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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反興奮劑歷史的反思 回顧世界反興奮劑歷史，最值得關注的是20世紀60年代這個轉折點。事實上，直到20世紀50年代都很少有關于體育中使用興奮劑的“丑聞”，也沒有擔心為了緩解疲勞而使用藥物會對身體健康產生危害。到了60年代，興奮劑突然成了一個廣泛的社會問題。由于體育的快速變化和來自大眾媒體尋找丑聞的壓力，以及興奮劑問題開始與運動員的體育精神并行討論，官方也不得不更加關注興奮劑問題，官方對于興奮劑的態度發生了大轉變。但在科學證明興奮劑問題還模棱兩可的情況下，反興奮劑更多地是在道德層面來行事。到了20世紀70年代，真正形成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一個是反興奮劑陣營，主要是政策決策者和倫理導向的學者、教師、科學家;另一個陣營則是作弊的運動員、地下的興奮劑供應組織以及發明新的藥品和新的防檢測方法的科研人員。在很多主流語境下，被稱作“道德對抗邪惡”［1］，這種對抗一直持續至今。事實上興奮劑問題代表的是一種潛在的不滿———對異化的現代體育的不滿。目前為止，世界反興奮劑組織(WA-DA)，歐洲理事會(CoE)，英國體育與醫學協會(BASM)和國際奧委會(IOC)等組織一直致力于通過對不道德的行為(興奮劑首當其沖)的極端行為的關注，來保持體育理想主義。但是自相矛盾的是，他們看上去是在反對體育的“過度現代化”，但他們采取的卻是現代化的手段———現代科技、法律和行政力量。實際上，興奮劑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社會行動，它的發展受國家民族文化、體育項目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例如夸張的情況是有些落后國家甚至不知道何為興奮劑。 2不同國家民族文化下興奮劑的思想與行動 2.1美國 至今興奮劑問題發生最多的當屬美國。美國人那種具有創業精神的企業家精神被用于體育，這都讓他們樂觀地認為體育可以和興奮劑聯姻，而不會受到道德規范和健康問題的約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在運動生理學領域居領先地位，也是將興奮劑用于體育發展醫學研究的翹楚。反映在運動員越來越需要通過技術或其他物質手段來提高成績。第二次世界大戰促動了“安非他命”(一種興奮劑藥品，二戰時曾用于提高士兵戰斗力，長期服用會造成失眠、便秘、視幻覺、聽幻覺等癥狀)的使用，到20世紀50年代末，只有美國醫藥協會(AMA)在呼吁應該遏制使用“安非他命”的浪潮，但是AMA的擔憂是無法阻止“安非他命”的繼續蔓延的，也不會妨礙運動員將更先進的興奮劑運用到更多的項目、更多的運動員身上。美國運動醫學會(ACSM)還曾推波助瀾地宣傳激素不會改善運動成績，盡管臨床和其他證據顯示可以?？紤]到冷戰對抗，美國具有一種強烈的擊敗蘇聯的意識，又由于缺少測試辦法，1976年奧運會激素類藥物的泛濫也就不足為奇了。 2.2英國 英國的經歷則明顯不同。業余主義體育的影響力以及傳統公立學校的教育思想使得興奮劑被看做是體育競爭的對立面。使用興奮劑被認為不符合典型的英國中上階層對“體育”的理解［2］。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科學家較少涉足運動生理學，為了堅持業余主義的信仰，運動員也不會訴諸于藥物來提高成績，只有在代表底層階級的足球領域才偶有發生。二戰以后，英國人在反興奮劑方面的重要作用遠超過了使用興奮劑。戰后十年，當美國人和其他歐洲人普遍使用“安非他命”時，英國自行車運動員則比較清白地投身于這項運動之中。以至于英國著名的自行車運動員Simpson在使用興奮劑時，國人對其萬般震驚。到20世紀50年代，英國體育與醫學協會(BASM)開始認真考慮興奮劑問題，并在20世紀60年表反興奮劑政策聲明。一些著名的運動員也加入到集體反興奮劑的隊伍中。1965年開發了檢測安非他命的程序，1975年則有了檢測激素類藥物的方法。這些工作都得到了BASM的支持。盡管有很多英國科學家還是通過對興奮劑的科學分析以及對運動員表現的測量發現了新的藥物，但柯林斯式的業余主義在體育的文化和組織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3］，英國人看待興奮劑問題堅持了其為“非業余體育精神”的定位。 2.3歐洲其他國家 首先，德國在興奮劑與反興奮劑問題上有一個十分矛盾的歷史。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在運動生理學方面的發展在德國落地開發，德國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現象十分普遍。JohnHoberman［4］研究分析了德國人使用興奮劑的歷史特征，認為其是納粹科學研究的產物，甚至緩解了美國人在興奮劑問題上的罪責。但這是對歷史的一個簡單處理和歪曲解讀。蘇聯及后來的獨聯體、如今的俄羅斯，以及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也很有爭議。蘇聯運動員包括女性在很多賽事中受到指控。例如1978年奧運會上就有英國田徑運動員抱怨，“由于興奮劑，與共產主義陣營的運動員比賽無法立足”［5］，一些反共產主義的西方學者認為蘇聯以及東德使用興奮劑是其體育政策體制的一部分，認為其是一種興奮劑的政治制度。但實際上，這種批判本身也有一定的政治動機。蘇聯和東德其實也有很好的醫療監管制度，其次這種批判無非是轉移了對西方國家興奮劑問題的關注度，而實際上，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運動員使用興奮劑是一樣“有罪”的。在其他國家，困擾當局的主要是職業自行車和職業足球。一些證據表明:像“安非他命”在這樣的興奮劑在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和奧地利被廣泛地使用。特別是，但凡遇到自行車的比賽就會牽涉到興奮劑，似乎已成為“公開的秘密”［6］，職業自行車對奧運會反興奮劑政策產生了強烈的沖擊，1960年丹麥自行車選手詹森(KnudJensen)在羅馬奧運會上的猝死，成為IOC、BASM以及CoE強化的反興奮劑行動的一個導火索。 因此，反興奮劑政策及科學是一種混合物，摻雜了不同國家的文化、政策，摻雜了人們對體育運動的關心、奧林匹克、業余主義體育以及全社會廣泛地對興奮劑乃至藥物的恐慌。由于有關健康衛生的研究較為模糊，體育精神的思想體系被應用到興奮劑問題上。興奮劑問題被重新審視為一種道德欺騙、品質缺陷、作弊甚至是罪惡?？偠灾?，與興奮劑、反興奮劑有關的思想與行動，因各國文化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個體、社會、制度以及更寬廣的文化框架共同作用，賦予了興奮劑與反興奮劑問題以特殊的含義。#p#分頁標題#e# 3不同體育項目中興奮劑的道德規范與實踐 在回顧興奮劑問題的歷史時，自行車運動最奪人眼球。1998年環法自行車賽大面積有系統、有組織地使用興奮劑;而早在在20世紀60年代，許多自行車運動員，包括著名的運動員JacquesAnquetil，公開反對興奮劑檢測，并且認為他有權使用興奮劑［7］。確實，在自行車領域，反興奮劑從一開始就十分棘手。試圖實行藥檢和制裁卻遇到了抵制甚至敵對態度。國際自行車聯盟(UCI)也沒有太可行的辦法來打擊服藥運動員。即便是在藥檢改進之后，自行車運動員也會通過交換尿樣來躲避尿檢。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參與者大范圍的明確想要使用興奮劑的領域。甚至有觀點認為比賽本身使運動員有強烈的需求認為藥物是必需的。Houlihan［8］提出，“自行車運動持續不斷的高強度使運動員很難不通過藥物的輔助而參加比賽。換句話說，是體育項目本身不自然，本身違背人性的，而不是服藥的運動員。”其他一些經常出現興奮劑問題的運動主要是職業體育聯盟。在美國職棒、職業橄欖球等領域興奮劑問題十分普遍。由于美國體育的一個特點是高中和大學是更重要和更具競爭性的競技場，因此，興奮劑問題就不單單是一個社會層面的問題了，還跟教育有著密切的聯系。相反在歐洲，如職業足球領域，興奮劑只是零星地使用，也沒有證據證明這一現象向下散布步到學校里。隨著田徑越來越職業化，越來越代表民族象征，使用禁藥也越來越普遍。羅杰•班尼斯特(RogerBannister)，英國田徑運動員，于1954年成為在四分鐘內跑完1英里的第一人，后來卻被證明是通過實驗提高了輸氧能力［9］。 20世紀60年代一些運動員開始使用“安非他命”，20世紀60年代末又出現了使用激素的例子。最初，使用興奮劑被視作與田徑運動不相和諧，或者說該項目的文化歷史反對服用興奮劑，但不管怎樣，田徑運動員正逐漸在日常訓練和飲食中使用興奮劑和激素。當然，現代體育能從興奮劑使用中幸免的項目并不多。1976年以前橄欖球、籃球、板球、游泳中興奮劑的案例并不多，但是現在卻時常就會聽到類似的丑聞。缺少適當的規程和檢測手段為作弊提供了機會。同時，很多體育組織更愿意否認該運動被服用禁藥所玷污，而不愿意去評估和解決問題。 4對反興奮劑的再認識 4.1關于權利的運動 不得不承認國際體育領域的權利取決于精英階層，特別是資產階級中上階層［10］。他們想把體育打造成他們認為應該的形象:業余體育的傳統文化。20世紀50年代是反興奮劑開端之際，到了20世紀60年代就成為更進一步的實際控制。權利與社會地位失衡十分突出，運動員通常不被邀請參與政策討論，或者是COE、BASM舉行的反興奮劑會議。規程、檢測、懲罰，這些都是權利的手段。一些運動員認為，興奮劑檢測一開始就是對私人空間的一種侵犯，比如性別檢測就是頗受詬病的例子，而由一個陌生人來監督自己小便以獲取尿樣也是一件略帶羞辱性的事，更糟糕的是，每個人都成了嫌疑犯并不得不通過接受官方一系列的檢測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就算通過了，表現優異的運動員也還是無法擺脫競爭對手和當局的懷疑，由于測驗無法百分百不出錯，每個運動員都是一個潛在的作弊者。如果濫用興奮劑威脅了體育的本質，那么不僅僅是因為興奮劑的使用，還有定義“作弊”的方式，以及懷疑的態度和解決問題不徹底。既存在明知使用興奮劑卻無法制裁，也存在寧可錯殺一萬的尷尬局面，這說明國際反興奮劑組織體制和制度建設上不夠健全。 4.2關于道德的恐慌 反興奮劑的道德恐慌夸大了使用興奮劑的后果，無論是在健康還是在公平競賽方面。國際社會對興奮劑的態度轉變如此之快，比如安非他命，20世紀40、50年代是治療所有慢性病的良藥，到了六十年代就成了社會毒瘤了。但是并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健康問題都是由于服用興奮劑造成的，也沒法證明服用的嚴重程度。運動員也會思考，否則真正面對嚴重健康危害甚至死亡時，很少有運動員還堅持服用。正是因為醫學上還無法證明興奮劑會導致的嚴重后果，才有越來越多的以身試法者。甚至有反興奮劑專家也承認，興奮劑的上癮性被夸大了。在體育領域，有很多事情不可能做到兩全其美。比如遺傳基因問題、資源稟賦問題、心理輔導問題、教練水平差異問題，這些與運動員公平競爭放在一起，可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事實上，可以認為訓練和備戰本身就使體育比賽產生了不對等。因此，試圖將體育精神與一些純粹的積極的東西聯系起來，就會導致一種想法:藥物、欺騙、賄賂、密謀比賽結果等將導致體育的消亡。但是體育仍然現實存在著。有一些運動員天生就具有更多的有氧能力、身高或者是雄性激素，這是不是作弊、不公平呢?使用興奮劑和使用特殊的裝備、心理顧問或者是團隊戰術，有什么區別嗎?要這么看，體育就是人類天生才能的比拼的說法早已不合時宜了。現代競技體育越來越關注利用技術手段來獲得優勢，而不是享受娛樂、健康和塑造性格。事實上，興奮劑破壞“公平競爭”被夸大，在破壞“公平競爭”方面它與很多其他因素一樣大而已。這也側面反映了權利一方極力要維護和控制其建立起來的價值觀。 4.3關于政策的后果 誠然，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的貪婪之心是應該被指責的。而且在沒確定健康危害之前寧可承認存在危害也具有可行性。但是，這種超負荷的強調反興奮劑也加劇了體育世界的另一種墮落。換句話說，興奮劑的話題不是關于藥物本身，而是關于反興奮劑倡導者以一種什么方式來重構其社會含義。另外，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反興奮劑會導致運動員參與新藥物研發的實驗，而這樣一來，他的健康危害就更加不得而知了，還會導致利尿劑、血液注射、控制荷爾蒙分泌的電腦芯片、乃至基因興奮劑，或者賽前幾周快速去掉激素等手段。而所有這些為了躲避的新措施將比服用“安非他命”和“激素”等傳統興奮劑的后果更加可怕。 5結語 要對興奮劑問題進行蓋棺定論是十分復雜的，因為很大程度上這取決于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主觀上怎么看待體育。體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國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興奮劑問題告訴我們體育再也無法擁有“純潔的凈土”了，但興奮劑也不總是“邪惡不堪”的。興奮劑問題帶來的“體育失去了本質”的道德恐慌被夸大了，真正的恐慌應該是家長式的、資本主義中產階級意識對體育文化與體育組織的強權控制。興奮劑問題真正改變體育本質的恐怕在于運動員變得人人自危了。反興奮劑一定要考慮到如何獲得大多數人的贊成和支持?；蛟S，項目競賽規則的改革、優化體育組織的構成、避免體育組織的官僚作風等才是在反興奮劑過程中該要強調的，應該讓更多的運動員、讓更多的弱勢國家、弱勢群體了解興奮劑，參與反興奮劑的決策，而不是不斷地譴責和不停地發現新的檢測方法來對付已經“過時”的興奮劑。#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