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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所不在的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是20世紀以來最令人矚目也備受爭議的文化樣態。它的最初形式是被精英文化主義者稱之為“大眾文化”(massculture)的所謂“劣質文化”。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爆發，文化得以與科技、商業和市場相結合，從而能夠以文化產品的身份大批量地出現在消費市場上。一部分文化形式，逐漸從前現代社會的精英話語中掙脫出來，以其通俗、廉價的特征而深受廣大平民大眾的喜愛。然而，正是這些深受普羅大眾喜愛的“大眾文化”，卻引發了一個多世紀以來以阿諾德、利維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為主的文化精英主義者的無情批判。大眾文化在一片被冠之以“下里巴人”和“意識形態欺騙工具”的討伐聲中掙扎著前行。 然而，盡管如此，大眾文化并沒有就此停歇腳步，反而在巨大的商業利潤、媒體科技的進步和社會心理的相互關連中愈益膨脹。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愈發凸顯出它的晚期資本主義性質，社會各個方面的“后現代”特征日益明顯。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性質隨之逐漸被日益豐富的文化產品所消解，大眾文化不再只是那些“沒有接受教育的、毫無素養的下層平民”的專屬，追逐流行，引領時尚轉而成為富有階層炫耀財富的資本。也因此，西方社會更喜歡用"popularculture"（流行文化）來代替"massculture"，以反映流行文化廣泛受歡迎的程度。 時至今日，流行文化已經隨著全球化和后殖民主義的推動而波及到歐美世界以外的其它國家，成為一種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并已在現代大眾傳媒的推動下滲透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和社會的各個領域。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時時處處都充斥著流行文化的影子，流行文化已經上升至社會生活的中心。費瑟斯通曾說：“（后現代社會）消費文化中的趨勢就是將文化推至社會生活的中心。”[1]詹明信則更為激進地干脆用后現代主義一詞來意指文化，并把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文化邏輯或文化支配來討論。他指出，后現代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遍及社會領域的驚人的文化擴張，我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切……可以說都已變成了‘文化’”[2] 二、沖擊：媒介流行文化對青少年的影響 商業、媒體、大眾心理，是流行文化不斷得以膨脹的三張王牌。其中，巨大的商業利潤是流行文化發展的原始動力，高科技媒體是流行文化得以迅速推廣的工具和保障，大眾心理則是流行文化賴以生存的土壤。 商業媒體利用大眾追逐時尚、彰顯個性的心理需要和社會需要，以各種“類型化”的媒介流行文化將受眾進行“區隔”，比如電視、電臺不同類型的頻道，不同時段的不同節目，不同流行元素的報刊雜志等，以此將不同的媒介流行文化消費群體作為商品“出售”給特定產品的廣告商，以賺取商業利潤。而受眾則完全被商業媒體和廣告所操控和擺布。 處于成長關鍵時期的青少年，由于還沒有成熟的判斷能力，因而是最容易受到流行文化侵擾的群體。流行文化以不可阻擋之勢，毫無商量地侵入了青少年的成長空間，并控制了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流行文化告訴他們應該吃什么喝什么，應該看什么聽什么，應該穿什么做什么，應該怎么講話，怎么思考問題……如此等等，以至于青少年在多變、娛樂、模仿和趨同的流行文化中表現出風潮般的集體盲動性，他們的需要、期望、目標、夢想，他們的情緒、態度和行為，他們的選擇和決定，著魔般地被流行文化所控制。青少年對外部世界和自我身份的確認，已經在變幻的流行時尚中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斷力。 有學者稱，后現代是青少年認同發展的一個新的社會語境。[3]在傳統文化、傳統價值觀和傳統權威受到沖擊，流行文化、多元價值受到追捧的特殊時期，青少年的自我反思將會面臨更多的挑戰，這也增加了青少年期出現自我認同危機和社會認同危機的可能性。 也正因此，后現代社會就像一個萬花筒，它閃著變幻莫測的影像，跳動著快樂的音符，我們欣賞著、期待著、投入著，卻又糾結著、矛盾著、恐慌著。所以，詹明信說，盡管處于后現代社會的人們不清楚自己的個人身份，失去了計劃性，但是，世界呈現出的即時、無分化的狀態，卻導致人們的一種生動體驗：一種充滿神秘而壓抑情感刺激的生動體驗。[4]這的確是后現代大眾心理的真實寫照，也是流行文化至今仍毀譽參半、頗受爭議的原因。 三、抵抗：國外青少年媒體素養教育 商業利潤的追逐和文化環境的凈化構成了當代社會文化發展的矛盾。一方面是開放的、多元的媒介流行文化沖擊，另一方面則是文化保護主義者、青少年保護主義者的堅決呼吁。當媒介社會學家希望大眾傳媒作為非商業的公共服務工具的理想主義立場失敗以后，他們轉而投身于從受眾主體的角度對媒介流行文化進行識讀和鑒別，以增強受眾的媒體免疫力。為了抵制媒介流行文化對青少年的不良影響，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一些歐洲學者就提出了"medialiteracy"（媒介素養）的概念，以增強青少年面對媒介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和評估能力。 而進入二十世紀中后期，即使是最崇尚文化自由主義和鼓勵媒介市場自由競爭的美國也意識到了培養青少年文化鑒別力的重要性。媒介素養這一理念迅速得到了歐美各國的普遍響應和廣泛傳播。至二十世紀末，這一概念又通過歐美各國相繼傳入亞非拉地區的國家，包括南非、巴西、中國的兩岸三地。在倡導提高青少年媒介素養的過程中，西方國家形成和發展了適合于本國的媒介素養培養方案，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形式： （一）開設媒介素養教育課程 從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歐美國家的教育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致力于研究電視媒體對兒童和青少年的不良影響，并由此開展了一系列的媒介素養教育運動。首當其沖的，便是將媒介素養教育的內容融入到不同學科、不同類別的學校課程體系之中。目前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挪威、芬蘭、瑞典、日本等國已經將其列入全國或部分地區中小學的教學大綱。#p#分頁標題#e# 學校的媒介素養教育課程一般有兩種形式：融入課程式和獨立課程式。融入課程式是指將媒介素養教育融入到現有的不同學科之中，在學科教學中滲透媒體素養思想。這種方式一般比較適用于較低年級的學生；獨立課程式是指在教學大綱中規定開設專門的媒體素養課程，由專職教師主講，一般適用于高年級學生。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英國的英格蘭和威爾士就已開設融入課程式媒體素養教育，將媒體教育課納入國定課程(NationalCurriculum)，包括小學（5-11歲）和中學（11-16歲），[5]主要形式是將媒體素養內容嘗試著融入到其它一些學科如藝術、英文中，而并非一門獨立的課程。日本文部科學省2001年在中小學開設“綜合教育課”，其中就包括媒體素養教育的內容。加拿大則在1999到2002年，在艾伯塔省媒介認知協會的支持下，開發了與媒介素養相結合的新型英語語言文學課程，并逐步在該省從幼兒園推廣到12年級。此外，像歷史課、健康課、法律課、社會科學和人類學等學科中也部分融入媒介素養內容。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的《目標2000：美國教育法案》中鼓勵藝術學科的課程內容標準包含小學和中學各年級的媒介素養教育內容。目前美國已有多個州把媒介素養教育內容編入英語語言、藝術、社會科學、歷史、公民學、生態學、健康課程中。融入課程式一般是在有關學科中設立幾個與媒介有關的主題進行討論，或者在學科教學中專門拿出一段學時，進行獨立單元式的教學。在獨立課程式方面，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加拿大、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都陸續以必修課的形式將媒體素養教育寫入該國的小學、中學教學大綱中，而大學則主要是在新聞傳播類院系開設專門的媒體素養教育課程。教學內容皆圍繞媒體語言、文本流派、媒體技術、作品分析、閱聽人等方面展開。 （二）培養專職的媒介素養教師 媒介素養課教師的數量和質量是學校順利開展媒介素養教育課的保障。進入21世紀，西方各國在積極完善媒介素養課程內容和形式的同時，也大力發展媒介素養教師的教育和培訓。 英國許多學院，例如倫敦大學和南安普敦大學等，都設有媒介素養教育的教師培訓項目，專門對從事媒介教育教學和研究的中、小、大學老師進行專職培訓。在英國教育體系中，新聞學和傳播學等傳媒類學科，并不僅僅是一種操作性極強的功利性課程，教學的目的也不僅僅限于學習新聞和影視寫作、編輯、攝影、剪輯和錄音等制作層面的技術和能力，更重要的則是媒介素養教育。[6]法國則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在高校中廣泛開設了電影、電視記者、媒介文化的校本課程，在巴黎、萊爾、斯特拉斯堡等地的高等學校，專門為師范生開設了媒介研究課程。[7]這也為日后部分新聞傳播類學生從事媒介素養教育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澳大利亞的全國性教師組織“澳大利亞媒體教師協會(AustralianTeachersofMedia)”，每隔18個月由各州成員組織輪流主持一次全國性的會議，討論有關媒介素養教育的問題，并進行經驗交流。美國東部地區和北卡羅來納州都有媒介素養教育的教師培訓項目。有些州規定，要獲得媒介教育的教學職位，應當具有學士以上的學位，再加一項授課認證（大約30個學分的證書），教師可以從提供教育學位的正式機構得到有關的認證培訓。[8]在新墨西哥州和紐約的社會組織則每年舉行一次為期一周的媒介素養教師培訓工作坊。此外，像媒介素養速成課程中心(theCenterforMediaLiteracy'sCrashCourse)、天普大學(theTempleUniversity)的媒介素養教育實驗室等都有專門的工作坊以提供媒介素養教師的培訓。 （三）媒介素養運動的社會支持 發達國家的媒介素養教育，除了以正規的學校教育為載體，還依賴于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一是家庭輔助教育，二是社會組織和協會的實際推動。其中，各種教育組織、社區組織、成教機構和宗教團體的推動是其主要特征。 英國政府和許多團體贊助的MediaSmart項目就是這樣一個社會媒體素養幫助項目，家長可以通過項目提供的各種媒體教育資源幫助孩子正確地觀看電視節目和廣告。新西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地區輔助設立大量的關于媒體教育的第三方課程，并且在一些協會和組織的推動下開發統一的媒體教育標準。日本的媒體素養教育最初就是由民間團體所推動，發展至今，形成了由媒體專業人士和學校教育聯合開展媒體素養教育的模式。加拿大媒介素養運動的最初也是在媒介素養教育協會(CanadianAssociationforMediaEducation,CAME)的發動下由眾多社會團體自下而上共同推動的，并且在培訓媒介教育的教師和聯合學校開設媒介素養教育課程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此后，像AML（安大略省“媒體素養協會”）和JCP（加拿大耶穌會士交流機構）等社會組織一直致力于推動整個加拿大的青少年媒體素養教育。此外，美國CML（美國媒介素養中心）、MEF（美國媒體教育基金會），澳大利亞的ATOM（澳大利亞媒體教師協會）等知名社會團體都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教育。 （四）制度和法律保障 為了保障媒介素養教育的順利實施，一些國家已形成專門的制度和法律對媒介素養教育進行法定監督。如英國的“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就享有制定媒體素養章程，以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媒介素養權利的法定責任。[9]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佛羅里達州和新墨西哥州都已經制定了較為完備的媒介素養教育立法，以保障媒介素養運動的順利開展。 媒介流行文化就像一個潘多拉魔盒，我們每一個人永遠都不知道下一個從魔盒中跳出來的會是什么。青少年對流行文化極為敏感且又缺乏成熟的判斷能力，而媒介素養，卻能夠成為他們“識讀”、“鑒別”千變萬化的流行文化的有力武器。希望國外的媒介素養教育經驗能為中國的青少年媒體素養培養提供一些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