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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中國文學幾經風雨，幾多沉浮?；仨@百年歷程，從世紀初的近代文學、“五四”新文學，到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抗戰文學，從建國十七年文學到新時期文學到世紀之交的文學，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以及現代、后現代主義等各種文藝思潮層出不窮，交相輝映，留下了大筆寶貴的文學財富。在這中間，現實主義幾乎一直占據了文壇主流從而左右了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學，這與現實主義本質與特性、20世紀中國社會狀況、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等各方面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前提：文學形式的變革 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體，二者缺一不可。外在的表現形式因內容的需要而定，作品內容通過恰當的形式能夠得以充分的表現。如何將二者完美結合是作家將構思斥之于文本時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這也是文學作品成與敗的關鍵所在。不同思潮的形成與發展以創作方法的成熟與完善為軌跡，而不同的創作方法必在實踐過程中選取一種能夠最有力地表現作品內容的形式作為依托，形成最具各自風格特色的發展主體（這其中自然存在著交叉與融合，尤其在20世紀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潮出現以后更是如此。本文所指即最基本的充分展現創作傾向和手法的文學形式）?，F實主義則是以敘事文本作為其外在表現形式的。 從文學思潮的角度看，現實主義作為創作方法最早產生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當時有卜加丘的《十日談》、拉伯雷的《巨人傳》、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等小說以及莎士比亞戲劇等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品問世。這些作品用敘事的方式，以生動的語言和形象揭示了當時種種社會矛盾現實，反映了資產階級對擺脫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學束縛的要求?？梢姡F實主義創作方法在其形成之初便是以敘事文體為表現樣式的，到19世紀、20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都是以長篇小說為代表的。大批作家冷靜地觀察生活，在作品中真實地反映生活，形成一股世界性的現實主義浪潮。 而歷史上向來以詩歌為本位的中國文學，盡管在《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等諸多優秀的古典作品中都保留了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但作為故事性文學，其敘事形式不符合傳統的文學審美觀與價值觀，因而被長久地排斥在主流文學之外。近代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轉向，梁啟超等人發起“小說界革命”，敘事文學被抬高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晚清文壇出現了與世界批判現實主義潮流相一致的“四大譴責小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以小說取代詩文的正統地位，最終為現實主義占據文壇主流掃清了障礙。這次文學形式的轉變是現實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20世紀文學主流的重要前提，它使現實主義日后在中國文壇主流態勢的發展成為可能，為作家的現實主義創作提供了有利的工具，為大量現實主義作品的產生在形式上做好了必要準備。從這以后，中國文學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敘事文學得以前所未有的繁榮。不同時期的小說創作基本上都以現實主義作品為主體和代表，取得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最高成就。在現代有人們早已熟知的《阿Q正傳》（魯迅）、《子夜》（茅盾）、《激流三部曲》（巴金）、《駱駝祥子》（老舍）等等，建國后如柳青的《創業史》、梁斌的《紅旗譜》等長篇以及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諶容的《人到中年》、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等大量優秀的中短篇作品。 當然，形式的改變是前提并不是說用形式決定內容或形式先導。盡管從表面看來是先有了理論才產生了創作，中國20世紀主流文學的形態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用文學革命的方式扭轉過來的，但這是由于當時文學作品要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與舊有的文學形式不相適應所產生的劇烈沖突和矛盾所引起的，是文學創作內容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發生轉換所決定的，絕不是空穴來風。新文化運動中的先驅們以高瞻遠矚的姿態大膽地推進文學的發展進程，從而順應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必然趨勢，遵循了形式必須與內容相統一的客觀規律。因而，這次形式的改變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轉型絕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現實主義主流地位的形成所產生的作用更是舉足輕重。 根本原因：本質的真實性 20世紀的中國文學并非只有現實主義文學獨領風騷：“五四”時期新文學創作中浪漫主義文學與現實主義就可謂平分秋色，郭沫若浪漫主義詩歌《女神》的磅礴氣勢、恢宏想象恐怕至今無人能敵；而現代主義曾在現、當代兩進中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現實主義在與二者的對立、斗爭、磨合中始終占據了主導，這與現實主義的本質密切相關。 從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就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科學的精神在于客觀、求真，反映在文學創作上也是要求真實地再現生活。“因為求真，因為重客觀的描寫，故眼睛里看見的是怎樣一個樣子，就怎樣寫。又因為尊重個性，所以大家覺得東西盡是特別，或不好，不可因怕人不理會，就不說。心里怎樣想，口里就怎樣說。老老實實，不可欺人。”①文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對社會生活的主觀反映，它與人類社會有著緊密聯系。而所謂現實主義，就是要冷靜地觀察現實生活，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能動地干預現實生活。② 現實主義最大限度地體現了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緣于現實主義本質的真實性。筆者認為高爾泰對現實主義真實性的分析比較可取，他認為“文學的真實性，是指作品的內容、情節是否與客觀真實相符合，以及作品的價值取向是否與時代進步的需要相一致。”③這正道出了現實主義的意義所在：它關注當時當下人的生存狀況、社會關系、歷史發展動向，它的真實性使它具有了革命性、戰斗性、先進性和深刻性。20世紀的中國面臨反帝反封建、抗日解放、建立民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的國計民生問題，決定了作為社會精神產物的文學單純發揮認知、教化、娛樂的功能是無法適應時代需要的。因此中國文學在20世紀先后肩負了啟蒙、救亡、革命、宣傳、階級斗爭等一系列重要使命。在不斷擺脫愚昧、落后，追求進步、文明的時代大環境中，現實主義文學以其特有的審美個性與社會進程形成了最有力的合拍?，F實主義作家時時處處觀照現實社會境況，使現實主義文學與中國命運息息相關，促進了中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在“五四”前后，魯迅及文研會的現實主義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瞞與騙”進行了嚴厲批判，在作品中提出了改造國民性以及有關人生要義的諸多問題，在中國社會轉型期積極地促進了中國人的思想革命。在當代新時期，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都市文學等大批題材不同、風格各異的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使中國人民在剛剛走出的陰影之際，得到情感上的撫慰，并在理性的反思中重新鼓起勇氣并滿懷希望，開始熱情地投入到現代化的建設當中來。所以，現實主義主流是社會潮流發展的需要，是中國歷史進程的選擇，而現實主義的本質特征即反映社會現實的真實性，尤其是其自然生發的變革進步的價值取向是其占據主流的根本原因。#p#分頁標題#e# 在這一點上，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較之現實主義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這也正是二者難與現實主義相抗衡的弱勢所在。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同樣具有真實性，但卻是情感的真實，心理的真實或是文學態度的真實。顯然這些都是“向內轉”的真實，他轉向作家、作品文本內部，與社會生活的真實拉開了難以超越的距離。這是由其思潮的本質特性所決定的，也是二者將中國文學主流地位讓與現實主義的重要原因。 重要原因：浪漫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弱勢 浪漫主義以抒發主觀情感為特征，崇尚個人主義、自由與想象，所以對社會現實很難加以理智地觀照。然而，20世紀的中國風云多變，意識形態的權威性決定了文學要務實，它不能脫離社會生活現實的需要以及中國廣大普通民眾的審美水平，必須服從于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而浪漫主義是無法迎合這種社會需求的，自然無法得到文學主流地位。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的杰出代表當屬“五四”時期的“創造社”，郭沫若的詩歌，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田漢的戲劇，在當時曾掀起浪漫主義文學的一次高峰，在今天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他們個人化的熱情、理想很難在現實中顯示出堅強的力量。后期“創造社”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開始轉向了“表同情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使浪漫派文學逐漸匯入了現實主義的主流當中。在當代時期，曾又出現過一次“新民歌運動”的浪漫主義高潮，但這卻是在極左政治思潮影響下的一次虛假的浪漫主義文藝運動。此外，當代文壇再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浪漫主義潮流。浪漫主義作為附從的文學思潮和創作方法融入了主流思潮當中。某種程度上，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失去詩歌本位有著重要關系。中國的浪漫主義文學在盛唐已發展至頂峰。唐詩代表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最高成就，而高潮之后必有低谷，20世紀中國新詩不盡人意的發展便是浪漫主義衰落的見證。浪漫主義的詩歌傳統在中國盛行多年后被敘事文學取代，是文學規律、歷史、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至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其影響力十分有限，更多的是為中國文學的創作帶來了不同的創作技巧、方法。因為中國根本不具備現代主義存在發展的普遍精神環境?，F代主義興起于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后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是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失望、懷疑、反叛的產物，反映了西方文明社會傳統價值體系瀕臨崩潰時普遍的精神危機，有其特定的思想內涵與傾向，可以說它并不一定具有規律性地在所有國家文學中形成潮流?，F代主義在20世紀中國文壇的發展便極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 “五四”時期現代主義思潮第一次被引進中國，當時中國社會還處于封建社會末期，生產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還未擺脫封建奴役獲得起碼的民主權利?，F代主義創作手法雖然被許多現代作家所借用，如魯迅、王魯彥等現實主義作家就曾運用心理描寫、暗示、象征等現代派手法進行創作；李金發、戴望舒等人用現代主義手法創作的新詩也成績不俗；還有新感覺派小說在現代文壇上也可謂獨樹一幟。但總體上的影響力卻無法與現實主義同日而語。20世紀八十年代，剛剛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中國同樣是百廢待興，物質匱乏，人們生活水平低下。雖然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現代主義再次涌入中國，卻還是因為不具備該種思潮滋長的高度發達的社會土壤而屈居支流地位。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宗璞的《我是誰》、茹志娟《剪輯錯了的故事》、王蒙的《春之聲》等一批小說中注重吸收了現代主義技巧；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現了《你別無選擇》（劉索拉）、《無主題變奏》（徐星）、《蒼老的浮云》（殘雪）等更具“現代意識”的“現代派”小說；在到以馬原、蘇童、余華、格非等人為代表的“先鋒文學”，現代主義在短短十多年的時間里又急速向后現代過渡。雖然在當時反響強烈，但卻未能形成持久獨立的發展態勢，并終因超越了中國社會進程而很快被現實主義主潮所隱沒。20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壇雖然被冠以“無名”的時代，新寫實、新現實主義、主旋律作品等不同文學思潮此起彼伏，盡管具體的文學追求和特征有所不同，但深入分析卻不難看出其中現實主義的主流取向。而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作家則也不同程度地紛紛融入現實主義的大潮之中。 總的說來，中國社會從未經歷西方國家經歷過的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國這個擺脫封建制度不足百年的國家與發達國家普遍的物質文明水平有著極大的差距，在思想上也同樣存在著由于歷史、地域、民族、時代所造成的巨大差異。這就注定了沒有思想基礎的現代主義在中國不能占據文學主流。 關鍵：人道主義內核 現實主義文學思潮有著內部發展的多變性，但其核心的人道主義思想卻從未變過。在現實主義誕生之初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思想解放的資產階級撕掉了封建階級偽善的假面，摘掉了虛幻的“神”的光環，人們發現了真正的“人”的存在，他們呼喚人道、人權、人性，要求個性解放，自由平等。現實主義文學在那時就具備了人文主義思想基礎，并在日后逐漸成熟發展為人道主義。這種精神維護人的尊嚴、價值和個性，反對和批判各種違背人性的思想和行為，它不僅關系到人類社會正常、和諧的發展，更是對人類生存的終極關懷。 而在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文學一直是上流社會附庸風雅之物，缺乏關心普通百姓的人道精神，貴族文學一直統領了文壇主流。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喚起了大眾對“人”的存在價值的重新認識和估量。周作人著名的《人的文學》指出“新文學的本質就是對‘人’的重新發現，它的根本目標在于能使人性得以健全發展。”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提倡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從此，“人”作為具有獨立個性的藝術描寫對象廣泛地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在人道主義精神的指引下中國文學獲得了平民性，社會性，這都集中體現在大量的現實主義作品中?，F實主義文學一改中國千年傳統文學的視角，關注和反映真實的社會現實，普通民眾的人生理想，與20世紀中國社會不斷民主化進程保持了高度一致。在現代，是充滿了人道主義關懷與理想、充滿了戰斗力量的現實主義文學支撐和鼓舞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抵抗日寇侵略，解放全民族并最終建立了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p#分頁標題#e# 不可否認的是，從四十年代開始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已經受到了政治功利思潮的極大干擾，在當代經歷了十七年“左”傾政治影響的發展直至被毀滅殆盡?，F實主義之所以能被主流意識形態左右而在建國后一直占據文壇主流，是由于現實主義精神早已深入人心，它與中國人所敬仰和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認識論有著諸多契合處，從而在那個政治主導一切的年代里，能夠產生震懾人心的影響力。人們對其中的政治功利性在理所當然的潛意識下渾然不覺，只是單純地希望人道主義理想與社會主義理想的完美結合。而文學思潮中的目的性是一種“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文學的任何功用都是在保持其審美獨立性的前提下才能發揮出來，當代極左思潮的影響最終導致了中現實主義文學以至整個中國文壇的墮落。但任何政治的權威都只是暫時的，它無法取代文學思想對文學的指導?，F實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內核自它產生以來就與時俱進，只要人類社會存在，現實主義文學的力量就不會消失。1976年，天安門詩歌運動以強大的現實主義精神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對期間“瞞”和“騙”的黑暗虛偽的文藝進行了猛烈的反撥，預示了反革命集團的滅亡，揭開了新時期現實主義精神回歸的序幕。在十年浩劫結束后，那些飽受摧殘的人們選擇的仍然是現實主義，因為它在理性的反思中給人以面對挫折奮勇前進的勇氣，它包含了人性的理想和智慧，寄托了人道主義的光輝與希望。于是由“傷痕文學”引發了新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學潮流。劉心武的《班主任》、路遙的《人生》、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等等大量現實主義作品不斷涌現。在脫離了政治束縛之后，現實主義又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占據了文壇主流。90年代以后的現實主義文學更是把目光廣泛地投向普通大眾，凡俗的個性化人生，雖然透著些許世紀末的邊緣化、世俗化以及精神萎縮、價值迷失的后現代特征④，但以人為本，真實表達與時俱進的當代中國社會普通人真實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仍不失現實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內核。 由此，人道主義精神是現實主義統領20世紀中國文學的關鍵所在，現實主義的人道主義思想始終體現著文學作為“人學”的本質，能夠對現實社會產生巨大的作用力，也最能有效溝通作家、讀者、批評家的心靈與思想從而達成共鳴。20世紀中國社會人的主體地位的形成、確立、穩定、發展要求以人道主義精神為有力的思想武器，從而形成了現實主義思潮的主流地位。⑤ 當前：現代化進程中主流地位依然不變 最后要提到的是，即使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傳統的強勢話語退出文學的今天，現實主義的主流地位依然沒有變。 作家馮驥才把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轉型總結為作家由在“文學時代”寫作，轉向在“經濟時代”寫作，從而宣告“一個時代結束了”。⑥的確，今天的中國文學已經由原先的話語中心地位退向社會邊緣地位，這實際上是還文學以正確的本位，使其重新獲得應有的獨立性和自由。同時，由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在社會財富大大增加，人們精神生活內容日益豐富，文學面臨報紙、雜志、電視、電影、互聯網等多種傳媒的激烈競爭。在當今大眾消費時代，文學的精英意識、理想主義、審美價值取向都遭到消解和變更，中國當代文學呈現出多元復雜的發展狀態。 在此情況下，文學更不能脫離現實，否則只能是曲高合寡。20世紀80年代末曾叫囂一時的中國先鋒派文學曾力圖開拓純文學的發展道路，卻因為過于囿于形式主義，使大量作品完全脫離生活流于主觀敘述與結構模式的文本游戲，結果短短兩三年的時間便又重新回歸到故事本位傳統。正如現代派作家阿爾貝•加繆所說：“沒有現實，藝術就是子虛烏有的東西。”因此，“文學應當表達大家都明了的東西，表達與我們大家都密切相關的現實”，“一旦與自己的社會相隔離，它就只能創作出形式主義或抽象的作品。”⑦ 可見，無論代表何種思潮何種派別，文學都不能遠離生活，現實主義文學最好地印證了這一點。當前，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透過紛擾、變幻、浮躁的社會生活，抓住了時代脈搏，選取具有現實意義的多種素材，靈活吸收和運用包括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多種思潮的有益因素，創作了大量反響熱烈的現實主義作品。如反映現代人普通生活和追求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劉恒），《永遠有多遠》（鐵凝），揭露現實黑暗旨在反腐倡廉的《抉擇》（張平），《蒼天在上》（陸天明），反映個人情感生活的《牽手》（王海翎）《比如女人》（皮皮），反映80后成長歷程的《奮斗》（石康），反映當代都市人矛盾困惑的《蝸居》（六六）等等。這些作品因為關注社會現實，貼近生活，反映現代人的情感和心理，揭露和批判種種社會不良現象而得到了廣大讀者的認可與支持，通過改編拍攝成的影視劇也在更大范圍內形成了積極的社會影響，有力地推動了文學與社會關系的健康互動，適應了文學走向市場的現代化發展需要，從而形成了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現實主義文學主流。 處在社會邊緣的文學正在重新確立自我中心話語，在主流秩序之外清醒地旁觀和反映當代中國社會，以邊緣為支點輻射社會生活中心及各個角落，形成以現實主義精神為主流的多樣統一的新的文學體系。在中國社會真正實現現代化以前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以人的理性為內涵的現代精神將始終推動以現實主義為主流的中國文學向前發展，這是現實主義內在特質決定的，是文學自身發展的選擇，也是當前社會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