，鄧氏家族已在廈村的東頭村、錫降圍和新圍村等聚居。至今，廈村地區乃是鄧氏村落的集中地。
（三）文化堆積及分布
在1920年代，學者蕭思雅已首次記錄在掃管笏發現的史前遺物。近年亦進行了多次的考古調查，如1999年珠海市博物館考古隊在掃管笏公路以及規劃中的屯門公路擴建工程兩側、2000年古物古跡辦事處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掃管笏興建供電站進行兩期的搶救發掘，出土豐富的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漢及明代的文化遺物。在1999年的考古調查中，以掃管笏公路及規劃中的屯門公路擴建工程兩側為中心，進行全面密集性的考古調查，面積大約1平方公里，于老青山、李屋村、程屋村高牌、程屋村東北、程屋村南、陳屋村河瀝頭、周家菜地和陳屋村瓦窯壟共開探方13個，發現了明清時期的遺址，在地面采集到宋至清的陶瓷器，有大埔碗窯青花碗，更出土唐至現代的陶瓷器等[33]。2000年掃管笏遺址，發掘面積為1250平方米，有3個文化遺存，最早的文化遺存相當于珠海東澳灣的史前遺存；第二層為漢代，有灰坑遺跡2個,出土有半銖錢和五銖錢，共60多枚，更在銅錢堆中發現竹席和麻布殘片；最后為30多座明代墓葬，出土仿龍泉窯器物等，為香港歷史提供了珍貴的證據。
東頭村自1998年發現“成化十一年立”的柱礎及明代遺物，及后于2000、2002年進行考古調查，亦發現明清時期的遺物。1998年因屏廈公路擴建，由區家發領隊進行考古調查。是次調查集中于屏廈公路沿線，由屏山至沙江村前與流浮山路、天華路連接，當中只有C路段有所發現，面積30.78平方米。東頭村建于坡沿，坡前及路西側為古沼澤地帶。在是次調查中，共開探方12個，T1—T8(除T2)只有L2是文化層，為明末清初文化層。T9L2仍為明末清初文化層、T9L3是明中晚期文化層、T9L4是明早中期文化層，其中T9L3層出土的文物為最豐富。T10—T12之L2是晚清文化層（表一）。遺址共出土1642件陶瓷瓦片，當中出土瓷器99件，其中更有仿龍泉瓷器出土。2000年9月至11月期間，由中港考古研究室對東頭村排污工程范圍進行考古調查，地點主要在村口屏廈路兩側、村西面一塊空地及村北面山坡，而在村北山丘分別開兩個長寬各1米的探方，T1的地層堆積有5個文化遺存單元（C101—C105），在其近代擾土下發現明代文化層；T2則有3個文化遺存單元（C201—C203）。共出土單色釉瓷器、白釉瓷片、青花瓷器、釉上彩白瓷盤、釉陶器、陶瓦、石工具和陶石構件。區家發在2001年9月13日至23日進行考古調查，面積共12平方米，開探方1個，共五層。其中第二層為文化層，出土大量碎瓦，可能是一間宋代小屋倒塌的堆積；第三層為文化層，出土宋代建筑遺跡—石砌地面和單隅磚隔墻。遺物則有青釉瓷和醬釉陶。
各遺址出土陶瓷器類型的分析
我們參考屯門掃管笏與東頭村的發掘報告，了解遺址出土器物之概況，并于2006年8月多次到古物古跡辦事處官涌倉庫考察和搜集資料，深入了解遺址和出土遺物之性質。以下我們將綜合掃管笏和東頭村的發掘報告，結合考察遺物的數據，對各遺址出土陶瓷器的類型進行初步分析。
（一）屯門掃管笏
1999年掃管笏遺址共開探方13個，采集和出土唐至明清的陶瓷器達122件以上。有唐代青釉瓷、宋至清青瓷、宋明黑釉瓷、明清黃釉瓷、明清醬釉瓷、明清褐釉粗瓷、明清青花和清大埔碗窯的青花瓷等，種類繁多。報告中只有T3和T4探方提供確切的出土陶瓷品種和數量，其余探方則沒有統計數據。而根據這兩個探方所出土的品種，以醬釉為主，其他有青花、青瓷和黑釉瓷等。其中T3醬釉器約占全部探方出土陶瓷數量的53%（圖一，圖略）。
據考察，器物紋飾有花卉紋、卷草紋等(表二，表略)。另我們考察了Site4和Site12探方中出土的部分陶瓷，以醬釉為主，次為青花、青釉（圖二，圖略）。另外，我們發現掃管笏各個位置所采集的陶瓷器以青花為主，占50%以上。其次為醬釉，還有一定數量的青釉和白瓷等（圖三，圖略）。掃管笏1999年調查報告中，并未對陶瓷器型進行統計。根據觀察，我們發現大部分陶瓷均為碎片，難以辨認。而可辨的器型以碗為主，大部分為碗底，次為口沿等部分。
我們亦參考2000年掃管笏遺址報告，此次由古物古跡辦事處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掃管笏進行搶救發掘，面積達1250平方米，發現三個時期的文化遺存，最早有相當于珠海東澳灣的史前遺存，其次為漢代灰坑遺跡，最晚期的是墓葬34座，主要是明代，只有少量是清代。共出土褐釉陶碗20件、青釉碗10件、青花碗5件及白瓷碗1件，褐釉陶罐則有高領罐31件及矮口罐5件。碗以褐釉為主，占55%；其次為青釉，占28%。陶罐則以高領罐為主，占86%（圖四、圖五，圖略）。據觀察，每個墓雖以罐配碗兩種器類為組合，但其中的品種則有些變化，如以三耳罐和四耳罐各一或青釉碗和青花碗各一等形式隨葬(表三，表略)。而青花碗有花草紋、獸紋、樹石紋等紋飾(表四，表略)。青釉碗有些是仿龍泉，飾有菊瓣紋，其中一件在碗心尚有“清”字紋(表五，表略)。
（二）東頭村#p#分頁標題#e#
東頭村雖曾經過多次發掘，但其中以1998年遺址出土遺物最為豐富。因此，我們將對1998年東頭村遺址出土的陶瓷器物進行分析。據報告，1998年東頭村遺址有三個時期的文化遺存：明早中期文化層、明中晚期文化層和明末清初文化層，共開探方12個，探方發掘出土的陶瓷器達294件，多為碎片。器類全為生活用器，貯藏器以罐數量最多，其次為缽缸、沙盤等；而飲食器類則以碗最多。以醬釉為主，占出土陶瓷數量約80%，主要為罐、缽缸之類的貯藏器物的殘片。由于這類器物多沒有施全釉及未進行仔細拼對，所以這類醬釉和無釉器殘片很有可能是來自同一器物的不同部位。青花和青瓷分別占出土陶瓷數量約7%和10%，共52件，以碗類為主。另還出土一定數量的白瓷和黑釉（圖六，圖略）。
其中醬釉罐和缽缸、青瓷碗的出土貫穿各層，自明早中期至明末清初都有。青花主要在明末清初文化層出土，明早中期文化層中并沒有出土，而白瓷則于明中晚期文化層出土2件[40]（表六，表略）。出土陶瓷器數量最多的為探溝T9，共有275件，占整個遺址出土陶瓷總數量約94%，種類豐富，有醬釉、青瓷、白瓷、青花、黑釉和磁州窯瓷器等。明早中期文化層(T9L4)出土的只有38件，主要有醬釉31件和青瓷7件。明中晚期文化層(T9L3)出土有180件，是整個文化層中出土總數最多的，主要為醬釉，有162件；其次為青瓷，有12件。而明末清初圖三（圖略）掃管笏(SKW99)采集陶瓷比例圖(親身考察總結)圖四掃管笏(SKW2000)墓葬出土陶瓷碗品種比例圖圖五掃管笏(SKW2000)墓葬出土陶瓷罐品種比例圖文化層(T9L2)有57件，主要是醬釉，有35件；其次為青花14件；另有青瓷8件。品種以醬釉為最，次為青瓷；器類以罐、沙盤為主（圖七，圖略）。
報告認為明中晚期文化層出土明代仿龍泉窯碗是惠陽窯所產，白瓷則似明代潮州窯所出，明青花瓷有可能出自博羅窯。明中晚期文化層更有仿磁州窯瓷片2件，似為廣州西村窯所產；黑釉瓷出土于明中晚期，乃吉州窯產。明末清初文化層出土的綠釉罐，乃明石灣窯產，產地范圍廣泛。
我們發現，器物主要出自T9L3，即明中晚期文化層，種類豐富，除醬釉、青釉、青花和白瓷外，更出土黑釉和青白瓷，雖數量很少，但這兩種器類在其他層位并沒有出現，值得注意。青花瓷紋飾則有花卉紋、卷草紋和文字紋等(表七，表略)。其他以素面為主。
（三）小結
根據各報告分析，各遺址出土情況如下：
1.屯門掃管笏出土陶瓷遺物
1999年：唐代青釉瓷、宋至清青瓷、宋明黑釉瓷、明清黃釉瓷、明清醬釉瓷、明清褐釉粗瓷、明清青花和清大埔碗窯的青花瓷。2000年：醬釉四耳罐、醬釉三耳罐、醬釉碗、青釉碗、青花碗、仿龍泉窯碗、仿龍泉窯碟、白瓷碟。
2.元朗東頭村出土陶瓷遺物
1998年：醬釉陶器類、青瓷、青花、白瓷、磁州窯瓷、黑釉瓷、綠釉。2001年：青瓷、白瓷、釉上彩、細白青花瓷、青黃釉、褐釉、灰黃釉陶。2002年：青釉瓷殘碗、青釉竹刀花紋瓷片、青釉瓷片、圈足樣本、醬釉陶碗及醬釉陶碗口沿。
雖考古報告與觀察所得的數據有些差距，但整個遺址出土陶瓷器物所占的比例沒有大的差別。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完遺址出土的所有器物，而且我們設計的統計表分類與考古報告不同，因此釉色和數量與考古報告也會有分別，如掃管笏2000年遺址，文章分褐釉，而我們則為醬釉。因此，在分類和數量上都不同，但依然能夠反映出各遺址的遺物種類和分布情況。綜合考古報告與親身觀察，我們發現屯門掃管笏和元朗東頭村各遺址以醬釉為主，次為青釉和青花等。器型則以罐、缽等貯藏器為主，次為碗。各地層中都出土醬釉，可知其廣泛性。另據1998年東頭村考古報告，陶瓷片來自不同產地，如廣州西村窯、潮州窯、博羅窯、惠陽窯、石灣窯等，但在其他遺址則沒有發現或提及。此外，掃管笏與東頭村分別出土少量的仿龍泉窯瓷器，但不知其產地，這些現象都值得深究。
總結
（一）本項目兩個遺址的情況，最基本的差別首先在于屯門掃管笏遺址，以一般遺址出土瓷片及墓葬出土瓷器兩類材料的結合為主；而元朗東頭村的各遺址，則主要是來自一般遺址出土的瓷片。因此，從統計資料上看，元朗東頭村的各遺址的出土物多為瓷片，相對較碎、小片，且釉色種類較多，包括醬釉、青瓷、白瓷、青花、黑釉和磁州窯類瓷等。而屯門掃管笏遺址中的墓葬部分就顯然以完整器居多；墓葬所出瓷器的顏色、器型等的類別也相對較少，比如只有褐釉、青釉、青花和白瓷。反觀屯門掃管笏遺址中一般遺址出土的瓷片，就與元朗東頭村的各遺址出土的瓷片的特點差別不大，如都以醬釉瓷片為大宗。
（二）屯門掃管笏遺址延續時間長，從地層上看，由史前延續到清代，發現的瓷器包括唐代到清代各時期的典型種類，說明這里在歷史上一直有人類活動，從一個側面反映該地應為長期定居之理想選擇。這就有助于理解為何在該處出現了較多墓葬，也有助于理解在與本項目相關的時段中（公元9—15世紀），該遺址出土器物中未見大量反復出現的同種器物，與竹篙灣遺址出土的瓷器性質不同。前者的瓷器多數應為實用器，而后者的瓷器很可能跟外銷之商品貿易相關。
（三）綜合考古報告與親身觀察，發現屯門掃管笏和元朗東頭村各遺址以醬釉為主，次為青釉和青花等。器型則以罐、缽等貯藏器為多，次為碗。各地層中都出土醬釉，可知其廣泛性。醬釉器制作較粗糙，出土較廣泛，就地取材，應用較多。也許是本地所造，或者由鄰近地區生產，譬如明代廣東佛山石灣一帶就大量生產醬釉器。屯門掃管笏墓葬中的瓷甕也多為這種釉色。不過醬釉器的器型多半較大，需留意其瓷片數量與器物個體件數的關系，即碎片多不一定代表器件數量多。但這并不能否認醬釉器較廣泛使用的事實。
（四）兩地都分別出土少量的仿龍泉窯瓷器，產地不明。若對比我們上一個SRG項目（ExcavatedCeramicsasHongKongHistory:TuenMunandYuenLongfrom9thto15thCenturyInternalReport.ProjectNo:7001721）的研究成果，尤其新慶村遺址出土陶瓷的產地，本項目兩處遺址出土的仿龍泉窯瓷器，推測與以惠陽和惠東為中心的仿龍泉青瓷窯場有關?？茖W測定的數據也表明，這一類仿龍泉窯瓷器，極可能是明代在廣東（集中于粵中和粵東北一帶）生產的。
（五）此外，據1998年東頭村考古報告，其陶瓷片來自不同產地，如廣州西村窯、潮州窯、博羅窯、惠陽窯、石灣窯等，但在其他遺址則沒有發現或提及。不排除因東頭村更鄰近內陸腹地及珠江口出海口，更利于貿易、海運及取得外來貨物。從地理角度觀察，屯門掃管笏遺址周圍一帶峰嶺連綿、高山矗立，青山與九徑山東西相峙如門，形成天然屏障。而元朗平原是由多條河流沖積而成，元朗河(又稱元朗瀝或山貝河)為其中最大的河流，也是主要河流。歷史時期的海岸線，與東頭村遺址的距離，比今日所見要近得多，或許由此提供了略勝于屯門掃管笏一帶的海運條件。圖六東頭村(HT98)出土陶瓷品種比例圖圖七東頭村(HT98)T9出土陶瓷品種比例圖#p#分頁標題#e#
（六）掃管笏出土的青花碗，既有景德鎮生產的，也有本地大埔碗窯生產的?？梢姰敃r的青花瓷器消費，既有從景德鎮輸入，也有本地土貨。乳虎紋碗（M31：1）、花卉湖石紋碗（M31：2）胎質致密細膩，釉色光潔滋潤，為景德鎮所生產。從碗的口沿外撇、青花繪畫帶有渲染的手法分析，這兩件青花碗都具有明代中期的典型特征。景德鎮民窯青花瓷器上的乳虎圖（也有稱“貓蝶紋”）在明代早期和中期均有出現。就繪畫技法而言，早期的為實筆，中期的正德時期參以渲染，布局上正德時期比早期更為繁縟、零散，因此掃管笏出土的乳虎紋碗可以推斷為正德時期。景德鎮陶瓷館藏有1件同類器可做比較。從青花的發色和略帶渲染的技法來看，花卉湖石紋碗的年代和乳虎紋碗應該比較接近，也應在弘治、正德年間。大埔碗窯的青花碗特征也非常明顯，碗心有澀圈，內心有“正”字款，口沿為簡單的青花弦紋。在碗窯窯址中，有不少這類澀圈、碗心寫字的青花瓷片出土，其中就有“正”字款的類似標本。
（七）綜觀屯門掃管笏和東頭村兩地，其明代的堆積層比較豐富，可以明確分出時代之早晚，表明這里在明代人口較多、比較繁華。但出土器類主要為青花瓷器，且質量較差，器型簡單，多為碗、盤等實用器，底部有澀圈，青花發色較差，當中也許還包括來自廣東或福建地區窯場的產品。
（八）屯門掃管笏地區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組合為罐配碗，罐為三耳或四耳，碗有青釉和青花兩種，這種葬俗與深圳地區基本相同，說明兩地在文化上有相似性，或者表明當時兩地間的相互聯系十分緊密。
在本報告的編寫過程中，我們得到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多次提供考察出土遺物的方便，使我們可以對出土遺物作全面的對比、研究和相關科技測定。此外，我們亦得到了以下機構和人士的鼎力支持和協助，在此表達衷心謝意：上海復旦大學文博學院副教授劉朝暉，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馮永驅，廣州博物館陳列研究部副主任曾玲玲，珠海市博物館館長張建軍，深圳市博物館館長楊耀林，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所長任志錄、副所長郭學雷，江門市新會區博物館館長李錫鵬、副館長林文斌。最后要感謝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研究助理黃慧怡、陳桂棠的細心工作。
本文作者：鄭培凱 李果 余君岳 尹翠琪 范夢園 單位：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