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青銅文化的歷史及特點，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作者：朱世學 單位：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館 一、西周至春秋時期巴人青銅鑄造業的發展 西周以后，巴族地區的青銅鑄造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發現小件青銅器的數量亦在進一步增長，如清江流域香爐石遺址[8]251的西周文化層中（第④層），就出土了小件銅器14件，其中有銅錐4件、銅鑿1件、銅削1件、銅鏃7件、銅環1件、銅魚鉤1件等。在該遺址的東周文化層（第③層），亦出土小件銅器14件。器類有錐、鑿、削、鏃等，其中有銅鏃8件，可分三式，占57％以上。在清江鄢家坪遺址里，還發現了不少制作銅工具的陶范殘片，可知鑄器的形狀者有銅斧等器類。在清江巖屋頂西周時期的墓葬材料中，發現了一件陶范，屬于鑄造“魚叉”的范具，且完整無損。 在峽江地區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巴文化遺址當中，也出土了數量較多的小件青銅器。 如在巫山雙堰塘遺址西周時期的文化堆積層中，先后共發現小件銅器58件。其中1997年第一次發掘時發現小件銅器28件[9]57，器形有鏃、刮刀、魚鉤、錐、條形器、蝎形飾、杈角形飾和珠形飾等。 2000年第三次發掘時發現小件銅器30件[10]112，器形有鏃、魚鉤、條形器、鏟形器、釘形器、錐形器等等，其中有銅鏃12件（分四型共六式）、魚鉤3件（分三式）。 在忠縣中壩遺址周代文化堆積層中，也先后發現了一定數量的小件青銅器。1997年出土小件銅器9件[11]598，其中有銅鏃6件、銅飾3件。1999年出土小件銅器15件[12]1036，其中有銅鏃11件、銅魚鉤1件，此外還有銅環及銅器殘件等。2000年發掘時出土了斧、削、鏃、印章、飾件等小件青銅器[13]1592。 在秭歸柳林溪[14]193周代遺址中也發現小件銅器19件，可分生產工具、狩獵工具和裝飾品，器形有箭鏃、刀、環、套筒等，其中有銅鏃10件，可分為二型三式。除了一些小件銅器外，伴隨青銅器出土的還有一些冶鑄青銅器后遺留下來的銅礦渣，這種現象還比較普遍，如在秭歸官莊坪、巫山雙堰塘、豐都玉溪坪、石地壩等西周時期的遺址地層中，都發現有青銅冶煉后遺留下來的殘銅渣。有的遺址還發現了當時用于鑄造青銅器小件的范模。如1981年，秭歸柳林溪遺址[15]102商周文化層中，發現了兩件陶范，均為泥質紅陶，為扁形器外范，可能是鑄造銅鑿的，其中1件長9.9厘米、寬5.7厘米、厚3厘米。1997年，云陽李家壩遺址[16]219的商周文化層中出土一件用紅砂石制作而成的鉞范，寬11.1厘米、長8.7厘米。1981年，秭歸官莊坪遺址[17]312東周早期的文化堆積層發現了一件用棕紅色砂巖制成的刀范，范面陰刻刀模，刀背厚，刃薄，弧背平刃，直柄中間有凹槽，柄與刀身結合處有三道朝下的刻劃痕跡，石范全長9.5厘米、最寬處6.8厘米、最厚處3.4厘米。 總而言之，夏商周時期，巴族所在的三峽地區目前考古發現的均屬于小件青銅器，器形簡單，鑄造粗糙，多為鏃、針、錐、鉤之類，主要是用于狩獵、戰爭、捕魚、縫織服裝或編織漁網等等。大件青銅器雖偶有發現，但這些大件青銅器均是商周時期中原地區常見的酒器，且多窖藏于江、河岸邊，并非出自遺址或墓葬中，作為祭祀之器有可能源自中原地區而非本地制造。從清江香爐石、巫山雙堰塘等早期巴文化最具代表性遺址出土的小件銅器可以看出，當時巴族的青銅鑄造業尚處于萌芽和起步階段。這一時期在三峽東部的兩湖地區、北部的陜南漢水上游地區、西部的城都平原地區都有商周時期的青銅重器出土，因此，與周鄰地區相比，巴族地區的青銅鑄造業還是顯得比較落后。這是由巴族所處的三峽地理環境以及漁獵經濟形態所決定的，同時也是當時巴國無法與楚、蜀相抗衡的真正原因。 二、戰國到兩漢時期巴人青銅鑄造業的繁榮 戰國時期，巴人的青銅制造業在商周時期的萌芽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青銅工藝逐步成為巴族地區帶有強烈地方特色的手工業。無論是鑄造的質量，還是裝飾技法，以及對青銅器原料的配料等，均達到了相當高的技術水平。云陽舊縣坪遺址出土的一批鑄范及有關鑄造遺物，反映了巴族地區戰國晚期至西漢初年的冶鑄業狀況。建國以來，在巴族地區出土了大量的的戰國到兩漢時期的巴式青銅器，這些青銅器大體可分為三類：即青銅樂器、生活器、兵器。青銅樂器以虎鈕錞于、編鐘、銅鉦為代表；兵器以劍、戈、矛、鉞為代表；生活器以釜、洗、壺、鍪等為代表[18]76。 從這一時期巴族地區青銅器的出土方式看，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是在人類居住遺址中出土的青銅器。一般都是小件青銅器，主要有兵器類、工具類、其它類。兵器類中以箭鏃最多，形式有雙翼式、三棱式等。工具類主要有刀、斧、魚鉤等。其它類主要有鐲、圈、環、簪、鈕等等。另在不少遺址地層中發現有銅礦渣。 二是在窖藏中出土的青銅器。主要發現于河邊、山坡、洞穴或樹下。分布范圍很廣，在峽江地區與巴族內陸腹地均有發現。器類以大件青銅器為主，尤其是以青銅樂器（虎鈕錞于、編鐘、銅鉦）和生活器（生活器以釜、洗、壺）為主，青銅兵器在巴族內陸腹地的窖藏中很少發現。 三是在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戰國時期巴族地區墓葬出土青銅容器、兵器、生產工具及生活用具的現象極為普遍，大件、小件銅器均有，數量眾多、種類復雜。器形主要有釜、鼎、罍、甑、盆、豆、杯、盒、鍪、壺、劍、鉞、戈、矛、戟、鐏、弩機、甲胄、箭鏃、斧、刮刀、斤、鑿、削刀、帶鉤、印章、鋪首等等。涪陵小田溪發現巴人墓葬9座，先后出土銅器近200件。巴縣冬筍壩發現巴族墓80多座，每座平均出土青銅兵器3至5件，約計有300多件。云陽李家壩發掘戰國巴人墓85座，先后共出土銅器134件。四川廣元、峨眉、成都、綿竹、犍為等地墓葬出土的青銅兵器，亦應在1000件以上。 其中峨眉符溪出土的兵器約在300件左右。綿竹一座木槨墓就出土青銅兵器上百件。新都烏家堡戰國木槨墓出土青銅容器、兵器共188件[19]3。除此而外，在渝東、鄂西、湘西及漢水流域戰國時期的巴族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巴式兵器、容器和生產工具等，其數量無法統計。#p#分頁標題#e# 這些出土的巴式青銅器，無論其鑄造質量或裝飾技法，都十分精湛。尤其是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的青銅器，其數量之多、規格之高、器物之精美都堪稱巴墓之最。據對涪陵小田溪出土銅器的金相鑒定，證明與《考工記》所定的比例接近。以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銅矛為例，其含銅82.11％，含錫15％，含鋁1.5％；而《考工記》所載的中原地區銅矛的鑄造比例為含銅83.33％，含錫16.67％[20]58。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著名的越王勾踐劍，其銅錫合金比例為含錫16％～17％[21]26可見，巴族工匠已能與中原工匠一樣比較正確地掌握青銅的合金比例了。中國古代合金成分的比例，最早見于《考工記》，這是先秦時代古代勞動人民生產實踐經驗的總結，該書記載了六種器物的不同含錫量，稱之為“六齊”，這六種不同合金的比例是：“鐘鼎之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即含銅85.71％、含錫14.29％；“斧斤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即含銅83.33％、含錫16.67％；“戈戟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即含銅80％、含錫20％“；大刃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即含銅75％、含錫25％；“削殺矢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即含銅71.43％、含錫28.57％；“鑒燧之齊金錫半”，即含銅66.66％、含銅33.33％[22]497。 這個合金配方，總結了青銅合金性能隨配比變化而變化的規律，指導人們應用不同的合金配比制造不同用途的器具。這是世界上最早關于青銅合金的科學總結，在世界冶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犊脊び洝分羞€有關于冶銅時觀察火焰以判定冶煉火候的記載，煉銅時，從黑煙、白煙到青煙，預示著銅錫中的雜質揮發完畢，精煉成功，才可以用于澆鑄。所以到現在人們還用“爐火純青”一詞來形容事物的精純，這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冶煉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 從這一時期巴族地區青銅器的鑄造工藝看，明顯是采用了中原地區春秋中晚期發明的分鑄法和失蠟法等先進的鑄造工藝。所謂分鑄法，是器身與附件分別做模，最后把各部分鑄件組合在一起澆鑄、焊接成型的工藝，它便于鑄造形制復雜的器形。失蠟法溶模鑄造工藝，是先用蠟、油等做成器物的模型，外面涂上耐火材料拌成的細泥漿，使凝固成型，澆注銅液時，蠟、油遇熱流出，銅液冷卻后即成為帶有繁縟花紋的鑄件。尤其是虎鈕錞于的鑄造成功，是巴族地區青銅鑄造技藝成熟的標志。據考證，虎鈕錞于的鑄造，采用合范鑄成，依錞于的器身，可見有規律的墊片點，它是模具內部的支撐點，形如方釘，約1厘米見方。可見，青銅鑄造技藝必須是精工規整方能成器，且模具上的花紋也必須是精雕細刻而成。在小田溪一號墓出土的14枚銅編鐘，不僅大小比例勻稱，而且鐘面上還飾以精美的錯金變形蟠虺紋和旋渦紋，鐘架上的虎頭飾件則飾以錯銀云紋；三號墓出土的一銅壺上用錯銀的技法，制成云水圖案，其精雕細鏤，渾然成體，表現出工匠的高度制作技巧。此外，在出土的巴式兵器劍、矛、戈等器物上，也刻畫了虎形紋、手心紋等各種精美紋飾。這些青銅器上的各種花紋圖案，不僅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工藝特點和工藝水平，還表現了那個時代不同區域民族文化的習俗和風格，成為我們今天研究巴族歷史、了解巴族文化的重要材料。 三、巴人青銅文化的特點 從巴式青銅器的出土狀況和文化特點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一）體現了巴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在該地區出土文物中，戰國到兩漢時期的巴式青銅器較多，這充分說明了該地區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較高，從而推動了該地區當時的青銅鑄造業，并促進了鑄造水平的提高，進而帶來了銅礦資源的不斷開采和利用。三峽地區發掘的大量戰國到兩漢時期的遺址和墓葬表明，當時峽江地區與區外的文化交流活動十分頻繁，經濟發展也相對較快，使之成為了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多元文化交織的中心地區。 巴族進入青銅文明的時代雖然相對較晚，但至少從戰國時期開始，青銅工藝已經成為巴族具有強烈地方特色的手工業，其產品如青銅樂器、兵器及生活用器等。無論其鑄造質量或裝飾技法，都十分精湛。據對涪陵小田溪出土銅器的金相鑒定，證明與《考工記》所定的比例接近。以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銅矛為例，其含銅82.11％，含錫15％，含鋁1.5％；而《考工記》所載的中原地區銅矛的鑄造比例為含銅83.33％，含錫16.67％?？梢?，巴族工匠已能與中原工匠一樣比較正確地掌握青銅的合金比例了。在小田溪一號墓出土的14枚銅編鐘，不僅大小比例勻稱，而且種面上還飾以精美的錯金變形蟠虺紋和旋渦紋，鐘架上的虎頭飾件則飾以錯銀云紋；三號墓出土的一銅壺上用錯銀的技法，制成云水圖案，其精雕細鏤，渾然成體，表現出工匠的高度制作技巧。 當然，從巴人青銅文化特質以及原生形態上考察，仍具有較強的原始自然色彩，與中原地區的青銅文化相比，在鑄造技術、規模、年代、精致程度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是兩種不同體系、不同品味，也極不對等的文化。這是巴族地區當時社會經濟形態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在經濟文化中表現為，生產力水平較低，原始的漁獵經濟仍占主導地位，耕作技術低下，勞動協作程度低，自然環境對經濟生活起著絕對的制約作用；在精神文化中則表現為，信鬼尚巫，崇尚祭祀，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把如此貴重的青銅器當作祭品獻與祖先或山川河神，足見巴人對鬼神的敬畏和膜拜程度。 縱觀世界文化史，漁獵經濟的社會，其凝聚的動力主要是宗教和軍事。巴人的情況也是如此，由于其生存主要依賴于自然資源，因而其宗教則更多的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制度文化中，其社會組織仍然呈現自然松散式狀態，部落和家族的歷史延續不衰，仍保留著較濃厚的氏族組織形式的色彩，缺少一套完整的規范和規則來統一全社會成員，部落和家族各自為陣，不能形成合力，因此也無法與東邊強大的楚國相抗衡。 （二）體現了巴族崇力尚武的民族習性 古代巴族是一個憨厚質樸、崇力尚武的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巴有將，蜀有相”之說《。華陽國志•巴志》云：“巴師勇銳”?！逗鬂h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云：巴人“初為漢前鋒，數陷陣”。戰國時期考古發現的數量眾多的巴式青銅兵器，便是巴人這種崇力尚武民族習性最有力的佐證。據粗略統計，僅目前在廣元、成都、犍為、巴縣、峨媚、涪陵、綿竹、蘆山等地出土的巴式青銅兵器就達到1000件以上。#p#分頁標題#e# 在巴縣冬筍壩發掘的八十多座墓葬中，平均每座墓葬都有青銅兵器3至5件，合計300多件。從巴族地區戰國時期墓葬出土的青銅器的類型和數量看，首先是兵器數量多且比例大，一般占總器物的一半，有時甚至達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再者是形成了以劍、鉞、戈矛等為核心的器物群。尤其是巴式柳葉劍，其出土數量之多、范圍之廣，在巴式青銅兵器中都堪稱首屈一指?！墩f文》云：“劍，人所帶兵也。”古代巴族是一個善于駕舟、習于佩劍的民族，佩劍之習俗一直為當時人們所推崇，并有一種等級和身份的象征，死后便以此隨葬，這是巴式柳葉劍之所以在巴族墓葬中大量出土的原因所在。 縱觀巴族地歷史，尚武精神不但是巴人文化的-122-重要特點，也是巴人生存、發展、生息的脈絡。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23]58：在巴人的民族文化精神體系乃至倫理傾向中，尚武精神不但表現為群體的精神文化，而且它在整個滿足的文化氛圍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它是巴人歷史發展演進的主線，是巴文化特質的有力體現，并在生產、生活的各個層面都有所體現，是留給后裔的寶貴財富，是巴人繁衍生息的精神支柱，更是巴人壯大、輝煌的有力保證，巴文化得以經久不衰的奧秘所在。 （三）體現了巴人率直豪放的個性 巴式青銅器中以青銅樂器虎鈕錞于、編鐘、鉦等為主，它一方面說明這是古代巴人作戰時不可或缺的軍樂器，體現了巴人天性勁勇、好戰喜舞的民族性格，早在周武王伐紂之時，就“歌舞以凌殷人”而名揚于世。“漢高祖平定三秦之戰”中更是表現出巴師的風采。巴人這種坦誠豪放、耿直仗義、好戰喜舞的文化性格為今天的土家族所繼承，如今酉水流域的擺手舞和清江流域的跳喪舞就頗具巴風土韻。 另一方面也說明巴文化在吸收楚文化等優秀文化的同時，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點，從巴、楚青銅樂器文化的對比來看，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巴人的青銅樂器多見于窖藏，少見于墓葬，并與當時的祭祀息息相關；楚人的青銅樂器均出自墓葬，作為隨葬品在使用，不見有巴民族這種窖藏形式，并與楚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二者在青銅樂器的使用上也存在明顯差異，楚人以成套的編鐘為主，少見有錞于和銅鉦；巴人則以錞于為主，少見有成套的編鐘，并有相當數量的銅鉦出土。據對這些銅鉦測音的效果看，僅能發單音，而非雙音制，其作為演奏樂器的功能相對較差。從發音效果看，巴人的青銅樂器顯然無法與楚人的青銅樂器相提并論，且就時代而論，楚地出土的青銅樂器明顯要早于巴地，前者多為西周至戰國，后者則多為戰國到兩漢，顯然，巴文化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楚文化的沖擊和影響。 （四）體現了巴族重巫信鬼的功利原則 巴人的青銅文化講究古樸自然和娛神的功效，并不十分注重裝飾。這是巴式柳葉劍之所以多仿西周早期中原劍的形式，而不是就近隨仿裝飾精美的楚式劍的原因所在，從巴式青銅器的造型和紋飾特點總的來看，也相對比較單純，其精美程度無法同江漢楚文化那種華美裝飾相比較。與楚式青銅文化不同的是，由于巴式青銅器多用于祭祀，因此特別注重娛神的功效，這在巴式青銅器虎鈕錞于上表現尤為明顯，巴人從東夷人那里承襲了錞于的形體及音樂和祭祀功能，然后以嚴謹的態度將錞于盤中的鈕式加以改造創新，讓虎的威嚴凌駕于錞于之上，虎為百獸之王，為古代“四神”（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一，相傳能避邪降妖，巴人想以此在祭祀中更好地發揮其娛神之功效，求得神靈的保佑。正如有學者所說：“相比較而言，巴文化中比較雅致的成份少，而更多的是自發的、自然的、民族的，或可稱為世俗的，甚至在不少的內容上可以稱之為粗俗的文化成份較濃厚”。 這一方面是受生產力發展水平所限，另一方面是巴人的文化性格使然，因為做為巴地民眾，得其自然之造化的陶冶，社會文化發展的層次不高，其行為方式多本質之自然流露。這與東晉史學家常璩《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的巴人“重遲魯鈍，俗素樸，無造次辯麗之氣”的風俗是相符的。 巴人所處的地域主要在現今的四川盆地東部嘉陵江流域、川東北山地和川東南長江上游一帶，境內山嵐重疊、水系發達，境內雖然資源豐富，但地理環境卻十分惡劣，粗放的農業和漁獵經濟模式，造就了巴人強悍的性格和尚武的精神，從廩君擲劍組織部落聯盟開始，到協助周武王伐紂中的“勇銳”，一直到春秋戰國時期與楚、蜀、秦之間的步步抗爭，無一不是尚武精神的體現。因此，巴人的青銅文化中，巴式兵器之所以成為一個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一個器類，與其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以及生活習性密切相關，說明巴人在維系自我生存中，關心的是現實的利益，有著強烈的功利目的。 四、結語 總而言之，戰國到兩漢時期是巴人青銅文明的興盛時期，其青銅器主要包括樂器、兵器、容器、工具等，最具代表性的是樂器和兵器。從整體上看，器物明顯受到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響，但諸如虎鈕錞于、巴式柳葉劍的形態制作以及巴式兵器中的特殊符號等都極富地方特色，表明技術行為仍受制于自身結構。當然，從總體來看，與中原地區的青銅文化相比，巴族的青銅文化要晚得多，鑄造的規模也要小得多，除了少數制作較為精美的器型之外，大多數青銅器都還保留早期青銅器的特征，制作較為簡單、粗糙。中原地區青銅時代的鼎盛時期是在商代，而發現小件青銅器則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中。巴族地區的青銅鑄造，從夏商時期開始出現小件青銅器，但直到戰國時期才步入其鼎盛階段，并延續到漢代以后。歸根結底，是巴族所在地區的地理環境及生產力發展水平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