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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風險因素都直接顯著作用于電子政務外包績效,有些風險因素是通過對其他風險因素的作用間接影響外包績效的，并且影響作用也有顯著與不顯著的區別，這些直接、間接作用關系以及影響作用是否顯著都是研究電子政務外包風險因素對其績效的作用路徑與效應所要重點考察的內容。
模型分析
信度指測量結果一致性或穩定性的程度。運用SPSS16.0對量表的信度進行檢驗，Cronbach’sα為0.844，而各分量表信度分析結果(表2的Cronbach’sAlpha系數)表明，5個潛在變量的α系數值均滿足大于0.70的要求,因此，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結構效度是指量表測量結果同期望評估內容的同構程度，運用標準化因子負荷來檢驗結構效度，表2給出的結果表明，測量指標的標準化因子負荷（Estimate值）大部分大于0.7，并在99％的置信度下高度顯著(C.R.值>2.58)。表明本研究構造的變量效度較好，適合做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前文建立的結構方程模型必須通過擬合度檢驗,才能認定假設模型與實際數據樣本的一致性。若模型的擬合度高，則代表模型可用性越高，參數的估計越具有含義。對于擬合度的考核有較多指標,但不同的指標在不同的模型復雜度、樣本數量下有著不同的表現特性,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同時參考各種擬合度指標[4]。本研究利用AMOS7.0進行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主要使用CMIN、RMSEA、CFI、GFI等較為穩定的指標考核模型擬合度,擬合后的評價結果及其理想值匯總于表3。從表3中可知假設模型較好地與樣本數據擬合,具有較高擬合度。經過對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到各個潛在變量之間的路徑系數以及可測變量與潛在變量之間的因子負荷。路徑系數及因子負荷量匯總于上表2（Estimate值）。從中可知,潛在變量之間的路徑系數、可測變量在對應的潛在變量中的因子負荷所對應的C.R.值均大于1.95的擬合要求,表明各路徑系數以及因子負荷在p=0.05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能夠作為進一步分析的依據。2.3假設檢驗結果從表4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假設模型中有10個假設通過了調查數據的驗證(t>1.96),2個假設（H1和H7）沒有通過調查數據的驗證。
電子政務外包風險對績效的作用路徑及效應分析
由于篇幅有限，此處僅給出了變量間的總效應，如表5所示，而直接效應可由表2的Estimate值給出，相應的間接效應=總效應-直接效應。圖2顯示了電子政務外包風險因素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以及風險對績效的作用路徑及效應。從表5看出，“外包決策風險”對“電子政務外包績效”的總效應是最高的，但是其直接效應（0.152）卻是不顯著的，這是由于外包決策主要處于整個外包過程的前期，與其它環節的關系極為密切，其對外包績效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后續環節的其它風險因素間接作用的，對“關系管理風險”、“團隊運作風險”、“成本管理風險”影響的總效應都大于0.6，均較為顯著。外包內容、范圍的決策是否合理、服務商選擇是否正確對團隊運作階段的需求分析、服務質量、項目管理影響都比較大，外包市場不成熟引致的知識產權保護乏力、涉及核心機密的政務外包決策失誤、選擇的服務商商譽不良引起的信息泄漏等方面都對電子政務的安全構成威脅。因此，“外包決策風險”的擴散效應不可小覷，可能會由于外包決策的一些失誤，導致連鎖反應，最終對電子政務外包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當前，電子政務外包市場較不成熟，政府部門在制定外包決策過程中，要明確外包應該包什么、怎么包，確定具體的任務和目標，對潛在的運營企業進行評估，選擇商譽良好的運營企業。在政府部門建立CIO制度，為外包決策提供支持。研究表明，成熟的CIO制度能夠為外包范圍程度、運營企業評估選擇提供有效的指導與協調支持，較好地解決政府部門在外包決策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防范機會主義風險[5]，在外包執行過程中進行有效監督并給予有力的支持，提高政府部門在關系管理、知識管理、成本管理等方面的經驗與能力。
“關系管理風險”對“電子政務外包績效”的總效應略低于“外包決策風險”，居第二位，其直接效應（0.236）也僅次于“團隊運作風險”，間接效應（0.435）非常顯著。“關系管理風險”包含的風險因素中，‘合同不完善’、‘外包主體關系不和諧’以及‘外包主體之間缺乏溝通’都是外包領域較為常見也較難克服的風險因素，對電子政務外包績效的影響較為深重。此外，“關系管理風險”與其它類別的風險因素關系也較為密切，對“知識管理風險”、“團隊運作風險”的總效應均在0.7以上，顯著水平較高。“關系管理風險”中的‘合同不完善’風險影響比較大，屬關鍵風險因素，特別要重視這一風險因素對“知識管理風險”中的‘績效評量體系失效’、‘知識共享不足的影響’。而‘外包主體關系不和諧’對“團隊運作風險”中的‘團隊結構與行為不適應’風險的影響效應也特別大，影響雙方團隊人員之間的溝通協作及問題的解決。為了防范關系管理風險，應制定明確、完善而兼具柔性的合同，加強政府部門與運營企業之間的伙伴關系管理。研究發現，基于滿意、溝通合作、長期互動的關系能夠改善政府部門與運營企業之間的信任程度[6]，防止運營企業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侵害政府部門的利益，實現雙方共贏、共擔風險、目標資源優勢互補。在外包關系的管理上，促進雙方建立長期的合作與信任關系，并通過短期合同的方式[7]，使運營企業一直處于競爭的環境之中，激勵他們提供較高質量的服務。
“知識管理風險”對“電子政務外包績效”的總效應為0.441，直接效應為0.213，均較為顯著。值得一提的是，“知識管理風險”對其它類風險的直接效應較不顯著，唯獨對“團隊運作風險”的效應較為顯著，達到0.597，并通過“團隊運作風險”間接影響“成本管理風險”，這也構成了對“電子政務外包績效”的間接效應。這主要由于“知識管理風險”潛伏性較強，不易識別，但是對團隊運作的知識流程作用深遠，對電子政務外包過程中的知識共享、安全保密控制、績效評量、學習與創新能力的培養等方面的影響都較為關鍵，“知識管理風險”對“電子政務外包績效”中的戰略績效的影響極為顯著。此外，“知識管理風險”對“團隊運作風險”的總效應也達到0.597，運營企業的知識管理能力與經驗不足，在知識共享、安全保密控制、績效評量等方面的工作就會做得不到位，相關的風險就很可能產生，而政府部門一旦缺乏知識管理方面的能力與經驗，對知識流程（主要是知識共享、安全控制、評價）的監督控制就會大大削弱。電子政務外包雙方要加強風險管理與知識管理的融合，通過對外包過程中的知識管理來控制風險，同時，也要通過風險管理經驗的不斷積累，形成風險管理知識并加以共享創新，提高外包過程中的知識管理水平[8]。外包雙方應注重相關風險管理知識的存儲、共享、運用與再創造，以提高知識管理與風險管理的融合水平。政府部門應加強知識轉移控制、制定安全防范機制、確定合理的績效評價標準，同時，也要重視組織學習與創新能力的培養，適時開展相關的學習培訓活動，提高政府工作人員學習創新的積極性，注重知識與經驗的積累，提高學習與創新能力，掌握外包過程中的主動權；運營企業應合理配置團隊的知識資源，使得團隊人員知識互補、互相協調，提高參與人員素質，防止信息泄露[9]，及時向政府部門反饋績效信息，完善相關文檔，做好知識轉移工作；監理方要嚴格規定外包主體責任，強化服務質量信息披露，充分發揮其咨詢、監督、評估的作用，制定嚴格的電子政務外包安全執行標準和完備的安全監管制度，完善工作流程、加強外包合同約束機制，并協助政府部門選擇信譽好、具有保密資質的運營企業。#p#分頁標題#e#
在所有風險類別對“電子政務外包績效”的直接效應中，最大的是“團隊運作風險”，達到0.269，顯著性水平較高。在電子政務外包的執行過程中，團隊運作是關鍵，“團隊運作風險”包含的潛在風險因素都會直接影響到績效水平，而且影響作用都比較大，屬于關鍵風險因素，特別是‘需求分析不準確’對后續工作的影響較為重大，不僅直接影響到團隊運作的順利進行，加大了團隊運作階段的風險，也不利于知識管理、成本管理的開展，應予以重視。“團隊運作風險”對“成本管理風險”的總效應（0.585）較為顯著，成本預算控制作為項目管理的關鍵，也需要雙方具備相應的項目管理能力與經驗，相應的風險對成本預算控制的不良影響也是需要予以重視的，而需求分析不準確與頻繁變更對隱性成本累積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團隊結構與行為不適應引起的人員變動、溝通協調問題也增加了協調成本。研究表明，發包方與承包方在需求分析以及變更控制方面的風險問題，主要由于外包雙方缺乏溝通以及對外包過程的控制不力，這也是團隊運作的其它風險因素產生的主要原因。為此，運營企業應就政府部門的電子政務需求進行系統地調查分析，與對方加強溝通合作，在團隊運作中重視政府部門人員的參與；政府部門應提高自身的管理經驗與能力，促進團隊結構與行為的協調，主管領導應對外包項目予以重視，提供必要的支持。
“成本管理風險”對“電子政務外包績效”的直接效應雖略低于其它類別的風險因素，卻是政府部門比較重視的一類風險，因為成本的降低始終是電子政務外包的主要動力因素之一。特別是‘交易成本控制不力’、‘隱性成本的累積’、‘成本預算控制失效’等風險因素不僅直接影響著“電子政務外包績效”中的經濟效益，而且還能通過作用于“外包決策風險”、“團隊運作風險”而對整個外包過程產生較大的不利影響，甚至會由于成本控制不力、資金緊張等問題而導致外包項目的擱淺直至失敗[10]。能否科學地估計電子政務外包成本，成為政府部門面臨的一個難題，此外，由于對電子政務外包成本的約束力不足，成本預算機制尚未建立起來，這就有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浪費，腐敗問題也將會出現。較高的交易成本主要源自于電子政務外包市場的不成熟，針對這個問題，應規范電子政務外包市場，對運營企業的選擇條件和選擇過程做到公開、公正，逐步建立起規范化的資質管理和公平競爭的準入制度。此外，政府部門作為發包方，應該加強對合同成本、監控協調成本、轉向成本的控制[11]，應重視隱性成本的累積風險，監督控制運營企業的服務質量，重視電子政務服務的可擴充性，以適應今后技術進步對電子政務提出的新要求；運營企業為了與政府部門發展長期的業務關系、建立良好的商譽，也應選用合適的技術手段及優質的軟硬件設施，切實提高服務質量，減低隱性成本，此外，也要在外包執行過程中強化成本預算控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既能提高自身的收益，也提高了政府部門的電子政務外包經濟效益。
結論
為有效控制電子政務外包績效的風險,本研究考察了“外包決策風險”、“關系管理風險”、“團隊運作風險”、“知識管理風險”和“成本管理風險”等關鍵風險因素影響電子政務外包的風險作用路徑和效應，這可以作為電子政務外包進行風險調控時的一種參考依據，即風險調控時不能只考慮某一(些)因素自身的影響，還要考慮因素相互之間的影響，要根據主要的風險路徑關系以及效應系數制定系統性的風險調控方案。根據分析結果，提出電子政務外包主體應重視外包決策風險的擴散效應、建立成熟的CIO制度、制定明確完善而兼具柔性的合同、維護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加強風險管理與知識管理的融合、重視學習與創新能力的培養、提高外包管理經驗與能力、促進團隊結構與行為的協調、監督控制運營企業的服務質量、重視電子政務服務的可擴充性、強化成本預算控制等一系列對策建議，以期為控制電子政務外包風險、保證預期績效提供參考。（本文作者：盧宇 何有世 黃欽炎 單位：江蘇大學管理學院 華東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