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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其照于《字典集成》的編纂過程中，最具創見力的其實并不是第一部分的“字典”，而是第二部分的“雜字”。與第一部分“字典”的正文結構不同，作為編者，鄺其照于“雜字”部分無需以羅馬字音順序排列，也不用過于小心地取舍前人字典中的釋義條目，面對的是一個較大的文本創作空間。雖說此類早期中英語匯辭書中的條目主題分類法可能普遍受到傳統通書類著作的影響，然通觀鄺其照字典中“雜字”所涉之內容，著實能夠體現出十九世紀中后期通商口岸中外文化接觸的語詞軌跡。本文通過梳理鄺其照1868年初版《字典集成》的文本寫作背景，并進一步分析其作品中“雜字”部分的語匯價值及與1875、1887年兩個修訂版本之間的關系，力圖剖析此第一本中國人編寫的英漢字典的歷史實用價值。
鄺其照《字典集成》初版的歷史背景
1863年，清廷在上海開設廣方言館，意在培養會通外語，識洋務時局之青年。然而，上海開埠后的二三十年間，英語主要還是以一種洋涇浜口語的方式在商人和通事群體中傳播。除了原先即通曉一些洋涇浜英語的廣東籍商人買辦之外，上海洋場中較早接觸和使用英語的還有部分來自江浙一帶的通事。這可以從當時印行的洋涇浜詞匯手冊的編寫體例中看出，如1860年的《英話注解》以寧波話注音，原底本《英話》則以粵音出之。十九世紀后期，相對正規的英語亦進入到上海這一移民城市的語言場域，然而由于傳播群體主要還是局限在中國商人、買辦及洋行職員中間，并未形成系統的學問形態，仍為配合商貿之需的一種語言工具。與此同時，各類私立英語學校及夜校、補習班等也應運而生。以1873～1882十間年的《申報》為例，由洋人授課的語言補習學校的廣告已頻頻登載，一些學校日夜兼備，為洋行職員加開小灶。還有一些學校不僅教授英語，另兼有算學，地理，簿記等課程，可見英語在當時并不是單一存在的課堂學問，而多與商業目的相結合。⑧
這種多方糅雜的“實用”之英語形態于上海“十里洋場”的中外貿易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二十世紀初的一竹枝詞所記，“英文夜館遍春申，造就洋商傳話人。”⑨然而，作為中外語言接觸的基本介質，英語通過怎樣的途徑流傳于通商口岸的普通民眾及新型知識階層，仍是今天研究英語傳播史的主要問題。就編寫字典、辭書這一相對正規的學習途徑來看，除了當時已有歐美傳教士為學習漢語所編的若干種語言工具書之外，幾乎沒有中國本土人士能夠勝任這項工作。英語學習已然成為時事所趨，如此，重印或改編外國人撰寫的字典便成為一時補救之法。如倫敦會在上海的印刷所于1865年重印馬禮遜的《五車韻府》時這樣說道:“在重印馬禮遜《字典》的第二部分時，我們主要考慮是為了填補出版的空缺。當學習(正規英語)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時，這類著作也就顯得日益短缺。”⑩這一方面可以映證清廷開設同文館與廣方言館之后，國人學習英語便不再流于“洋涇浜”層面。同時，這與新興買辦階層及洋行的中國職員們對正規英語的日益需求也是相符合的———這些人如果僅靠翻閱洋涇浜英語手冊里的“三字語”、“四字語”詞組，是很難將各類貿易稅單、商業通信等準確譯成英文的。
結合這樣的歷史背景來看，鄺其照1868年所著《字典集成》，即第一種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英漢字典，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初版的發行地點雖不在上海，不過差不多十年以后在上海便出現了鄺氏字典的石印本。字典的第三版即1887年的《華英字典集成》更是一再重印，影響了晚清不少知識分子對外語新詞與西方知識的認識。1899年商務印書館主持編寫英漢字典，即請顏惠慶等人在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的基礎上“增益二萬余字”，收詞4萬，名為《商務書館華英字典》(CommercialPress’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1903年該字典還重訂再版，成為清末影響面最大的外語字典。
有關鄺其照早年的生平經歷，因近年來學界的一些新發現，特別是不久前公開的鄺氏玄孫SamWong提供的信件材料，得以面目一新。鄺其照(1836—卒年不詳)，字蓉階，或作“容階”，初名“全福”，廣東新寧(今臺山縣)人。根據內田教授所編年譜，稱鄺在15歲時因不想成為一個本地農民而繼續學業并學習英語，同時在兄長鄺其安于珠江南岸的一家商店中幫助經營絲綢、亞麻和駝絨的生意。平時他注重收集英語單詞和短語，非常注意英語發音，一到晚上便認真記下白天所聽到的單詞，在旁邊標注他自己獨特的發音符號。約于1862年在香港中央書院(HongKong’sCentralSchool)接受了一段時間的英語教育，之后在香港開了數年藥店，并赴澳大利亞經營草藥的運輸生意，賺得一筆財富后回國。
1868年，鄺其照通過香港DeSouzaCo．印行了他的第一本字典名《字典集成》(EnglishandChineseLexicon)，封面上注明“粵東鄺全福選著”。這是一本長寬為19.5×12.5厘米的四百多頁小型字典，紙張略微凹凸粗糙。主要分三個部分:一、字典正文，收錄約八千個單詞，英漢對照，以羅馬abc為序，326頁;二、“雜字”，乃漢英對照，內容以主題分類，66頁，所收項目有天文、地理、時令、雜貨、藥材、玉石、五金、茶、酒，還包括文房四寶、船上什物、早茶食物、爬蟲與魚類、九族親誼、身體、百病類、官職類等共計50項。三、“華英句語”，主要是有關起居、外出、用餐、貿易等日常的情景會話，先出中文句子(含不少廣東俚語)，對應以正規的英語表達。這部分雖然短小，僅24頁，卻基本能夠涵蓋通商口岸的日常生活以及對外貿易中的一些語用細節。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中間，夾有3頁“粵東俗字注解”，是為了配合字典中出現的粵東俗字而專門添加的官話對照釋義，特別是針對“華英句語”部分。該字典的銷路應當不錯，據鄺本人在1887年重訂本《華英字典集成》的英文序言中提到，“1868年出版的這本小型英漢字典，……發行量出乎意料的大，充分顯示了人們對這類讀物的需求和喜愛。”?
鄺其照并沒有夸大他早年的成就。1879年，上海點石齋首次以照相石印法印行的兩部中英文對照字典中，一本即是根據鄺1875年的修訂版《字典集成》而制成的縮印本，名為《華英字典》，得到了讀者的不少好評，以致“購者接踵而來，見者夸不絕口。”瑏?瑣石印袖珍本字典的出現多與十九世紀后期通商口岸的英語學習需求與出版市場有關。石印本成本低廉，大大降低了字典的價格;袖珍本便于攜帶，也是當時英語為“實用”旨意服務的佐證。序言中，出版者說明了作此石印本的原委:本齋初見英國墨黑先生三十五年前所著華英字典一冊而愛之，繼思攜帶之書必仿袖珍式樣，方便舟車攜帶。……繼而又見粵東鄺容階先生已為重印，內并稍添他人字典，板較明晰，因即取付手民用照相石印之法縮成一小本。#p#分頁標題#e#
這位“點石齋主人”并沒有評點這本字典較之前傳教士的作品(比如這里的“墨黑先生”，即麥都思W．H．Medhurst所作的字典)其內容有何高下之分，序言所見石印的緣由似因“板較明晰”。不過，從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出，鄺其照最早在香港發行的兩種《字典集成》(即1868年初版與1875年修訂版)都在上海有所影響。而鄺本人，1874年前后由于李鴻章的提拔，亦趕赴上海擔任洋務總局的翻譯一職，并在清政府的留美幼童預備學校教授英語，協助祁兆熙率領的第三批官費留美幼童的出行事宜?，伂?
《字典集成》的文本構成
《字典集成》被視為第一本由中國人編寫的英漢字典，但實際上各部分的出處也很有意思。在1868年首版的封頁上，鄺其照已經標示出，字典的詞條來源是馬禮遜、麥都思以及衛三畏之前所編纂的幾部英漢字典，加以修訂而成。相關信息也得到了學界考訂，學者多認為詞條主要來自于麥都思1847～1848年的An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英漢字典)，而選詞與釋義則更為簡潔。顯然，這第一部分“字典”占據了《字典集成》的主要篇幅(326頁)，鄺其照作為編者的主要功績多可能下在“編選”的過程上。而第二部分“雜字”，與傳教士等外國作者的書目不再有關，當屬鄺其照的個人功勞?，伂?“雜字”的50個條項中，大部分與商業貿易有關，且不囿于廣東，還涉及到外域唐人街的信息，一些字詞頗能夠反映出開埠早期中西接觸的面貌。正如上文所述，鄺其照不僅在香港中央書院學習過幾年英語，平時還十分注重商業貿易詞句的收集，之后又出洋經營草藥生意，這些都可能成為鄺日后辭書編纂的知識資源及經驗積累。同樣，在第三部分“華英句語”中，涵蓋了日常生活中主要場合的英文情景會話，如在家時的吩咐句語、起身問答、朝餐問答，外出時的去館問答、開船問答、陸路問答，以及買賣時用到的疋頭問答、市價問答、書鋪問答等。雖然作者在編寫過程中可能會借鑒一些參考書(如鄺在香港中央書院學習英語時所用到的英式課本以及當時廣州口岸流傳的貿易辭書等)，然而綜觀整部字典的結構及內容，的確很能夠反映出編者對通商口岸貿易、生活的熟悉程度，語匯的編選有很強的針對性與實用性。
《字典集成》有兩個主要重訂版本，即1875年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印行的《字典集成》(第二版)以及1887年同時在上海、香港等地出版的《華英字典集成》。第二版《字典集成》是鄺其照于19世紀70年代起任職上海洋務總局期間的作品，字典正文部分稍有變化，增加了十多頁(344頁)，主要的改動則集中在附錄部分。附錄的第一部分，即“雜字”部分，鄺其照不僅調整了目錄，還對每一條英文解釋注以漢字發音(粵語注音)，因而篇幅較第一版多出了不少。1875年版增加粵語音譯，不僅是為廣東、香港的中國學生模仿英語發音提供便利，還可能受到當時出現的多種國人編寫的英語詞匯手冊風格之影響———在通商口岸“英語熱”的推動下，這種雙音對照的方式便于自學者模仿，以求無師自通。以漢字鄉音相誦，也是當時英語學習的主要書面習得方式，如馮澤夫等編《英話注解》(甬音，1860)、唐廷樞《英語集全》(粵音，1862)、及曹驤《英字入門》(滬音，1874)等。這同時體現出十九中后期沿海通商口岸的語言“馬賽克”景觀，不僅有英語等外國語言文字的滲入，中國各主要貿易港口的方言也匯聚其中。曹驤在1874年的《英字入門》序言中即提到:“邇來各口岸習學英國字語者，日新月盛。我國之研究西學者，往往有所撰述，如粵東唐景星之英語集全，鄺容階先生之字典集成，浙甬馮澤夫先生之英話注解等書，大抵皆殫精竭慮，足以嘉惠后學。”瑏瑦?不過，鄺其照在之后1887年的再次修訂過程中又刪除了粵語注音，一則避免學生養成帶有方言口音的英語發音，二是為了他的字典在上海等地也能夠通行。
貿易交往的日漸深入亦影響到辭書編者對語詞、語匯內容的取舍。1875年修訂版《字典集成》中“雜字”部分的分類即較1868年初版發生了一些變化。新增的條目多半由此前細分而出，如各港口埠頭名、各國京都名、各國人等(之前皆屬“地理”)，也有像“洋人伙食”這樣之前完全沒有的條目;同時刪去了與貿易不太相關的條目如大餐食物、早茶食物、九族親誼、睡房等，更凸顯出與外國商人貿易交流的實用性。1887年版的《華英字典集成》則出現了更多的變動:正文字典部分增加了百余頁，共454頁;原“雜字”部分更名為“雜字撮要”，篇幅較初版增加了一倍之多，計106個條目，刪去了英語釋義之后的逐字粵語注音;瑏瑧?“語言文字合璧”部分也有擴展，并將“水程輪路紀略”和“中外年表”并入其中。這一部分亦頗具實用性，在上海曾于19世紀后期出現過一種印刷質量比較粗糙的石印本“言語文字合璧”，即是1887年版“語言文字合璧”的縮印本，售價低廉，說明有不小的讀者市場。上海申昌書局也在1893、1896年兩次石印再版了《增廣華英字典》，底本皆為鄺其照所編寫的字典，足以得見鄺氏字典在上海的影響力。
“雜字”的歷史實用價值
1868年初版《字典集成》中“雜字”部分的實用性，在首頁的“地理”中便體現出來。“地理”列于不到一頁篇幅的“天文”之后，共7頁。除東、西半球及五大洲等地理常識外，主要涉及的是中國東南海岸線及內陸主要河流的港口，以及東南亞、大洋洲、歐美等國家的都城及貿易港口名稱。另外，一些與海外交通埠口與華人僑居處所有關的地名也收入其中。地名的選擇，多可能與作者早年游歷廣州、香港等地的經歷有關。比如在“中國”、“唐人”條目之后，便是“廣東省城”與“十三行”。接著是對珠江三角洲區域的地名略加展開，包括澳門、香港等域內的地名，如白云山、黃埔、虎門、大三巴、亞媽角、鯉魚門、西營盤、石排灣、赤柱、長沙環、尖沙嘴、油麻地等?？梢钥闯?，這里與香港有關的地名乃香港島與九龍界內的殖民地主要發展地界。之后還出現對“香港衙門PublicOfficesinHongkong”的介紹，如“議政總局ExecutiveCouncil”、“定例總局LegislativeCouncil”、“大葛SupremeCourt”、“錢債葛SummaryJurisdictionCourt”等。這樣的名詞嚴格來說已不屬“地理”類了———不過這些很可能是鄺其照在香港中央書院學習英語時注意到的若干新現象，即十九世紀中期后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行為。#p#分頁標題#e#
在簡略述及日本橫濱、長奇(崎)、大板(阪)以及東南亞的小呂宋(馬尼拉)、渣蛙(爪哇)、加拉巴(巴達維亞)、文萊之后，編者對大洋洲的“新金山Australia”即澳大利亞各地濃墨下筆，有一頁多的篇幅，并且述及很多不為常人所知的處所。從譯筆來看，編者對相對熟悉的地名沿襲俗稱，而對國人不太熟知的地名則使用粵語音譯，時而音義混雜，沒有一定的筆法。在第3頁“新金山”一條下出現“新金山港口PortPhillip”與“新金山大埠Melbourne”(即墨爾本)，之后則專門對“新金山各埠名TownsnearMelbourne”(意思是“墨爾本附近的城鎮”)一一介紹:如“加市文Castlemaine”(粵音)、“茵陳坑Beachworth”、“大金山Bendigo”、“加冷較Trangower”、“竹見塾埠Yachandandah”等。這些地名多是離墨爾本一百多公里的市鎮，有的與殖民統治有關，如Castlemaine、Beachworth(今作Beechworth)及Bendigo(今譯本迪戈)的開發皆由十九世紀中期大洋洲淘金熱所致，也有一些可能是土著地名。如此詳細的記載，說明鄺本人很可能赴澳大利亞經營過一段時間的草藥生意。然而令人更為吃驚的是，鄺其照對墨爾本周邊地名的收集，進一步擴展到上述城鎮的下一級區域。編者稱其為“坑”或“小坑”，即Diggings，有礦區、金礦的意思，反映出當時淘金的具體所在。
比如“大金山埠屬各小坑名DiggingsnearBendigo”下有四處:白石山Whitehill(意譯)、圓山仔IronPark(俗稱)、啷加李LongGully(粵音音譯)、爛酒館*Chinamanflat(俗稱)。另在“審慎坑屬各小坑名DiggingsnearSimpsons”下有三處:加李補碌Carrie’sBrook(粵音音譯)、爹市靴Daisyhill(粵音音譯)、唐人付辣*Chinamanflat(音意結合)。在“新金山”各分區地名后，“花旗國America”條目之下，出現了“舊金山”的名稱。在鄺的這本字典中，舊金山實指美國加州(見第6頁“舊金山各埠名CityandTownsnearCalifor-nia”)，而SanFrancisco則譯作“舊金山大埠”，即舊金山地區(加州)的大港口，與現今直呼SanFrancisco為舊金山有所不同。這一部分的地名中另含“金山”二字的還有，“雪梨金山”(即Sydney悉尼)，“鈕死爛金山”(即NewZealand新西蘭)等。而于第11頁“雜貨”各條目下，有相應的“金山麥Californiawheat”，“金山面粉Californiaflour”等條目，指美國加州華埠出口的糧食。
在1868年初版《字典集成》中，鄺其照對多數國名、地名的翻譯基本遵循了當時地理文獻中的通名，比如小呂宋(即馬尼拉)與大呂宋(即西班牙)等。有些地名的音譯是基于他的家鄉粵音，如化口闌西國(即France法國);另有個別不清楚來歷，如“雜港”指德國Germany，“雜港人”即德國人German。對世界各國亦有詳盡羅列，特別是歐洲國家，并將各國首都統稱為“京城”，個別不免有誤。
因為是貿易實用信息，多為應時之需，“雜字”部分所收錄的內容在前后二十年的三個版本中也有略微變化，具體反映在結構布局與內容選取上。在鄺其照1875年的修訂版(即第二版)《字典集成》中，“地理”部分發生了一些變化。隨著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后條約口岸的進一步開放，實用地理指南的信息也相應更新。比如在1868年版中的外國地名，在1875年版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細化與歸類，如“地理”項更集中針對自然地理，此外分出“國與海島名”、“各港口埠頭名”、“各國京都名”、“各國人”等若干項人文地理條目。所涉具體地名亦有所增減，如“中國日本與別處之港口”中，在“上海”下面出現了“吳淞、浦東、虹口、英地界、法地界、花旗地界、吳淞江”等七項，而1868年版中只有“佘山”與“上海”這兩項。
1875年修訂版的另外一大特點便是上文提及的粵語注音，幾乎每條不漏，如“廣東省城Canton”后面注音為“諫當”二字。個別名稱由于英譯名偏長，以漢字注音就更顯贅冗，如“粵海關CantonImperialMaritimeCustoms”就需要15個中文字———“諫當醃卑厘兒阿孖厘帶嚈卡士泵士”，這樣就造成了1875年版的整本篇幅增加不少。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標*記號處，1875年的修訂版存在多處“雙次音譯”的現象。1868年鄺其照編寫《字典集成》時，用中文記錄下這些地名(多為華人海外移民的主要活動區域)的音譯稱呼，很可能是當地華人的習慣叫法，與原來的英語地名有吻合性，但未必精準;而1875年版由編者所加注的中文音譯，用粵音拼讀后的確更接近原音。比如“加李補碌Carrie’sBrook”的音譯“加厘士補碌”中將“士”的音也包含，這是一般在詞法(省略屬格)及讀音(省略輔音)上比較容易忽略的地方。同樣，“爹市靴Daisyhill”的尾音為“靴”(即hill)，1875年的注音為“希兒”，雖皆是粵語注音，后者顯然更接近原來的英語發音。
1875年10月，鄺其照授命以“參軍”的身份率領第四批留美幼童赴美，并于清政府在康州哈特福德(Hartford)設立的“幼童出洋肄業局”擔任英文翻譯多年。由于廣泛接觸英語環境，并關注到當時通行的歐美英語辭書的編纂方法，鄺遂于1882年起對《字典集成》展開進一步的修訂工作。修訂過程中也可能得到了鄺在美國結識的牧師、友人等幫助，歷時多年，于1887年出版了《華英字典集成》。這本字典無論從規模還是結構上來看，體現出十九世紀中后期國人編寫英漢字典的較高水準。尤其是鄺本人一貫注重的“雜字撮要”部分，不僅條目擴展了一倍以上，且分類及內容布局更趨嚴謹、完善。修訂版的中文序言作者許應鏘對鄺其照的修訂工作有如下評價:“凡有關時局者無不推求盡善。……近復集取華英貿易書札，取其語言之簡括易明，為日用往來所必需者，諧譯華英音義，附入前刊字典編末，名曰《華英字典集成》。將使商旅經營貿易開卷了然，尺素往還永通和好。”#p#分頁標題#e#
從1868年初版《字典集成》開始，鄺其照便將“雜字”部分作為實用語匯的收集場域，力求雜而不亂，并盡量糅雜通商口岸各地貿易信息的精華。1887年版的“雜字撮要”即是1868年及1875年版“雜字”部分的增訂，其中包括了商貿信件、便條、及申請文件的格式，以及世界主要貿易港口之間的距離表，中國進出口關稅表，中國與其他國家商貿協定的最新發展情況，中國各朝代更替表等。這些內容一般都不會出現在普通字典中，然而鄺其照卻強調語言學習應當與社會趨勢相結合。因而，從1868、1875及1887年三個版本中“雜字”及“雜字撮要”部分的目次增減情況，我們也可以看出通商口岸實用貿易信息的變化。在1868年版及1875年版中，舊金山金磚Californiagoldbar、北京金條Pekinggoldbar、紅毛金錢EnglishSovereign、雪梨金錢AustralianSovereign、十員金錢Tendollargoldpiece、一錠紋銀Aningotofsycee、光鷹CleanMexicandollar、英國銀/紅毛銀Sterlingmoney、鷹銀/新銀Mexicandollar、舊銀Spanishdollar、四工銀Shanghaidollar、雙燭銀Pillardollar、英中Halfdollar及假銀Counterfeitcoin皆列于“五金類”，而在1887年版中則列于“通寶類”;在1868年版及1875年版中列于“五金類”的十六員金錢Dobloon、拭杖銀Boliviandollar及椰樹銀Peruviandollar，1887年版則未收錄。
以上1868、1875年版《字典集成》“雜字”部分的“五金類”中所含貿易貨幣名稱，在1887年《華英字典集成中》單獨列入“通寶類”，也有一些內容變化，反映出當時通商貿易中主要流通的中、外貨幣種類。1868、1875年版的“五金類”中還夾有借貸制度及進出口貿易用語，而在1887年版中編者也將這些詞匯篩出，歸為“貿易錢銀等類之字”。
將1868年版“五金”中的貨幣類與貿易結算詞匯單獨分列之后，1887年版中的“五金”即指狹義范圍的五金，如白銅、生銅、生鐵、鋼、錫薄、鉛條等。1868年版《字典集成》中的“五金”還包括一些日常開銷和花費，如租銀、地租、工銀、狀師銀、醫金等。而1887年《華英字典集成》中的費用名目則豐富得多，比如客車費，東洋車費，街車費/火車費，馬車費，快車費，電報費，德律風費等，都是十九世紀后期出現的新型交通、交流工具，并都用“費”作為詞尾后綴，不同于1868年《字典集成》中大多以“＊＊金”、“＊＊銀”為后綴表示費用的傳統稱呼。
結論
鄺其照的第一本字典即1868年印行的《字典集成》，是歷史上第一本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英漢字典，雖不具備后來修訂版及系列英語叢書的規模，卻恰恰能夠反映出早期通商口岸中外語言接觸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環境。作為從事英語教育和詞典編纂的國人先驅，鄺其照一生作品豐富，得到了當時眾多知識精英的贊譽。如胡福英在增訂《華英字典集成》的序言中稱，“【鄺】司馬才高博物，識重知時，……則《英學初階》之作，實引人入勝之資，且《英語匯腋》，著為編裘，千金而粲粲，《英文成語》，輯其要錦，五色而翩翩。”瑐瑢錢以鏞、王韜等也稱鄺其照編纂的各種詞典取材廣博，并專門針對“未識西國語言之華童”，推動了英語在通商口岸社會層面的傳播。綜觀鄺其照所著字典辭書，“實用”二字乃其主旨，內容廣泛而具針對性，給廣州、上海等地的知識群體傳遞了一個反映晚清社會文化變革的“語詞窗口”。
十九世紀中后期，如鄺其照這樣的“邊緣”知識人群逐漸開始活躍于各沿海通商口岸。這些人一生并未應試科舉，或少有功名，然而卻得以在中西接觸的前緣大膽施展心志抱負。鄺其照年輕時出洋經商，僅是一名對英語的普通愛好者;后經李鴻章提拔任職上海洋務總局，并率領第四批官費留美幼童赴美多年。他一生中的若干不尋常經歷，也給字典的編纂增添了一番不尋常的色彩。從對辭書作品的多次修訂中也可以看出，鄺其照是一個將語言與實踐緊密聯系的字典編纂者，如此他的字典才具有歷史“實用”價值，并折射出通商口岸中更為廣泛的識字群體(包括買辦階層及一般的洋行通事、職員等)對異域語言文化的理解。
本文作者：司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