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大學生對美劇接受狀態探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近年來，觀看美劇在大學生群體中逐漸成為一種文化潮流。美劇《絕望主婦》(以下簡稱《絕》)自2004年10月開播以來，一度成為美國10年來收視率攀升最快的劇集，并以驚人的速度風靡全球130余個國家和地區。該劇以“紫藤街”小區為背景，講述中產階級家庭生活故事，將通奸、謀殺、家庭暴力、婚外情、吸毒等在美國非常普遍和尖銳的社會現象一一展示，是美國文化和后現代社會現象的“影像化標本”。“任何一種外來文化在本地發生作用總是同接受主體創造性的轉換有關，經歷了“旅行”之后的美劇在中國的流行恰恰帶有小眾的色彩……通過互聯網抵達終端的各色美劇在經過傳播途徑中層層過濾和各種噪音之后，到觀賞者那里其實已經不是美國觀眾在四大電視網或者衛星電視網中看到的那些東西了。”［1］從這個意義上說，《絕》是探究美劇中傳播的性道德觀念與大學生群體對美劇的家庭價值觀接受情況的絕好樣本。那么，美劇的“小眾傳播”過程中，大學生群體對具體文本的解讀和轉化過程是如何進行的?在大學生在美劇觀看體驗中，異質文化與本土文化的內部沖突是否會形成個人心理層面的映像?本文嘗試進行探究。 1理論參照與研究方法 “文化折扣”(culturaldiscount)和“文化接近”(culturalproximity)是跨文化研究常用的2個重要理論。“文化折扣”理論指出“某節目，它根植于一種文化，因而在那種環境里具有吸引力，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吸引力減弱了，因為觀眾發現很難認同其所論及的事物的風格、價值觀念、信仰、制度和行為方式。”［2］“文化接近”理論指出受眾會在本國、區域、和國際層面游移。原因主要在于外國節目也具有不同的“文化接近性”。［3］由此可見，文化差異會使媒體受眾用自己的文化背景詮釋外國節目的文本，并且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解讀，從節目中獲得各自不同的意義。運用焦點小組訪談法研究受眾的跨文化接受行為，能在一定程度上還原真實自然的收視環境，深入了解異文化產品在受眾生活、情感、心理等層面的影響。本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學2006級5681名在讀本科生為總樣本，通過前期訪談和背景問卷調查，挑選了來自漢語言文學、機械制造、法學、英語專業的4名同學和傳播學專業的2名同學，作為焦點小組訪談成員，這6名同學均是美劇《絕》的忠實觀眾。為保證收視環境的真實客觀，訪談地點選擇了學生宿舍。 “霍爾模式”(HallModel)指出:電視話語“意義”的生產和傳播，就電視話語的流通而言，可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電視話語“意義”的生產即電視專業工作者對原材料的加工，這也是所指的“制碼”階段。第二階段是“成品”階段，電視作品一旦完成，“意義”被注入電視話語后，占主導地位的便是賦予電視作品意義的話語和話語規則。第三個階段也是最重要的階段，是觀眾的“解碼”階段，這時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對世界的一系列看法，觀眾面對的不是社會原始事件，而是被加工后的“譯本”。由于霍爾(Hall)是以一種理論的理想構型取代了現實接受的復雜度，在無意識中結構化地遺忘了受眾的認可或抵抗總是處于其他話語的關系之中。本研究除了參考霍爾的解碼標準外，將利貝斯(Libes)和凱茨(Katz)在《意義的輸出———＜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一書中提出參照式解讀和批評式解讀，作為本文的第二類解碼標準。相比霍爾的解碼標準來說，后者考察范圍更具體更微觀一些，涉及了受眾接受中的情感投入、認知投入、文本的意識形態信息、美學信息等多方面的文本與受眾間具體的協商互動過程。參照以上2種解碼模式，除了考察大學生解讀《絕》的整體特征和規律外，受訪者的收視背景對個體接觸外來文化時心理特征的影響，即對個體解讀模式間的差異造成影響的主要原因，也屬于本文考察的內容。 2大學生對《絕望主婦》的解讀與接受現狀 2．1大學生解讀《絕》的主要特征 筆者將時長為1．5h的訪談錄音轉述為文字后，將受訪者的談話內容以具有明確闡釋意義整句劃分，得到176個語言單位，按照霍爾和利貝斯、凱茨的2列標準進行了編碼分類，隨后又統計了各個解讀類型的數量，得出表1和表2。如表1，表2所示，受眾對《絕》的文本內容的接受情況如下:被訪焦點小組成員的協商式解讀的語言數量最多，占整個訪談內容的60﹪;對抗式解讀的語言相對較少，僅占17﹪。在按照第二類標準進行的分類上，焦點小組成員的解讀語言數量最多的類型是“參照式解讀/嚴肅的/熱的”，其中“批評式/意識形態的/熱的”這一類型的語言所占比例驟然下降，僅有3﹪?？傮w上看，參照式解讀的總體數量占訪談內容的49﹪，批評式解讀占訪談內容的51﹪;熱的解讀模式占訪談內容的63﹪，冷的解讀模式占訪談內容的37﹪。 2．2大學生解讀《絕》的模式分析 根據小組訪談的解碼統計結果，參照式解讀和批評式解讀幾乎各占50﹪，為了更好地闡述大學生解讀《絕》的具體特征，筆者對“參照式解讀/嚴肅的/熱的”、“批評式解讀/語用的/熱的”這2種最具代表性的解讀模式進行深入的分析。參考利貝斯和凱茨書中有關各類解碼標準的闡釋，選取了2個小組成員的文字轉錄資料，分別代表了2類典型的解讀模式，他們分別是四川的小胡和西安的小張。 2．2．1參照式解讀/嚴肅的/熱的 其中，小胡的解讀是最“熱”的，她常充滿激情地講述劇中人物的遭遇，面對不一致觀點時，她最輕易以劇情發展和人物性格特點進行積極辯護。如在問及小組成員對4位主婦的態度時，小胡說:“我比較喜歡琳內特(Lynette)，她對婚姻比較忠誠，雖有一次精神出軌，她還是堅決維護自己的婚姻，就是責任感很強……其他人我覺得都還好，就是最喜歡琳內特。”①按照霍爾的解碼標準，小胡的解讀既有傾向的也有協商的，但她對人物行為和價值取向的認可超過了自身的協商式解讀，即使是小組成員中有多數人對編劇的意圖采取反抗態度時，她也會試圖理解，常以“那里面其實……”和“他們的意思是……”來展開話語，很少出現“我”和“我們”的批評的或對抗的意見，并常常將現實生活和虛擬的劇中生活聯系起來。可以看出，小胡對《絕》的解讀代表了大學生中“參照式解讀/嚴肅的/熱”的一類，這類大學生傾向將故事聯系現實生活，其觀劇的過程是積極認真的，對劇中呈現的價值觀基本上予以接受。利貝斯和凱茨在研究《達拉斯》的跨文化解讀時，發現參照式解讀的參照對象主要分為3類:1)首要的參照對象，即自我與家庭;2)種族群體與國家的指涉對象;3)一般的參照對象—自我疏離的—即抽象的社會學范疇，并把它們稱之為“我”、“我們”、“他們”。［5］小胡的主要參照對象是第三類比較抽象的類型，“父母”、“孩子”、“朋友”、“家人”之類的抽象社會角色，成為她評價和解釋的參照標準，看似跟故事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卻暴露出她幾乎相信該劇真實價值的態度。此外，小胡表示自己看過的美劇只有《絕》，她對故事情節、敘事類型等戲劇成份很少進行冷靜審視，更少提出批評?？梢?，像小胡這樣很少觀看美劇的大學生，容易認可劇中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正確性，受到的影響相對較深。#p#分頁標題#e# 2．2．2批評式解讀/語用的/熱的 利貝斯和凱茨在定義解讀模式時指出，在某些情況下，觀眾在使用批評式解讀時并未拒絕情感的卷入。小張在討論中就顯現了此類特征，她常通過人物和具體事件闡釋其現實的寓意，將劇中的價值觀應用于自己的現實參照，有意識地認為該劇攜帶著特定價值觀，也就對節目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小張的解讀模式屬于“批評式解讀/語用的/熱的”，這種形式的批評非常接近于非批評的、參照式領域，但是批評式解讀的受眾已經認識到該劇與其所生活的現實世界有區別，他們關注這種關系的準確度。如在討論嘉比(Gabby)的人物形象時，小張的解讀既保持了某種距離，又有較濃厚的情感卷入。“一開始我真的特別討厭她，簡直就是恨她恨得……，我就覺得這個女人又放蕩又物質，簡直是覺得美國社會竟然有這種人，如果放在中國社會這種人早就被鄙視死了吧?”①在談到嘉比的婚外情時，她與劇中人物的距離則拉的更遠了，“嘉比和約翰(John)的年齡差距那么大，竟然還發生關系，在中國是很難以接受的。”①在小組成員中，小張又是愛憎最分明的，與小胡相比，她自覺地與劇中現實保持距離，能夠較理智地對電視劇的類型、故事情節等有一定的認識，如在介紹該電視劇的時候，她指出“這是一部集冒險、喜劇、愛情、感人、懸疑元素為一體的電視劇”，“編劇把各種情節和元素都編在里面，很波折，看得驚心動魄，跟中國電視劇很不一樣。”①與小張有相似解讀方式的大學生，往往對電視劇如何反映現實，抱有傾向式解讀。小張認為《絕》真實地反映了美國的社會現實，通過觀看這部美劇，能很好地了解美國社會文化，她將劇中體現的價值觀直接作為美國人的價值觀來看待，很少質疑劇中夸張的戲劇成份。同時，她的批評性解讀，是站在嚴格區分中國社會現實和美國社會現實的基礎上的，這種心理上的區分，使她形成了自我防御機制，形成了對外來的價值觀和文化的一定免疫力。 3大學生解讀模式形成的原因與意義表征 3．1個體解讀模式的差異及其原因 對3類具有代表性的解碼模式進行分析，發現個體解讀模式的差異主要與其美劇收視經驗的豐富程度有關，其次是對生產文本的文化環境即美國社會文化的了解程度有關。生活中頻繁接觸美劇，有較豐富的美劇收視經驗的觀眾，在觀看節目時能與電視文本保持一定的距離，并能從多元的視角解構文本的意義，從而提出批評式的意見和一定的審美批判;反之，美劇收視經驗相對匱乏的觀眾，在觀看節目時較易聯系現實生活，將劇中的價值觀作為現實的參照進行認真地解讀，因此，對電視文本意義的解構也相對單一，批評意見較少，審美批判能力也相對較弱。 3．2大學生解讀異文化信息時的身份認同與歸屬 多數大學生在解讀《絕》時能分清劇中所體現的美國文化與本國文化的差異之處，雖然對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和社會生活抱有憧憬和期待，但并非如后殖民文化批評家所擔心的那樣，以后殖民者心態對西方價值觀照單全收，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覺，能夠清楚定位自身生活所處的文化環境特質。同時大學生對外來文化某些層面的羨慕與渴望，被賦予了學習、借鑒其文化優勢的意義，以兩種文化的現實對比關照為出發點，并未表現出對本國文化的全盤否定和批判，因此大學生在解讀異文化信息時對中華文化有較高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3．3大學生對異文化信息的審美和批判能力 整體來看，大學生對異文化信息的審美和批評能力的形成，主要依靠個人的收視體驗和生活認知，尚處于一種無意識的自發狀態。在對異文化信息的解讀中，能夠提出一定的批評意見，以多元、開放的視角來看待異文化信息，因此也能快速地融入其中，強烈的反抗與對抗立場較少出現。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生在解讀異文化信息時幾乎沒有注意這些信息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原型，很少會思考自身接觸異文化產品的過程中西方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影響。 4結語 參照“霍爾模式”的解碼標準，對大學生跨文化解讀模式的分析，發現協商式的解讀仍然占主體，這與霍爾對多數人解讀電視信息的假想相一致，只是大學生在對異文化信息進行協商式解讀時，對自身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生活環境的參照并未體現出明顯的社會階級立場差異，而是強調本土文化價值觀中最突出的、與文本環境差異較大的那一部分，在整個解讀過程中呈現了較為一致的協商傾向。此外，霍爾對“典型立場”的劃分，不僅過于粗略，且忽視了個人收看時立場可能發生的轉化，特別是收看外來節目的過程伴隨了經驗積累與文化了解的漸進，受眾的解讀立場會隨著收看經驗的多少發生著微妙的變化。訪談中，隨著各成員間信息交換的增加，我們發現受訪者對《絕》的評價會發生動搖，其解讀立場會隨著對影片人物性格的熟悉由傾向式解讀轉化為協商式、甚至對抗式。 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受眾對外來文化產品的解讀充滿了復雜性，本國成員自身對外來文化的接觸與了解程度對研究者來說很難量化，本研究雖嘗試還原最真實的收視環境，但受限于對受訪者背景調查不足、樣本數量較少等原因，對大學生群體的跨文化解讀歸類略顯簡單，并不能完全適應我國跨文化傳播中受眾多樣化的解讀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