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院校大學生對美國電影文化認識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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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院校大學生對美國電影文化認識的調查

作者:劉玲 單位: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一)“文化軟實力”與好萊塢電影的跨文化擴張

媒介(media)是人類意識的載體,媒介產品代表著參與制作傳播的各個階級、階層和集團的利益,所以媒介信息往往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在政治及社會層面上從來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眾多商業動機驅使下的媒介信息以文化產品的形態進行跨文化傳播時,其或顯性或隱性的傳者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符號,憑借龐大成熟的產業機器以及強大的媒介技術,對信息接受者產生巨大的感知沖擊和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認知改變(文化同化),并試圖漸漸形成一種依賴型的媒介消費關系,這即是文化強權國家所謂的“文化軟實力(softpow-er)”[1](P.142)的一種表征。美國好萊塢電影就是這樣一種國際文化媒介,它風靡全球市場并充斥著互聯網,在實質上推動著國際媒介跨文化溝通規則的變化。據美國電影協會(MPAA)官方網站最新的2011年電影市場報告顯示,2011年好萊塢電影的全球票房收入已經達到326億美元,同比增長3%,而這種持續增長完全是國際市場貢獻的,僅在2011年其在中國的票房收入就增長了35%[2](P.4),中國順理成章地成為好萊塢電影迄今為止最大的國際市場,但實際上好萊塢電影在中國的影響力要比票房反映出的更大,因為官方的票房統計是不包括MPAA長期詬病的盜版和網絡侵權視頻的觀影群的。2010年底在日本舉辦的第8屆世界文化大會上,針對“亞洲國家如何應對好萊塢的壓力”這個大會的最后一項議題,中國著名導演賈樟柯關于“反抗好萊塢應該首先是文化命題”的觀點受到與會者的熱烈響應[3]。筆者提及這個并非要討論面臨現實壓力的中國電影產業,而是想藉此探討好萊塢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在后工業時代越來越突出的跨文化傳播能力和影響力以及它所帶來的“文化帝國主義”或“文化殖民”的憂慮與問責。

(二)大學生與好萊塢電影文化

美國學者Silverblatt等人提出:個體在接受進入國際傳播渠道中的信息時應必須具備一種“批判性的思維技能”,這種技能使個體能夠與所接收的國際信息保持距離從而形成批判性的個人獨立的判斷能力,在此基礎上,得以正確地選擇進入國際傳播渠道的國際信息并對其作出解讀和評論。(Silverblatt&N.Zlobin,2004)[4](P.8)。在當今這個互聯網的時代,包括好萊塢電影在內的各類外來文化信息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海量和無序的特征,而作為未來的社會精英人群和社會理性思維的中堅力量的大學生在通過網絡快捷方便地接觸好萊塢電影這類他者文化媒介之時,是不是同時也是很好的分析者、判斷者和批判者呢?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文化的國家,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大學生在此問題上是否存在差別呢?由于這一層面涉及到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等文化問題,本次調查的意義得以凸顯。通過考察我校大學生對美國好萊塢電影的接觸狀況、認知以及態度等方面的基本情況,本文分析了民族院校大學生對好萊塢電影的批判性思維的現狀,努力探索如何從跨文化角度看待他們的批判性思維。

二、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由課題負責人設計調查問卷,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和資料分析法,利用專業調查網站“問卷星”,以網絡問卷填寫與數據統計分析同步進行的方式獲得調查結果。此次調查共回收問卷368份,有效問卷368份,回收有效率達100%。調查自2012年2月27日開始,至3月27日收回最后一份有效問卷,歷時一個月。樣本學生是隨機的,其分層情況如下:大一共240人,占總量65.22%;大二共86人,占23.37%;大三共39人,占10.6%,大四共3人,占0.82%。漢族樣本學生共216人,占58.7%;少數民族共152人,占41.3%。宗教信仰方面,無宗教信仰者共290人,占78.8%;信仰佛教者共35人,占9.51%;穆斯林共25人,占6.79%;信仰基督者共13人,占3.53%;其他信仰共5人,占1.36%。

三、調查內容與結果分析

(一)接觸意愿與行為

本次調查共設計了5個問題來了解我校大學生對好萊塢電影的接觸意愿與行為。首先,我校大學生接觸電影的主要途徑就是網絡,共有89.64%(303人)的學生選擇通過互聯網觀看電影。由此可見,調查結果驗證了筆者最初的假設:大學生的觀影行為大部分是通過互聯網實現的,呈現出自發性和隨意性的特征。這與大學生生活的環境有很大關系:大學一般遠離市區,傳統媒體的影響力有限;而大學生寢室現在大多具備上網條件,且管理較寬松;網絡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與免費娛樂,獲取電影往往非常便捷,這些客觀條件培養了大學生網絡自主觀影的行為習慣。另一題目的統計結果顯示,大學生看什么電影主要取決于“平時自己的喜好”,這說明大學生作為成年人觀看電影的行為具有明顯的主動性,他們在選擇電影時具有較強的自主意識。當然,他們也會受到來自外界的意見影響,有一半以上的學生表示“身邊人的推薦”會成為他們選擇電影的依據,這說明人際傳播對好萊塢電影的影響力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而網絡推薦和評論有時也能對我校大學生的選擇產生影響(見表一)。毫無懸念地,在“你是否喜歡好萊塢電影”這個問題上,僅有8.15%(30人)的人表示不喜歡好萊塢電影;另一多選排序題“請依據你的愛好程度依次選擇最喜歡的國家或地區的電影”的統計數據也說明好萊塢電影確實在我校大學生的喜好榜上獨占鰲頭(見圖一)。不過“你最近一年平均每月會看多少部好萊塢電影”的問題上,學生們選擇的接觸頻次雖不盡相同,但只有不到兩成的學生超過3部,而幾乎40%的學生選擇了1或少于1部(見表二)。這說明雖然好萊塢電影得到了大家的青睞,但在我校大學生們的日常生活中占用的時間精力并不多,沒有成為主導性的媒介信息。

(二)接受與評價傾向

筆者曾對比過類似調查的結果,所有接受調查的大學生大都將“消遣娛樂”作為觀看好萊塢電影的主要目的[5]。在本次調查中也不例外:“喜劇類”電影成為我校大學生們首選的好萊塢類型片(見圖二);而“精美震撼的感官效果”、“先進精良的制作水準”、“演員的精湛演技和魅力”、“經典和幽默的臺詞與對白”和“新鮮有趣的異國文化背景”等入選我校大學生喜歡好萊塢電影之前五大理由,其中與電影這種文化產品的“工藝”直接相關的因素就占據了前四位(見圖三),這與好萊塢電影自誕生起就攜帶的商業與科技基因緊密相聯———好萊塢電影從來就是以迎合大眾的娛樂與心理需求,追逐票房為第一要務的,近年來更是花大力氣利用“大片”在全球吸金,對于如何抓住觀眾可謂頗有心得,憑感官震撼吸引到我們的大學生實在不足為奇;另一方面,觀影者之于電影自始自終就是一種媒介使用原則中的“需要———滿足”關系,無論大學生們一開始接觸好萊塢電影時是何目的,吸引他們持續關注好萊塢電影的力量一定是來自電影本身的魅力。我們發現,在眾多因素中,西方文化本身的吸引力在大學生們對好萊塢電影的喜好度中排名不算靠前。不過,我們并不能因此而看輕好萊塢電影中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的影響力。相反,正如本文一開篇所述,電影文化中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信息是絕對存在的,不論觀眾愿不愿意甚至知不知道,文化的滲透往往是“潤物細無聲”的。此次調查筆者針對大學生對好萊塢電影的接受傾向,還設計了“你認為看好萊塢電影自己最主要的收獲是什么”一題。對比統計數據,筆者發現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在喜歡好萊塢電影的原因中,大學生們無疑首先肯定了其娛樂功能;但是到了評價其意義的時候,僅有26.36%的人承認好萊塢電影帶給他們最主要的收獲是“娛樂放松了”(表三)。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由于大學生的理性思維,他們認為娛樂放松也許不應該成為最主要的收獲,因而更多得選擇了“開放視野,了解西方文化”這個選項;其二,正如表二所示,大學生們并沒有花太多時間和精力去投入看電影這項娛樂,也可以理解為電影中異彩紛呈的美國多元文化使大學生們意識到好萊塢電影在他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比娛樂更多。這說明我們的大學生作為知識分子還是具備相應的思考能力的。我們同時注意到,有兩成多的學生認為“獲得生活的感悟或信念”是好萊塢電影帶給他們的最主要收獲。同時,在大學生最喜歡的好萊塢類型電影中,勵志類電影的喜愛度綜合評分達到5.42,與排在第二位的“動作/冒險”片相差無幾。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解釋大學生對好萊塢電影的接受與評價傾向:他們會因為感官享受被吸引著觀看并且體驗深刻,但是最希望電影帶給他們輕松和更積極的情緒,他們同時把好萊塢電影當成開闊眼界、了解西方和認識美國的一個重要途徑。#p#分頁標題#e#

(三)文化價值觀及批判

美國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學家馬爾塞拉(A.J,Marsella)認為,文化有外在形式(如藝術品和等級制度)和內在形式(如價值觀、態度、信仰、感知/感情/感覺方式、思維模式以及認識論等)[6](P.27)。筆者據此認為,好萊塢電影就是美國主流文化的外在形式,而其內在的文化形式恰恰是通過深植于電影文本中各種或顯性或隱性的文化象征符號進行書寫表達和傳遞的。無論是電影制造者們的集體無意識還是有意為之,這種包含美國主流價值觀、態度、信仰等文化模式的表達與傳遞的符號象征,必將伴隨著好萊塢電影所帶來的感官和心理沖擊,不同程度得被其他文化的觀影者進行解碼。此前有關調查的結論曾提示,大學生們對于好萊塢電影試圖向全世界表達的一些所謂“普世價值觀”是完全能夠感受和體會到的,但是在解碼過程中卻缺乏意識形態的批判性解讀[7](P.3)。那么民族院校的大學生由于民族文化和信仰有異,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這種文化模式方面是否會呈現不同呢?筆者通過“你認為好萊塢影視承載了什么樣的文化價值觀”一題的統計數據發現,好萊塢電影中的如“獨立自由”、“個人主義”、“民主平等”等一些價值觀能為大多數大學生所感知;但是另一些對美國主流社會同等重要的價值觀如“家庭和諧”、“務實向上”等觀念卻沒有得到足夠多的認識(見表四)。

筆者認為這很真實地反映了當下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大學生價值觀念的變化。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Adler)指出的,“感知是由文化決定的”,一旦我們自身的文化背景發生改變,我們看待周遭世界的方式———價值觀必定改變。并且,文化模式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很多文化的變遷往往就是通過跨文化情境中與他文化的碰撞而產生或者得到強化的。在隨后的交叉分析中得出的數據表明,少數民族大學生比漢族大學生更加能夠感知到“家庭、社會和全世界的和平與和諧”和“務實向上”這兩種價值觀,但是總體看來差異并不顯著;而宗教信仰造成的跨文化感知差異則更為明顯一些:穆斯林大學生最能感知到“個人價值實現”,而對“獨立自由”、“民主平等”和“和平和諧”等價值觀的感知程度均最低;信仰佛教的大學生對于“和平和諧”的價值觀最為敏感,而“務實向上”這樣積極入世的態度則成為他們感知程度最低的一個價值觀;全部信仰基督的大學生都能感知到“獨立自由”的價值觀,但是他們對“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感知程度相對最低??偟膩碚f,大學生基本上可以意識到好萊塢電影中呈現出的美國主導文化模式,從而完成跨文化感知;但是,這種感知是選擇性的,更多的是以自身文化背景為參照和篩選而獲得的。在考察大學生跨文化認知背景對其跨文化認同態度的影響方面,本次調查設計了“對于好萊塢影視中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背景和文化現象你了解嗎”和“對于上題所述的普世價值觀你理解并認同嗎”兩個題目。在交叉分析后,筆者發現,無論了不了解電影中的文化背景,大多數受調查大學生都對他們從好萊塢電影中所感知到的價值觀表示了認同,即使是完全不了解電影文化背景的大學生也有近三成的人表示能夠理解,且57.17%的人認同這些價值觀。另外,數據顯示對電影相關文化背景有了解的大學生中,其了解程度與他們對電影中感知到的價值觀的認同卻呈反比。這一現象令筆者相信,在跨文化情境中,對他者文化了解越多,也就越能夠使自身的文化得到強化。民族與宗教信仰差異方面進行交叉分析顯示,除了漢族比少數民族大學生在能夠理解價值觀的人數比例上稍多一點(3%),無宗教信仰者比三大宗教信仰者更能夠理解價值觀以外(宗教屬于文化的深層結構,是抵制變化的,使文化呈現出差異性而造成跨文化理解的障礙),其他并無顯著差別。另外,幾乎所有樣本層的大學生都有最高比例的人選擇“不太理解但可以認同”的選項。我們可以作如下分析:盡管半數以上的各民族大學生認為自己并不甚了解電影中的這些價值觀,但是仍然有接近七成的人基于各自的文化背景按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對這些價值觀進行了解碼并達成了跨文化認同。

在最重要的意識形態批判領域,本次調查相關的題目是“如果好萊塢電影中存在以下內容你認為哪些是不能接受或值得批判的”。統計數字表明,六成以上大學生們對好萊塢電影中“總是由美國人拯救世界”和“渲染血腥暴力”等內容表示不能接受,近一半的大學生認為“接觸”的內容值得批判。“精神空虛、物質至上”這個選項反映出東西方文化在價值觀上的差異,但僅有44.84%的大學生認為類似的內容無法接受。其余明顯存在東西方文化差異的選項分別有“性態度開放”、“拜金主義”、反映婚姻家庭觀念的“結婚離婚頻繁”和中國社會曾經之于美國社會最大的一個差異———集體主義價值觀“人與人的距離感”。但是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對這些選項中提及的好萊塢電影內容表示批判的比例卻逐次遞減(見表五)。這不能不讓人思考:到底是我們的大學生缺乏批判性思維,還是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改變導致他們對意識形態的批判領域轉移了呢?在交叉分析中,筆者發現信仰三大宗教的大學生比沒有宗教信仰的大學生更不能接受好萊塢電影“渲染血腥暴力”和宣揚“性態度開放”,穆斯林學生反對血腥暴力內容的比例更是達到了76%,“精神空虛物質至上”和“缺乏對少數民族裔的正面描寫”緊隨其后,成為入選率超過半數以上的三個選項。信仰基督的大學生則成為最不能接受對婚姻和性態度不嚴謹的樣本層(61.54%)。信仰佛教的大學生對好萊塢電影反映的其他內容持批判態度的人的比例似乎最低。這些說明了同一個問題:不同樣本層都基于各自的文化背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對這些接觸到的異質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態度和判斷。其中,有無宗教信仰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對個人價值評判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結語

本此調查不僅僅只是要了解大學生對好萊塢電影的跨文化理解(interculturalawareness)狀況更重要的是描述了不同文化間進行文化接觸時受者的文化發生了什么。正如筆者在進行調查前最想證實的那樣,大學生作為成年人已經獲得了較為穩定的文化價值觀,具備了一定的思辨能力和理性精神,不論是少數民族還是漢族,無論是無宗教信仰者還是穆斯林、基督徒或是佛教徒的大學生,他們不會因為觀看了很多好萊塢電影就會變成美國人。相反,所有參與調查的大學生都站在自身的文化立場上對好萊塢電影進行了批判,其中包括價值觀批判,這在擁有宗教信仰的樣本中尤其突出。所以,受者的本文化是其對他者文化的感知基礎。筆者認為,大學生對電影中美國價值觀的批判,其實是對不同價值觀的認同問題———在調查中發現,之前問卷設計者認為應該被批判的一部分價值觀恰恰被大學生們認同了。此前的一些調查者們擔心青年們的價值觀會被好萊塢電影異化,“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殖民”會對我國的傳統道德價值觀和優良文化造成破壞[7]。筆者通過這次調查認為,文化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就算沒有好萊塢電影,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會隨著社會變遷而發生變化。當我們文化自身發生改變時,一旦與外來文化接觸與碰撞,跨文化認同(interculturalidentification)更容易發生。比如調查發現,半數的大學生們對好萊塢電影中感知到的一些價值觀持認同態度。另一方面,當我們更加了解他者文化的話,就可以降低被他者文化同化(culturalassimilation)的可能性。例如調查中越是了解好萊塢電影里的背景和文化的大學生對其中的價值觀認同的比例就越低。至于前文提及的那些文化憂慮,正好反映出中國的傳統文化自身對變化的謹小慎微。#p#分頁標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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