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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步青 單位：中共晉城市委黨校
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經濟運行規律的科學，最主要的課題自然是研究如何實現社會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由此而發展起來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已經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遺憾的是，現有的研究成果只能對若干社會經濟現象作一些浮淺的解釋，離解決實際問題相距甚遠。我以為，根源在于研究方法存在一些誤區。如能從這些誤區中走出來，必然會使理論的發展邁向一個新的階段。
誤區之一:經濟波動的原因
經濟波動指社會經濟的不穩定增長。較大的波動通常稱之為經濟危機。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文獻中，穩定增長被稱之為均衡狀態。有不少學者試圖通過建立數學模型求解均衡增長的路徑和條件。不過他們都認為，由數學模型得到的結果只是對現實的高度抽象，能夠滿足那些條件的現實經濟生活幾乎是不存在的。事實上，經濟波動只是供不應求或供過于求的一種反映。由成千上萬生產者和消費者組成的市場經濟，很難避免供求脫節的發生。作為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重點不在于是否存在均衡增長路徑，而是要尋求經濟波動的原因，從而找到減緩波動的對策。個別地區、個別部門的小范圍波動是常有的事，可以看作是市場經濟的正?，F象，市場機制可使這種波動在短期內消減。而涉及全社會的波動，則主要是錯誤的經濟政策造成的。這要從商品生產所具有的兩重性說起。商品的社會再生產過程是實物生產和價值生產過程的統一體。
實物循環過程必須伴隨貨幣循環過程。從全社會看，所有的生產者又都是消費者。他(她)們必須通過市場把自己的產品賣出去，才能獲得貨幣去購買別人的產品。當金、銀等貴金屬充當貨幣角色時，這種過程一般可以順利進行。隨著市場經濟規模的擴大，產量有限的貴金屬難以繼續發揮流通手段的職能作用，因而導致金本位制的崩潰。取而代之的是紙幣這種純粹的信用貨幣。紙幣不同于貴金屬貨幣，它本身沒有價值。紙幣所代表的價值總量，只能是已經賣出的商品價值總量。在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這兩個總量可以保持一致，從而再生產過程可以順利進行。而在擴大再生產的情況下，只有增發紙幣才能保證再生產的順利進行。擴大再生產面對的是未來的市場需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當紙幣增發量過大時，就會刺激生產者盲目擴大投資，同時也會刺激消費者的過度消費，從而促成社會生產過程的比例失調。當這種比例失調達到一定程度后，就會產生大范圍的經濟波動。金融部門對利潤的盲目追逐，是大量增發紙幣的動因之一;政府部門對刺激經濟增長的政治需要，則是大量增發紙幣的動因之二。可以說，經濟波動是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共同作用的結果。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措施，而政府失靈則需要政府正確的宏觀調控措施。正確與否，關鍵在于把握尺度。不管是刺激政策還是緊縮政策，過頭了就會起到相反的作用。
什么是宏觀調控依據的尺度，我以為最主要的是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在技術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增加投資，而增加的投資只能來自積累。新增的國民收入中，如何確定積累和消費的比例，決定經濟能否長期穩定增長。最優的積累和消費比例，就是宏觀調控的標尺。學術界提出不少計算最優比例的數學模型，有的依據一些由主觀因素決定的參數，難以實際應用，有的計算過于繁雜，結果也不見得準確。最優比例應該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數值，但我們只能得到它的近似值。因為我們所能得到的國民收入總量只能是一個近似的統計數值。其實，我們可以依據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找到一個簡便的方法。首先，最優比例應該是保證全社會消費增長率最優的比例。把一定時期內的經濟總量或消費總量，或者是個人生命周期內的消費總量作為目標函數實際上都是不科學的。其次，要保證下年度消費增加一定比例，本年度第一部類就必須為第二部類生產相應的生產資料，而要保證下下年度消費增加同樣比例，第一部類就必須為了生產第二部類需要的生產資料而增加相應的第一部類的生產。按照這一思路，凡是具備初等數學知識的人，都可以列出計算最優比例的方程組。這個方程組需要的兩部類生產的物資消耗系數、本年度新增國民收入總量和消費總量，都是可以通過現實的統計資料計算出來的。
有了最優比例這個標尺，制定宏觀調控政策就有了依據。當現實的積累和消費比例偏離最優比例，偏離多少，就采取多大力度的調控措施。在確定最優比例的各種方法中，比較有名的是被稱之為“積累黃金律”及其變種的方法。這是主流經濟學賴以建立的邊際分析方法的一個具體應用。且不說“積累黃金律”無法直接利用統計資料來計算，單就其推導過程所依據的一些假設條件看，也都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其一是資本和勞動的報酬率必須等于各自的邊際生產率。所謂的邊際生產率，就是資本或勞動一個不變，另一個變動所引起的產出變化。我們知道，資本和勞動必須按照一定的比例組合起來，才能形成現實的生產力。在各種可能的組合中，必然有一種最優組合，使生產能力達到最大。如果不是這個最優組合，資本或勞動的變化，自然會引起產出的變化，若是資本投入量低于最優組合的要求，增加資本的投入就會帶來產出的增加，這顯然不能看作是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勞動也是如此。
事實上，資本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根本算不出來。在現實生活中，資本和勞動的報酬取決于雙方力量的對比，讓報酬率等于邊際生產率只能是一種異想天開的假設。其二是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效用是一個無法量化的概念，消費者之間也缺乏可比性。所謂的以效用計量的社會福利總量，只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東西。以此為基礎推導出來的結果，很難說有什么實際意義。主流經濟學家們試圖把宏觀經濟學建立在微觀經濟分析的基礎上，而微觀分析的基本假設就包括以上兩條。以這樣兩條不靠譜的假設所作的分析就不可靠，在此基礎上宏觀分析，那就更不可靠了。
誤區之二:經濟停滯的原因
經濟停滯指社會經濟長期處于簡單再生產狀態。在有的文獻中，把經濟停滯歸因于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認為不存在人口增長和技術變化時，遞減的回報將最后遏制所有的經濟增長。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資本邊際報酬遞減是一個偽命題。當資本投入低于資本勞動最優組合比例的要求時，增加資本投入的邊際報酬有可能是遞增而不是遞減。在真實的歷史過程中，存在人口增長的情況下，經濟也有長期停滯的時期。原因在于不存在技術變化時的可利用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自然界中存在的限制因子定律，在社會生產活動中也起作用。如果沒有技術進步，那些數量有限的自然資源就會成為經濟增長的限制因子。這是導致經濟停滯的根本原因。#p#分頁標題#e#
比如在工業革命之前的農業社會里，耕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由于可耕地的有限性，以致農業社會被農作物的極限產量所制約，一遇災荒便陷入發生動亂的惡性循環之中。只有依靠技術進步，才能擴大自然資源可利用的廣度和深度，從而突破經濟增長的瓶頸。技術進步是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動因，這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從有關文獻中可以看到，如何建立一個技術進步內生化的模型，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重點，目的在于尋求通過市場機制推動技術不斷進步的路徑。我以為，這種思路是不正確的。因為在引導市場增加技術進步投入方面，市場機制也存在失靈的問題。首先，現代社會的技術進步，必須以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為基礎。
而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成果，基本上都屬于全社會共享的公共產品，以盈利為宗旨的企業一般不會為此而投資。其次，技術開發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那些需要投資大、時間長，而且有風險的項目，企業一般也不會投資。再次，技術開發成果的“溢出效應”，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投資的積極性。這個市場失靈問題，只能依靠政府來解決。各國經濟發展的事實證明，政府在促進技術進步方面起著市場無法起到的主導作用。經濟增長理論需要重點研究的應該是政府如何發揮在增加技術進步投入方面的宏觀調控作用。我們知道，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的取得雖然具有不確定性，但與對研究的投入無疑呈正相關關系。投入越多，取得成果的可能性越大。企業的研發投入多少，由企業自己決定，通常無需政府干預?；A研究和重大技術項目攻關需要政府投入。投入多少，需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而定。在不改變消費增長水平的情況下，當然是投入越多越好。但是用于科技發展的投入多了，就可能減少當年擴大再生產的積累，這樣勢必會降低當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反過來又會制約今后對科技發展的投入增加，從而制約經濟的長期增長。
如何確定最佳的科技發展投入，應該是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因增加科技投入而減少的外延型擴大再生產規模，正好等于科技進步所導致的內涵型擴大再生產規模的增加，那么社會經濟的增長速度就不會發生變化。按照這一原則去確定科技投入增量，顯然可以保證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在找到更為科學的方法之前，這無疑是一種合理選擇。在經濟增長理論的文獻中，有一個流行的概念叫技術進步率或技術貢獻率，是各種技術進步內生化模型中必不可少的參數。但是實際的經濟統計資料中并沒有這樣一個統計指標，只能依靠別的統計指標通過某種方法計算而得到。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自然是對經濟增長模型的自變量求偏導數，而后求所謂的“索洛剩余”。我以為這種計算方法并不科學。這還要從限制因子定律說起。我們知道，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社會生產的投入要素只有按照最優組合比例進行投入，產出才是投入的齊次線性函數，即產出與投入按照相同的比率增長，此時并不存在“索洛剩余”;如果不按最優比例投入，投入增長率與產出增長率之間的相應變化，與技術進步沒有任何關系，二者之差并不是什么“索洛剩余”。無論用什么增長模型求得各要素投入相對于產出的偏導數，實際上僅能反映各要素的相對短缺程度，或者說是對社會生產過程的限制作用的大小。學術界通常把這種偏導數稱之為要素的貢獻率，也是沒有任何道理的。事實上，除了物資消耗系數的變化外，我們恐怕很難找到能夠直接反映技術進步的更為合適的客觀經濟指標了。
誤區之三:經濟衰退的原因
經濟衰退指社會經濟逐漸萎縮乃至崩潰。如果沒有技術進步，一些有限的可利用自然資源就會越用越少，相關產業就會萎縮直至消失;如果不能對自然資源進行科學的開發利用，就可能對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從而產生災難性的后果。從總體上看，人類歷史還沒有出現經濟全面衰退的問題。但從局部看，這一問題一直存在。雖然問題不僅存在于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的外部性無疑是問題日趨嚴重的催化劑。由于市場機制不具有解決外部性問題的能力，因此在有關文獻中很難看到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把資源環境問題內生化的經濟增長模型。外部性是市場失靈問題的一種表現，自然需要依靠政府來解決。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重點不在于能否建立一個內生化資源環境問題的模型，而在于除了政府的權力之外，是否還能找到通過市場機制本身來解決外部性問題的一些途徑。
我以為，這種途徑是有的，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要使廢棄物再生利用和環境保護成為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要由生產部門增設再生利用和有害物質無害化處理的生產流程。增設這一流程所增加的生產成本，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承擔。只要比例合理，企業就會從被動行為逐漸變為自覺行為。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要由全社會來共同處理。民眾要養成廢物分類收集的良好習慣，政府要采取必要的強制措施和提供必要的方便條件。特別是，政府要大力發展廢棄物再生利用的產業，尤其要提高這一產業的社會地位。在我國，這類企業很少有成規模的。而從事廢棄物回收的人員大都是到城里尋找生活出路的農民工。他們的社會地位可能是農民工中最差的，只比乞丐們強一點。我們國家現在不差錢，完全有條件加大發展這一產業的投資力度和提高從業人員的社會地位。這類從業人員對社會的貢獻不比那些歌星們差，但是社會地位卻有著天壤之別，這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現象。政府只要制定合理的廢棄物回收和再生資源的價格，這類企業就會逐漸成長起來。開始需要政府補貼，之后隨著再生利用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補貼就會逐漸減少乃至沒有必要。至于大規模、大范圍的生態建設項目，當然需要政府投資和組織實施。在不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和消費水平提高速度的前提下，政府用于廢棄物再生利用和環境保護的最佳投資量，那應該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一個課題。
其二，要使自然資源的產權進一步明晰化?？扑拐J為，產權清晰是消除外部性的重要條件。這是有道理的。產權是利益和責任的統一體。使用別人的東西，可以竭澤而漁;使用自己的東西，則要考慮如何細水長流。凡是在使用過程中具有排他性的自然資源或產品，都應該私有。只有那些在使用過程中不具有排他性的自然資源或產品，才應該公有。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很大程度要歸因于公有制。我國對自然資源實行國有制，耕地名義上屬農民集體所有，實質上只有部分支配權。名義上的所有權同事實上的所有權往往不是一回事。誰有事實上的支配權，誰才是真正的所有者。在過去，國有意味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如今，國有意味著全體公民人人有份?？墒窃谫即蟮膰辽?，公民連屬于自己的一塊宅基地都沒有，蓋房子買房子還要花錢購買本屬于自己的那一小塊地。自己的東西自己用還得花錢購買，天下沒有這樣的道理。這些年來，礦產資源的私挖亂采，森林植被的亂砍濫伐，基本農田的任意占用，憑借自然資源大發其財的現象屢見不鮮，都與各級政府官員手中握有自然資源的實際支配權有關。如何改革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制度，使其順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應該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一個課題。#p#分頁標題#e#
其三，要把負價值的核算引入價格形成機制之中。負價值概念源于里昂惕夫的投入產出分析。我們知道，商品價值是一個歷史范疇。價格是人們在長期的經濟活動中形成的一種共識。負價值是對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的評價。不說對環境造成危害的廢棄物，就一般的廢棄物而言，如果不能加以再生利用，重新進入生產過程，從全社會的觀點看，那就是社會總資源的一種浪費，因此原先凝結在這些廢棄物上的正價值就變為負價值。隨著廢棄物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關注度越來越大，負價值概念成為人們的共識也就是一種必然。負價值體現的是一種社會損失，這種損失自然應該從直接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那里得到補償，但是市場機制暫時還不具備這種功能。
具備這種功能的當然是政府，可以對生產廢棄物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征收負價值稅，而后對有效處理廢棄物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給予補償。只要長期堅持這種政策，就會對市場價格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從而形成負價值的價格形成機制。這樣一來，市場機制就有了解決部分外部性問題的功能。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各種要素在模型中內生化的問題，其實外部性問題如何內生化到市場機制中去更值得研究。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那就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還很幼稚。如果按照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走下去，那可能離實際經濟生活越來越遠。我國年青的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不必把這種范式奉為圭臬，亦步亦趨，而要大膽探索，走出自己的一條新路來，為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