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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直對邊區鹽業工作相當重視，尤其是高度關注鹽業在邊區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地位。由于日寇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戰爭期間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為此，陜甘寧邊區于1942年12月召開高級干部會議進行分析研究。會上，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他充分肯定了鹽業在邊區經濟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食鹽不僅是邊區人民的一筆巨大財富，“很大富源”，邊區的主要財政來源之一。同時，鹽還是打破敵人經濟封鎖，換回外匯、物資，穩定金融、物價的主要手段，“是平衡出入口、穩定金融物價的骨干”。因此，對邊區財政經濟而言，鹽“有著非常重大的作用。”
一、邊區群眾食鹽問題迫切需要解決，只有打到國民黨反動統治才能確保邊區群眾有鹽吃
由于鹽不僅是老百姓日用必需品，而且在邊區財政收入中占有著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在加緊進攻邊區的同時，還將鹽列為物資封鎖的重點。從1932年起，對邊區的經濟封鎖更加嚴密，國民黨政府企圖建立縱深260里的封鎖網，并在邊區周圍設立食鹽公賣局，限制購鹽，規定每人每天只能買3、4錢鹽，每月累計購鹽不得超過1斤[2]283，使邊區食鹽等日常生活品十分奇缺，價格越來越高，嚴重地影響了當地群眾的生產和紅軍的給養，致使邊區經濟發展形勢嚴重惡化。
面對邊區嚴峻的軍民用鹽困境，從關心群眾日常生活用鹽的角度出發，鮮明地提出要充分認識到解決食鹽等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他在1928年11月25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由于敵人的經濟封鎖，食鹽等項日常必需品在邊區相當缺乏和昂貴，致使邊區農產品也不能向外輸出，農民收入斷絕[2]69。邊區食鹽等生活必需品供應緊張、嚴重短缺的局面，已經引起當時邊區軍民生活的不安，甚至到了不得不想辦法切實加以解決的地步。邊區軍民用鹽如何得到妥善的解決，真正“值得每個黨員注意。”[2]53因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就得關心群眾“鹽的問題”，“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
認為，邊區群眾吃鹽困難，根本原因是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給邊區人民生活帶來了極大困難。1933年12月15日他在長岡鄉調查時發現，“群眾食酸菜水，說與放鹽差不多”。認為“這是國民黨的罪惡”，要解決群眾食鹽問題，“沖破封鎖才有鹽吃。”[1]1291933年，他在才溪鄉調查時，更明確地提出“不打倒國民黨無鹽吃！”[1]167改善群眾食鹽“極大的問題是打破封鎖。”[1]168“資本家把鹽藏起來沒有鹽買，這是汀州市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十分盼望我們幫助他們去解決”[2]123。只有解決了群眾的“柴米油鹽問題，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2]122-123
二、打破敵人封鎖，滿足群眾食鹽需求的關鍵是發展邊區鹽業貿易
認為，邊區軍民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用積極開展食鹽貿易和自行熬制硝鹽等方法，打破國民黨實行的食鹽封鎖，這是保證邊區軍民食鹽供應的關鍵。
1933年8月，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召開。會上，作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演說。在演說中，明確提出了商人通過牟取食鹽暴利來剝削老百姓，致使老百姓生活困難這一特別嚴重的問題。他以商人從梅縣買食鹽為例，在梅縣買食鹽，一塊錢可以買七斤，但是運到邊區銷售后，老百姓一塊錢只能買12兩鹽。這其中的利潤相當大。感嘆道，“這不是嚇死人的剝削嗎？”對此，在演說中要求邊區一定要將食鹽運輸與銷售監管起來，并納入邊區對外貿易的范疇。具體就是，通過有計劃地組織邊區軍民開展對外鹽業貿易來解決商人通過牟取食鹽暴利剝削老百姓問題。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在會上作了《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報告。報告中，提出邊區政府如何開展鹽業貿易工作的具體舉措：“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食糧和鎢砂的輸出”。在《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報告中，還總結了閩浙贛蘇區打破食鹽封鎖的經驗，號召其他蘇區學習，對蘇區打破食鹽封鎖起了示范和促進作用。“在閩浙贛方面，他們為了解決食鹽的缺乏，進行了硝鹽的制造”。
三、準確分析邊區食鹽形勢，在“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總方針中發展鹽業
抗戰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在除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瘋狂軍事進攻的同時，還不定期開展殘酷的“掃蕩”，加之國民黨政府實行長期的軍事包圍、物資封鎖，陜甘寧邊區出現嚴重的財政、經濟危機，軍民生活困難，食鹽等日常生活品供需緊張。為戰勝經濟困難，滿足軍需民食，確保長期抗戰的物資供應，在分析邊區食鹽等日常生活品嚴峻形勢的基礎上，于1942年底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號召根據地軍民依靠自身力量，克服食鹽供應困難等經濟問題，徹底粉碎敵人的物資封鎖。
在1942年12月陜甘寧邊區高干會上詳細分析了抗戰以來邊區鹽業面臨的新形勢。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以后，因沿海各省相繼淪陷，致使原由海鹽供應的湘鄂等省食鹽來源斷絕，安徽、山西等地的鹽產也急劇萎縮，國統區用鹽主要依靠川鹽及寧夏、青海等地的鹽產。在這種情況下，邊區的鹽業地位也由此顯得重要。由于邊區政府對鹽業工作的大力扶持，鹽業運銷量呈逐年增加態勢。按每馱150斤、每斤24兩計算，1938年陜甘寧邊區出口的鹽還只有7萬馱，到了1939年就突增至19萬馱，1940年達到23萬馱。1941年，陜甘寧邊區出口的鹽又來一個突增，達到29.9068萬馱。到1942年至9月止，達到15.579萬馱，預計全年可達23—24萬馱。[1]8021938年到1942年陜甘寧邊區鹽業發展取得如此重大成績，分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靠根據地市場內外的需要，二是邊區軍民共同的努力[1]802。他批評了對邊區鹽業發展采取的兩種錯誤觀點：一些人不清楚邊區鹽業外運是由抗戰大形勢決定的，不了解不超過一定限度的鹽是有銷路的，主張對鹽業運銷順其自然，邊區政府不需要對鹽業運銷實行干涉的措施。還有部分人則把邊區鹽業銷量的逐年增加歸功于邊區外面市場的需要，卻不明白邊區政府對鹽運工作的督導也是邊區鹽銷特別旺盛的“一個很大的因素”[1]802-803。#p#分頁標題#e#
隨著抗戰的發展，應該采取什么方針發展鹽業呢？指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確定不移的財政方針”[1]499。因為“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合作社與鹽業，都是人民的經濟事業，黨與政府就其可能與必需的范圍內給以指導與幫助，使其有所發展，解決人民的需要”。因此，于1942年12月陜甘寧邊區高干會上明確指出，發展邊區鹽業，決不能采取消極的態度，而是要確定積極發展鹽業的方針，將鹽業工作作為解決邊區財政困難重要的因素，通過積極發展鹽業來平衡邊區物資出入口、穩定邊區金融與物價。
對于如何發展鹽業，認為發展鹽業要符合群眾實際，不能增加農民負擔，否則會影響其發展鹽業的積極性。1942年12月，他在陜甘寧邊區高干會上說，“公糧增加與新收公草、羊子稅及公鹽的影響，使農民生產情緒降低。”在此次會議上，批評有些同志不考慮鹽業工作所處的時間、地點等具體條件，憑空說發展，提出實行大鹽業等不切實際的，且不能采用的計劃[2]848。他認為陜甘寧邊區群眾為鹽業發展作出了較大貢獻，如老百姓為邊區財政經濟發展的需要運送公鹽和購買公鹽代金券等，僅在1941年就買了500萬元公債。所有這些，對老百姓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因此，發展鹽業要采取適當步驟和辦法，使群眾在為邊區鹽業發展有所失的同時，又有所得，這就是要使老百姓的經濟有所增長。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鹽業成為人民的鹽業，才能最終支持抗日戰爭[2]848-849。
四、運銷是邊區鹽業發展的中心環節，鹽運的基本政策應是“官督民運”
認為運銷是邊區鹽業發展的大問題，主張積極組織運力，搞活鹽的運銷。為方便運鹽，利于運鹽，主張修建和加寬主要干線的大車道。他認為，“發展鹽業的中心環節是運，運的重要條件是交通。一九四三年政府應撥二百萬元，由建廳主持，修通延定、定慶兩條大車路，整理延?路。并由物資局沿諸運鹽大路開設騾馬店，轉運棧，缺水處開挖貯水窖。由建廳協同物資局在沿途廣植苜蓿，并用其他辦法配備草料。只要有路、有店、有草、有水，運費即可大省，運量即可大增，外來腳戶、本地人民、鹽業公司三項運輸，都會發達起來。為改良運輸工具計，另由建廳主持，按道路條件制造大車小車，增加鹽運。只要路修得好，公家多用大車，民間推運小車，較之馱運是得多的。”
當時邊區鹽運的基本政策是“官督民運”。是支持“官督民運”這一政策的，他在1941年8月6日給謝覺哉的信中說：邊區財政問題“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有兩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入口。”要基本解決這兩個問題，就必須將鹽業作為邊區達到平衡出入口唯一或最主要的辦法，具體辦法就是每年能將30到40萬馱鹽運出邊區。因為按每馱鹽換100元法幣物資計算，只要能每年能將輸30萬馱鹽運出邊區，就能為邊區換取價值3000萬元棉、布等物資。由此推斷，邊區從1941年實行的鹽業官督民運政策雖然帶有一定的半強制主義，不但無可厚非，而且是完全正確的舉措。如果“舍官督民運（半強制主義），便不能運三十至四十萬馱出境”。同時，他結合當時邊區對食鹽的實際需求，提出“一九四三年應計劃產鹽四十萬馱，運鹽三十萬馱至三十六萬馱，并爭取超過。關于產鹽，仍繼續官督民產政策，保障鹽的質量大部至全部為上鹽，不許再產下鹽。關于運鹽，擬定鹽業公司系統運四萬馱，吸引外來腳戶運五萬馱，組織邊區人力畜力運二十一萬至二十六萬馱，共運三十萬至三十六萬馱。”
當時邊區鹽運主要依靠民間畜力。因此，認為動員畜力成為鹽運的一項主要工作。“組織邊區內部運二十一萬馱至二十六萬馱鹽的人力畜力，是一個很巨大、很艱苦、很細密的組織工作與群眾工作，應由建廳主持，各級政府負責督運，各級黨委則任檢查、幫助之責”。同時，運鹽的動員“一定要避免有害的命令主義，主要應取宣傳說服的方針。有的出人，有的出牲口，有的出人又出牲口，有的出經費，有些特殊情況的人則許其不出；在路上要進行必要工作，保障人員與牲口的安全；運鹽必須不違農時”[1]804-805。
這些措施的施行，使邊區鹽運有了較大增長。1942年后，邊區的鹽運隊從自由的、松散的方式向有組織的方向發展。如安塞、保安等地的長腳戶就“組織運鹽合作社，佃本合伙，成立運輸隊，經常不斷地到鹽池運鹽，由合作社代賣”[1]792“我們之注意鹽業，是從一九四○年秋季開始的。一九四一年之所以由一九四○年的二十三萬馱突增至二十九萬九千余馱，除了因為一九四○年外邊鹽荒、存鹽拋空，故一九四一年鹽銷特別旺盛這一個客觀因素外，還有我們在這一年實行了督運政策這一個主觀的因素包含在內。一九四二年，忽由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九萬九千余馱降至二十三、四萬馱，除了外邊的需要不如一九四一年那樣緊急外，也還有我們自己放棄了督運政策（把組織起來了的許多民間運鹽計劃停止）這一原因在內。我們如不從此得出教訓，則對今后工作又將重復過去的錯誤。”[1]803
同時，又指出1941年鹽業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點：一是1941年制定運銷60萬馱鹽的計劃有些過大，因為邊區在1941年難組織這樣大的運輸力量來將這些鹽運出邊區；二是雖然邊區產鹽達到70萬馱，從量上看，成績是相當明顯，但是鹽的質量較差；三是實行鹽業運輸實行官督民運是正確的辦法，但是不應該采取普遍動員，要求所有地區的各類人員都得參與鹽運工作就有些脫離實際，并且動員的組織方法也有很多不切實際的地方。[1]803。針對鹽業運銷中存在的問題，要求及時進行改正。1941年8月22日，在致謝覺哉信中說道，“我說鹽的官督民運含有部分的強制勞動，不說半強制勞動，就是你說的公私交利之意”[3]187。信中，認為在當時特定條件下還必須承認官督民運實行部分強制勞動的必要性。對于鹽的產運銷中存在的錯誤與缺點，主要是由于缺少經驗的原因所致，應在今后的工作著力進行糾正[3]186。
還要求多宣傳運鹽典型，“建廳、各分區及各縣，應將民眾運鹽最有成績的實例教導人民，廣為宣傳，仿照辦理，務使1943年的運鹽事業能完成計劃，而又大大地直接有利于人民。”[1]804-805在1942年12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高干會上的報告中，還專門介紹了?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帶頭運鹽的做法。1941年9月14—15日，《解放日報》發表了《魯忠才長征記》，介紹了?縣城關區第一次運鹽經過，并詳細調查運鹽典型：?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帶頭運輸食鹽?？吹健遏斨也砰L征記》這個調查報告后，給予了充分肯定，并于是年8月26日為《魯忠才長征記》寫了按語，號召邊區軍民?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學習，學習他如何帶頭運輸食鹽。后來《魯忠才長征記》連同寫的按語，一同發表在《解放日報》上。#p#分頁標題#e#
五、公司制方式發展鹽業，大力發展鹽業合作社
在發展鹽業的思路中指出：發展邊區鹽業的有效方式是實行公司制。通過業已成立的鹽業公司，將其作為公營鹽業與私營鹽業相聯系的紐帶，以及擴大鹽產運銷的重要力量。“由鹽業公司逐漸統制外銷，避免公私交病的無政府狀態。”
對于公司制方式發展鹽業的具體部署，主張“擴大鹽業公司，增加其資本，在物資局指導下，吸收各機關部隊及私人入股，發展鹽的運輸，擴大鹽的銷路，調節鹽的價格。保障在一九四三年內自己運鹽四萬馱，即以這批鹽為基礎，盡可能地收買民鹽，實行部分的對外統銷；然后依據情況，逐漸作到完全統銷，藉以抵制外邊的操縱，保障公家利益與人民利益。”[1]804鹽業公司采用公私合營形式，“即由人民以租稅的形式交出一部分給政府，保障一部分政府的需要（如公糧、公鹽及其他稅收）；其基本性質是屬于人民經營的。”[1]810“只有鹽業一項，因有政府鹽業公司經營的四萬馱鹽的運銷及直接解決公用食鹽約五千馱，故有一部分（約當全部鹽業七分之一）是屬于公營的。”
認為合作社是邊區鹽業生產的一種行之有效的組織形式，在鹽業生產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才溪區八個鄉有14個消費合作社，其中一個是油鹽肉合作社，“原股本三五元，后增至一五七元，每股五角。一九二九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分紅一次，每股五角。”[1]164合作社給群眾解決了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問題，“單就火柴、食鹽二項，每年就給人民節省下八萬余元，人民當然是愿意在合作社買東西。”[1]79此外，食鹽運輸也應與合作社相聯系，“物資局各地企業及各地人民合作社，要與人民運輸合作社及運輸隊密切配合，盡可能使人民運鹽牲口能馱來回貨，才能使人民運鹽事業獲得發展，整個運鹽計劃才能完成。”[1]805“運鹽的組織，要采用運輸合作社及運輸隊的形式，宣傳群眾自愿入股，有的出人，有的出牲口，有的出人又出牲口，有的出經費，有些特殊情況的人則許其不出；歸來要注意合作社利益的分配，保障經手人及全體社員的利益。”
六、結語
在戰時鹽業思想的指導下，邊區鹽業生產、運輸、貿易、消費等方面取得較大成績，成功地解決了邊區軍民的食鹽供應問題，從而有力支持了抗日戰爭。實踐證明，對戰時鹽業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和決策，對邊區鹽業的發展起了無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鹽業史上譜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在大力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鹽業經濟的今天，戰時鹽業思想仍具有巨大的指導意義。中共中央總書記在2012年11月29日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就鹽業工作而論，確保鹽業穩定、持續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食鹽的需求，是鹽業工作實現“中國夢”的具體體現。我們必須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努力實踐和發展戰時鹽業思想，力爭取得鹽業工作一個又一個的勝利。重點是在鹽業實踐中，堅持走群眾路線，尊重群眾意愿，以充分滿足群眾食鹽需求作為鹽業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同時，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鹽業工作存在的不足及時進行糾正，確保食鹽的生產和供應工作，讓群眾吃到優質鹽、放心鹽。此外，要注重開展調查研究，立足實際，用創新精神搞好鹽業工作。在戰爭年代高度重視群眾食鹽問題，通過調查研究提出解決老百姓用鹽需求。在今天鹽業具體工作中，也要時刻厲行實踐，多幫群眾解決用鹽問題?？傊?，研究、學習、運用戰時鹽業思想，重點是結合黨的十八大要求，準確分析當前鹽業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推動鹽業工作不斷向前發展。
本文作者：劉禎貴 單位：成都市城鄉建設委員會 計劃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