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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楊永庚 單位：西安文理學院思政部
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向人們灌輸當代中國國家哲學，只能依靠教育主體的物質承擔者即宣傳員及其代言人才能實現，他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決定了其必然以發動者、組織者和承擔者的身份去主導、支配與控制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過程、內容和取向。盡管受教育者也是有意識、有目的的從事實踐活動的人，但他們不可能成為具有主動性特質的“客體性主體”，也不可能與教育主體一起構成“主體—主體”關系而共同面對作為客體的“教育資料”[2]18。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主體角色的既定性，意味著它絕不能發生變更，主體角色的位移就會使受教育者成為主體并支配和控制整個教育過程。第二，從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內容來看，它是整個國家的“總理論”和“總根據”的教育。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與一般的知識教育不同，它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傳授過程，而是按照教育者的意志對被教育者進行思想塑造的一種活動；它雖然也傳授知識，但這種傳授不是為了說明知識本身的價值與科學性，而是要使受教育者認可教育者本身及其所主張的當代中國國家哲學的正當性；它也不是要使受教育者尊重和服從知識及其所揭示的法則，而是要使受教育者對教育者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表示服從與忠誠。正因如此，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始終都是一個單向的、一維的“灌輸”活動，追求的是受教育者對教育主體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合法性及其社會發展觀表示認同。第三，從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特性來看，它是通過灌輸活動得以實現的一種方式。
人們不能自發地產生當代中國國家哲學，這就需要灌輸等手段進行規勸，還有反復不斷的政治廣告宣傳、楷模形象引導、政治儀式熏陶和社會政治輿論制造等說服式意識操縱。其直接目的和專門任務，都是為了把本階級、本社會對人們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變為人們實際的思想品德，使人們實現從“現有”向應有的轉變，特別是各種哲學思潮相互激蕩，人們的思想日趨活躍，對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長，呈現多元、多樣、多變的特征，為此，要唱響主旋律、打好主動仗，在多元中求主導，在多樣中成主體，在多選擇中爭主流。第四，從當代中國國家哲學的大眾化來看，普通民眾是社會大眾的主體。他們關心國家大事，但與他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對社會大眾的教育要由此切入，深入淺出地進行講解，使他們通過親身感受理解各種理論和實際問題。集中反映思想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等著作，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以淺顯語言闡述深奧道理，用生動事例解釋抽象理論，深深地影響了幾代人。它來源于實踐、扎根于人民，具有深厚的實踐基礎和群眾基礎，又對人民群眾的實踐起著根本指導作用。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迫切要求我們深入學習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大力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思想教育學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國社會革命和建設歷史進程中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工作及其基本規律認識基礎上形成的知識體系。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人們就毫無疑問地將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主體定位于中國共產黨，這種教育主體的定位是基于我國的經驗事實而不是邏輯推理。共產黨是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主體既是黨的理念，也為人民群眾所認可，更是多少年來中國社會的實踐。首先，黨的性質決定了黨必須是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主體。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民群眾會自覺地追隨先鋒隊而必然地對共產黨的領導表示服從。在革命戰爭時期，黨的中心是革命和政治斗爭，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以此為中心，思想教育是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和革命的思想道德教育，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黨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思想教育要著力培養民眾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要做到這一點，黨必須在實踐中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實現人民利益，同時，還必須作為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主體不斷地宣傳群眾、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認識水平，使群眾認同黨的立場、主張和目標，沿著黨指引的方向前進。其次，黨的奮斗目標決定了黨必須成為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主體。
目標是關于未來的規定和體現人們價值追求的理想圖景，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具有引領社會發展的基本功能。我國雖然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經過長期努力發展，在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最終將走向共產主義。當代中國國家哲學的主導目標主要體現在政治方向上，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方向，具有統一性和長遠性、階段性和目標性的特點，并依據實際將其分解和具體化為相應的階段性目標并付諸實施，以引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地向更高的階段發展便成為中國共產黨進行領導活動的基本方式之一。最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過程中黨的角色定位要求黨必須是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主體。列寧在批判俄國經濟派崇尚社會主義自發論時指出：“個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意識。”[3]317為使工人階級由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使他們了解自己的歷史使命、戰略和策略，必須向他們灌輸馬克思主義思想，而只有黨才能承擔起這一灌輸的任務。事實表明，正是共產黨作為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主體，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當然，共產黨是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主體并不意味著她是教育唯一的物質承擔者。不但共產黨組織，“共青團、工會、婦聯等正式群體”和“基層黨校、農民夜校、市民學校等非正式群體”也是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主體，而且，“父母、長輩、教師、教育工作者、統治階級、宣傳家、作家、雜志編輯等都是教育者”，更是教育的“準主體”[2]19。
由于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是由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因而，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的中國共產黨，始終對它的民眾進行科學理論教育。實踐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這個進行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主體，它是不可能“維持黨，鞏固黨，克服黨內錯誤，并同敵人作堅決戰斗而得到革命成績，造成階級及人民信任的大政黨的地位”[4]2。#p#分頁標題#e#
廣大民眾是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受體
雖然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主體居于主導地位，但并不是機械地進行，隨著政治覺悟的提高，人的政治素質的提升，受教育者的地位會逐漸地走向自覺，表現出客體一種積極的、自覺和自立的特性，當教育者進行教育時，是根據受教育者的主客觀條件，主動思考，選擇恰當的方案和方法予以解答，呈現出“雙主體性”和“主客體同一性”。通過這樣的雙向活動，最終形成指導人們行為的巨大精神力量，在這種精神力量下產生人們的行為。人的行為，盡管千差萬別，但大致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起因性。任何人行為的發生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在外界環境下，經過人格動力結構動作而產生的。第二，自主性。人的行為受思想意識支配，具有自動性和自制性。無論是主動行為，還是被動行為，都必定通過自己的思考，作出相應決定。第三，目的性。任何人的行為，都是有目的的，一般都會指向一定的目標。第四，持續性。個人的行為，從發生、發展到消失，總有一個過程。行為持續時間可能不同，也可能改變行為方式，但只要沒有放棄這一行為，都會繼續指向預定的目標，直到目標的實現。第五，可變性。人的行為是后天習得的，因而是可變的。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人們總會不斷總結經驗，更新知識，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這正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表現，這些是從民眾對教育活動的評價來表現的。
民眾評價活動通過眾多個體評價活動所形成的“無機形式”體現出來。民眾評價活動的內在機制很難分析，但可以通過以下兩種主要類型的分析，來具體地理解其內在的活動機制。第一，上訪。上訪是群眾越過底層相關國家機關到上級機關反映問題并尋求解決的一種途徑，它是向上級政府反映群眾意見。上訪雖然有有理上訪、無理上訪和商談型上訪，但總的來說上訪多是因問題在當地政府得不到解決或解決不合理而引起，針對的往往是權力和資本結合所產生的不公平現象，例如貪污腐敗、黑惡勢力與政府勾結。由此會出現民眾的個人舉報和寫匿名信。第二，輿論。輿論是公眾關于現實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的總和，具有相對的一致性、強烈性和持續性，對社會發展及有關事態的進程產生影響。一般說來，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的主導輿論是大多數公眾的意志，這種意志應當尊重。第三，民謠。民謠，表現一個民族的感情與習尚，因此各有其獨特的音階與情調風格。民間流傳著各種各樣的民謠，內容包羅萬象，既有各地風俗民情的反映，也有民眾對于時事所做的道德評判，抑或借某些事件的發生宣泄積累的不滿情緒。民謠能廣而久地流傳，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民謠所涉及的社會現象和所體現的情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民謠的流傳集中體現了民眾對一些社會現象的評價態度[5]2。
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將當代中國國家哲學的宣傳教育活動作為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中心工作。在思想領域多元多變的情況下，迫切需要通過更為有效的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工作，增強廣大群眾抵御各種錯誤思潮的能力，鞏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一是準確定位受教育的對象，區分“模仿者”與“創造者”。由于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對象和教育主體及其內容的特殊性，又由于現當代社會民眾知識水平等的差異，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需要分析和區分“模仿”與“創造”，以及模仿性的人與創造性的人。在社會生活中，可知現象的特征是“重復”，而“模仿”就是“重復”社會事態的手段與工具。當代中國國家哲學的內容不僅反映現實，而且具有前瞻性。這要由“創造”這個概念來提供，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個問題也可作為“信仰”與“要求”來分析。因此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要注意突出重點，區分層次。如中共中央《關于在全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意見》中指出，在堅持學習實踐活動總體要求的同時，針對東中西部等不同地區，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農村、街道社區等不同行業，黨員領導干部、普通黨員等不同層面，分別提出學習實踐活動的具體要求，分層分類進行指導，增強活動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二是大力加強當代中國國家哲學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
毋庸諱言，不同的哲學理論有不同的話語表達方式，例如，研究領域的學術話語、宣傳領域的政治話語和生活領域的大眾話語等，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文化的一朵奇葩，要開花結果，必須要轉化為中國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級學科，當代中國國家哲學則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關于國家運行并涉及社會發展的哲學學科，是中國人解決“中國問題”所創立的“中國理論”，要把它列為二級學科。當代中國國家哲學可以說是一個新事物，具有現實和前瞻意義的前沿性學科，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政治性強的特點，凝練學科方向，建立導向平臺，防止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和泛化傾向，實現其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當前提出并構建這樣一個學科，對于黨中央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無疑是很合時宜的一個舉措，并可以成為該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是交往是實現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的新風景。交往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社會關系的變革和改善，是科學文化繼承和發展的重要途徑，同時交往決定了人的發展，交往的發展變化使得人的發展變化也表現為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人是交往的主體，交往雙方都不僅要承認自己是交往的主體，同時要承認他人也是交往的主體，交往是一種以主客體關系為中介的主體和主體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國家存在和發展的“總理論”，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是人之為人的根據，是人的社會性的根據。由于交往本身成為了人的新需要和能力發展的源泉，成為人的全面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根基，因此當代中國國家哲學教育要具有時效性，單純的靠灌輸說教模式已無力適應形勢，必須代之以“交往”教育的新模式。四是充分重視民眾的心理特點，提高廣大民眾對當代中國國家哲學的認同感和大眾化。民族性是當代中國國家哲學的基本特征之一，當代中國國家哲學的傳播必須仔細研究中華民族的心理特點，必須回答新時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中面臨的各種困惑，特別是心理困惑。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人們的心態呈穩態狀的，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是動態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落實，需要人們有良好的心態，面對挑戰，面對困難。對于人們的心理困惑，不僅需要“疏”，更需要“導”，要準確把握民族的心理特點，運用符合其心理特點的傳播方式，不僅要深入淺出地、生動形象地表達其基本原理，同時也要從民族的心理特點出發，善于運用心理學規律，有效提高群眾的認同感，用高尚的、健康的心態促進人們自覺接受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