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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民法學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實行改革開放的1979年到1986年民法通則的制定。在這一階段，值得關注的研究有: 1.開展了民法與經濟法的論戰。我國是一個沒有民法傳統的國家，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不僅決定了我國的經濟體制形態，而且對學術觀念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1979年8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舉行的理論座談會上，對民法與經濟法的關系出現了大的爭論。較為強力的觀點認為民法只處理百姓之間的私的關系，例如婚姻、繼承、生活借貸等，而企業之間、企業與百姓之間的關系屬于經濟法的調整范圍。王家福先生和終柔先生等則力主民法的基本法地位。1980年王家福先生等《我們應該制定什么樣的民法》，伶柔先生在西南政法學院師資培訓班上宣揚民法的調整對象為商品經濟，他們的觀點逐漸為大家所接受，并最終確定了民法在中國社會生活中的基本法地位。其直接影響，就是民法通則對民法調整對象的明確規定。 2.集中討論了國有企業財產權性質。從1980年開始，針對經濟體制改革對企業的減稅讓利、簡政放權、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的政策，學者們試圖從法律的角度提供解釋，提出了占有權、相對所有權、用益權、部分所有權、企業法人財產權、企業法人所有權、商品所有權、企業經營權等十幾種觀點。此一討論一直持續到90年代初。企業法人所有權說逐漸為大多數學者和立法所接受。對各地推行大包干合同制、企業經營自主權等，學者進行了調查，并提出了法律建議。 3.學者對民事主體制度給予了較多的關注，說明改革開放對民事主體制度的沖擊和影響。 婚姻繼承法的研究成果較多，表明學者的關注點還受制于社會生活和立法的現實。 這一階段民法學研究的特點，一是涉及的主要是傳統學科，且大多為制定某個法律的建議(重要性、必要性、主要框架等)，較為宏觀，對于具體制度和理論體系的關注不夠。二是學者有很強的社會責任心，密切聯系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試圖為改革開放提供理論說明和法律制度方面的指引。三是注意引經據典，且大多以馬列著作作為立論根據，引證的資料80%以上為馬列著作。另外，引證較多的還有蘇聯民法理論，說明蘇聯的民法理論還占據統治地位。當然，當時客觀上對西方國家的法律理論和法律制度了解不多，主觀上對資產階級法律理論的抵制傾向也是一個原因。 第二階段從1987年到1999年。此一階段民法學研究的基本情況是: 1.對民法典的研究較為興盛。主流學說強調民法理論和制度的普適性，以西方知識體系為基礎，較少關注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的社會特點。在物權法方面，學者開始關注所有權制度的研究，隨后擴及物權法的諸多具體制度。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課題組發表《制定物權法的基本思路》，對開展物權法的研究起到了促進作用。債法的研究不斷深人。學者對合同法三足鼎立的批評日益高漲，并提出應當制定統一的合同法，最終使國家決定修訂經濟合同法，并委托學者起草統一的合同法，使我國市場經濟有了統一的交易規則。侵權法的基本原則和制度的研究也開始興起。而婚姻繼承法的研究逐漸萎縮。 2.建立我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主張受到關注。1993年初，謝懷拭先生發表了《論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民法經濟法體系》一文。當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課題組發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思考和對策建議》，使人們注意到零敲碎打式的立法(成熟一個制定一個)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可能是不利的。學者的注意力逐漸轉向了法律體系的構建，隨之研究的范圍有所擴大，幾乎涉及到各種重要的民商事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論。 3.外國的法律制度和理論被大量介紹和引進，比較的方法成為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方法，也成為最時尚的做法。從90年代初開始，對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制度文獻的使用開始大量增多，馬列著作的引用則大幅減少。學術規范(至少是形式上的規范)開始受到重視。 第三個階段:21世紀以來。本世紀初，我國統一合同法開始施行，物權法的制定緊鑼密鼓地進行，民法典的制定也見諸立法機關的行動，這使得民法學研究欣欣向榮，似乎所有該研究的問題都有所涉及。而其中，圍繞著法律的制定以及新法律和新制度的研究成果最多。 對合同法的研究呈逐年遞減的態勢。學者的研究興趣逐漸轉向物權法。特別是物權法制定過程中出現了對“平等對待，一體保護”原則的不和諧主張導致物權法的推遲出臺，社會上百姓對于物權法的強烈期待，更激發了人們研究的興趣。其后，侵權責任法的制定提上立法日程，對侵權法的研究也成為熱點。 近幾年，學者對于中國問題的關注度有所加強。實證研究(包括社會調查和對中國法院判例的綜合分析研究)的成果時有所見。隨著對外交流和長期出國訪問的學者的增多，對外國法律理論和制度的介紹變得較為準確和全面。法律文本的簡單比較有所減少，結合外國判例進行分析和說明的文章有所增加。 如果換一個角度，我國三十年的民法學研究也許可以說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對外國的法律理論不夠了解的情況下，學者充分地關注中國問題。這個階段大致持續到1986年民法通則的制定。第二個階段，是介紹、引進國外的法律理論和制度，并以外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論作為提出論點、分析和解決中國問題的主要根據。而新階段(認真細致地研究中國特有的問題并創造出解決中國法治問題的理論和制度體系)，可能剛剛開始。 總體而言，三十年的民法學研究為我國的社會發展和法治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主要表現就是促進和推動我國制定了主要的民事法律，民法學的體系也基本建立。但毋庸諱言，民法學也存在諸多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引起重視并得到解決，我國的法學研究將不能順暢發展。概括起來，現存的問題大致有:#p#分頁標題#e# 第一，對中國社會現實了解不夠，對老百姓的真正利益和法律需求了解不夠。例如土地，特別是農村土地權利問題，東西中部、經濟發達與欠發達地區的農民對于土地的權利要求不可能相同。而不少研究者在外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論的框架下尋找解決方案，試圖設計出統一適用的權利配置方案，這自然無法得到社會包括農民的認同。學者提出的法律草案建議稿與立法機關最終通過的法律文本在內容上出現重大差異，其中一個原因也許就是學者更多地關注法律的體系性與邏輯性，和中國的社會現實有一定差距。學者和司法實務工作者距離的拉大似乎也表明了這一點。 第二，對中國特有的問題關注不夠，缺乏問題意識，尤其是缺乏中國問題意識。我國有著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意識形態和歷史文化傳統，我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還處于社會轉型階段，社會及其成員對法律的需求、法律所能發揮的作用以及發揮作用的方式一定與外國不同。在外國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理論上視為當然的事情，在我國現階段卻不盡然;我們現在面臨和需要解決的有些問題，在別的國家甚至不可能出現。對這些極具特色的問題進行研究，提升并納人到中國的法律理論體系，本應當是學者的使命和貢獻，然而，有不少學者或者忽視、或者以政治敏感性為由回避對中國問題特別是重大問題的研究。 第三，對法律實際運行情況關注不夠，重視立法建議而缺少對法律實施機制和效果的研究。 長期以來，學者的研究重心是法律制定。大多數研究成果的落腳點在提出立法建議。是否提出立法(或者修改法律)的具體建議甚至成為評價學位論文價值的一個標準。以法律制定為中軸的研究興趣拋物線形態也證明了這一點。學者對于法律的實施及其效果少有問津，對法律制度如何作用于社會生活關注不足，表現在研究中對法院裁判文書這一重要研究素材的忽視。近幾年這種狀況雖有些許改變，但只是一個好的開始。我認為，中國法學研究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有相當一批學者把研究興趣轉移到對“活的法律”的研究上來。 第四，研究方法相對貧乏，對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倫理學、心理學等缺少掌握。學者駕輕就熟的比較方法的使用問題最多:一是比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學者在進行比較時，一方面對外國某項法律制度的產生背景、適用狀況、實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對我國相關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實施狀況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斷優劣的標準不科學。不少學者以西方發達國家的法治作為判斷優劣的標準，把外國的法律理論和法律制度當作定理來衡量中國的法律制度;當發達國家之間存在不一致時，就以我們“似乎了解”的那個國家作為標準。三是比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為了批判我國的相關制度。與此同時，實證方法在我國法學界卻被忽視。多數學者習慣于埋頭做案頭研究。沒有實證資料將可能使我們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們所推崇的外國、又不了解我們想要改造的中國的情況的基礎之上。而其他研究方法的欠缺，則影響著研究的廣度、深度和視角。 第五，學術規范方面，學風浮躁，功利主義風氣彌漫，重課題輕興趣，精品意識淡薄?，F有的學術研究管理體制、學術成果評價機制以及命題作文式的課題(項目)制，在客觀上無疑起著不良的引導作用，但學者的學術心態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在引注方面，失范現象較為常見:一是為引注而引注。一篇文章引注幾十上百個，其中有許多大部頭的外文書，作者是否都仔細讀過，值得懷疑。二是大段援引外國人的觀點，并以其作為文章說理邏輯的大前提。三是有選擇地引用，只引和自己的主張相同的觀點。四是喜歡引用外國思想家和哲學家的語錄，法學家的觀點則較少引用。應當特別注意的是，現在甚至出現了偽造引注的現象。另外，學者間的學術爭論沒有充分開展，難以形成學術焦點，研究的深度受到影響。 故此，我以為我國的法學研究現在面臨著轉型問題。當著我們對外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論有了較為準確和全面了解的時候，特別是當著外國的制度和理論在用來解決中國的某些實際問題時已經顯得捉襟見肘甚至無能為力的時候，再簡單套用外國的制度和理論來為中國法治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就學術發展和學術貢獻而言，我們不能永遠跟在別人的后面，永遠當別人的學生。如果說外國的法律學術屬于人類的文化遺產可以被我們所繼承，我們為什么不能創造一些讓外國人繼承的法律文化遺產呢?上世紀末，在《法學研究》編輯部與其他單位聯合舉辦的研討會上，有學者認為，不要追求有中國特色的法學，或者說不必刻意追求有中國特色的法學。有學者認為法學太過強調為社會實踐服務，會忽視學術本身的問題，認為如果一切研究都首先考慮能否被人民和政治家接受，就會使研究偏離學術性。這些說法無疑有其合理性。但法學是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它首先應該用于、而且能夠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社會有其自己的體系，生活有其自身的邏輯。法律理論的體系和邏輯應當盡量靠近社會生活的體系和邏輯，否則其科學性就會大打折扣。外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論體系應當借鑒但不一定要因循。也許，在我們研究和解決中國問題時提出的理論和設計的制度相互之間有著體系上的若干不協調(其實并非不可避免)，在制度理論和制度建構較為豐富和完備時，我們完全可以在法治的原則和精神的統領下，從體系和邏輯上盡可能將其理順。不可以認為外國人為我們提供的是完美和唯一正確的法律理論和法律制度的邏輯體系，否則我們的任務就可以簡化成為翻譯、介紹、注釋和內容填空。 我以為中國的法學研究的轉型，簡而言之大致在以下幾個方面:1.從單純的理論構建轉向宏觀法治對策研究(非微觀對策)。2.從單純的案頭研究更多地轉向實證研究。3.從立法研究更多地轉向解釋論研究。4.從對法律制度的邏輯批評轉向效果評判。5.從封閉的、單兵作戰的研究方式轉向討論和爭鳴，進行不留情面的學術批評。 當然，目前的學術研究管理體制和學術成果評價機制也應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