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馬鈴薯跨文化傳播現象，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馬鈴薯的學名是“Solanumtuberosum”，英文名“Potato”，在中國通常又被叫做“洋芋”或“土豆”等。馬鈴薯雖然曾經是一種洋作物，但經過中國幾百年的種植、繁衍與培育，它在中國的種植面積占世界總種植面積的1/4，總產量占到全世界的1/5［1］，可以說如今中國已成為馬鈴薯第一生產大國。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中國土地上的馬鈴薯確實已經不再是“洋芋”而是“土豆”———一種已經在中國“安家落戶”、實現了“本土化”的作物。從最初的“舶來品”成長為主要糧食作物之一，從簡單的農產品進化到程序復雜的工業品、繼而演化成為一種產業，從單純的作物發展出一種文化象征，馬鈴薯以其在中國土地上獨特的發展經歷書寫著別樣的精彩。本文試從實物跨文化傳播的角度，對馬鈴薯的跨文化傳播現象進行梳理，望能有拋磚引玉之用。 一、從“舶來品”到“土特產” 馬鈴薯屬于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全世界共有8個栽培種和150多個野生種，它的起源中心一個是南美洲哥倫比亞、秘魯、玻利維亞的安第斯山區及烏拉圭等地，另一個是中美洲及墨西哥的安第斯山區［2］。生活在拉丁美洲的古印第安人最早食用馬鈴薯的歷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10000到8000年［3］，而開始栽培馬鈴薯大約出現在公元前5000年－2000年［4］。15世紀末，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這為馬鈴薯從原產地南美向世界各地傳播開辟了路徑。1570年前后，馬鈴薯作為西班牙人歸航時的食糧首次被帶回西班牙，1590年傳入英格蘭。此后，馬鈴薯從西班牙傳至歐洲大陸和亞洲的部分地區，從英格蘭傳至蘇格蘭、威爾士和部分北歐國家，繼而傳入大英帝國的一些海外殖民地;大約17世紀晚期，馬鈴薯傳入菲律賓、日本、西印度群島和非洲一些沿海地區;18世紀末，馬鈴薯傳入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亞的印度等［5］。四百多年后的今天，馬鈴薯已經成為世界上種植范圍分布最廣的農作物之一，是僅次于小麥、水稻、玉米的第四大作物。 那么，馬鈴薯何時傳入中國的呢?馬鈴薯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仍待考證，但最晚應該在明代晚期，萬歷年間(1573－1619)，晉陵(武進)蔣一葵任北京西城指揮史，他所編的《長安客話》卷二“皇都雜記”稱:“土豆絕似吳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6］。可見此時馬鈴薯已傳入中國，據史料記載和學者們考證，馬鈴薯傳入中國的路徑大概有三條:荷蘭是世界上出產優質馬鈴薯種的國家之一，在盤踞臺灣期間荷蘭人將馬鈴薯帶到臺灣種植①，后經臺灣海峽，傳入大陸的廣東、福建一帶，并向江浙一帶傳播，在這里馬鈴薯又被稱為荷蘭薯［7］。西北路馬鈴薯由晉商自俄國或哈薩克汗國(今哈薩克斯坦)引入中國［8］，并且由于氣候適宜，種植面積擴大，“山西種之為田”［9］。南路馬鈴薯主要由南洋印尼(荷屬爪哇)傳入廣東、廣西，在這些地方馬鈴薯又被稱為爪哇薯，后又向云貴川傳播，四川《越西廳志》(1906)有“羊芋，出夷地”的記載［10］。 早期馬鈴薯通過各種途徑傳入中國，其傳播區域集中穩定在氣候適宜、利于其生長發育和種性保存的高寒山地及冷涼地區，如四川、貴州、云南、湖北、湖南、陜西等地的山區。四川的方志中有較多關于馬鈴薯的記載，并尤以山區集中。據不完全統計，19世紀四川方志中有關馬鈴薯的記載有15條［11］。進入20世紀后，隨著世界范圍內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D)以及國際交流的加強，馬鈴薯在中國開始加速傳播擴散。此時它在中國的傳播擴散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傳播區域和種植面積的不斷擴大。與番薯、玉米的輻射式傳播方式不同，馬鈴薯早期的傳播具有按氣候分區覆蓋的特點，主要集中在海拔1200米以上氣溫較低的適宜氣候區，如西南、西北各省高寒地區。但進入20世紀后，隨著馬鈴薯栽培技術的進步和國際范圍內技術交流的增加，馬鈴薯的傳播區域不斷擴大。此時方志中記載有關馬鈴薯栽培的省份增加有:上海、新疆、山西、福建、甘肅、臺灣、吉林、黑龍江、遼寧等地［12］。到20世紀80年代，在我國基本形成四大馬鈴薯生產區域，即北方一季作區、中原二季作區、南方三季作區、西南一二季混作區，全國范圍內有50多個推廣品種［13］。 馬鈴薯的種植面積方面，整體呈不斷擴大趨勢。1936年馬鈴薯在全國種植面積達540萬畝以上［14］，1970年上升到5200萬畝。根據2007年5月在貴陽市舉行的中國食品工業協會馬鈴薯專業委員會第二次年會公布的信息，從1996年到2006年，中國馬鈴薯種植面積增加了30%，年產量已突破7000萬噸，馬鈴薯種植面積和總產量均躍升至世界首位。近5年來，中國馬鈴薯消費量增長了40%，是世界上消費量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15］。 如今，馬鈴薯在我國絕大部分地方都有種植，然而就生產地域分布而言，內蒙古、甘肅、云南和貴州等4個省區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45%［16］。更有不少地方成為“馬鈴薯之鄉”，比如山東滕州、甘肅定西、寧夏西吉等。雖然各地“馬鈴薯之鄉”的來由不一，但卻表明一個事實:馬鈴薯已經成為當地的重要作物甚至主要作物，其種植已經頗具規模。馬鈴薯在中國由“洋芋”變成“土豆”的“本土化”過程還體現在傳播中形成的各種俗稱和別名上。馬鈴薯引種各地后就很快融入當地的風土，因時、因地而異，形成很多別名，常造成混淆，甚至在一個區域的推廣過程中也能產生不少的俗稱?？滴醵?1682年)編成的《畿輔通志》“物產志”記載:“土芋”②，一名土豆③，蒸食之味如番薯”;雍正《直隸深州志》(1732年)卷二“物產蔬類:地豆又名‘土生’”;乾隆七年《威海衛志》卷四載“物產蔬類:近有種香芋者……”④;道光十年《大同縣志》卷八“風土物產，佐食者蔬;白薯，其大如拳，俗名曰‘子山藥’”;因系舶來品，祁雋藻在同時的農書《馬首(壽陽)農言》(1836年)中還稱洋山藥;之后還出現山藥蛋之名［18］。20世紀初，馬鈴薯已融入當地的風土，如西北的諺語:甘肅有三寶，洋芋、沙鍋、大皮襖。#p#分頁標題#e# 目前，我國很多地方仍然保留著對馬鈴薯的不同叫法:山東魯南地區叫地蛋，云南、貴州一帶稱芋或洋山芋，廣西叫番鬼慈薯，廣東、香港叫薯仔、饃饃蛋，山西叫山藥蛋，東北各省多稱土豆，而西北各地叫洋芋。如果說馬鈴薯在中國種植地域的擴張和種植面積的擴大使其完成了“中國化”，那么馬鈴薯在中國各地的俗稱則說明其在中國各地進一步完成了“地方化”。馬鈴薯由“舶來品”完成“中國化”繼而“地方化”的過程，揭示外來的馬鈴薯已經跟中國各地的風土、山水、鄉情完全融合，成為中國各地地道的“土特產”。 二、從“草根”植物引申為鄉土文化 馬鈴薯是名副其實的“草根”植物。一則馬鈴薯是塊莖類作物，它的價值不在于其花與枝葉，而在于深埋在地下的含有大量淀粉的塊莖;二則馬鈴薯適應性極強，哪怕是在高寒、干旱、貧瘠的環境中也能深扎于大地之下，產出富含營養的果實;三則由于認識有限以及傲慢民族性格的干擾，馬鈴薯初入歐洲時并不被社會認可，尤其社會上層認為“印第安人是一種很落后、很下等的民族”，而“一個下等民族的食品不可能是什么好吃的東西”，愛爾蘭諺語“窮人的餐點———除了小馬鈴薯就是大馬鈴薯”更是說明，馬鈴薯在當時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是草根階層的食物?？删褪沁@樣一個“草根”植物在中國經過幾百年的傳播擴散后，不僅在全國各地成功“安家落戶”，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了獨特的鄉土文化。這種鄉土文化可以叫做“馬鈴薯文化”，也可叫做“洋芋文化”或“土豆文化”。地處西北的甘肅定西就是此種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2008年，定西馬鈴薯種植面積達350萬畝以上，產量530萬噸，面積居全國地級市(州)第二、產量居首［19］。因此，定西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馬鈴薯之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文化屬于上層建筑范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在“馬鈴薯之鄉”便產生了馬鈴薯文化(又名“土豆文化”或“洋芋文化”)。在生活中，諺語“五谷不收不憂患，只要有二畝洋芋蛋”表明，在定西土豆之重要，竟然位列五谷之前;“洋芋蛋蛋寶中寶，頓頓吃飯離不了”、“早上吃洋(羊)，中午吃芋(魚)，晚上吃蛋”、“碗里端著，鍋里煮著，地里長著，平常想著”，則更形象地反映了土豆(馬鈴薯)在定西人飲食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定西人和土豆之間已形成的水乳交融的鄉土情結;正是與土豆這種緊密相連的關系，加之其如土豆般“草根”、質樸的性格特點，很多人稱包括定西人在內的甘肅人為“洋芋蛋子”。在當地的民歌中，傳唱著:“定西的山后面沒個好茶飯，只有那個洋芋蛋。想哥哥想得迷了竅，抱柴禾跌進了洋芋窖……”在文學創作中，定西本土作家楊學文在其《土豆隨想錄》中這樣寫道:“我們的文化就是那一茬茬種土豆、吃土豆、賣土豆的人，為土豆而生，為土豆而死。他們就是文化本身。”［20］ 而以趙樹理為代表，以寫農村小說為主從而形成誠實、質樸、富于鄉土特色的一批作家，則形成了當代中國文壇上“山藥蛋”派，馬鈴薯成為了一種文化象征。顯而易見的，“土豆文化”已成為定西當地的鄉土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這種“土豆文化”的完全鄉土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土豆在當地的大規模種植。那么，作為一名外來物種，這又是如何實現的呢?從地理上看，定西地處青藏高原下延區與黃土高原抬伸區交匯地帶，干旱少雨，生態環境惡劣，“山是和尚頭，溝里沒水流，十有九年旱，歲歲人發愁”。早在清朝，陜甘總督左宗棠曾上書朝廷稱:隴中苦瘠甲于天下。上世紀80年代，仍有聯合國官員考察后認為，定西“不具備人類生存的條件”。在馬鈴薯引進來之前，這里主要作物是小米、玉米，但是這兩種作物都不耐旱、且對土地的肥力要求也較高。而當抗逆性強的馬鈴薯來到這樣的生態環境中時，則如魚得水一般，得到了充足的發展空間?？梢韵胍?，在馬鈴薯遠涉重洋播種在定西的原野山川時，它已然與定西的地利及其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不過四五百年的時間里，它已深深扎根于這片干旱的土地，逐步成為了當地的主要糧食作物。 從歷史來看，地處西北的定西由于人口多、自然環境惡劣，曾經長期普遍缺糧。解放后，本地絕大多數農民仍過著“全天兩頓粥、三代一張被、草皮做燃料、洪水解饑渴”的日子［21］。在這樣的條件下，種植產量高、營養豐富且對環境的適應性強馬鈴薯最初并不是一種選擇，而是適應當地環境的唯一出路。所以，有人說“土豆一開花就和定西的生活生死相依，定西人民頓頓飯食都有土豆，都離不開土豆……在缺糧或無糧的饑荒年代，土豆救了多少定西人的命……四五百年時間，卻仿佛是世世代代的定西人民依賴著土豆而生存了下來，定西的城郭因此而長大。”［22］ 自土豆傳播到這里，在定西這塊土地上，人們的生命乃至整個命運很大程度上都系于這小小的土豆上。由此就不難理解定西何以產生“土豆文化”以及定西人何以具有如此濃厚的“土豆情結”。如今，土豆已成為定西的支柱產業和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⑤，當土豆與定西的地理、歷史、現實實現完美融合后，這種土豆文化當然也就愈發生機勃勃了。馬鈴薯在定西“安家落戶”并最終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土豆文化”是馬鈴薯在中國跨文化傳播的結果，同時馬鈴薯的傳播也成為中國跨文化傳播成功的典型案例。其實目前就全國范圍內來看，中國各地的馬鈴薯文化尚在逐步發展中。雖然除了定西，各地對馬鈴薯大多仍停留在種植層面，尚未形成具有明顯地方特色的馬鈴薯文化，但近幾年尤其是近三年(見表2)來，除了通過各種途徑為自己命名“馬鈴薯之鄉”外，各地以“馬鈴薯文化節”的名義所舉辦的各項以馬鈴薯為核心的活動，至少可以說明各地的鄉土馬鈴薯文化正逐步成型。中國自古就是一個注重飲食的國家，而馬鈴薯又是一種營養豐富的食物。從營養學上講，馬鈴薯確實是一種非常好的糧食作物。因為它具有蔬菜和谷物雙重優點，既含蔬菜中的胡蘿卜素和抗壞血酸，又如谷物般有比較多的淀粉，能夠給人提供熱量。此外，馬鈴薯還富含維生素(其中維生素C比西紅柿要高)、鉀、優質的膳食纖維，并且不含脂肪。所以，馬鈴薯被營養學家譽為“超級蔬菜”、“人類的第二面包”，在中國的飲食文化中當著主食與副食的雙重角色。現在，在甘肅定西，他們用來招待客人(甚至是貴賓)的必備食物就是“苞芋”(苞谷和洋芋，諧同“鮑魚”)。而薯條加盟“面條族”和“包子族”互毆的笑話⑥，則形象地說明了馬鈴薯已經完全融入中國的飲食文化。#p#分頁標題#e# 此外，土豆也已成為中國歇后語的主角，如“電線桿上插土豆———好歹是個頭”、“母豬遛土豆———全憑一張嘴”等。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歇后語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是深深根植于漢語豐沃土壤中的奇花異葩，是民族語言的精華”［23］，“是漢民族文化獨有的表達方式”［24］。那么，土豆被作為引語在中國獨有的歇后語中使用、作為中國文化獨有的表達方式，更是說明馬鈴薯已經完全融入中國文化，完全實現了在中國的“本土化”或“鄉土化”。如果說，馬鈴薯適應中國的水土得以廣泛種植是馬鈴薯在中國跨文化傳播的第一個階段，那么馬鈴薯適應中國各地的鄉土風情形成獨特的馬鈴薯鄉土文化，則是馬鈴薯在中國跨文化傳播的第二個階段。 三、從“小作物”到“大革命” 我國對馬鈴薯種薯和種植技術的研究早在民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1914－1916年，農商部中央農事試驗場進行了馬鈴薯栽培試驗，發現通過薯種切塊用芽種的方法可以減少薯種用量的2/3，大大節約用種量［25］。至20世紀50年代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科學技術的進步，圍繞莖尖脫毒、培育脫毒種薯，我國掀起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馬鈴薯技術革命”，基本解決了馬鈴薯的病毒累積等問題，顯著提高了抗病能力，基本打破了種植傳播的主要技術障礙。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的馬鈴薯育種工作加速發展，育成了中薯、晉薯、鄂薯、春薯、鄭薯、隴薯、青薯等系列品種共67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從事馬鈴薯育種的單位有20多個，1996年－2006年，通過國家級審定的品種有23個，比過去50年的總數還多。到2006年，我國共育成270多個馬鈴薯品種，其中90多個作為主栽品種在不同地區栽培，包括早熟品種［26］。 至此，可以說已經相當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培育技術的革命，其最顯著的成果便是我國的馬鈴薯種植面積和產量都已經高居世界第一(見表3)。然而，通過表3，亦不難看出，我國單產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只有單產第一的新西蘭的1/3。歐、美國家馬鈴薯產量之所以遠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這些國家已普遍使用了高質量的脫毒種薯。而我國抗病毒轉基因的馬鈴薯研究工作較國外起步遲，脫毒種薯應用面積較小。目前我國馬鈴薯培育正在經歷“第二次技術革命”———轉基因。脫毒種薯作為轉基因研究的重要部分，在整體上已逐步與國外處于相同的水平，有的研究工作處于國際領先行列［28］。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未來，脫毒種薯等轉基因薯種將會在我國得到廣泛種植，而單產量的提升也只是時間問題。圍繞著馬鈴薯這個“小作物”的“技術革命”已經開始但還遠未結束。“技術革命”在為馬鈴薯的種植、傳播、推廣、擴散注入了強大推動力時，不僅僅是馬鈴薯相關科技的發展，更是我國農業技術的進步。 四、從農產品晉升到全球化產業 馬鈴薯從“舶來品”成為中國的“土特產”繼而形成富有中國地方特色的“土豆文化”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國兩次“馬鈴薯技術革命”，但馬鈴薯的傳播及影響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繼續前行。受兩次“馬鈴薯技術革命”的刺激、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帶動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中國馬鈴薯又在經歷一場新的“革命”———從馬鈴薯種植到馬鈴薯深加工、從農產品到工業品、從內部消費到對外出口的“馬鈴薯產業革命”。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全世界種植馬鈴薯的國家已有155個［29］，馬鈴薯已成為全球第四大糧食作物。伴隨著馬鈴薯種植的全球化，馬鈴薯的產業化進程也在世界范圍內展開。 馬鈴薯的產業化始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馬鈴薯產值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以美國為例，它已“成為世界上利用馬鈴薯掙錢最多的國家”［30］?，F代化的深加工處理是美國馬鈴薯升值的重要一環。據美國農業部統計，美國馬鈴薯加工制品的產量和消費量約占總產量的76%，馬鈴薯食品多達上百種，超級市場中馬鈴薯食品隨處可見。全美約有300多個企業生產油炸馬鈴薯片，每人每年平均消費馬鈴薯食品60千克。此外馬鈴薯還被加工成淀粉、飼料和酒精等，加工量已占到馬鈴薯產量的85%左右。在美國以馬鈴薯為原料的加工產品品種已經有幾百種，可以說從吃到用，處處可以看到馬鈴薯的加工品。 就我國而言，我國馬鈴薯種植面積和產量已經連續數年排名世界第一(詳細情況見前文)，馬鈴薯加工技術不斷進步，馬鈴薯產品質量不斷提高，馬鈴薯加工業正在蓬勃發展。仍以甘肅省定西市為例，從產業規模來看，定西市馬鈴薯種植面積居全國地級市州第二、產量居首。定西市萬噸以上生產能力的馬鈴薯加工龍頭企業20家，馬鈴薯精淀粉及其制品設計生產能力達35萬噸、年生產10萬多噸，生產粗淀粉、粉皮、粉條等產品15萬噸，已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種薯生產和精淀粉加工基地［31］。從產業效益來看，馬鈴薯已成為定西農民增收和新興工業發展的重要支柱。2008年，定西全市馬鈴薯產業總產值達17．6億元，占全市生產總值的16．7%;農民人均從馬鈴薯產業獲得收入570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6．7%［32］。 從產業體系來看，定西形成了完整的馬鈴薯產業鏈，良種、加工、貯藏、運銷等方面都得到快速發展，生產體系趨于完善，年外銷量在150萬噸以上。從產業品牌來看，“定西馬鈴薯”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斷提升，定西的“中國薯都”稱號已經名副其實。但就全國整體而言，我國馬鈴薯產業化仍然是比較落后的。就馬鈴薯的加工而言，我國“馬鈴薯加工量只占鮮薯產量的15%［33］，而在歐美發達國家，馬鈴薯加工量約占馬鈴薯總產量的70%—80%［34］;我國馬鈴薯主要出口日本和東南亞各國，但是我們的產品競爭能力不強，出口數量少，日本每年需進口淀粉及變性淀粉30萬噸，而我國只銷售4萬噸［35］，東南亞各國每年需進口淀粉及變性淀粉20萬噸，速凍薯條15萬噸，我國也只能銷售一小部分，大部分生意被美國搶去了［36］。有關統計計算結果顯示，如果賣鮮薯每1千克1元錢，那么加工成淀粉增值30%，加工成粉條增值80%，加工成炸薯條增值15倍，加工成環糊精增值20倍，加工成油炸薯片增值25倍，加工成膨化食品增值30倍。可見，經加工后的馬鈴薯增值是驚人的［37］。因此不難得出，用于加工的馬鈴薯占總量的比例過小，直接導致了我國馬鈴薯產業的效益低下。雖然中國的馬鈴薯產業已經起步并正在發展，但還遠沒有真正走向世界，沒有成為真正的全球化產業。#p#分頁標題#e# 馬鈴薯在中國幾百年的種植、傳播以及現代馬鈴薯產業的發展都表明，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是做大做強馬鈴薯產業的根本動力。馬鈴薯的產量高低和品質好壞在種薯，而種薯的培育靠科技;馬鈴薯深加工程度和馬鈴薯產業鏈的延伸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馬鈴薯產品研制水平。以美國為例，各種食品研究機構和馬鈴薯加工廠商，對馬鈴薯食品的口味和脂肪含量的最佳配比進行實驗，在保證美味的同時減少脂肪含量，研制出很多順應人們健康飲食的馬鈴薯食品，推動了馬鈴薯的深加工。有專家預測，到2020年全球馬鈴薯生產量將從目前的3億噸左右增加到4億噸以上［38］。因為人口增加、馬鈴薯作物本身的優勢、糧食供應危機以及經濟的發展，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地區、非洲和拉丁美洲將成為世界發展馬鈴薯的熱點區域。這為我國馬鈴薯產業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但關鍵是我們自己如何做。如前所述，我國已經進行了兩次“馬鈴薯技術革命”，在馬鈴薯的脫毒、育種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績，如何推動研究成果的應用、轉化是我們下一步需要考慮的問題，也是發展馬鈴薯產業必須解決的問題。同時，關于馬鈴薯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脫毒、育種等基礎領域，馬鈴薯研究應將縱、橫向擴展相結合，從而為我國馬鈴薯產業的發展提供立體的科技支撐網。 馬鈴薯在中國的傳播、種植，在中國一些地方，如甘肅定西，已經形成頗具地方特色的土豆鄉土文化，在另外一些地方，這種土豆鄉土文化也正在形成。那么，在我國的馬鈴薯及馬鈴薯產業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如何借力于鄉土文化，如何跟鄉土文化融合到一起進行“合力對外傳播”，如何在對外傳播中形成自己的“土豆品牌”，是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