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緊縮時期的新極端主義與干擾政治綜述，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威權時代盲目的公眾
當今華盛頓政治中主流辯論所缺乏的是,承認利害攸關的真正議題既不是債務上限也不是經濟狀況(雖然它們也很重要),而是十分強大和危險的威權主義形式,它會對民主概念本身以及培養民主的機構組織、公眾價值觀、形成性文化和公共空間造成重大威脅。美國正處于歷史的關鍵轉折點上,極端主義勢力不僅越來越強大,而且正處于將治理模式、意識形態和政策統統革命化的過程中,割裂性政治是旨在掩蓋威權政治的更深秩序的一系列戰略之一。在沉溺于一波又一波的歷史和社會遺忘的社會里,政治學和共同體的語言更容易被盜用,或被當作武器一樣,將民主、自由、正義、社會國家等美好詞匯的任何可靠意義都掏空。阿倫達哈蒂•羅伊(ArundhatiRoy)在下面富有深刻見解的評論中抓住了該過程的反民主本質。她寫道:這種語言盜用,篡奪詞匯含義并像武器一樣使用和用它們掩蓋其與這些詞的傳統含義正好相反的真實意圖的技巧,已經成為新分配大王所取得的最精彩的戰略勝利。該戰略有助于他們把叛徒邊緣化,剝奪異議者表達批評聲音的語言,并指控他們“反進步”、“反發展”、“反改革”、甚至是“反國家利益”的家伙,反正是最大的壞蛋。要重新獲得這些被盜用的詞匯就需向世人解釋清楚,但是這些解釋在注意力分散、耐心缺乏的時代往往過于單調乏味,在言論自由已經成為窮人的奢侈品之時又顯得過于昂貴。這種語言搶劫或許成為我們毀滅的要點。
羅伊提到的這種民主破壞和為取代它而制造出來的反面烏托邦社會,可以從當前公共價值觀屈服于商業價值觀的現實中看出,民主已經墮落為可以被稱為掠奪式賭場資本主義的邏輯和價值觀,在這樣的社會,生命極其廉價,一切都可以買賣。更具體地說,每況愈下的民主肌體上,不僅出現了對民主管理發起的激烈政治攻擊,而且產生了一種語言和文化威權主義,它已經無需為自己的合法性辯護,因為它已經獲得了被視為常態的基本信仰[5];也就是說,美國人已經被浸淫在文化威權主義的教學法之中,其意識形態、價值觀、社會實踐和社會構成都不容置疑,因為它們代表了新自由主義金融秩序并為其合理性辯護。這是掠奪式的賭場資本主義,卻披上了不容置疑的普遍社會形態外衣,一種居住在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確定性圈子的社會形式,這種社會的文化實踐是把公民等同于消費者,換句話說,掠奪式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具有普遍性的倫理學,它消除了所有政治差異、其他經濟形式和對世界的反面解讀,人們似乎只能眼睜睜看著世界淪為服務于金融界和企業界精英的野蠻的經濟達爾文主義叢林。
我們從當今的干擾機制及其隱蔽的政治秩序中領略羅伯特•萊克(RobertReich)的含義。他宣稱有關財政懸崖的辯論,不僅應該涉及不平等之類更廣泛的議題,而且必須質疑和討論一些關鍵的政治問題,如權力和財富為何越來越集中在上層少數人手中,窮人和中產階級所得份額越來越少[6]。我們也在弗蘭克•里奇(FrankRich)的觀點中看到這個意思,他堅持認為主流媒體有關華盛頓陷入癱瘓的連篇累牘的辯論根本就是沒有說到點子上。里奇認為除了媒體說兩黨都應該為當今困局負責的愚蠢論證之外,還有共和黨的戰略考慮,即讓聯邦政府看起來隨時都會陷入癱瘓,這樣就可說服更多美國公民相信政府應該被拆解,把公共服務變成營利性的私人利益。事實上,最近一些批評家相信當今共和黨的極端主義本質成為任何可靠管理形式的最大障礙。托馬斯•曼(ThomasE.Mann)和諾曼•奧恩斯坦(NormanJ.Ornstein)兩位最著名的保守派評論家最近已經指出溫和派不僅被擠出共和黨,而且實際上他們“已經基本消失”。他們甚至更進一步指出:我們在從前的文章中批評了共和民主兩黨,因為我們相信這是理所應當的。但是今天,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承認問題的核心在于共和黨。該黨已經變成美國政治中“謀反的局外人”(insurgentoutlier)。他們在意識形態上采取極端立場,嘲笑妥協;罔顧對事實、證據和科學的傳統理解;對政治對手的合法性不屑一顧。當一個黨如此偏激遠離主流時,要讓政治體制建設性地應對國家的挑戰幾乎是根本不可能的。[7]小羅伯特•肯尼迪(RobertF.KennedyJr.)更進一步把共和黨及其“以企業界為中心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成員’(PACs)稱為叛徒”,他指出美國人“現在處于墮入傳統的寡頭政治的自由落體過程中,道德敗壞,偷竊成性,專橫跋扈”,若考慮到自鍍金時代以來最偏向企業界的最高法院的角色以及它在公民聯盟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中解除對企業資金介入政治選舉限制的裁決,我們可以說“在美國的民主中,有錢人的聲音最大,窮人則都是啞巴”[8]。更加激進的批評家如諾姆•喬姆斯基(No-amChomsky)、克里斯•?；?ChrisHedges)、謝爾頓•沃林(SheldonWolin)等人早已認識到美國的轉型,它已經從虛弱的民主國家變為精神上的威權國家。所有這些理論家都譴責了永久戰爭的經濟、公民自由的削弱、企業國家的強勢、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道德破產、企業對媒體的控制、海外的侵略戰爭罪行、懲罰性國家的興起以及日常生活越來越明顯的軍事化傾向。
在針對女性、移民、年輕人、福利國家、投票權和各種民權發起攻擊方面,共和黨已經變得越來越極端主義,但這并不暗示就占據了值得推崇的自由主義立場。相反,美國的政策現在恰恰是塑造而成的,在過去30年里,變得越來越保守,共和黨現在不過是代表了試圖抓住華盛頓權力的最極端政黨而已。雖然共和黨已經落入激進的極端主義者之手,但兩黨都“支持把危機的成本轉嫁到普通民眾身上,都支持政府救助銀行、大公司和股票市場”[9],兩黨都支持救助富人,都在執行企業游說者的指令。而且,兩黨都拋棄了把民主視為集體的公共空間活動和無條件代表個人權利、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的觀念。奧巴馬總統及其華爾街顧問或許堅持某種虛弱的社會契約觀,但在欣然接受企業性福利國家的軍事物理學之時他們遠非自由主義者。正如克里斯•?；埂⒈Ａ_•斯特里特(PaulStreet)、諾姆•喬姆斯基、薩爾瓦多•巴伯尼斯(SalvatoreBabones)一再指出的,稱共和黨為極端主義者并不因此就掩蓋奧巴馬政府越來越明顯的威權主義傾向。比如,奧巴馬總統驅逐的移民已經比前任喬治•布什還多。他還主張將公立學校私有化,推動新自由主義的教育管理模式,削減很多重要社會服務項目的資金。他已經推行消除公共選擇的醫療保健項目,該項目與保險公司和大型醫藥公司合作。眾所周知,奧巴馬政府仍然沒有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為無正當理由的竊聽辯護;加大了采用無人機攻擊的頻率,造成許多無辜平民傷亡;支持無限期關押和批準一種“非常規引渡”(extraordina-ryrendition),即把潛在的恐怖分子綁架和運送到國外受刑①。實際上,美國的政治已經嚴重右傾,從前被認為不可思議的極端主義思想如今竟然習以為常。正如格林•格林瓦爾德(GlennGreenwald)指出的,從前被廣泛譴責為“對美國核心自由造成威脅”的東西如愛國者法案、國家支持的虐囚、暗殺、追殺名單和監督工程等已經“變成了政治文化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人們已經把扭曲視為常態”[10]。雖然兩黨都已經放棄了民主政治的神龕,但共和黨的目標范圍更極端,更激烈地嘗試摧毀那些管理模式和公共領域,這些是充滿活力和批判性的公民生活、教育、能動性和民主的條件。#p#分頁標題#e#
共和黨極端主義及其對民主的破壞
當今共和黨極端主義表現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和文化很多方面,但是其首要特征、也是最危險、最具懲罰性的表現是對福利國家、公共利益和責任政府的大肆攻擊。如果說在推動福利國家的時候破壞了基本的公民自由,共和黨則創造了一種對政治的新理解,即公司和金融資本向各種管理和政策提供模板。這種政治模式下的管理是公司權力與金融福利的結合,同時伴隨著包括法院、軍隊和警察在內的懲罰性統治,如果說共和黨呼吁取消管制、私有化和自由貿易以及對富人和公司減稅等是顯而易見地屈服于企業和金融國家的話,在呼吁將墮胎、流浪、欠債和學生抗議等社會行為視為犯罪的喧囂中,懲罰性國家的統治就更加一目了然了。
雖然針對工人和民權人士使用武力在美國有悠久的歷史,但如果考慮到金融資本對實質民主產生的威脅,其統治不僅是新鮮事而且有了新的緊迫性。羅伯特•麥克切斯尼(RobertMc-Chesney)認為資本統治已經把美國從虛弱民主轉變為“美元民主———不是民主而是錢主———這是特別的美國式富豪統治,如今它已經如此強勢和普遍,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地作為常態來接受”[11]。邁克爾•哈德森(MichaelHudson)更進一步描述了新極端主義的一個元素,一種不僅打擊福利國家而且打擊在歷史上爭取擴大政治、經濟和個人權利的所有群體的金融斗爭形式:金融已經控制了整體經濟,包括工業和煤礦、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私有化)甚至教育體制(美國學生貸款債務超過一萬億美元,在2012年已經超過了信用卡債務)。金融戰爭的這種武器就是讓經濟體(無論是政府還是公司和家庭)都陷入債務困境中,抽干其收入用來還債,等到債務人沒有辦法還債時就取消抵押品贖回權。債務纏身的政府給債權人處理土地、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領域的其他財產的手段,債務纏身的公司則讓債權人攫取雇員的退休金積蓄,債務纏身的工人意味著雇主根本用不著雇人攻擊工會組織者和罷工者了。與一個世紀前培養中產階級的民主改革前景相反,我們現在見證的是特權世界的回歸,人們必須依靠繼承下來的財富才能擺脫債務負擔和就業依賴。
新極端主義的第二個特征,是持續進行的商業化和對民主公共空間的破壞。后者指的是持續進行的私有化、商業化和對民主公共空間的攻擊,正是這種公共領域為批評性思考、知情的對話、深思熟慮提供了空間,確認了非商品化的常態和無條件地保護社會權利。民主文化機構(如學校、藝術界、工會、媒體)與其他探討公共價值觀和重要社會議題而且為培養知情的公民提供條件的公共空間現在都遭到蔑視,因為它們接受的批評性推理模式和集體道德觀與反民主的市場價值觀格格不入。
共和黨不僅僅陷入惡性的反智主義泥潭,它還嘲笑理性概念本身,把無知作為共同體的基礎。這不僅體現在拒絕把科學、證據和理性作為知情的共同體的基礎,而且體現在迎合極端主義者的立場,把無知作為讓異議者閉嘴的基礎,動員支持者企圖把美國教育改造為企業,改造為年輕人進入世界前的訓練場,在這個世界,企業、金融和軍隊的精英決定了年輕人的需要、欲望和未來。
新極端主義的第三個特征,集中在對社會契約、福利國家和使之成為可能的觀念和機構的大肆攻擊。新極端主義者承認公共空間和公民素質的觀點一樣重要,他們想確認美國公眾找到和居住在這些公共空間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極端困難的,人們正是在這樣的空間里講解和學習公共利益、公共生活和社會正義等話語,形成基本公共空間辯護的語言。共和黨論述赤字和緊縮的話語實際上是一種拆除福利國家和為其提供社會支持的嘗試。對共和黨極端主義者來說,預算赤字成為迫使政府減少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醫療保健和其他社會福利開支的主要武器,因為這些與市場驅動下的價值觀、拆除管制和私有化邏輯格格不入。
這種攻擊福利國家和社會契約的后果,是出現了將民主價值和公共利益瑣碎化的市場極端主義,與此同時,這種市場極端主義將極端個人主義神圣化,將接受一切的利潤追求合理化,鼓吹把不幸視為軟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以此取代殘存的共同責任或關愛他人。如果羅納德•里根(RonaldRe-agan)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Thatcher)開啟的保守主義革命將社會民主權利的回歸作為目標,那么現在控制共和黨的反革命者走得更遠。也就是說,他們對福利國家的利益回歸不感興趣,他們要消除政府支持下的福利補貼、工會權利和其他社會經濟權利,該話語的敵人是平等和實質性社會權利。
在這種自由市場極端主義形式中,新專制主義把不受約束和管轄的市場作為偶像和迷信,鼓吹金融資本統治作為更大工程的一部分,該工程導致冷酷無情的企業主導下的政治經濟模式。它也鼓吹反公共的道德,其中,個人的唯一責任就是自己,“不對其他人的利益或幸福承擔任何責任”[13]。否則,如何解釋兩大政黨為何都拒絕討論年輕人面對的眾多危機?危機體現在以下與貧困有關的數據:18歲到24歲之間的年輕人現在是全國無家可歸的人口中的新面孔;在美國,超過一百萬公立學校學生無家可歸;57%的孩子處于被視為低收入或貧困家庭,一半的美國孩子在18歲之前至少曾經依靠食品券為生[14]。這里重要的是約翰•克拉克(JohnClarke)稱為通過眾多政策而形成的社會和公共價值觀的從屬性地位[15]974-987,這些政策包括“抹掉福利”———撤銷對勞工的社會保護;“福利私有化”———把公共擁有的資源轉向營利性利益團體;“征服福利”———讓社會需要和政策屈服于經濟競爭和資本積累的要求;“馴化福利”———將提供集體補貼、安全和照顧家人的負擔加在家庭上;“窄化福利”———縮小福利范圍使之“更吝嗇、更低劣、或失去其他方面的配合”[16]。在這種新市場極端主義和政治極端主義下,很少有興趣去防止不平等失控,這種野蠻的意識形態很好地滋養了一些觀念,如國家的福利保障與公共利益和社會生存沒有任何關系,或者它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慈善事業[17]。福利從屬性的核心是需要創造新的能動性和主觀性主張,其中“個人用經濟術語思考自己,作為有創業精神,會算計的自我,其世界是基于契約或準契約關系建立起來的”[15]977,這導致了新極端主義的下一個因素。#p#分頁標題#e#
新極端主義的第四個特征,是它使用媒體和其他文化機構來鼓吹新自由主義形式的公共教學法,并從事貶損任何社會性身份、欲望和價值觀生產的反政治活動,因為這種社會性觀念支持共同利益、公共價值和共同責任。新極端主義推崇消費者公民的極端個人主義,“其行動大部分反映了自我的物質利益算計”[18]。這是一種反政治,一種“威權烏托邦,簡直就是對從工會和工業城市到家庭和小國家的‘所有集體性的大破壞工程’”[19],這種新專制主義下遭受攻擊的是讓個人、家庭和社會運動能夠抗拒從公民轉向消費者的社會紐帶和共同體團結意識,正是這種意識的缺失才造成了經濟生活的犯罪化、政治腐敗、貧困和不平等急劇惡化以及殘酷文化和懲罰性國家的出現。
新極端主義釋放了殘酷的自我專注的所有力量,加深和擴張了殘酷性的結構和持續進行的私有化。物質上的自我利益已經削弱了集體目標意識,正如美國人癡迷于極端個人主義和財富一樣,越來越大的不平等已經成為美國倫理和集體貧困的癥狀[20]。正如鮑曼指出的,消費生活現在過的是超級“表現自主性的生活”,不留任何空間給“承諾、獻身和責任”的活動[2]129。該話語中的社會生活和民主與培養它的構成性文化沒有多大關系,因為公共價值觀受到蔑視,公共利益觀念和公民想象力消失,人們不僅僅拱手讓出公民素質,而且連人本身都被視為可拋棄的廢物,在這個不僅扔掉消費品的社會,人也越來越多地被視為可拋棄的東西。如今控制美國社會的極端主義的新特點,不僅是公共價值觀的衰落,而且是它們變得對現有新自由主義秩序可有可無,這削弱了社會團結的基礎,創造了反對民主原則本身的身份認同、價值和欲望等,同時破壞了作為民主工程的政治的可能性。
想象力、能動性和希望的窒息
針對社會契約、福利國家、民主政治、平等和正義觀念的戰爭的攻擊目標,不僅是醫療保健、社會保障、同工同酬法案等,而且是“確保美國人擁有體面生活的集體責任的基礎”[21],它也是對構成性文化和個人及集體能動性的巨大打擊,這些能動性為民主政治、經濟、社會和政治自由之間的聯系提供了合理性。這種新極端主義及其威權政治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嚴肅的社會問題和產生這些問題的現實結構性和意識形態條件上轉移開來。籠罩在威權主義陰影下的是“在開放的民主文化中造成信念喪失、信仰喪失并產生懷疑和逃離公共空間的意識的破壞性嘗試”[22],在私有空間成為相信希望、快樂和可能性的唯一空間的意義上,公民素質已經遭到扭曲,遠離了平等、社會公平正義和公民責任等議題。托尼•朱特(TonyJudt)正確指出,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歷史關鍵節點,政治已經失去其形狀,也失去了吸引人的力量和抗衡當今美國社會的反民主壓力的能力。
反對當今殘忍的威權主義形式,要求我們擁有新語言,接受社會,定義公民參與,重新思考能動性和政治的意義,談論社會責任。重新思考社會,意味著部分接受國家在限制企業權力和金融服務業權力的管理作用,也意味著重新確立權力的本質,以便把資本主義的主要結構性機構置于法治、民主價值觀和正義、平等等觀念之下。國家不僅僅是管理工具,還是這樣一個場所:有組織的不負責任讓位于有組織的負責任,倫理不能被私有化,也不能與經濟考慮脫節,法治不能被用來造成合法的違法行為,政治學成為宣稱正義、平等和自由的整體形式。這暗示組織社會運動的必要性,為各級政府的最高權力而斗爭,其中是民眾而不是金錢或公司影響政治的本質、政策和文化機構,正是這些機構提供了培育公民素質和民主本身的公共價值觀。
批判教育學的作用和集體奪回民主的斗爭
這里重要的不僅是呼吁改革,而且是呼吁一種革命理想,它能讓人們抓住權力,參與管理過程,并創造一種有能力把私人問題和議題變成公共問題的真正的公共空間。這是一場革命,不僅要求結構變革而且要求改變創造主觀性、制造欲望的方式。在這場革命中,能動性本身成為任何可靠的自由觀的關鍵。重新思考常常被各種政治傾向的進步人士所忽略的政治有教學法的重要意義,那就是讓教學法本身成為政治學意義的中心。在這里,僅僅要求讓人們擁有參與管理的權利還不夠,還要在各方面教育民眾明白在民主社會生活意味著什么。這至少意味著一種新的教育方式,它不僅向民眾傳授基本的公民技能知識,而且培養他們的各種能力,鼓勵個人學會自我反省,養成對公共價值觀的熱愛,愿意擴展和捍衛把個人觀點提升為公眾關心話題的公共空間。
法國哲學家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亞蒂斯(CorneliusCastoriadis)堅持認為,我們必須嚴肅對待旨在創造多樣公共空間的政治任務,這個空間能夠讓人人都適于參加社會管理,愿意推動公共利益,在更廣泛的政治和理論場景下參與社會活動,它不限于經濟利益的優先選擇,也不是市場驅動下的社會秩序的無休止商品化過程[23]。政治要求知情的公民,這只能通過公共空間的存在集體產生,因為公共空間賦予爭取正義、經濟權利和人格尊嚴的斗爭以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反對新極端主義的任何可靠的斗爭,或許開始于卡斯托里亞蒂斯堅持任何可靠的政治形式都開始于創造一個構成性文化和公共空間,其中最廣泛意義上的批判教育成為正義、社會責任和民主意義的核心。
對卡斯托里亞蒂斯來說,位于這種構成性文化核心的是公共教學法的操作形式,創造這樣的公民———“能質疑現有機構的批判性思想家”,才能養成和維持民主[24]。作為道德和政治實踐,教學法有助于培養特定社會中產生的知識、價值和身份認同等內容。同樣地,它還變成創造真正的民主社會的決定性因素,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愿意質疑自身并為理想而斗爭,正是這些賦予民主以意義和實質。
在促成新極端主義的反烏托邦背景下,教師、工人、藝術家、學生、年輕人和學者等有必要創造一種批判的、挑釁的、可行性的語言。這是認同部分作為教學法實踐的政治的公民參與的話語,是筆者以前所說的受教育者的希望。受教育者的希望使“個體政治”工具更加鋒利,并在“倫理想象力與政治想象力結合的根源處運行”[25]。受教育者的希望發出了將公民教育和民主行動合并的信號,這是讓年輕人和其他人批判性地分析和改造當今社會和政治的更廣泛嘗試的一部分。一方面,要分析其價值觀、意識形態和市場驅動下的政治運作,一方面還要用行動打碎這個造成不平等加劇和社會福利死亡的日益龐大的政治機器。這就暗示著創造一種新語言和象征性關系的秩序以便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動態變化規律。#p#分頁標題#e#
教育者、進步人士、公民意識強烈的公民需要在成本利益分析的文化中找到讓正義回歸的語言,拒絕賭場資本主義極端分子創造的公民思想真空。我們也需要一種充滿活力的語言,不僅產生民主社會的身份認同而且否認社會能動性的形式。那些關心正義和民主命運的人也需要重新考慮政治秩序,以便創造出能夠把越來越多分散的政治控制在手中的權力關系,這種政治是地方性的,是以國家為基礎的,但若從權力的實施來看,現在具有了不受民族國家的政治限制的全球性特征。如今的情況是權力具有全球性,但政治則有地方性。這意味著全球化已經讓經濟和軍事權力掙脫民族國家推行的傳統政治的枷鎖,不受阻礙地在全球橫行。權力和政治的傳統合流已經遭到破壞,正如鮑曼指出的,“我們或許說權力已經從歷史演變的機構中飛走了,這些機構曾經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權力使用和濫用發揮了民主控制作用。當今的全球化意味著民族國家的越來越明顯地失去權力,而且到現在為止,似乎缺乏任何有效的替代品”。
因此,抗拒美國的新極端主義必須作為更廣泛的全球斗爭的一部分,該斗爭應該建立在強大的政治和公民承諾和在本質上既有地方性又有國際主義的團結基礎上。除了批判之外,任何可靠的挑戰必須重新思考雅各•德里達所說的“可能與不可能”的概念[27]。在既定框架之外思考意味著創建新的敘述方式,我們講述自己未來的故事和即將到來的民主的前景。
批判語言和受教育的希望暗示一種新的、充滿活力的斗爭,反對那種要求把社會機構與倫理學、社會責任及社會成本割裂開來的愚弄公民的文化。試圖讓批判性思考無關緊要,讓希望變成徹底悲觀懷疑的美國社會的新極端主義,必須受到政治和教學法的挑戰,它們有能力不僅影響“當權者”而且動員無權者[28]。這種教學法應該“不僅轉變人們當前的思考方式,而且潛在地給予他們做不同事情的能力”[28]。一個把批判和希望結合起來的政治,承認雖然美好社會的觀點可能遭到削弱,但它決非一個可以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觀點。
但是,雖然專制政治文化的控制和干擾政治在美國社會越來越強大,當前民主遭受攻擊應該被視為新的歷史機會,人們可以進行新的集體斗爭并創造新的未來,一個不受在當今美國社會施虐的反面烏托邦力量所控制的未來。在令民眾承受巨大苦難和大屠殺的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W.Adorno)在舊專制主義陰影下拒絕放棄希望,那是發揮能動性、政治和正義的必要條件。他堅持“思考不是對已經存在的東西的智慧再生產。只要思考不中止,它就牢牢地抓住了可能性。思考永不停滯,不會輕易得到滿足,它拒絕愚蠢地放棄智慧。開放性的思考往往超越自身的局限性”[29]。他的話非常深刻和發人深省,因為它們指向超越固定模式思考的必要性,在我們當今生活的時代就是超越賭場資本主義鼓吹者宣揚的遭到扭曲和顛倒的希望。
超越自身的思考強化了這個觀點,詩人羅伯特•哈斯(RobertHass)認為,公民教育的工作和政治任務是“更新已經在我們的心中死去的正義觀點”。理查德•斯威夫特(RichardSwift)在此觀點基礎上補充說,只要世界上有苦難,個人和社會運動就需要“承擔為社會提供前進方向的責任”。當前有關赤字、債務上限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討論不是沒有價值,但是只有在把它與更廣泛的反民主實踐聯系起來,把它視為對宗教和經濟極端主義者控制下的社會的嚴肅威脅時才行。在當今政府欺騙、民眾放棄的時候,美國公眾面臨的任務是超越既定模式思考,承認除非改變思考模式,否則我們根本無法行動。這里重要的是需要重新確認希望、共同體和民主之間的關系。如果我們要克服當前令人衰弱的悲觀主義,關鍵是要把理性和堅忍不拔的現實主義意識結合起來,保持一種觸及內心深處的希望,讓我們敢于冒險,超越既定框架的思考?；蛘哒绨⑻m•巴迪烏(AlainBadiou)所說:“這是顯示可能空間如何大于給定空間的問題,其他東西也是可能的,但不是說一切都有可能。”想象不可想象之事讓我們有必要詢問關鍵的問題,什么樣的知識、能動性和道德秩序是民主運行的必要條件。需要做什么把節點聯系起來,開闊我們理解的視野和政治可能性,以便擴展已經進行的總也沒有完成的正義、民主和自由的事業。
本文作者：亨利·吉魯 吳萬偉（譯） 單位：(武漢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