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中央商務區綠色思想的演進，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引言 中央商務區指一個大城市里主要的商業活動區域。這一概念1923年產生于美國，當時定義為“商業會聚之處”。中央商務區高度集中了城市中經濟、科技和文化等資源。作為城市的核心，中央商務區具備金融、貿易、服務、展覽、咨詢等多種功能，并配以完善的市政、交通與通訊條件，是一個城市、一個區域甚至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中樞。隨著后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的到來、信息技術的革命性發展以及人們環境意識的不斷強化，中央商務區的發展直接面對的是成本提高、交通擁擠、國際競爭激烈和專業分工細化帶來的挑戰。同時，中央商務區的發展還始終面臨著重大的生態挑戰，如：非自律的人工生態系統高度聚集產生的生態過載，高能耗與高污染影響下的環境惡化，極限效率下的人文缺失和快速發展帶來的文化斷裂等問題。以上這些歷史特征決定了中央商務區的發展歷程是一個綠色社會構想與建設探索并進的過程。在城市不斷演進的過程中，中央商務區的發展愈發注重對自然環境的尊重與保護，對能源的高效集約利用，對微觀氣候與生活環境的改進，對生態系統與其多樣性的保護以及對城市活力的保持等內容，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城市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二、中央商務區綠色思想的演進 中央商務區綠色思想是一個逐步由淺層次對生態技術的研究向深層次對社會人文生態發掘的過程。這一思想是城市社會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與中央商務區發展歷程相統一，與生態思想相結合，與科技發展相伴隨，并受到20世紀高速發展的社會文明的深刻影響。“作為一種解決城市危機的經驗主義的系統方法，它是解決各時期中央商務區面臨的生態問題的探索過程。”［1］（P143）在不同的社會發展背景下，綠色思想的側重點不同。這一思想主要包括：20世紀上半葉，隨著西方社會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及城市化進程加速，中央商務區建設將自然環境引入其中，改進城市環境，追求健康生活；1950—1970年代，理論界經歷著現代主義的反思與改進，對能源危機的思考和城市微觀氣候的考慮成為中央商務區發展的主要議題；1980年代后，全球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生態環境的營造中，中央商務區也將可持續發展與整體社會觀作為發展的新方向。 （一）健康生活的追求 18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繼經歷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這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早期中央商務區在這樣的工業化浪潮中誕生了。早期中央商務區以商業為主的多元功能混合模式使其緊湊而充滿活力。但商務區中電車、馬車、行人相互擁擠，垃圾、廢水、嘈雜的聲音與怪異的氣味充斥其中。面對這樣的問題，將自然環境引入城市中心、創造健康的生活環境，成為中央商務區綠色思想發展的主要方向，它包括城市美化運動、中央商務區人類生態學的研究和集中主義的城市中心構想等。 1．城市美化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著美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一些大城市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城市問題，如住房、城市衛生環境、交通、社會保障等問題。為了應對這些問題帶來的不利影響，城市美化運動應運而生，其核心思想就是恢復城市中失去的視覺秩序與和諧之美，采用古典主義加巴洛克的風格手法設計城市；其目的是恢復市中心良好的社會生活環境和吸引力而進行的景觀改造。［2］（P59）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城市美化運動是一種追求更有生機的城市環境的有效途徑，同時也對中央商務區中人群的社會生活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這一積極的綠色思想傳播至世界各地，影響了費城、新德里、堪培拉等眾多城市建設及社會生活的發展。 2．中央商務區的人類生態學研究 20世紀初，在美國占統治地位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潮影響下，基于人類生態學、重視經驗研究并以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為研究特征的芝加哥學派對芝加哥城市的社會問題開展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他們運用生態學基本原理，通過研究人口、資源與環境三者之間的平衡關系，探索人口動態、食物和能源供應、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以及經濟活動產生的生態環境問題，進而研究早期中央商務區與城市結構之間的關系。這主要包括伯吉斯的同心圓模型理論、霍伊特的扇形模型理論、哈里斯和烏爾曼的多核心模型理論。3．集中主義1922年，柯布西耶在《明日之城》中提出城市中央區規劃24棟60層摩天樓的模式；1925年，在巴黎中心區的改建中，他提出應將建筑向高空發展，降低建筑密度，提高人口密度；1933年，在《陽光城》及《雅典憲章》中，他進一步明確了城市中心區集聚發展模式?？虏嘉饕鲝埻ㄟ^技術改造，輔助城市中心區完成集聚功能，在“小用地”上創造“大城市”。他通過提高密度與高度解決擁擠與用地緊張，爭取更多綠地；提倡用立體交通系統聯系城市中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3］（P17）通過這樣的方法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中最需要的陽光、空氣、公園、林蔭道和大型公共空間，從而強調人、環境、社會的協調發展，尋找解決大城市生態危機的出路。 （二）未來主義的綠色思想 20世紀中期，伴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世界經濟發展進入新的時期。50—70年代，中央商務區專業功能高度集聚，商業辦公樓大量興起，現代主義城市中心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也帶來了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同時受到能源危機以及郊區化和商業空心化的不利影響。在后現代思潮和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影響下，中央商務區規劃出現了“綠色反思”傾向，各種未來主義理想城市陸續出現，它們以一種緊縮的方式，試圖通過技術手段緩解中央商務區高速發展帶來的社會危機，解決能源資源與環境問題，并激發中央商務區的社會空間活力。 1．高科技應對中央商務區危機 （1）城市幾何學。城市幾何學以明確的形態和精確的數學系統追求空間和交通的效率。在經歷20世紀初技術樂觀后，城市幾何學逐步應用于中央商務區的基礎設施、交通系統等方面，利用數學方法對人們的活動進行描述，將數理分析滲透到人們的工作與生活中。60年代后，在改進現代主義中央商務區的基礎上，將幾何學的超高層與自然相結合，在追求城市運行效率的同時，構建適合人們使用需求的美好空間環境。#p#分頁標題#e# （2）共生思想。60年代，共生思想將進化論和再生過程引入規劃，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對中央商務區的綠色思想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1960年，磯崎新提出“空中城市”的方案，針對東京用地緊張、人口密集等帶來的城市問題，將新的城市活動覆蓋在既存街區之上，通過這樣的方式使社會活動的更新有機化。這樣的嘗試對中央商務區功能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和重要的影響。［4］ （3）微觀生活環境。60年代“穹隆城市”方案提出，在曼哈頓頂部設置一個穹頂，通過控制微觀氣候緩解中央商務區近地層的微觀環境危機，為城市生活塑造舒適的空間環境，這種“綠色思考”也引發80年代后規劃界對中央商務區微觀環境的更多考慮。 2．中央商務區空間環境活力的塑造 中央商務區空間環境活力，指使用者在工作環境中所感受到的環境滿意度、思想精神的愉悅程度，主要強調人與自然的協調程度。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面對現代主義中央商務區的各種挑戰，60年代后空間活力的塑造成為中央商務區綠色思想發展的重要內容。60年代，由波特曼提出的“協調單元”步行交通成為中央商務區主流的交通組織形式。［5］其中，完善型協調單元，適用于傳統中央商務區活力的延續；改造型協調單元，以生態適應的方式，應用于傳統中央商務區的復興；新建型協調單元，用于整體控制和連續引導新中央商務區的開發。這種多重利用模式的“協調單元”應用于亞特蘭大桃樹中心、舊金山艾姆巴卡迪羅中心等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在增強中央商務區空間活力的同時，為相應區域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回報。這些“協調單元”逐步發展為70年代后中央商務區內依托多元社會功能聚集效應，形成功能協同、空間緊湊、抗風險能力強、24小時繁榮的綜合體，成為城市空間環境活力的新場所。雅各布斯于1961年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中提出“城市功用多樣性”與“基本功用混合”思想，并依據社會學和經濟學理論提倡通過混合小街區、不同年代的老建筑增加居民的舒適性和安全感，誘發大城市的中心多樣性和活力，增強中央商務區空間環境活力的延續性。［3］（P129）與提倡人口高密度觀點一致，“擁擠文化”成為70年代中期曼哈頓本質的最好概括，其認為生活內容“擁擠”的高密度文化帶給人們的恰恰是愉悅，這樣的“擁擠”能夠提升中央商務區空間環境活力，為城市相關地區的生活與文化發展注入新動力。 3．能源危機與環境危機 二戰后西方各國經濟迅速恢復，城市開始大規模擴張，一系列能源危機與環境問題也隨之產生。1952年12月在英國倫敦和1955年在美國洛杉磯發生的光化學煙霧事件，使得城市環境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同時，在中央商務區的發展實踐中，受1962年《寂靜的春天》、1972年《增長的極限》的影響，城市規劃者對能源與整體環境的思考越來越多。此時，向高空要空間，節約土地和能源成為眾多建筑師、規劃師追求的目標。1959年荷蘭產生了整體主義和整體設計思想，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環境，以全面分析人類生活的環境問題，尤其是對社會環境的深入分析，給其后巴黎拉德芳斯中央商務區的建設帶來了重要的影響。此外，依據“微縮化—復雜性—持續性”的集中原則，產生了“建筑生態學”，以高度集聚的形態、步行交通和太陽能利用，將能源消耗、土地占用和生態污染減至最小。 （三）生態思想與可持續發展觀的形成 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經濟經歷了空前的繁榮發展，但生態環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壞。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并提出“人類的定居和城市化工作必須加以規劃，以避免對環境的不良影響”。80年代后，受生態城市思想風潮的影響，中央商務區的規劃研究進入生態與可持續發展階段，生態技術逐步應用，探索中央商務區的可持續形式、可持續性研究與控制條例逐步實施，在中央商務區開發中活力追求方式進一步生態化。 1．生態思想在中央商務區規劃中的應用 20世紀80年代后，中央商務區已在世界范圍內成為各大城市的核心區，生態設計逐步應用于眾多新城市中央商務區的建設中。其典型理念是在場所和建筑設計中運用的生物氣候優先和低能耗原則，這極大地利用了城市環境中的有利因素，并盡可能地減少了新建環境及人文社會活動對周邊生態要素產生的負面影響。這些努力為中央商務區所在區域，甚至整個城市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部分方法和具體原則在不同地區具有特定的地域性，但是生態、可持續性思想在世界范圍內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馬來西亞著名生態建筑師楊經文，在充分考慮地域生態和微觀氣候（熱島）的基礎上，積極探索中心區摩天樓的綠色開發，引入空中庭園和“垂直城市設計”思想，并從“氣候生態學”發展到“生態設計”。［6］他以盤旋而上的露天綠色平臺和景觀坡道對中央商務區破壞的生態系統進行恢復，增加了其對周邊城市立體空間的環境貢獻；并考慮了太陽能和中水的利用，以及自然通風和混合模式能量使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等問題。 2．中央商務區可持續空間形式的探索 面對生態環境的惡化，為保留更多的環境資源以塑造空間品質，許多中央商務區的可持續空間形式被設計出來，主要以瑞吉斯特和羅杰斯等人提出的構想為代表。“綿延數英里的大樹、屋頂植物園、可移動的溫室橫跨建筑的頂部、給動物鳴禽和人提供遮蔭、歇息的場所、五層樓之間的天橋上不斷有步行或騎車的人通過、人工瀑布給周圍帶來涼爽、盡情地呼吸新鮮涼爽的空氣。”［7］（P180）這是可持續空間形式基于生命有機體與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構想的城市中心區意向。它以步行和自行車為主要交通方式，以緊湊多樣、高效節能、充滿活力并與自然協調為目的，以適宜技術為手段，以改變生活方式、把人們從破壞生態的汽車時代喚醒為理想。中央商務區可持續空間形式的另一主要代表是“新陳代謝”的系統思想。它將自然資源定義為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主張利用有限的資源進行城市中心區建設，提倡由大規模公交體系聯系的緊湊型多中心布局模式形成完整的社會生活系統。［8］（P30）在1995年上海浦東中央商務區概念規劃競賽方案中，這一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為避免金融商貿與城市生活割裂，6個各具特征的8萬人緊湊居民區通過公交網絡聯系在一起，10分鐘內步行到達。辦公、商貿、購物和文化機構靠近交通節點，居住功能以減少汽車和能耗，改善空氣質量，鼓勵步行或騎車等非機動車交通，為公眾提供了更多的開放公共空間。#p#分頁標題#e# 3．中央商務區可持續規劃實踐研究 20世紀80年代后，國內外城市中心生態實踐研究開始出現，對推進生態城市中心規劃，特別是在研究方法及觀念上提供了重要經驗。同時，由于對生活環境與空間品質的關注，越來越多的生態法規和制度在各地中央商務區逐步實施。1983年，舊金山規劃委員會制定指導中央商務區微觀氣候布局、完善城市形態、保護鄰里環境的法規，對舊金山中央商務區的可持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1984年，華盛頓州貝爾維尤、波士頓對中央商務區風環境的控制，有效緩解了由于建筑高度及間距引起的近人地面風速過快的問題，為綠色中央商務區的建設營造出良好的近地活動空間；1971—1992年，“波特蘭中央商務區指導規則”把控制的重點轉移至建筑空間與人的交互關系，利用對建筑空間的靈活組織增加社會活動的多樣性。時至90年代，隨著對綠色技術的不斷深入研究，系統的評估體系逐步應用于各國的中央商務區建設及人文活動的指導性文件中。典型的綠色評估體系，包括英國建筑研究院環境評估方法（BREEAM）、美國的能源與環境設計導則（LEED2．0）、日本的建筑物綜合環境性能評價系統（CASBEE）、香港的綠色建筑評價體系（HK－BEAM）等。綠色評估體系雖然主要針對中央商務區的技術指標進行控制，但對區域內社會活動的豐富性及多層次化也起到了促進作用，從另一個層面實現了中央商務區人文生態活力的可持續發展。 4．中央商務區活力追求方式的生態化 面對城市郊區化對中央商務區的負面影響，20世紀末，以激發活力為主要目的中央商務區復興，在商業開發上走向對生態和可持續方式的探索。其中，以公交與步行為主導的生態交通、公共環境質量與人性場所、多樣復合的功能體系、多層次向心空間結構等成為主要發展方式。采用以上發展方式的中央商務區遍及世界各地。新加坡中央商務區將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作為帶動區域活力發展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礎上對城市輪廓線、步行系統、歷史街區進行著力打造，提高人們工作生活質量及舒適程度，將綠色作為中央商務區發展的名片。悉尼中央商務區以“生活的城市”為理念進行開發，以發達的步行系統促進交通功能的持續發展，為社會提供安全、舒適、便利的交通體系，促進中央商務區活力再生。曼哈頓中央商務區則規劃與周邊居住交界地帶聯系的林蔭道，并結合曼哈頓島地下步行計劃，將中央商務區的活力延伸至城市空間的多個層面，增強了空間的層次感，為豐富的活動提供了新的載體。 三、中央商務區綠色思想發展的展望 通過對中央商務區綠色思想的研究與實踐歷程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央商務區綠色思想涉及生態學、社會經濟學、管理學等眾多學科。在此基礎上，筆者對中央商務區綠色思想的未來發展作出三個方面的展望。 （一）資源、能源集約利用的綠色思想資源、能源問題是中央商務區可持續運轉的最大瓶頸，綠色思想將會發展以下對策：增強規劃彈性與合理確定的土地開發強度與模式，促進地上、地下空間的綜合利用以及經濟功能與空間形態的有機協調；增加空間的多樣性，避免高密度開發造成的建筑遮擋、噪聲、污染以及給建筑能耗帶來的負面影響；提高空間效率與基礎設施的承載能力，用綠色方式應對供給、沖突、交通、活力帶來的挑戰。 （二）環境品質與居民健康的綠色思想中央商務區生態系統的初始形態建設，尊重本地區域環境的承受極限，使其功能與進化形式相適應，以保證環境品質與居民健康。通過中央商務區物質空間形態的生態優化，避免不良風環境、大氣污染與噪音污染，建立高效循環的廢棄物清理系統，有機組織綠化體系，創造宜人的微觀氣候環境，保證物種多樣性并緩解“熱島效應”和凈化大氣，保持清潔、健康的環境，進而增加環境舒適度。通過有機組織綠色景觀與生態脈絡，構建完善的非機動車交通系統，增加人文活動場所并鼓勵戶外活動，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通過提供各種娛樂和休閑場所，形成多樣空間，增加市民選擇的自由和戶外交往，消除社會隔閡，避免高密度的擁擠、單調、封閉使人產生焦慮、煩躁、緊張的心理狀態，消除工作壓力，增加使用者的安全感，降低犯罪率。 （三）經濟、社會、文化活力的綠色思想綠色思想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在技術提升的基礎上，增強中央商務區在城市中的生命力，使其成為城市中最具活力、經濟社會效益最佳的區域。有機統籌中央商務區的商務功能和生態綠色功能，提高經濟空間效益。注重各類建筑與城市空間的有機銜接，重塑宜人的街道，推進中央商務區空間的公共性，提供多樣交往空間，增加空間綠色趣味。將城市元素作為信息媒介，發揮公共藝術及社會文化生活在中央商務區中的積極作用，延續文化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