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新時代作家的代際差別及劃分依據綜述，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如今，代際問題已成為社會學、青年學、文化人類學、人口學和經濟學等諸多領域的研究重點。文學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產物，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特殊結晶，與創作主體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情感體驗和語言習慣等密切相關，因此，它不可避免地烙上代際群體的精神印痕。所謂“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專，則言不傳”①，從某種程度上說，也表明了這一道理。
基于這一緣由，正視并梳理中國新時期以來作家陣營中的代際差異問題，并通過這些代際差別的研究與分析，進一步探討新時期文學之所以形成多元審美格局的內在肌理，或許并非一個虛妄的命題。
所謂“代際差別”，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代溝”，即代與代之間在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情感取向乃至語言習慣等方面所體現出來的差異。這種差異，從本質上說，是社會歷史文化的變化作用于人的精神心理所形成的；它所折射出來的，是社會文化自身的內在嬗變和沖突。有學者就認為：“代溝是現代社會文化更迭與發展過程中的文化震蕩現象，它反映了文化發展迅速及自身多元化的矛盾和沖突，但代溝將這種社會文化的分歧轉換成代際間的一種心理分歧，有其特定的文化心理機制。”②因此，真正的代際差別，凸現的是不同代際因社會文化的發展變化所形成的各自特點。
代際差別的形成，通常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方面，相同的代際群體，一般都成長于相似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擁有共同的集體記憶和文化啟蒙經歷，從而自然地形成某些趨同性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并在文化心理上呈現出較強的共識性。這種共識性的形成，即為同一代際的群體特征。它并不是人類有意而為之，而是社會文化對個體之人長期熏陶的結果。另一方面，同一代際的群體特征，總是與其它代際（上一代際或下一代際）的群體特征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同，盡管這種不同通常潛藏在強大的倫理秩序之中，并不一定體現為社會性的直接對抗，但這并不表明對抗關系就不存在。事實上，因代溝而造成的不同程度上的代際對抗，幾乎在每一個家庭中都會有所呈現。
由于代際差別的背后隱含的是社會歷史文化的變化，因此，討論代際差別現象，必須關注社會歷史文化自身的內在變遷。我們甚至可以說，討論代際差別現象，其實就是辨析社會歷史變化、文化倫理變遷與代際群體精神特征之間的關系。其中，最主要的探討目標是：社會發生變化之后，文化倫理產生了怎樣的裂變？而這種文化倫理的裂變，又是如何引發代際群體在生活觀、價值觀上的巨大變化？這一系列復雜的、聯動式的變化及其內在的文化肌理，正是代際差別研究的核心因素。當社會變化并不明顯時，代溝現象也同樣存在，只不過，它主要表現在隔代人的心理之中，受制于現實倫理而沒有體現為具體的、外在的沖突，因此很少受人關注。
既然代際更替是一切生物的內在屬性，那么，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代溝的存在幾乎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甚至是促動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換言之，如果沒有代溝，就意味著年輕一代將毫無保留地承續年老一代的各種生存方式、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社會也就必然地進入某種原地循環的生存秩序之中，這也意味著人類歷史的發展將處于相對停滯的狀態。在人類社會的早期，代溝之所以不為人們所關注，主要在于社會歷史發展所形成的文化變更并不劇烈，由老一輩所掌控的倫理秩序、價值觀念和生存方式，依然借助特殊的權力系統有效地制約了年輕一代，使年輕一代的不同觀念只能維系在自身的心理層面，難以獲得群體性的、外在的對抗機會。
代溝研究的著名學者瑪格麗特•米德曾將這種情形定義為“前喻文化”，并認為：“在前喻文化中，整個社會的變化十分遲緩微弱，以至于祖父母們決不會想到，尚在襁褓之中的新生的孫兒們的前途會和他們過去的生活有什么不同。長輩的過去就是每一新生世代的未來，他們已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孩子們的前途已經納入常規，他們的父輩在無拘的童年飄逝之后所經歷的一切，也將是他們成人之后將要經歷的一切。”③在這種歷史文化情境中，逐漸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絕大部分的生活經驗、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都是從老一輩那里沿襲而來，對老一輩的各種規定很少會產生懷疑，由此呈現出代際認同的慣性特征；即使有些年輕人形成了與老一輩并不相同的價值觀念、思維習慣和生存方式，也只能在權力化的社會秩序中保持沉默狀態。因此，“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體現在老一輩成員們的每一行動之中，這一特征就是，盡管有可能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但人們的生活道路是既定的，永遠不可變更的。”
面對由老一輩所掌控的社會秩序，當新一代在成長過程中意識到自己的精神追求將有別于前輩們時，常常會自覺地規避這種內在的差異。有學者曾將之視為“具有隱蔽特征的躲避式心態”，并認為，“這是心理對抗的普遍表現形式，由于血親、經濟及權力等種種原因，隔代人之間雖然存在心理隔閡，但總是避免發生沖突，各自以躲避式的心態建立起心理防御機制，使矛盾隱蔽化，只是在適當的條件下才會表現出來。躲避不僅指作為個體間的一種心理防御機制，同時也是指代際間文化或心理隔閡的一種整體互動方式，這在大眾傳播媒介、日常文化生活，以及科學藝術領域都可以得到明顯的驗證，如隔代人之間在生活方式或藝術形式等方面雖有顯著的認同差異，但卻保持外在的尊重和認同。躲避既是代溝所預期的一種文化心態，同時也是代溝的一種特殊外顯形式，它所具有的社會文化心理意義是不可忽視的。”⑤但是，若要進一步探究，造成這種“躲避式心態”的原因，還在于社會文化環境無法給年輕一代提供相對獨立的伸展空間，使他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膺服于長輩的威權意志。
但是，一旦社會發生劇變，并使年輕一代在這種劇變中獲得某種獨立的機會，那么，代溝現象就會迅速浮出水面，成為一種顯著的社會現象?，敻覃愄?bull;米德就強調，重大事件產生一代人，因為重大事件常常會直接導致社會體制的更替，甚至使歷史文化出現斷裂；而社會變化越劇烈，價值觀念差異也就越懸殊，代際差別就會更加明顯。她曾以 1960 年代的全球文化背景作為依據，認為美國的反戰運動、西德青年的抗議和示威、法國的“五月風暴”，都表明“整個世界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年輕人和老年人——青少年和所有比他們年長的人——隔著一條深溝在互相望著”⑥，由此形成了不同代際之間的巨大差異，“與年輕一代的經歷相對應，年長的一代將無法再度目睹年輕人的生活中出現的對一系列相繼而來的變化的深刻體驗，這種體驗在老一輩的經歷中是史無前例的”。⑦在米德看來，正是由于社會歷史的劇烈變動，才造成了人類在文化觀念上的裂變，并促使新的一代人無法認同前輩們的各種思維方式和價值譜系，從而形成某種彼此隔膜的代際差別。這一判斷，既指出了代際差別產生的文化根源，也表明了人類作為社會歷史存在的內在屬性。#p#分頁標題#e#
米德的這一論斷，為人們研究代溝現象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目前，絕大多數學者都遵循這一理論，強調代溝是人類歷史文化變遷的重要產物。如我國代溝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周怡就認為：“所謂代溝是指由于時代和環境條件的急劇變化，基本社會化的進程發生中斷或模式發生轉型，而導致不同代人之間在社會的擁有方面以及價值觀念、行為取向的選擇方面所出現的差異、隔閡以至沖突的社會現象。”⑧這一定義，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時代劇變作為代溝現象的前提和要件，同時也說明了時代劇變、文化倫理轉型與代際觀念之間的內在關系。
從潛在的、躲避式的心理對抗，到外在的、群體性的言行沖突，這是代溝現象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基本趨向。毫無疑問，造成這種趨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步伐越來越快，文化觀念、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更替也越來越頻繁。有學者甚至認為，代溝在本質上就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并給出了兩個理由，“其一，代或代際關系所以會成為問題，是工業社會或現代性的結果。正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出現，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原先田園詩般的那個變化緩慢的世界，使之在諸多方面與先前的世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其中包括理性化之體現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在此之前，社會發展極其緩慢，年輕一代總是視老一輩為人生楷模，代際差別并不存在。其二，“因為代問題和近代以來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有關，而民族國家的出現被吉登斯視為國家在現代性進程中的轉型結果，或者說民族國家就是現代性的指標之一。”在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一代代歐洲青年開始走上了代際反抗的路途，由此使代際問題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⑨這一論斷，無疑頗有道理。
在我國，由于儒教倫理的巨大影響，年輕一代很少有機會形成群體性的代際反抗，因此，代際差別現象并不突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儒教倫理受到強烈的沖擊，由忠孝觀念所支撐起來的代際秩序被顛覆，年輕一代開始自覺地張揚自己的人生信念和價值追求，由此使代溝問題明確地浮出現實，只是當時的文化語境主要是啟蒙主義，很少有人從代際差別上來研究這一問題。對此，費孝通先生曾論及道：“社會變遷最緊張和最切骨的一幕，就這樣開演在親子之間。這時，狂風吹斷了細線，成了父不父，子不子，不是冤家不碰頭了。西洋的現代文明侵入我國，醞釀到五四，爆裂出來的火花，第一套里就有‘非孝’。這豈是偶然的呢？文化的綿延靠了世代之間的傳遞，社會為此曾把親子關系密密地加上種種牽連。但是文化不只是綿延，還需要不斷的變化，于是加上的牽連又得用血淚來絲絲切斷。”⑩直到 1980 年代中后期，因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社會再次迎來了歷史性的劇變，同時歷史也賦予了年輕一代巨大的社會使命，從而使代溝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的突出問題。代溝，或者說代際差別，逐漸成為很多人文學科中的一個重要研究目標。
盡管不同的學科會從不同的角度來關注代際差別問題，如倫理學探討的是代際差別對人倫觀念的巨大影響，經濟學探究的是社會、自然資源在代際分配上的公正性問題，而社會學則立足于青年群體探討代際隔閡和代際沖突所造成的社會危害問題 但所有這些問題，最終都指向社會的變化和文化的變更，因為“代際更替與代溝現象是社會與文化變遷的產物，而變遷越迅速越徹底，這種更替就越明顯，沖突越激烈。當代社會文化正處于傳承與斷裂的過程中，尤其是網絡對傳統社會的沖擊，更是形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代際文化。代與代之間隔閡加深，沖突加劇，而新的一代的內部，代際差異亦越發明顯，代際更替明顯加快。”
反觀中國近 30 年來的社會變化，1980 年代的改革開放，1990 年代的市場經濟及社會體制的轉型，世紀之交的信息化浪潮及消費主義的盛行，幾乎每一次社會變革，都導致人們生存方式、價值觀念乃至思維方式的變更，也促使代溝現象愈演愈烈。這也正是我們必須認真研究代際差別的客觀需要。
當然，要研究代際差別，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進行合理的代際劃分。毫無疑問，代際劃分的主要依據是其生物學的自然屬性，即年齡結構。但人類社會由于其自身文化和種族的復雜性，單純地從某個固定的年齡段來進行代際劃分，常常會顯得不盡合理。因此，社會學和人類學家們在研究代際問題時，通常使用比較粗略的劃分方法，將社會在場的各代人群分為四個代際：老年，中年，青年，幼年；其中老、中、青三代則是主要研究目標?，敻覃愄?bull;米德在其著名的《代溝》一書中，也是沿用較為籠統的老、中、青三個代際之概念。至于哪個年齡段屬于老年、中年或青年，則各尋依據，眾所紛紜。
在此，我們不妨以“青年”為例，看看國際和國內在其代際界定上的差別。在國際上，198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青年年齡的界定是 14—34 歲；1985 年聯合國國際青年年對青年的界定是 15—24 歲；1992 年世界衛生組織的界定是 14—44 歲；1998 年聯合國人口基金對青年的界定是 14—24 歲。在國內，國家統計局對青年的界定是 15—34 歲（人口普查）；共青團的界定是 14—28 歲（《團章》）；中國青聯的界定是 18—40 歲（《青聯章程》）；港、澳、臺的界定是 10—24 歲（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澳門人暨普查司、臺灣青年輔導委員會）。12盡管每種界定都有自身的一套依據，也有其內在的合理性，但從上述的界定結果來看，僅就“青年”這一代際的劃分，差別就很大。至于中年、老年的劃分，也同樣如此。
這也意味著，對人類進行精確的代際劃分是很困難的。而且，一旦形成過度精確的代際界定，也會使我們在討論代際問題時陷入各種僵局——因為代際研究所關注的，并非只是其生物學的屬性，而是其精神心理及其文化行為、價值觀念等等，所以沿用一種相對籠統的代際劃分方法，并無不妥。當然，在具體的研究領域中，面對各自不同的研究任務，很多學者對代際的劃分也會采用一些相對靈活的劃分手段。譬如張永杰和程遠忠合著的《第四代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該書立足于社會人類學領域，主要采用了瑪格麗特•米德關于“重大事件產生一代人”的理論依據，將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人群劃分為四個代際：從革命戰爭年代經歷過來的第一代人，其中不乏英雄和偉人；新中國成立后 17 年中成長起來的第二代人，與第一代人相比，他們是灰色的一代；“”中的紅衛兵，他們既經歷了 1976 年前的革命造反歲月，又經歷了其后的改革開放時代，因此，他們是標準的邊際人；最后，由 1978 后直接從中學考進大學的莘莘學子構成了第四代人。這四個代際的劃分依據是三大歷史事件：新中國成立——爆發——改革開放。作者認為，中國社會在從政治革命時代向經濟時代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代溝”問題已經日益明顯、普遍，代溝已經從家庭領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各個層次”，以至可以說“幾乎任何大的社會沖突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代際沖突，或至少帶有代際沖突的色彩”；這種幾代人共處的局面“以及由此而來的幾代人之間的沖突在今天乃至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然是不可避免的。”#p#分頁標題#e#
我們無意在此辨析這種代際劃分的合理性和科學性，而只想藉此說明，代際劃分的核心依據雖然是人的生物屬性，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其劃分標準仍然因文化的變遷而存在著較大的彈性。不能因為代際劃分缺乏嚴密的精確性，我們就斷然否定代際研究的科學意義。正是基于這一事實，當我們對中國新時期以來的作家陣營進行代際層面的系統研究時，其代際劃分也只能采用相對性的原則，即，以 10 年左右的歷史時段，將新時期以來的作家隊伍主要劃分為四個代際：“50 后”，“60 后”，“70 后”，“80 后”。至于 1950 年代之前出生的作家們，雖然在新時期初期有著獨特的藝術貢獻，并以“重放的鮮花”照亮了當代文壇，但絕大多數人的創作都迅速走向衰退，只有少數人還在堅持創作，如宗璞、王蒙、陳忠實、蔣子龍等，已經不具備代際層面上的整體特征，故暫且不論。而“90 后”作家們尚處于蓄勢待發階段，無論是創作水平還是作品的影響力，亦未呈現出代際化的共性傾向，論而析之尚顯勉強。因此，縱觀新時期以來最為活躍的寫作群體，主要還是體現在這個四個代際之中。
所謂“50 后”作家群，主要是指 1950 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也包括少數 1940 年代末出生的作家，如陳建功、北島、江河、阿城、路遙、梁曉聲、陳世旭等。作為共和國誕生之后的第一代人，他們自幼便受到革命理想主義的啟蒙，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這一代際的作家不僅陳容龐大、實力均衡，而且創作勤奮、成績斐然。經歷了數十年的創作磨練，他們積極參與了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全程發展，也有力推動了一系列重要文學思潮的形成，是新時期文學發展的核心力量。無論是在小說、散文，還是詩歌、戲劇領域，這一代際的作家們都創作了一系列具有標志性的作品，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也贏得了各自的文學史地位。與此同時，他們還自覺強化創作主體的現代意識，積極借鑒并吸收各種域外的現代藝術手法，有效推動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形式革命，成功地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一元化的審美思維。
60 后”作家群，則主要是指 1960 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他們之所以與“50 后”作家們形成了某些代際上的審美差異，主要在于他們的成長環境有別于前一代。譬如，他們的童年時期基本上是在“”中度過的，但所幸的是，當他們進入青年之后便迎來了“”的結束，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恢復，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得以順利考入高校，完成了相對正規的專業化學習。因此，這一代際的作家，從 1980 年代中后期陸續走上文壇之后，便開始自覺地扛起反叛和先鋒的文學大旗，一方面主動回避對宏大歷史或現實場景的正面書寫，清算并反思集體主義所帶來的諸多問題，自覺地卸下某些重大的社會歷史使命感，如第三代詩歌，余華、格非、蘇童等人的先鋒小說等；另一方面，他們又以明確的個人化視角，著力表現社會歷史內部的人性景觀，以及個體生命的存在際遇，合理汲取西方現代主義的表現手法，使之融入作家個人的審美創造。
“70 后”作家群，主要是指 1970 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也包括少數 1960 年代末出生的人，如須一瓜等。這一代人以自己特有的青春和成長，見證了中國社會自 1980 年代以來的歷史巨變，也深刻地體會了生活本身的急速變化對人的生存觀念的強力規約。盡管他們中也曾出現了類似于衛慧、棉棉、木子美等極端性的“身體寫作”者，甚至涌現了以伊沙、沈浩波、尹麗川等為代表的“下半身詩歌”寫作者，但從整體上看，這一代作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在努力尋找自身的寫作與現實生活之間的秘密通道，立足于鮮活而又平凡的“小我”，展示庸常的個體面對紛繁的現實秩序所感受到的種種人生況味。他們的創作更多地膺服于創作主體的自我感受與藝術知覺，不刻意追求作品內部的意義建構，也不崇尚縱橫捭闔式的宏大敘事，只是對各種邊緣性的平凡生活保持著異常敏捷的藝術感知力。日常生活的詩性建構，幾乎是他們的創作所體現出來的主要美學特征。
“80 后”作家群，主要是指 1980 年代出生的作家群。這一代人大多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后的家庭獨生子女，同時受惠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自幼便浸潤在消費文化和信息文化之中，有著極為特殊的成長背景。因此，從一開始寫作，這一代作家便以大眾化的審美面貌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并在市場化的運作過程中，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格局。從代際層面上看，“80 后”作家群主要存在著三個陣營，且各有特點：一是青春寫作陣營（如郭敬明、韓寒等）；二是成人化寫作陣營（如笛安、甫躍輝、李傻傻的后期作品、張悅然等），這類作家的創作與傳統寫作沒有太大的區別；三是類型化的網絡寫作陣營（如蔡駿、南派三叔、流瀲紫、安如意等等），他們的小說在玄幻、懸疑、穿越、架空、耽美等方面，形成了特殊的類型化美學傾向。有人就認為，“80 后”的寫作“是非歷史化的，是現在時的，是此時此刻的青少年所體驗和向往的生活。這個由網絡、情愛、校園、酒吧、明星、搖滾、游戲、影像等組成的世界，承載了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新一代人的夢想，他們成長的環境沒有歷史的陰影，沒有‘反右’、‘’這些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的沖擊。他們進行寫作的時候，迎頭趕上的是消費主義、娛樂文化盛行的時代，有人稱為全媒體時代。他們的寫作是一種類型化寫作，少有個性化寫作。類型化寫作，是一種迎合寫作，迎合這個市場化的時代需求。他們所津津樂道的校園激情、青春玄幻、情愛感傷、虛擬游戲，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難怪他們的作品，在少男少女中風靡一時，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比他們更有資格對當下發言的了”。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所采取的這種劃分方式，并不是將 1950 年、1960 年、1970 年、1980年作為一個精確的代際劃分界線，而只是將這幾個年度作為一個具有彈性的時間過渡區間，來甄別不同代際之間的區別。如果要進一步說明，這個過渡性的區間段，應該包括前后 2—3年，至于在這一區間內出生的作家究竟屬于哪個代際，則要根據其創作的主要特征與哪個代際的共性傾向更接近。其理由是，人類社會的代際承傳是綿延的，而不是跳躍的。這如同文學史的劃分一樣。雖然我們通常都會采用一種社會政治變革史（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新中國成立、“”結束）作為文學史劃分的重要界線，但并不是說文學發展在這些年度里就一定出現了斷裂性的變化，只不過是一些新的文學現象開始大量涌現。#p#分頁標題#e#
我們之所以對新時期以來的作家群進行這樣的代際劃分，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它們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壇通用的代際標識，并被學界廣泛地認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這種劃分確實有其內在的文化邏輯依據。這種邏輯依據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不同的代際群體在創作實踐上有著各不相同的審美理想。這一點，我們已在上述文字里進行了簡單的歸納，同時也將在后面相關章節里進行詳盡的論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觀念和審美趣味，也有一代人的精神理想，它是確立代際差別的核心依據。瑪格麗特•米德曾以二次世界大戰前出生的一代人為例，認為他們在經歷了二戰之后，已成為新世界的“時間移民”，“代表著今日世界的各種不同的文化”，但是，她同時指出：“所有這些人，不論他是練達的法國學者，還是新幾內亞偏僻部落的生民，不論他是海地世守故土的農民，還是原子物理學家，他們都具有某種共同的特征。”15這種代際意義上的共性特征，并不會因為個體身份的不同就可以忽略。其次是不同的代際群體有著極為不同的成長背景，深受不同的歷史文化的制約。“代溝問題本質上是一個文化上的問題。代際差異正是代與代之間在文化上的差異，代際沖突也主要是代與代之間在文化上的沖突。兩代人之所以被稱作兩代人而不是一代人，本質上是由于他們在文化上的差異。”16如果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考察，對一個人的一生產生重大影響的，往往是他的童年時期。也就是說，童年時期的文化啟蒙和環境熏染，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人的精神氣質。這一點，在作家和藝術家的精神建構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弗洛尹德在對達芬奇的精神心理進行分析時，就非常明確地指出了童年記憶（尤其是童年陰影或創傷性記憶）對其創作的巨大影響。
既然如此，在討論一代人的精神特征時，我們也必須重點關注這個代際在童年時期的社會文化面貌以及變革情形。譬如，對于 1950 年代出生的人來說，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等狂熱的革命理想主義、集體英雄主義等，是他們童年記憶中最核心的部分。而在 1960 年代出生的人群中，喧囂的“”，包括游行、大字報、各種規模不同的批斗會，構成了他們童年生活里最鮮明、最濃烈的文化底色。對于 1970 年代出生的人來說，粉碎“”、反思“”與改革開放是他們童年成長的文化記憶。1980 年代出生的人，面對的則是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轉型，包括消費主義和信息文化的盛行。
針對上述這種代際劃分方式，學界也偶有質疑之聲。這些質疑，主要集中在如何維護作家個體差異性的問題上。有些學者（也包括一些作家）常常以個體的差異為理由，試圖否定代際群體應有的共性特征，并進而否定代際差別研究的意義。如吳義勤先生就認為，對新時期作家的代際劃分“其實也是批評界的一種‘偷懶’行為，以年代劃分作家是批評家主體性萎縮的標志，因為某種概括性的話語的使用總是比對個體的深刻解剖來得容易。寫作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精神行為，不要說一代人，就是一個家庭中的兩個兄弟當他們成為作家后都會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魯迅和周作人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有時候，我們更多的是談論一代作家面臨的相同的生存境遇與精神境遇，而忽視了對于同樣的境遇，不同個體的感受方式、反應方式和表達方式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代際’的歸納有時可能恰恰會構成對一個時代文學的豐富性與復雜性的遮蔽。對此，我以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層面的問題，并不能彼此取代”17。黃發有先生則干脆認為，對作家群體進行代際意義的歸納，完全是一種“標簽化”的表述策略，是一種“人造的代溝”，而且是由媒體策劃的結果，“媒體和一些圈內人士把作家按照出生年齡進行分類，恰恰是通過整合個體差異的方式發揮集團作戰的優勢，試圖改變作家個體農耕式的創作方式，通過工業化分工和協作實現擴大再生產。”18這種標簽化的歸納，遵遁的是一種“混搭美學”，忽略了文學創作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追求某種同質性的寫作傾向。“長此以往，文學史將被塑造成一種整齊劃一、周期循環的年齡魔方，這種簡便易行的操作方式免除了治學者皓首窮經的勞役，但是，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真有那么簡單嗎？”
這些質疑無疑很有意義。如果我們的文學研究始終立足于代際群體這一層面，確實會產生很多問題，甚至會忽略作家個體的差異性，影響文學史的理性梳理和科學建構。但是，如果將代際研究僅僅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方式，是文學研究多元化的一種體現，問題就未必有那么嚴重了。事實也是如此。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從來就不缺乏對作家個體的差異性研究，更不缺乏對文學豐富性和復雜性的研究，代際層面的整合性研究只是其中一個角度或一種方式罷了。所以，吳義勤先生也同樣注意到，同一代際的作家創作確實存在著某些共性傾向，這種傾向“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存在，也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復雜問題，它與時代氛圍、政治語境和審美風尚等等都密切相關。”20既然在當代文學的發展中，代際差別確實是一個客觀的存在，我們就有必要對之進行梳理和探討。而且，如果我們僅僅將代際差別作為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種特定方式，而不是將它進行無邊的合法化，那么，它就沒有什么不妥。
另一個需要特別強調的問題是，這種質疑在本質上混淆了個體的差異性和代際群體的差異性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研究目標。它們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概念范疇。研究代際群體并不是為了消弭或否認個體的差異性；同樣，關注個體的差異也不能忽視群體的共性特征。這是我們在文學研究中通常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對此，文化人類學的學者們早已進行了明確的辨析。譬如，周怡就曾進行了詳實的論述：
我們并不否定同代人之間存在某些差異，而你們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否認那種由時代變遷造成的發生在不同代人之間的整體性差異呢?應該承認，代際差異即“代溝”與同代人之間的差異有著本質的區別。首先，代際差異是根本性的差異，是“新人”與“舊人”之間在價值觀方面的根本不同，也是“新”與“舊”的行為取向上的根本性差異。比如，同處于搖滾演唱會上的不同代人所呈現的狀態截然不同，一代人可能隨之手舞足蹈、顛狂吼叫；一代人可能袖手旁觀、無動于衷；另一代人則可能拂袖而去甚或捶胸頓足。而同代人之間的差異大多是性格、氣質和能力方面的差異，即使有價值觀、行為取向方面的差異也多半是不明顯的，無所謂新舊之分。其次，代際差異是整個一代人不同于另一代人的群體性差異，研究它需要更多的借助宏觀研究的方法，而同代人之間的差異是表征一個人不同于另一個人的個體性差異的，它的研究屬于微觀研究。最后，代際差異并不與人類結伴而生，傳統的農耕社會不存在這種差異，它是工業文明的產物，并與社會轉型、社會變遷等多種因素緊密相聯，同時它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墒?，同代人之間的差異因為完全由個人的背景、經歷、學知、氣質等個人因素決定，所以，他幾乎與人類的誕生形影相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研究“代溝”現象較之研究同代人之間的差異更具有現實的社會意義。#p#分頁標題#e#
我之所以抄錄上述這段長文，就是為了說明，代際差別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現象，是人類文化在現代性進程中的一種必然結果，它也會自然地體現在文學創作之中。我們固然要警惕對作家創作進行標簽化的草率處理，甚至將它運用到文學史的建構之中，但是，我們也要再三尋思，當某些概念逐漸成為人們通用的概念之后，其中是否也隱含了某種合理性或者其它值得深究的意義？
本文作者：洪治綱 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