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黨執政經驗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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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黨執政經驗及挑戰

 

阿根廷正義黨是不僅在阿根廷國內而且在整個拉美地區都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政黨。從其成立之日起至今,正義黨先后多次在阿根廷執政———20世紀中期以來,正義黨的執政時間占民選政府時間的一半以上;80年代末以來的22年中,更是達到執政20年的高度;剛剛結束的2011大選,克里斯蒂娜得票遠遠超過主要競爭對手,以明顯優勢成功連任,創造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阿根廷向民主制度回歸以后在大選中得票率最高的記錄。從其擁有的生態資源的角度,解讀正義黨上臺執政或選舉失利的歷程,總結相關經驗,明確其面臨的挑戰,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正義黨多次上臺執政的經驗   (一)正義黨自身資源方面   第一,本土特色鮮明的民眾主義思想———庇隆主義(又名正義主義),順應了民族資本的發展要求,凝聚了人心,為正義黨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理論資源。20世紀30年代,隨著民族資本的發展,阿根廷民族民主運動興起一個新的高潮,迫切需要一種理論來激勵、指導阿根廷走上發展之路,實現政治獨立、經濟自給。但當時林立的政治思潮并未能承擔起此重任。40年代,在融合民眾主義、民族主義、職團主義等多種思潮的基礎上,庇隆提出了“政治主權、經濟獨立和社會正義”三大口號,并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一個龐雜的思想體系———庇隆主義。庇隆主義的出現順應了阿根廷民族資本發展的需要。因而,它不僅迅速成為庇隆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給庇隆主義者的政治實踐以指導;也成為連接阿根廷民眾獨立自強夢想項鏈的一根繩子,成為多數阿根廷人實現夢想的載體[1],對阿根廷的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雖然伴隨時代變遷,庇隆主義也經歷了曲折,但它一直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在阿根廷具有廣泛的民族基礎??梢哉f,庇隆主義為正義黨凝聚人心進而上臺執政提供了寶貴的思想理論資源。   第二,選擇走“第三條道路”,實行獨特的發展政策,較好地適應了阿根廷的生態環境,贏得了特定政策資源。從庇隆第一次當選總統即正義黨首次執政起,正義黨就嘗試奉行一種“第三條道路”,試圖保持“與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等距離”。庇隆主義政黨堅決走“第三條道路”的決心不僅表現為庇隆主義公開聲稱要走“第三條道路”,且對之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述;還表現為根據阿根廷的實際采取相應的發展政策。例如,庇隆第一任期間,為推動政治發展,采取政策鼓勵工人參與政治生活的同時,還實現了婦女選舉權合法化;為促進經濟發展,推動實施了工業化、國有化政策,還采取政策擴大和掌控對外貿易;為實現社會正義,制訂了增加就業機會、改善住房條件、加大教育投入的政策。這些政策雖然也存在一些局限與問題,但總體來講還是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為正義黨贏得了民眾尤其是中下層民眾的支持。正義黨當前采取的發展模式強調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對中低收入階層加大補貼力度。雖然受國際、國內因素的影響,阿根廷的經濟也面臨困難,但正義黨當前的發展模式總體上交出了令阿根廷民眾滿意的答卷。例如,阿根廷2010年的經濟增長率高達9.2%,2011年阿根廷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增幅有望達到8.3%。大致而言,此發展模式表現良好的原因在于,它延續了傳統庇隆主義的理念,是對梅內姆時期發展模式的修正,體現出更多的本土色彩,更易為民眾接受,更適合阿根廷的實際,而且它確立于前總統基什內爾時期,克里斯蒂娜在剛結束的競選中也明確將繼續采取該模式,表現出相當的穩定性與連續性。發展模式的良好表現幫助正義黨贏得了民眾的認可與支持,這無疑是克里斯蒂娜成功連任的重要因素。   (二)外部資源方面   第一,與工會等團體組織關系密切,獲得其大力支持。工會是阿根廷政治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參與國家權力機構,可以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工會之所以能迅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擴大自身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庇隆———庇隆依托自己的勞工思想,發展完善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勞工政策體系,并將之付諸實踐。通過一系列有效舉措,不僅幫助工會組織得到迅速發展,還使工會進入權力機構,成為直接影響政府決策的力量。庇隆勞工政策的核心是建立由政府統一領導的工會運動,通過政黨組織和領導工會。實際上,在庇隆勞工政策中,組織和領導工會的政黨正是正義黨本身,而非其他政黨。如此,國家、政黨與工會就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幫助工會發展,由正義黨領導工會,為正義黨穩獲工會支持提供了條件;而提高工會的政治作用,相當于提高了正義黨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掌控砝碼。工會政治作用的加強,也可以理解為政治參與某種程度的提高。工會可以組織動員民眾,工人可以借助工會參與政治生活,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增加了化解社會矛盾的渠道,增加了正義黨執政的合法性。除了在和平時期或正常狀態下給正義黨以支持外,在非常態下,工會組織還會代替正義黨開展活動,或者正義黨以工會的名義開展活動。例如,1955至1973年間,軍政府禁止正義黨參與阿根廷國內政治活動,正義黨不得不借助工會來開展政治活動,從而得以繼續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   第二,人民對正義黨持有相當信任與期待。從歷史上看,正義黨具有多次臨危受命的經歷。即每當經濟狀況不佳,并引發相關經濟社會問題時,阿根廷民眾往往首先想到正義黨,期待其能改變局面。這固然反映出民眾希望通過更換執政黨從而實現政策轉變的一般心理,也反映出民眾對正義黨抱有較高的信任感,并期待其給自己以滿意答案。民眾的支持無疑是正義黨能夠多次上臺執政的強大后盾。第三,反對黨相對弱小,且力量分散,無法對政權發起有力沖擊。相較而言,阿根廷的多數政黨力量相對弱小,單個政黨很難與正義黨抗衡。而反對黨彼此之間的明爭暗斗,大大降低了相互合作的可能,導致它們很難整合力量。在2011年的大選中,反對黨即意見不一,未能協調立場,聯合推舉有競爭力的候選人,而是各自推出候選人參選,使反對黨的選票更加分散。反對黨在大選中幾乎未能主導任何議題,未能提出任何建設性的替代性政策。結果,執政聯盟的優勢得到鞏固和加強,各反對黨遭遇慘敗,力量均有所削弱,進一步推動了朝大野小的政治格局。二、正義黨執政過程中面臨的挑戰#p#分頁標題#e#   (一)正義黨自身因素方面   第一,思想理論方面出現變動,會破壞黨的指導思想的連續性,動搖黨的理論基礎,造成黨內思想混亂。例如,梅內姆領導推動的改革,不僅包括對國家的結構性改革,也包括對正義黨自身的改革。這一改革從整體上背離了傳統的庇隆主義,或者其改革體現的理念與傳統庇隆主義相去甚遠。譬如,傳統庇隆主義在經濟方面強調國家干預、保護發展民族工業;而梅內姆則力圖通過充分私有化實現完全的市場化、自由化。再如,正義黨歷來重視維持與工會的密切關系,梅內姆卻發起“去工會化”運動。固然梅內姆的改革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也體現出正義黨力圖通過改變應對新環境的努力。但總體來講,其改革體現出更多實用主義的傾向而非傳統的庇隆主義。如此,黨的指導思想的連續性遭到破壞,黨的思想基礎被動搖,造成了黨內的思想混亂。另外,梅內姆改革不但未取得預期成功,卻帶來一系列災難性后果,這些都成為導致正義黨世紀之交那次下臺的重要因素。   第二,高度分權的組織方式影響了中央的權威,使黨飽受組織松散之苦。阿根廷的多數全國性政黨都以國家聯邦制為模板,采取高度分權的組織方式。正義黨也不例外。正義黨是以省為單位進行組織的,因而各省黨組織在黨的序列中是最重要的一環。各省黨組織均具有非常大的自治權,都有自己的黨章,各省黨領袖均可自行決定本黨候選人的遴選程序,等等。中央與各省組織的聯系不是很緊密,對省組織的影響也比較小。當中央與省之間就某些問題進行協商或出現矛盾沖突時,彼此之間很難協調。這不僅削弱了中央的權威,也影響了黨作為全國性政黨的組織整體性。   第三,黨的“運動主義傾向”明顯,或者黨具有“運動主義”的傳統,影響黨的制度化建設的同時,也影響到其政策效果。正義黨的“運動主義”傳統始于庇隆。他曾公開表示“我們不是一個政黨,我們是一個大規模的全國性的運動”。從組織學的角度來講,“運動主義”的傾向會影響到黨的綱領與目標的連貫性和一致性,會影響實現黨內生活的規范化、有序化,也就是說,影響黨的制度化建設。與輕制度化建設相伴隨的是重個人因素。個人因素的彰顯及組織制度因素的虛弱往往導致黨領袖凌駕于黨組織之上,或者黨領袖直接繞開黨組織而開展個人魅力型活動。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意味著存在出現個人專斷、家長制作風、極度膨脹的個人權力等危險的很大可能,這些危險的危害有目共睹。繞開組織開展個人魅力型活動則會削弱黨的權威,影響政黨作為連接政府和民眾橋梁作用的發揮,導致政黨組織面臨逐漸被邊緣化的危險。   與組織制度化運作相比,“運動主義”的方式雖然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領域、特定的環境下有其特定價值,但是其局限性也非常明顯。僅靠“運動主義”的方式,很多政策是無法開展也難以為繼的,即使勉強開展其效果也會大打折扣。例如,“運動主義”的方式明顯不適用于經濟領域,以“運動主義”的方式促進經濟發展,不僅很難取得預期效果,還可能會帶來很多負面影響。   第四,黨內派別林立,黨內斗爭激烈,影響了黨內團結,削弱了黨的凝聚力。正義黨黨內歷來派別林立,黨內斗爭激烈。當存在魅力型領袖時,正義黨可以憑借領袖的個人魅力將各派統合在一起,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維持黨的統一(至少是表面上的統一)。一旦凝聚全黨的魅力型領袖缺失,即協調各派并將之統合在一起的維系紐帶斷裂,正義黨往往陷入群龍無首、內斗不休的境地,這嚴重干擾了黨內正常生活,破壞了黨內團結,削弱了黨的凝聚力。例如,正義黨的內部派別斗爭直接導致其在1983年的總統大選中敗北。再如,進入新世紀以來,正義黨在較長的時間內一直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在2005年的中期選舉中,如果按照其名義上的議席衡量,正義黨在眾參兩院都占絕對多數,這對執政黨政策的順利制定與實施本應是利好消息。但黨內的派別斗爭導致正義黨各派紛紛與其他黨派組建同盟,使黨的力量大大分散,名義上的絕對多數在實際上很難發揮應有效力,黨的執政政策經常無法順利通過,或者通過了也因多方掣肘而很難取得預期效果。黨內派別斗爭不僅使黨的凝聚力嚴重下降,影響了黨的形象與力量,也成為正義黨謀求連續執政的不穩定因素。   第五,過于依賴工會的支持,受工會影響過大,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正義黨的組織性與獨立性。正義黨在享受來自工會的強大支持的同時,也受其影響、制約。其一,工會的領導人往往被吸收為正義黨的領導,也會在正義黨政府中任職;其二,工會在實際上分擔了正義黨的部分職責與功能;其三,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正義黨維持自身日常運轉及開展競選活動的大部分資金來自工會。鑒于上述幾個方面的情況,可以說正義黨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離不開工會,自身組織性、獨立性受到影響的同時,制定政策等方面也頗受制約。一旦處理不好與工會的關系,正義黨將面臨非常大的危機。另外,過于受某一團體的影響,無疑會影響政黨利益表達與整合職能的正常履行,進而影響其形象及民眾對其的信任程度,從而降低該黨的吸引力。   第六,政策方面的失誤,影響了黨的執政績效。執政黨的政策直接影響著其執政績效。政策失誤或執行不力,往往會給其執政前途帶來極大威脅。縱觀正義黨歷史,每次選舉中的失利,多與其選舉前執行的政策表現不佳相關。還是以梅內姆改革為例,梅內姆采取休克療法大力推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由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失誤,及有效應對各種社會問題的社會政策的缺失,導致阿根廷經濟、社會問題日益嚴重,最終演化為經濟與社會危機,影響了正義黨的執政績效,成為導致其下臺的重要原因。   (二)外部因素方面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對包括正義黨在內的所有政黨而言,阿根廷的生態環境并不特別優良;或者說,阿根廷生態環境中的某些消極因素影響著政黨的發展與功能發揮。   第一,侍從主義的盛行不僅影響了政黨制度化的水平,也使政黨很難擁有穩固的選民基礎(核心選民)。在選舉過程中,侍從主義的典型表現是政黨通過直接向選民提供物質刺激來換取選票。在侍從主義盛行的環境下,政黨并不特別重視自身的制度建設,制度化水平往往較低,而且政黨往往也并不積極去關心、表達選民的利益訴求,利益表達、整合功能的發揮有限。這些無疑降低了選民對政黨的認同感與忠誠度。相應地,政黨與選民之間的聯系是不穩定的,政黨很難擁有核心選民即穩定的選民基礎。#p#分頁標題#e#   第二,部分民眾對政黨持不信任態度,使政黨面臨合法性危機。據相關調查數據顯示,阿根廷民眾對政黨的信任程度低于拉美平均水平(1)。由此,“把它們全清除掉!一個也不留!”的呼聲也就顯得不是那么突兀。這些均反映出阿根廷民眾對本國政黨抱有不信任情緒。民眾對政黨的不信任直接導致阿根廷政黨陷入合法性危機之中。   第三,軍人干政的威脅。拉美各國多存在軍人干政的現象,由于沒有找到相應的解決辦法,阿根廷也屢受軍人干政之害。軍人干政無疑會打斷民選政治。譬如,1955年的軍事政變不僅迫使庇隆流亡國外,正義黨也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再如,1976年軍事政變后,正義黨再次被禁,被剝奪了在國內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根本談不上通過合法途徑上臺執政。   第四,經濟績效的壓力。執政黨的各方面表現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的表現向來影響著其執政命運。在阿根廷,經濟形勢和大選結果往往密切相關。例如2009年,在國際金融危機重創下,阿根廷經濟表現低迷,致使民眾對正義黨的支持率大幅下降,進而導致執政聯盟在議會中期選舉中落敗。雖然正義黨當前的發展模式表現良好,贏得了民眾的認可與支持,但正義黨也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壓力———國際金融危機對阿根廷經濟的沖擊、國內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等等。如果正義黨不能有效緩解這些壓力,確保阿根廷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經濟績效的下降勢必影響其執政前景。   三、結語   正義黨多次執政的經驗表明:第一,執政黨應該加強自身思想理論建設,增強自身思想理論基礎的本土特色。第二,執政黨應該探索適合本國情況的發展道路。第三,執政黨應該注意協調與各類政治力量的關系,獲得穩定有力的支持,穩固執政的社會基礎。第四,執政黨應該重視自身在民眾中的威望與形象建設,保持與民眾的密切聯系,鞏固執政基礎,增強執政合法性。   正義黨面臨的挑戰表明:第一,執政黨應該注意維護自身思想理論基礎的連續性與穩定性,避免因改弦易張而引發的思想混亂。第二,執政黨應該加強自身制度化建設,減少黨內派別斗爭,維護黨內團結,避免過多運用“運動主義”方式。第三,執政黨應該注意保持自身的組織獨立性,避免對其他團體組織的過分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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