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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部的歷史與人文內涵 在民族文化的特質上，西部是一個具有濃郁宗教色彩的廣袤地域。在這里，如果沒有虔誠的宗教心理和強烈的宗教理想，就沒有西部民眾泰然自若的生命態度，就沒有西部民族與西部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命樣態。也因此，中國西部成了儒、釋、道、伊四大宗教交融雜陳的區域;這一文化環境向我們呈現出，西部社會人群的文化結構與文化類型因歷史流變而沉積為十分豐富的形態，“以宗教的凝聚力而聚集成的文化圈層，既有種族與血緣上的密切關系，又有精神與旗幟上的相互關聯”［1］。宗教在廣袤的西部既是一種崇高的精神信仰，又是一種約束族人的陳規與信條。 而在地理概念上，西部本身也呈現著某種獨特的性格特質，而正是這種地域的獨特性決定了中國西部作為文化概念、人種概念乃至美學概念的獨立性。在20世紀80年代，在與時代風尚、社會心理和民族意識所構成的時間和空間關系中，中國西部已被人們無法拒絕地接受為一種精神概念、美學概念乃至電影概念。西部，正是由于它的地理特征才使它誕生出獨有的人種與獨立的文化形態，高、奇、險的特征決定了在這塊土地上人與自然的關系始終處于西部社會的主要矛盾。生存，始終是擺在西部人面前的最大難題，如西部電影《老井》中，老井村由于自然生活環境惡劣，而極度缺水;在這種艱難的生存環境面前，老井村人并沒有屈服，他們一代接一代地打井，希冀能在這片土地上打出水來;老井村人三百余年持之以恒的打井史就是老井村人艱難生存的歷史印記。而電影《一棵樹》中，女主人公朱珠為了繼承丈夫王旺的遺志，也為了兌現他們倆的愛情承諾，毅然展開了對沙漠的斗爭，憑著自己的堅強意志，朱珠硬是在沙漠邊緣種植了一萬多畝樹林，這是人類成功挑戰大自然的一個成功范例。 此外，在西部最容易使人進入一種極限體驗，生存與死亡的本能可以不通過任何中介和升華而直接呈現出來，人始終處在大限的邊緣上(如電影《可可西里》中，劉棟被無情的流沙突然吞沒、他的隊友們在風雪之中相繼倒下，就是如此)，這使西部人擁有了罕見的生存能力和豁達、強悍的心理能力。這種性格特質和西部地形的奇崛又使西部民眾在生存過程中顯得樂觀、堅忍、自強、浪漫，這種精神氣韻尤其表現在少數民族題材的影片中(如《成吉思汗》《東歸英雄傳》《嘎達梅林》等)。同時人與自然關系的持久激化也使人與人的關系變得友善和親近，因而西部又是一塊流淌著深情厚誼的土地，在西部人的粗暴、冷酷的面孔下又隱藏著一種強烈的溫情和愛戀?？傊?ldquo;西部因土地之貧瘠蠻荒而貼近自然，因地形之險惡而有生命力之強大，因生存之艱難而有精神之憂患，因生命極限之體驗而有豁達與浪漫，因群峰之起伏而有性情之剛烈，因大河之滔滔而有慈情俠義之浩蕩……”［2］ 二、西部多元文化對中國西部電影的影響 西部自然之“險”與地形之“雜”直接決定著西部多元的文化形態。這種多元的文化形態主要包括:農耕文化、游牧文化、宗教文化、工商文化以及軍事文化等文化類型。 這些文化類型對中國西部電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中國西部電影具有深厚思想文化內蘊的決定性因素。 (一)農耕文化與西部電影 在中國西部，農業耕作是最基本的生產方式。占西部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民族，主要是從事農耕生產的。從傳說中的后稷到今天陜西楊凌的“農業高新技術示范區”可以看出，西部始終是中國農耕文化與農業文明的腹地。中國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及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意識形態，始終是按照農耕文化的實際需求和想象力構建起來的，而最具典范性的農耕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最具典范性的封建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就長期建立在西部的黃土地上，而黃土地也因此成了民族文化的主要載體和中國西部電影的重要表現對象。也因此，陳凱歌導演的電影《黃土地》不僅是中國第五代導演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國西部電影的前期代表性作品。“在這里，最悠久、最規范的農耕方式與最輝煌的幾代封建王朝的國都相互輝映，形成了一個從文化到社會政治再到意識形態的渾然一體的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帝國。”［3］ 農耕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守土為業，它塑造了西部農業人本分、誠實、質樸、率真(如電影《黃河謠》中的男主人公“當歸”)以及講義氣、謙讓、隱忍(如電影《老井》中的男主人公“孫旺泉”)等的性格特征，但守土為業這條道德教義也使西部人出現了諸如小富即安、不思進取、缺乏冒險精神和競爭意識等的一系列心理和性格特征，這種農耕文化孕育下的人物的優缺點在電影《野山》中“灰灰”“秋絨”這一類人物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二)游牧文化與西部電影 西部地區的游牧民族主要有: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哈薩克族等。西部各游牧民族共同創造的游牧文化傳統，雖然不像農耕文化那樣輝煌，也沒有像農耕文化那樣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但游牧文化構成了西部文化中富有個性的、獨立的文化傳統，也形成了與農耕文化迥然不同的意識形態。游牧文化的民族特征是游走與擴張、適應與征服。它表現為對大自然、對新的生存環境乃至對整個外部世界的適應能力和征服能力，如西部歷史與戰爭題材的《成吉思汗》就體現了這一點，它充分塑造了游牧民族剽悍神勇、堅強剛毅的民族性格;而馮小寧導演的《嘎達梅林》則進一步體現了蒙古族的信仰與信念，影片依據嘎達梅林起義的歷史事件創作而成，既表現了蒙古族英雄嘎達梅林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也著重刻畫了嘎達梅林的妻子牡丹的英雄形象，反映了較為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和起義斗爭的復雜性。影片既是一曲悲壯的蒙古民族革命的悠長歌謠，又是一首唯美的蒙古人民追求自由與民主的英雄史詩。 (三)宗教文化與西部電影 西部是一方有著諸多宗教籠罩的區域。宗教既影響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精神生活、價值觀念;同時宗教也對社會生活也有著多方面的影響。當今世界上發生的許多熱點問題，包括地區沖突、國家戰爭、社會改革、國家治理等，很多都與民族和宗教有關。我國西部各民族大都有宗教信仰，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儒教和道教。佛教的“與人為善”“普渡眾生”，伊斯蘭教的“務實”“崇尚經商”，儒教的“積極入世，兼濟天下”，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的思想和教義大大豐富了民族文化的素養，這種素養長期以來已積淀為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佛教的“遁入空門”與“現世虛無主義”，儒教的“農為本，商為末”以及“存天理、滅人欲”，伊斯蘭教殘存的部落意識和種族觀念，道家的“無為而治”等的消極與偏執的思想和教義也在人們的精神上和心靈上產生了誤導，以致成為西部各民族發展和前進道路上的一道無形的思想屏障。由于宗教是西部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西部電影也就對西部地區的宗教文化有著較多的坦露和反映，如西部電影中的《盜馬賊》以及《天地英雄》《可可西里》等影片就對西部的藏傳佛教文化有著深入揭示，特別是電影《可可西里》的“天葬”場景，就充滿了濃郁的藏傳佛教文化氣息;而《孩子王》中的男主人公“老桿”對道家“無為”的思想作了一定的呈現，西部現實主義力作《野山》《老井》則對儒家思想文化及教義作了某些注解……#p#分頁標題#e# (四)工商文化與西部電影 工商業文化在西部也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毛紡、皮革一直是西部工業的優勢，而近現代以來，煤、石油、天然氣等形成的開采業，更是西部工業的強項。同時，西部也有著輝煌的商業、貿易發展史，如溝通東西方商貿與文化綿延達數千年之久的絲綢之路，就使西部負載了濃郁的商業文化的色彩。且西部各地都有一些職業的商人，如陜北的“貨擔郎”“腳戶”等，這些商人在那個封閉的社會里不僅僅是商品交流的橋梁，而且也成了整個文化交流和傳播的一個重要途徑。西部電影經典力作《黃河謠》雖說是一部具有厚重文化感的音樂片，但影片除了擁有音樂文化氣息以外，也顯現著一絲商業文化的氣息，影片主人公當歸一生的苦難也正是通過當歸一輩子的職業:腳戶(商品運輸和商品交換的中介)所體現出來的。而電影《日出日落》中，現代石油業的開采與興起，也給西部人的思想與心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變，現代石油業作為現代工業文明的象征與影片中的傳統文明(民間藝術樣式“說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現代文明之風吹到落后的西北大地時，落后的農業文明在經過一番痛苦的裂變、分娩和自我重塑后，必將匯進現代文明的洪流。如影片最后女主人公葵花就把陜北“說書”這種傳統的民間藝術進行了一種現代化與時尚性的更新與改造。 (五)軍事文化與西部電影 軍事文化是西部一種特殊而重要的文化類型。在歷史上，西部邊塞就意味著戰場，意味著血與火的廝殺與紛爭。邊塞世世代代都有重兵把守，從而使西部軍旅生活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類型與特色。古時的邊塞詩也正是由這種軍事文化所激發的，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翰《涼州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叫胡馬度陰山”(王昌齡《出塞》)……進入當代，西部軍事文化出現了全新的內容，尤其在新疆、西藏、青海，解放軍已成為一支主要的建設力量，他們除了扮演與古代將士相同的國家保護者和文化傳播者的角色外，軍事文化還與農耕文化相結合產生了規模浩大的“軍墾”現象;與工業文化相結合，形成了軍事工業基地，而且當代西部軍事文化已形成了一支獨立的軍事文化藝術力量，已成為了西部文化概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西部電影《天地英雄》《紅河谷》《黃河絕戀》等影片就對西部的軍事文化作了某些注腳。 三、結語 西部擁有著農耕文化、游牧文化、宗教文化、工商文化外、軍事文化等諸多文化類型，這種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在我們現在經濟日益走向一體化、各民族文化個性日益消弭的今天顯得格外彌足珍貴。這為西部文藝、西部影視乃至全國影視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