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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文吉 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在國學日漸升溫和人們越來越熱衷于思考“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的學術語境中，“傳統文學理論的當代價值”這一課題也自然被提上了研究的日程。有人也許要質疑“傳統文學理論”這一提法，認為“文學理論”作為一個現代性的學科，不能跟“傳統”二字相提并論，但是，我們認為，所謂傳統，其實并非舊的和保守的，它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精髓，即傳統的優秀部分，它是朝一切新事物開放的?，F代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在中國學術史上走過了一百多年的歷程，經過了一百多年的學術論爭和學術積累，它已經成了人們不得不接受的一個學術事實，而且還將發展下去。所以，傳統也應該向它敞開。這個學科不管從前以什么樣的姿態出現，最終它都會被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賦予生命的內涵。因此，這種質疑或許適用于“古代文學理論”這一提法。而“傳統文學理論”的提法，則是通過還原中國傳統學問對文學的認識，把文學理論學科納入中國傳統學術精神下，解決我們目前遇到的問題和困惑，開出新的學術境界。以下結合當代文學理論所面臨的問題，略述其價值。
在文化自覺中實現文學理論的本土化
近年來，人文社科領域各門學科面臨著“本土化”的訴求，文學理論更是如此。我們認為，可以結合“民族文化生命的自覺”來談這個問題。中國學術界探討“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生命自覺的表現。錢穆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一個生命，是活的。他說：“文化乃群體大生命，與個己小生命不同。”“中國古人謂之‘人文化成’，今則稱之曰文化。此皆一大生命之表現，非拘限于物質條件者之所能知。”[1（]P185）所以，文化有憊懶和麻木的時候，受了擠壓或是受了傷，也要變形，但是它有自我修復的功能，最終它還是會回到自身的狀態。晚清以降，由于國家政治的腐朽和西方學說的傳入，知識界普遍認為造成中國的被動局面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于是紛紛根據西方學說對其進行否定。傳統文化受到了很大的摧殘，但它還仍有修復功能，來自中國文化內部的一股力量勢必會起來反抗。這種反抗，起先總是消極的，表現為保守勢力的活動；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醞釀，它自覺吸收了外來文化的優點，積蓄了相當的力量后，就會變成積極的、建設性的反抗，表現為文化復興者的活動。后者能擺脫他種文化的擠壓，開啟本土文化的新的生命，這就是傳統文化的自覺。在文化自覺中講文學理論的的“本土化”，底氣要足一些。“本土化”之前的文學理論，就是人們現在所說的具有“現代性”的文學理論。其特點有三：第一是話語層面的西化。這一點已經被人意識到，于是有“失語癥”之說：“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話語，長期處于文論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
自‘五四’‘打倒孔家店’（傳統文化）以來，中國傳統文論就基本上被遺棄了，只在少數學者的案頭作為‘秦磚漢瓦’來研究，而參與現代文學大廈建構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論;建國后，我們又一頭撲在俄蘇文論的懷中，自新時期（1980年）以來，各種各樣的新老西方文論紛紛涌入，在中國文壇大顯身手，幾乎令饑不擇食的中國當代文壇‘消化不良’。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3]第二是學理層面的反傳統性。在這種理論下，“文學”，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理論”，也是一個現代性的概念。這兩個現代性的概念壘積起來，變成“文學理論”，就更是現代性的了，它離傳統很遠。苛刻地說，它在“反傳統”的思潮中扮演著一個主動的角色。比如，它定義中的“文學”，要么是服務于政治的，要么是隔絕于政治的。在這種二元對立中排斥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第三種選擇：中國傳統的士人以天下為己任，他們的生命就建立在政治上，所以積極干預政治，但不完全依附于某個政權；文學是不平之鳴，它發乎人之性情，而及于天下家國。再如，它定義中的“理論”，只是一種知識，一種對“文學”這種事物進行認識的“理性總結”，沒有更大的意義。當然，現在有人提出發掘知識背后的權力，這是很有意義的。人們發現，權力不知不覺地滲透到知識話語中來了，知識充當了權力的工具。殊不知，在中國，人們早就自覺地借助知識來表達知識之外的東西。沒有對知識的絕對崇拜，也就沒有必要對知識背后的權力因素一驚一乍，沒有必要對知識的不確定性感到迷茫和絕望。憑著這兩個定義，文學理論學科就丟掉了中國傳統學問的很多素質，把很多已經解決了的問題變成了新的困惑。第三是思維層面的簡單化。如果外國文學理論只是作為一個學科被引進來，但沒有跟中國學術有機結合起來，沒有學科自覺，就只能扮演一個尷尬的角色：只是原裝引進的知識，而非獨立自主的學問。中國傳統學問不能把文學理論學科包容吸收過來，中國古代的文論僅僅是這個學科的中國材料，這樣的文學理論是無本的，無本之學往往會被一種流行的、簡單的思維方式左右。當前的文學理論界，太多的定義被人們奉為教條，太多的值得懷疑的結論被人們深信不疑地接受；甚至，一個學科，被人用“五論”、“四要素”、“審美意識形態”等就能概括。這種貧乏和僵化的根源在于沒有傳統學術作為根基。西方文學理論能否中國化，還值得商榷；但文學理論學科的本土化是勢在必行的。“本土化”的意義，不僅在于使文學理論有自己的“話語”，而且在于文學理論解決它面臨的問題和困惑，生成新的、真正屬于自己的問題。這個目標可以在中國傳統文化生命的自覺中逐步實現。
以對“通”的追求解決文學理論學科面臨的問題
傳統文學理論還為解決當代文學理論學科建設中很多問題提供了極大的啟示。文學理論學科建設中的很多問題都是其現代性帶來的，引進傳統文學理論作為參照系，可以對其進行一定的反撥。當然，這并不是要復辟到古代的文學批評的狀態?，F代學術的分析精神使學科的劃分越來越細，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的語境下，學術本身都有其張力，使得每一個學科都不甘于停留在一個細枝末節上，它要擴散，要旁通。所以，即使是在西方，優秀的學者是兼通多種領域的博雅之士，“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則更受人尊崇。中國文化背景下的學術同樣重視學術的這種張力，并把“通”作為學術的最高境界。但是，在重分析的中國現代學術氛圍中，“通”的境界是受排擠的，人們熱衷于學科的細致劃分，醉心于研究細枝末節的小問題。于是，學術的張力在這種擠壓下只能以“交叉學科”、“對象泛化”等方式實現，而這些方式又往往演變成不利于原來的學科發展的因素。交叉學科的泛濫和學科研究對象的泛化已經阻礙了許多學科的深入發展，使之流于浮泛。就文學理論而言，出現了文學哲學、文學心理學、文學社會學、文藝美學、生態文藝學等名目交叉學科，也出現了諸如“文學理論要研究廣告、時裝、廣場藝術、體育競技等”的言論。交叉學科的出現對文學理論學科乃至整個中國學術的正面意義是否大于負面意義，是值得研究的；而研究對象的泛化，則明顯對于文學理論有害，其治學姿態對于整個學術研究都有不良的影響。對于這些現象，不能僅僅圍追堵截，一味批判，而要注意思考其發生的原因，從源到流進行疏通。在學科劃分趨于細化的進程中，我們更要注意到可能產生的弊端。交叉學科的泛濫和學科研究對象的泛化，起源于學術本身的張力和這種張力得不到自由的伸展的矛盾，要解決，就不能諱言學術對“通”的追求。每一個學科都要與我們民族一直強調的“大學問”聯系起來，培養學者大的情懷和胸襟。傳統文學理論的當代價值，與傳統文學理論相關聯的是整個中國傳統學問，它使人們明白文學在整個社會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從大處著眼來看文學，從文學出發，走向“通”和“博”的學術境界。這樣的文學理論才能有本有末，才能走向博大精深。#p#分頁標題#e#
回歸學術：重新“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最大限度地接近學科的對象和與對象相關的文本，并從中找出有針對性的材料，或找出新的學問增長點，是學術對學者最基本的要求。不然，浮在學術的最表層，只能使一些陳舊的觀念和做法以訛傳訛。在中國當代文學理論中，有很多學者在接近材料之前，就帶著大量的前提和預設，其實這不是學術的行為。要使傳統文論最大限度地發揮它的當代價值，首先要對其進行還原。近十年來中國文論界的熱點話題之一是“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其實，在各學科現代化的過程中，古代文論早已實現現代轉換了。它經歷了大量現代化的篩選、加工、歸類和闡釋，還要如何轉換呢？其實，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對被“現代轉換”過的文學理論進行還原，如何發現一個真正的中國傳統文論。“還原”很容易被人理解為：把理論還原到它所產生的時代背景或歷史語境中去，認識其意義和價值。這種做法有利于幫助人們理解這種理論的針對性（一種學問的針對性是很重要的），但不利于人們對它進行更深刻的認同，甚至會使人們因時過境遷而否認它，進而陷入歷史相對主義的思路中去。我們把這種還原稱為歷史還原。光有歷史還原是不夠的，還要有一個意義還原，即真正完整地認識這種學術或理論的超越于歷史語境的意義。我們這里講的對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進行還原，屬于意義還原。對傳統文學理論進行還原是很難的：它既非讀現有的教材或文論選，又非查考探析幾個概念或范疇的含義。
這些做法都有太多的前提，必然影響對傳統文論的還原，甚至會把“還原”變成對某種陳舊研究方式的“應證”，舊的理論路數永遠都打不破。還原工作有必要從原典出發：其一是要真正領悟原典的精神，不要用一種淺薄的挑剔的眼光取我之所好；其二，要明白原典在經史子集中的地位，對四部中其他部類的書也應有所涉獵，即使這些書不是關于文學的。完成了這兩步，才可以談“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一旦到了這個程度，我們也會發現需要重新對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進行“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了。以《文心雕龍》為例，以往的文學理論往往總重視它的第一篇（《原道》，認為這是文學的本質論）和后半部分各篇（從《神思》到《序志》，認為這涉及文學創作論、批評論和發展論等），而置其他篇目于不顧了。[4]其實，被忽略的部分是《文心雕龍》更重要的部分，它指出了文學在整個文化體系中的地位，概括了各類文章的源流。要還原傳統文學理論，至少不能在同一本書的各章節中厚此薄彼。接著，我們要知道，《文心雕龍》在四部中屬于集部詩文評類，接著，試著參照該部類的其他著作，思考該書在該部類書中的地位；還要注意集部與經部、史部的關系，進而思考《文心雕龍》在整個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地位。可為我們進行這種思考的材料很多，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詩文評”進行了這樣的定位：“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為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憍之論。然汰除糟粕，采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端逯尽犯娇偧畠?，《唐書》以下則并於集部之末，別立此門。豈非以其討論瑕瑜，別裁真偽，博參廣考，亦有裨於文章歟？”[5](P1067)這樣，真正的《文心雕龍》才能相對地被還原。
開啟文學理論的新問題
對傳統文學理論進行了必要的還原以后，我們至少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第一，要以一種長遠的史的眼光看文學。文學不是一個絕對的東西，文學理論也不是一個有著絕對律條的學科。文學要依附于人，依附于時代，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形態，在不同的人那里有著不同的意義。雖說今天文學環境與從前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現代報刊的出現、網絡寫作的興起等，文學本身無論在語言還是在文體上也與以往不同，但這些變化，也只是文學史歷次變化中的一種，如果大驚小怪，硬說它具有某種空前的根本性變化，或者說是“文學的終結”，那么，從個人的角度講，是論者少見多怪，小題大做，從文化的角度講，就可能脫離了文學理論，變成了西方現代文化對中國文化的顛覆和擠壓的策略。明白了文學的變數，自然會對文學理論的包容性作出要求，使文學理論能夠處變不驚，不為一時興起的某種思潮改頭換面，而是以一定的高度來理性審視它。這才是文學理論的生命所在。第二，文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和意義。“文化”，從字面上講就是“文以化之”，“文”包括的東西很多，文學是其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構成中國文化“元典”的六經，都是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歷代文學的典范；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的思想文化運動也都是通過文學運動展開的。文學作品也是傳承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學始終把文化和人的性情聯系在一起，從而保持了文化的人道性和鮮活性。這一點是不需要多講的。需要強調的是第三，相對純粹的文學和文學理論在中國傳統學問中的地位是比較低的。近期有關于純文學的討論。文學在被一種荒謬的政治粗暴地駕馭了很久以后，自然會產生擺脫駕馭、自由發展的沖動，提出“純文學”，要求文學脫離政治而獨立，是情有可原的；但緊接著，人們也發現“純文學”很難保持其純潔性，它不可避免地要與政治發生關系。其實，在中國古代，“純文學”和與之相關的評論賞析性文字是很多的，它們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文學的外圍，一意執著于文學趣味本身，宋以后的許多詩話就是這一類。這類文學和理論，在當時的地位是不高的，甚至被認為是“害道”的。所以有宋明理學“作文害道”之說和章學誠對詩話的批判。
詩文評，在中國傳統學問體系中是出于末流的，《四庫全書》是將其放在集部的最后的。按照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中的說法，詩話源出于《詩品》，而《詩品》時期的詩文評皆“深從六藝溯流別”，故《詩品》、《文心雕龍》“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也就是說，這些詩文評雖是論詩說文，但依然是把詩文放在以六經為中心的學術系統中去進行闡釋的；雖極盡精微妙賞之能事，但其旨歸仍在“大道”，在“詩教”。它們共同參與儒家價值體系的建構和鞏固。然而，“《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為之不易，故降而為詩話。沿流忘源，不知作者之初意矣。”[6](P143)后來的詩話，往往是“有小慧而無學識者”為之，故其或失是非好惡之公，或為世道人心之害。“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人于禽獸之域也。其機甚深，其術甚狡，而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者。”[6](P144)由此看來，后來的詩話已經失去了《詩品》、《文心雕龍》奠定的詩文評傳統，成了對詩文的純粹鑒賞。按照中國傳統學問的理想，詩為六經之首，“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大序》）“文之為德也大矣。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文心雕龍•原道》）故立言可以不朽，文章為“經國之大業”。#p#分頁標題#e#
這種理想下的文學理論從體用兩方面給文學一個極高的價值定位：文學以天地大道為體，以治道人倫為用，可謂“真體內充，大用外腓”。所以，這套文學理論雖然對文學藝術有獨到的見解，但這些見解遠遠不是它的主要部分，它有更大的視野和更強的張力。而一般的詩話僅僅停留在藝術鑒賞的層次上，作為這種詩話的對象的文學也就被定位為供人欣賞的玩物，不復有載道之功，不再有詩教之用。它昧于大義而將文學定位為小道，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解構之勢，所以歷來被文化主流所壓制；一旦傳統文化體系面臨解構，詩話就要翻身了，詩話的得勢和盛行又造成對傳統文化中的儒家禮樂、詩教和文統的進一步解構。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學理論中有什么要批判和拋棄，那么，就正是這些東西。但中國文學理論在現代思想的誘導下，不從大處著眼，反覺得文學理論的精髓在詩話中，是舍本逐末，也是傳統文化在擠壓中表現出來的畸形突出。從以上出發，可以發現當下流行的很多文學理論命題的荒謬性，也可以引申出很多有意義的、屬于我們自己的問題來。傳統文學理論的當代價值正在這里。也許，整個傳統文化對中國當代學術的意義，由此亦可管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