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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集中思考的問題。作為其成員之一,社會主義觀形成的背景自然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有學者主要從主觀要素進行分析,認為,“一是在歷史上曾經犯過‘左’傾錯誤,這反而使他獲得一種對‘左’的錯誤的敏感性與免疫力。二是較長期擔任駐蘇大使與外交部的領導工作,加之他青年時代赴日、赴美、留蘇的經歷,使他具有開闊的政治視野。三是廬山會議后的處于‘賦閑’與被批斗的處境,這種孤獨與痛苦磨練增強了他的意志品質與探索理論的勇氣。四是黨性極強,是黨內有名的理論家。面對著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失誤與教訓,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進行了研究”[3]。這種側重于主觀因素的分析有其合理性,但明顯具有片面性,并沒有看到建國后我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和其他領導人對社會主義觀形成的影響。張士引等從客觀方面分析了社會主義觀形成的背景,認為,“第一,的社會主義觀主要形成于他的晚年,即1956-1976年,以為首的黨中央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尤其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要走自己的路,也為包括在內的共產黨人繼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理論基礎。第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在不斷失誤又不斷糾正失誤的過程中進行的,就是在前人提供的正確思想的基礎上,在不斷總結和反思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挫折和失誤條件下,逐漸形成其對社會主義的認識”[4]。這種對問題的分析無疑偏重于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忽視了的主觀條件。用這種方式進行分析就無法說明為什么是而不是其他人會形成這種社會主義觀。社會主義觀的形成應該是主觀因素和客觀影響的結合,二者缺一不可。還有學者分析了社會主義觀形成的幾個階段。程中原在《的社會主義觀》一文中指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大體經歷了四個發展時期,即①學習選擇期,從1919年到1931年留蘇回國;②實踐探索前期,大致是1931年2月回國到1950年轉入外交戰線時;③實踐探索后期,從1950年初轉入外交戰線起,經1959年廬山會議,到經濟研究所任特約研究員,大致到八屆十中全會后中止其一切政治活動為止;④理論研究期,八屆十中全會以后到1976年在無錫逝世[1]8-10。鐘德濤認為,晚年對社會主義觀的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59年7月至1960年11月。這主要體現在他于廬山會議上的發言,他對‘’和‘化運動’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分析,主要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和發揚民主。第二階段:1960年11月至1969年10月。這一時期的主要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他展開了廣泛的社會調查,對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發展階段和階級斗爭等進行了探討。第三階段:1969年10月至1976年7月。這主要是指他在肇慶期間,寫下了大量文稿,即‘肇慶文稿’”[5]。這種對社會主義觀發展階段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義,一方面有助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觀的發展歷程;另一方面可以使人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更加清晰。
關于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和首要任務
對社會主義的矛盾進行了思考和研究,形成了關于這一問題的真知灼見。有學者指出,已經對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矛盾的性質和解決方式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他明確認識到,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或‘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因素和舊社會殘余’的矛盾,而是生產和需要(也即是積累和消費的矛盾,農、輕、重的矛盾)或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矛盾了”[6]18。而且他還指出了主要矛盾的解決辦法,“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階段,許多問題的爭論,并非屬于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如果把一切爭論都歸結為這種斗爭,就是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了”;“這類意見只要不是反社會主義的,就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應以人民內部的方法求得解決”;“解決矛盾的方法,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民主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專政的方式”;“社會主義的矛盾是在發展生產力,改善生產關系中求得解決”[6]18。吳克輝認為,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方面的貢獻在于,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及其處理辦法。“由于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狀況,所以上層建筑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存在著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但是,由于這類矛盾產生于人民內部,‘由于這種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所以解決的方法主要的應該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依靠教育與說服,依靠批評和自我批評’”[7]74。還有學者認為,在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認識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他在1961年8月寫下的《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學中的若干問題———論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階段》中,從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提出:‘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首要任務。’”“在全黨已開始偏離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把抓階級斗爭放在突出地位的情況下,卻仍堅持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觀點,既反映出他的真知灼見,也體現了他勇于堅持真理的高尚精神”[8]10-11。將研究重心放在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和任務方面,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本身也反映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水平。
關于社會主義的政治
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經濟,社會主義的政治決定于經濟并為經濟服務,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但自上世紀50年代后期到“”時期,卻顛倒了這個正確關系,片面地強調“突出政治”、“政治掛帥”,從而導致了“政治決定經濟”的錯誤表現。在這一問題上,有學者認為,在社會主義政治方面的主要貢獻有四:第一,明確提出:“如果有人以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無產階級的政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說政治最后不為經濟所決定,而政治卻可以最后決定經濟,甚至認為政治可以超脫于經濟或獨立于經濟之上,那就大錯特錯了。”[8]12第二,深刻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他指出:“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說成是兩個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兩條道路的矛盾,說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這一矛盾貫徹始終,這是否把階級矛盾與斗爭擴大化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的主要表現,或基本表現,已經不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而是生產和需要或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矛盾了”[8]11。這段文字的用意是明確的,即兩條道路的斗爭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的工作重心是要解決生產和需要的矛盾,所以要防止階級斗爭擴大化,以主要力量發展生產。第三,還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思想領域實行民主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他說:“在思想領域實行民主,發展自由爭論的空氣,在社會主義國家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發揚民主才可以做到“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使一切關于此類問題的解決,真正合乎實際情況[8]12。第四,提出要切實保證黨的正確領導。保證黨的正確領導,必須處理好黨群關系,認為:“在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上,人民群眾是主人,黨是勤務員。”“群眾是基礎,黨是領導”。他還指出,保證黨的正確領導,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黨和國家的關系,“決不能把黨的領導等同于黨包辦代替一切”。保證黨的正確領導,必須正確處理領導者與黨的關系,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居于領導地位的黨員,必須勇于負責,但是我們所要的,是集體領導,而不是個人專斷,不是一個人說了算”[8]13。吳克輝認為,除此而外,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黨內矛盾問題的認識也有積極意義。明確提出,“黨內矛盾屬于人民矛盾的范疇”;“黨內的意見分析不應與階級斗爭劃等號”。他強調:“解決黨內矛盾,必須采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即思想批判和思想斗爭的方法。”“正確開展黨內斗爭,是黨生存、鞏固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黨內斗爭的目的則是“消除矛盾,加強團結,達到思想上的一致”[7]74-75。由此可見,對社會主義政治的認識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層面,他對于經濟決定政治、防止階級斗爭擴大化、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黨群關系及其處理黨內矛盾的解決方式的理解等,對于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有著重要的啟發和現實意義。#p#分頁標題#e#
關于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問題,馬義新指出,已經認識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和變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看作僵化不變的東西,和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看作可以任意調整的東西,都是把生產關系同生產力脫離,都是不對的。生產關系調整的是否合適,要看它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物質生產”;“離開了生產力談生產關系的發展,必然陷于主觀唯心主義”[9]40。因此,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問題上,提出改變生產關系要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而且要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隨著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對生產關系作一些調整是必要的。但這種調整要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而且只是為了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看作僵化不變的東西或可以任意調整的東西,都是不對的。生產關系調整得是否適合,要看它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物質生產”[10]108。羅維認為,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貢獻在于他提出了“生產關系的兩重性”理論。在《關于生產關系的兩重性問題》一文中,認為生產關系實際包含了兩個方面,即兩重性:一是生產關系一般,即“直接表現為生產力的生產關系方面”。這是指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依靠生產技術情況和需要而形成的勞動的分工和協作的關系”。它適應“生產一般”需要而產生,反映在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會制度之中。另一是生產關系特殊,即在“一定社會形態中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品的所有關系”。這方面的生產關系的基礎和核心是所有制,說明的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及分配方式[11]。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一分為二的觀點,無論是對糾正人們對之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錯誤認識,還是以后的經濟體制改革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關于社會主義的階段性
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應該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它是我黨制定一切路線、方針、政策的基石。在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性問題上,有學者認為的主要貢獻在于,他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又是一個具有獨立的經濟形態的社會發展階段,而不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而且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需要艱苦奮斗的歷史階段”[10]107。吳光會指出,還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本身也有自己的若干小階段,“第一階段是指從人民民主革命勝利、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后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這是一個階段。第二階段是指從社會主義全面建設開始到社會主義建成(不完善、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三階段是指從社會主義建成向共產主義過渡(成熟的、完善的社會主義)”[12]。由此可以看出,所說的第二和第三階段分別對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雖然在表述上還不盡完善,但其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三步走”發展戰略的提出意義重大。也有學者認為,采取經緯線分析方法,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性。“從經線方面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前提,是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我國生產力總體上還沒有達到足以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完善和成熟的程度。從緯線方面看,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時的生產力水平遠遠落后于同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水平”,意識到“這個階段不可能是短期的和輕而易舉的階段,而必須是比較長期的,需要艱苦奮斗的階段”[6]18。無疑,的上述思想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基本一致的。
關于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
關于社會主義采取何種分配方式也是共產黨人探索的重要問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也曾產生過不正確的認識。陳衛華認為,不僅提出了按勞分配的必要性,還指出了按勞分配的方式。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他認為“正是由于我國生產力水平低,社會產品的總量根本無法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需要,因此產品的分配必須按一定的標準來進行,即根據付出勞動的多少來分配社會產品。……按勞分配不僅不能限制,還要大力發展”。那么,如何進行按勞分配呢?他指出,“一個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工資制”,“工資標準的確立既要高于我國過去勞動力的價值,又不能高出太多”。還鼓勵多勞多得,“既然勞動是光榮的,那么勞動好的人生活得好些,富裕些就是應該的,正當的”[13]。也有學者就這一問題提出,的按勞分配思想實質上是“強調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內涵,而要保證這一分配原則的貫徹,就必須一要“保護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制”,“反對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的認識”;二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三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還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公與私之間的關系。
關于社會主義的黨群關系
關于對社會主義時期黨群關系的認識,學界也進行了研究。畢英濤指出其主要內容包括:“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黨的力量源泉;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是群眾實踐;人民群眾是主人公,黨是他們的服務員;必須以實干和為民謀利取得群眾信任和擁護,必須接近群眾,體貼群眾,幫助群眾;脫離群眾是黨執政后最容易犯的錯誤;發揚民主是解決黨執政后不脫離群眾的首要方法;聯系群眾是黨員的終身事業”[14]。何正付則指出“人民本位”是黨群關系的核心,他認為,“人民本位是黨群關系的主要內容,的人民本位思想以民生幸福為終極目的,以人民利益為衡量黨和政府工作好壞的唯一標準,強調人民的歷史主體性和社會主義地位,凸顯了人民在政治、經濟活動中的至上地位”[15]。從中可以看出,對社會主義時期黨群關系的認識已經達到較高的程度。重新研習對黨群關系的認識,無疑對于新時期黨的建設和黨群關系的和諧意義都是重大的。許佳君等指出群眾路線的主要內容:“第一,必須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第二,要善于運用典型,給群眾以具體的、生動的指導;第三,遇事要同群眾商量;第四,把聯系群眾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堅持下去,長期努力;第五,要堅決反對官僚主義,這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的重要措施。”#p#分頁標題#e#
關于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
曹自立認為,已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只有這樣一個目的,而不能有別的目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為了人們生活得更好。怕說生活好,怕生活好了就會資本主義化,這是一種錯誤的思想”[17]?？梢?在看來,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這與鄧小平社會主義本質論中的“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具有相通之處。除此而外,學者們還對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五種經濟形態、個體經濟和國家、集體經濟的關系等方面也進行了研究。
結語
如何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觀的研究,筆者認為,第一,要加強對社會主義觀產生條件的研究,特別是要加強青年留蘇、辦報等學習和工作閱歷對社會主義觀形成的影響的研究;第二,要從文本出發,以的文稿,特別是其晚年文稿為核心,加強對文本的解讀和研究工作;第三,要加強比較研究,特別是與、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關于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比較,要研究他們之間的異同點,分析這種異同點產生的原因,這于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乃至對當今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事業都有益處;第四,要拓寬社會主義觀的研究層次和范圍,要以目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為基本,深入挖掘的社會主義觀。我們相信,通過學界的共同努力,對社會主義觀的研究必將會上一個新臺階。
本文作者：劉德軍 單位：安徽工程大學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