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啟蒙與文學的契合關系，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在廣大中國人民的焦慮和探索中，啟蒙并非以完全本色的面貌且多少有些匆忙的出場，在缺乏長久的鋪墊和積蓄力量的境遇中，在中國的大地上留下一段并不長遠的坎坷曲折的印跡。在中國特定歷史和文化語境下，啟蒙的遭遇啟示我們需要深刻的思想力度與堅定的“生命回歸”的守望，以澄清啟蒙的源頭及其指向。當真正廓清了啟蒙的內涵與指向，諸如有關啟蒙闡釋過程中概念的偷換、固有思維模式的禁錮等等問題都會得到清晰的揭示，對于啟蒙自然會得到更透徹和準確的審視與把握。 如果說啟蒙存在一個終極的精神指向，那就是生命的自由。而魯迅是真正領悟了啟蒙實質精神的一位思想者，他從實現“自我啟蒙”看見自身開始，義無反顧地走向生命的回歸。魯迅以他的文學印證了文學與啟蒙精神的深度契合。但是魯迅的文學也以它的豐富和特別，超出了僅僅“啟蒙主義”這樣粗略的概括和界定。在他文字的下面深深鐫刻的是他不無悲痛的守望與憤然前行的背影。 在我們民族已經走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漫漫啟蒙之路后，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在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運行模式中，對啟蒙的正本清源，及其與文學關系的深入把握，仍然十分有必要和有價值。具有深刻生命有限性體驗的魯迅和具有高度自省精神的魯迅的文字，無疑是更可信的。 一 根據康德的闡釋，啟蒙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1］(P1)，即喚醒自我對自身蒙昧的自覺，從而走向“成熟狀態”。換句話說，啟蒙是源于自身并指向自身的。相對照之下，啟蒙在中國的被解釋被傳達都與此有很大的差別。在慣性的思維邏輯下，啟蒙一般被理解為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教化式的知識傳輸和指導啟發，這仍是落于封建統治思維模式的窠臼。 啟蒙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作為不斷重新審視世界、審視自己的生命自覺狀態，是始終保持對固有思維模式的反思，從而維護生命本源性的自由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啟蒙是一種回歸:重新獲得祛文化化的生命狀態和思維視野，跳出一切桎梏的牢籠，還生命以澄明，反思自身被建構的歷史。所以說啟蒙不是一部分人針對另一部分人，不是從上到下，不是主流意識對民間意識，不是精英意識對大眾意識;也不是針對某個歷史階段，或是某個特殊的群體……正如康德所說:“啟蒙運動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1］(P3) 啟蒙不是要傳輸某種知識、某種主義，傳播某種理論，而是回到生命的本初，自己把自己照亮。所謂知識分子先覺者的啟蒙主體、人民大眾作為啟蒙對象等等這樣的認識，本身就是對啟蒙精神的庸俗化理解和把握，意識深層仍是對人類整體做出區別對待的固守。眾多的限定性術語，如審美啟蒙、革命啟蒙、階級啟蒙、政治啟蒙、民族啟蒙、個人啟蒙等等，如此繁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啟蒙本身變得模糊，逐漸偏離了啟蒙的根本性內涵，拆解了對啟蒙的整體性把握、在特定領域的取舍，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種誤解或是遮蔽，始終不能脫離庸俗化的實用主義的思維邏輯，很有可能導致新的蒙昧，反而走向了啟蒙的對立面。啟蒙需要個體生命，突破內化為無意識的思維結構和范疇界定，以避免啟蒙在種種有形或無形的障礙面前擱淺。真正的啟蒙只有一個，而且是對每一個人、每一個歷史階段、每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 二 在中國的思想史及文學史上，啟蒙已經成為魯迅及其文學的重要標簽。然而對魯迅及其文學與“啟蒙主義”之間做一個直接的概括和界定，無疑會忽略或遮蔽其中許多豐富曲折的意蘊，這其中仍有許多情感、思想與矛盾需要去做細致的挖掘和思索。 雖有“無可措手”的寂寞與悲哀，“卻也并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2］(P417)，從這里我們看到了魯迅的重大思想轉折，對于“啟蒙他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透視，他從這一刻起開始了“啟蒙自我”、照亮自我的歷程。魯迅深入到了啟蒙精神的內核，堅守了與康德相通的啟蒙視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科學與民主作為中國啟蒙樹起的旗幟，它們的歷史有限性和現實局限性，對生命及文化都有異常清醒透視的魯迅，于此都保持了警惕性的深深質疑與反思。對于知識分子也沒有因為同情而減弱對他們的批判，同時對自身堅持了慘烈的自剖與反省。 “最要緊的是改造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3］(P31)不難看出，在否定了外在性“招牌”的國民性改造，在魯迅的思維里是內向性的追問與指向。魯迅所謂的改造國民性，在根本上就是要恢復人的本源性的生命狀態，是在“自我啟蒙”完成之后的生命回歸之旅。“我們覺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就是誠與愛。”［4］(P7)這即是魯迅為啟蒙吶喊、提倡改造國民性的源發點。也正是從這樣的起點出發，魯迅發出這樣的祈愿:“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們還要發愿: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5］(P125)。從個體生命到整體的人類群體，魯迅始終給予現世最本真的觀照。 著名的“鐵屋子”的比喻，在出現于《吶喊•自序》之前，魯迅已經沉默了十年。在“看見了自己之后”，沉潛于自己內心的悲觀和虛無之中。面對啟蒙理想的窘境，“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2］(P419)。“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忘卻的一部分，到現在變成了《吶喊》的來由。”［2］(P415)縱然魯迅內心有怎樣凄惶的生命感觸，有怎樣曲折的矛盾與掙扎，有怎樣苦痛的懷疑與反思，啟蒙的夢是他始終不能忘卻的，是他生命中不可磨滅的期望與憧憬，所以魯迅始終堅持“立人”的主張，“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2］(P419)。魯迅以他的文字及自身的行為和遭遇，自始至終捍衛了啟蒙的精神實質和個體生命自由的尊嚴。#p#分頁標題#e# 從“啟蒙他者”失敗后的熱情中走出來，到看到自己后的“自我啟蒙”，魯迅對啟蒙始終有他“自己的確信”。在對科學與民主的熱烈呼喊中，魯迅保持了靜觀，并對其進行了批判性的深思。然而令人可嘆的是“人們巧妙地將魯迅對現代民主之存在本身所提出的尖銳問題，弱化為他為民主政治之具體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在某種特定情況下的具體的不利狀況的思想警覺。這樣，人們就成功地為魯迅保留了一種先知般的深刻性外觀，但構成魯迅之深刻的問題本身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回避掉了”［6］(P68～78)。 作為民主最根本的理論建構基礎———個體生命的自我實存，在民主的環境中常常不知不覺地被抽離、被遮蔽，甚至被遺忘，從而民主往往失之于技術性、工具性的社會運作方式。所以在充分肯定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歷史進步與成就的同時，應當始終保持對它們清醒的關注與審視。社會的完善與建設不可能一勞永逸，民主與科學也不會是所有社會問題的“終結者”。“出于人的有限性本質，民主政體作為人的一種歷史性選擇的結果，其歷史性本質決定了它并非某種至善，相反，它的合理性必定是有限度的。”［6］(P68～78)民主與科學自身仍需要不斷完善甚至被超越。魯迅所作出的質疑與反思，其起點即是在存在論意義上的個體生命，是旨在實現心靈的“生命回歸”至本源狀態所生發出的辯證思考。不難看出，魯迅的思考早已超出了反封建的有限視野，他的超前與清醒也使得他少有與之同行的人。 似乎自然會成為啟蒙承擔者的知識分子，魯迅同樣給予批判，并揭示其悲劇的命運?？滓壹阂粯拥呐f知識分子仍未獲得新生，需要拯救，“自我啟蒙”根本就沒有完成，如何可能走向“啟蒙自我”，去求索生命的自由，他們早已忘卻了生命“來時的路”。而新知識分子如涓生、呂緯甫、魏連殳等，對于他們的理想、激情、信仰，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得不選擇拋棄，選擇退守，在孤獨與痛苦中承受靈魂的煎熬、凄涼的沉寂或死滅;他們身心的遭遇讓我們看到生命個體啟蒙的艱辛及慘痛的過程，以及蒙昧慣常的歷史力量的強大與頑固，幾個人的燭火終還是被黑暗吞噬。另一方面，知識分子自身存在的問題，如不敢正視現實、無奈的逃避、容易陷入內心傷痛的沼澤難以自拔等等，都警示我們知識并不直接帶來覺醒、抗爭與堅持，知識分子同樣是有限的，所謂知識分子的啟蒙主體地位依然被質疑與懸置。所謂由知識分子構成的精英階層在何種意義上存在，他們是否擁有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真理，他們是否可以擁有更大的話語權，都是需要重新審視的。 在魯迅所有的小說中，我們發現根本就沒有啟蒙成功的范例和方案，而只有啟蒙與蒙昧之間的曲折復雜的愛憎和沖突的人生感悟。作為魯迅吶喊第一聲的《狂人日記》的主人公狂人，當他意識到“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7］(P432)，就已宣告了覺醒者自身的悲劇與尷尬的境遇?！蹲８！分邢榱稚┑某鰣鰸M含深意。作為見過世面的“我”對祥林嫂的描述與“我”自身形成了多重的反諷映照。“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變之大，可以說無過于她的了。”“她分明已經純乎一個乞丐了。”“我就站住，豫備她來討錢。”［8］(P6)祥林嫂關于靈魂有無的拷問，見證了“我”的虛弱無力、彷徨失措;“我”卻見證了祥林嫂的“改變”與造成她“改變”的幾番積極努力背后的掙扎、苦痛、自責、悔恨、無奈，以致最終麻木的徹骨的凄涼。“我”通過祥林嫂看到了啟蒙的沉重，也看到了自己的逃避和無能為力，而祥林嫂從“我”這里徹底走進了希望的覆滅。 自我既是啟蒙的終點，也是啟蒙的起點，自我就是啟蒙自始至終的主線。啟蒙也可以說是從發現自我的“自我啟蒙”到完成“啟蒙自我”的過程。而“他者啟蒙”，本質上是教化式的主體對受體的對立思維的結果，是對啟蒙基本要義的悖反，是無法真正實現啟蒙的。“啟蒙他者”是具有精英意識的人的文化想象，每個人都是有限的存在，但是真正的“生命回歸”仍需要靠每個人自己去實現。 在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寫道:“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這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情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確為自己玩玩，有時候則竟因為希望生命從速消磨……”［3］(P79)“總而言之，我為自己和為他人的設想，是兩樣的。所以者何，就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確，又不得而知。”［3］(P80)這就是魯迅，勇于坦露自己內心異?？嗤吹拿?，承認自己對世界的不確知，而這樣對自身的無情解剖，是讓人難以想象和承受的。作為“歷史的中間物”［9］(P285～286)，無法完全割斷因襲。“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于后來的青年。”［9］(P286)所以告誡自己，也告誡那些“偏愛他未熟的果實”的人，“但我并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什么運動。不過我曾經嘗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給來者一些微末的歡喜”［9］(P282)。因為有著這樣深重的“自知之明”和“毫無把握”，他這里沒有答案，“自我啟蒙”的覺醒沒有實現，啟蒙是難以想象的。關于未來的路“連我還不明白應當怎么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來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9］(P284)。前行中魯迅始終保持對自己思想的審視態度，也時刻提醒他人應有所質疑的對待。 #p#分頁標題#e# 三 啟蒙，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步是自我懷疑與自我發現，從而走向“自我啟蒙”。這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自我中心的“魔咒”。“自我中心是生命的必要條件，但是也是地球上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物與生俱來的一種內在限制和缺陷，因此每一種生物實際上都處于終身的困境中。”［10］(P12～13)的確，個體生命的自我肯定、自我相信的與生俱來性，使得自我懷疑異常困難，無異于宣告自我存在合理性的破產，從而導致生存失去根基。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層次來認識，第一個層次，從生命本體的意義來理解，生命的存在是需要肯定和認可的，需要珍惜和熱愛的;第二個層次，生命在歷史的進程中，經過漫長文化的洗禮，形成具有相對穩定的思想意識、情感結構、人格特征的歷史性存在，這個層次是需要懷疑的，需要不斷審視和檢驗的。 而人們通常的理解是把這兩個層次混為一體，以致模糊不明;或是看不到第一個層次的生命的本初狀態，直接把第二個層次理所當然地認為是自身的根本性存在，從而陷入“歷史的牢籠”，成為特定意識模式的囚徒，以致陷入終身困境中。這可以說是最根本的原因，造成啟蒙異常的艱辛與坎坷。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中，魯迅就是一位少有的穿透了歷史的迷霧與“自我中心”困境的深刻自省的思想者。在這個意義上說，魯迅一生所嘔心瀝血的就是旨在打破“自我神話”的迷夢，展現了自身完成“啟蒙自我”的苦痛歷程與悲壯的“生命回歸”。 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倡導的家國意識，使得民族國家這些巨大的文化構成元素根深蒂固，占據著人們觀念的主導地位。個人的一切都與家與國深深地、不容質疑地連在一起，以致在思想和精神的領域，個體生命本位總是處于被遮蔽或被壓抑的缺失狀態。一個人若只是生活在自我獨立的精神世界中，便會遭到普遍的排斥與隔離。這種生命個體對自身精神的追求和守護與人類的群體性生存的歷史文化凝聚和認同之間的沖突，是人類面對的一個時刻潛在的深遠矛盾。在《彷徨》和《野草》的字里行間，同樣透露出這個矛盾也是魯迅所深深體驗并難以釋懷的生命情結。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驅先生“愛人比愛國更重要”的聲音已掩埋在歷史的塵埃中，但需要申明的是啟蒙并不是否定集體性的解放的。這其中的思辨關系，“五四”一代的先輩們已給出了極富啟示性的思考。魯迅有言:“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11］(P56)胡適有言:“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12］(P663)每個個體都是集體中的一員，都受集體的制約，但每個人都有自我獨立思考與質疑的權力。當啟蒙的個體生命本位遭到否定和遺棄，那啟蒙也就失去了路徑和根本的指向。在并不遙遠的我國中，整個國家的民眾對“革命”和個人崇拜的盲目迷信與狂熱，其中的教訓不能不令我們深思和反省。 由此可見，人作為一種生命存在形式，有其自身存在的本源性的悖論和矛盾，加之各個人類群體不同的歷史文化的原因，啟蒙自有艱難曲折的深刻根源，在特定的時代和歷史情境中與特定的民族背景下，啟蒙也許會面臨更加復雜多變的環境，祛蔽的過程中常常會形成新的遮蔽，以致造成或長時期或短時期的新的蒙昧。所以客觀地講，對于啟蒙的現在與未來，我們在始終堅持永不放棄的基礎上，不能急于看到一個啟蒙的結果，也不能急于給出或悲觀或樂觀的判斷和結論。“自我中心”的“魔咒”和歷史文化的凝聚與認同的積淀力量的難以抗拒，牢牢地規約著每一個人，以致人被困為無意識的囚徒。暫不論由此衍生出的種種迷霧與阻礙，時間與生命自身的制約使得啟蒙幾乎無法避免的艱難與漫長，然而像魯迅一樣穿透并超越這些無形障礙的思想者本身，就是實現“生命回歸”的啟蒙指向的最好詮釋。 四 啟蒙作為一種生命精神的指向，是重要的思想資源。啟蒙元素的融入對文學來說，是極大的推動和豐富。在啟蒙精神和視野的拓展與提升下，文學展現出新的面貌。剝離種種主義、種種理論，以生命為根本指向，文學真正成為審視與表達生命情感和思考的園地，也真正出離于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或顯在或潛在的影響和束縛，在原有的審美情趣及結構之外，不斷開拓出新的審美天地。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說，啟蒙對生命個體的審美心理與情感都產生影響與革新，從而產生新的審美期待，形成新的審美情趣與視野，進而促進文學的發展與創新。 關于啟蒙與文學，魯迅的文字對于加深我們的認識和理解具有重要的研究和探索的價值。魯迅的文學，尤其是小說，所表現與傳達的復雜幽深的人生體驗與生命況味，是難以用僅僅“啟蒙主義”這樣理論性的術語來概括和容納的。作品人物的遭遇，心理的變化起伏，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微妙，情感的波瀾，日常生活中人情的冷暖薄厚，季節的生息交替，人生五味的細微描寫與呈現，個體與群體、與社會、與國家之間繁復糾纏的情與理……魯迅給我們展現了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人的生存———由微觀生活而直透宏觀存在的本相。另外，魯迅言明的在創作中運用的“曲筆”以及未曾都說出來的話，這些隱去的思索話語與體驗，同樣在向我們昭示著生命的生存更為難言的創痛、孤獨與絕望。魯迅小說創作的多重審視視角、多重注視的目光，是他一層層反思質疑的體現，是深厚思維力量透視與洞穿的體現。這樣的藝術手法更適合于、也更深刻地展現出他思想的脈絡和經緯。 魯迅的文字簡練、樸實、真摯，同時飽含感情，而這背后正是廣博深刻的沉思與體驗，在語言上凝練的結果。這樣富含情感與思想的句子在魯迅的作品中隨處可見?！睹魈臁防?ldquo;單四嫂子終于朦朦朧朧的走入睡鄉，全屋子都很靜”［13］(P456);在吶喊之前“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14］(459～460);回鄉的路上眺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15］(P476);離鄉時“我躺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15］(P485);對于生命“假使造物也可以責備，那么，我以為他實在將生命造的太濫，毀得太濫了”［16］(P553);《祝福》的夜里“人們都在燈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靜”［8］(P10);童年的回憶里“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里”［17］(P564)。#p#分頁標題#e# 對于逝去的歲月“待到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18］(P121)。痛心“死于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18］(P128)。感傷于“依然是這樣的破屋，這樣的板床，這樣的半枯的槐樹和紫藤，但那時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卻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18］(P129)。當收回追憶的思緒，“我要向著新的生活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18］(P130)這些文字隱去了紛繁復雜的思索和沖突，只是體驗與思考深深融合在文字里留下的質感和重量，讓我們所感觸到的是一顆偉大的心靈無限的悲思與哀愁。 如若沒能深刻體驗啟蒙精神的內核，無法內化于生命，以致真正的啟蒙對某些創作者來說始終是外在性的。因此在自身未完成“自我啟蒙”的情況下，創作者對啟蒙的狹義理解和處理束縛于固有的思維框架內，從而在作品的呈現上不但會削弱了形象的深度和表現力，而且不能藝術化傳達啟蒙的真正內涵。藝術上的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啟蒙與文學的關系出了問題，而是創作上的欠缺，對思想和藝術造成兩方面的損傷。 文學的審美意識追求的是生命的真與善，是生命的豐富與心靈的自由，而啟蒙所要實現的正是生命回歸到本真，同樣是指向生命的自由。“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東西”的啟蒙，與文學的天然契合，使得文學不會淪為庸俗的意識形態的工具。啟蒙對人生命自由的不斷拓展和澄明，為文學打開了更加廣闊和自由的精神時空與生命情懷;文學會更好地展現透徹的啟蒙理想與方向。啟蒙有了文學的審美的承載，使得旨在“生命回歸”的精神自由追求不至于顯得虛無縹緲。也正是文學的審美化的傳達，使得真正的啟蒙不至于滑入新的蒙昧。雖然文學并不必然負載著啟蒙的使命，文學也不是實現啟蒙的絕對力量，但是啟蒙與文學的契合是高度統一的。在藝術上把握這種統一，就需要廣闊深厚的思維視野與富有生命力的藝術創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