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青少年體育健康教學體系創建思路，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本文作者：任杰 平杰 舒盛芳 楊燁 代俊 單位：上海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學院
研究方法
按分層抽樣原則抽取上海地區小學三年級、五年級，初中二年級和高中二年級共4個年級的在讀學生。實際發放并回收問卷4972份，調查范圍包括8所小學、12所初中、7所高中，其中，來自中心城區學校的樣本3418份，郊區城鎮學校的1554份。1．2問卷制作1．根據眾多學者認同的學校、家庭和社區三位一體理論假設，通過查閱文獻和專家訪談，從學生對體育教育的手段、內容、條件、效果等的體驗程度制定問卷的最初條目。條目的回答和計分采用里克特5級評分方式，從“非常符合”到“很不符合”依次計5、4、3、2、1分。
5名專家對問卷進行評價和修訂，刪除不合理和意見不一致條目，保留專家均認可的53個條目。3．為了使問卷的文字表述能夠符合小學3年級學生的閱讀能力，由兩位小學語文老師對問卷進行文字上的修改，建立小學3年級學生專用的問卷復本。4．增加4個反向條目作為誠實度檢測，這4個反向條目與問卷中另4個條目一一對應，內容一致，提問方式相反。最后的問卷條目總數為57題。
在回收的問卷中，對超過5題未回答的問卷做廢卷處理。另外，根據誠實度條目的測試，4道反向題與相應正向題的得分相差超過4分的問卷也做廢卷處理，最終獲得有效問卷3055份，有效率61．4％。根據有效問卷總編號的奇偶抽取其中奇數號問卷（1528份）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假設模型的建立，偶數號（1527份）問卷用于驗證模型的適宜度。
首先，采用SPSS15．0軟件進行問卷的KMO系數和Bartlett球形檢驗以考察取樣適當性，然后，對1528份問卷樣本中的53個條目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再采用方差最大化的正交旋轉，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尋找獨立的潛在因子。因素分析時根據以下原則進行條目篩選：1）條目變量的單個因子負荷值必須大于0．5；2）條目變量不能在2個以上因子上都有較高的負荷值；3）每個因子至少包含3個以上條目。根據潛在因子所包含的條目為潛在因子命名。
將探索性因子分析所得的潛在因子作為一階因子，將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區教育三者作為二階因子。根據因子含義建立一階和二階因子間的路徑關系，確立理論結構模型。采用AMOS7．0軟件和另一半的1527份問卷樣本對該理論模型進行適配性檢驗。采用SPSS15．0對樣本因子得分進行因子間和年級間的差異比較，顯著性定在0．01水平。
研究結果
本問卷的KMO系數為0．966，Bartlett球形檢驗的卡方值為33366．98（df＝1225），顯著性為P＜0．001，說明相關矩陣有共同因素存在，該量表適宜進行因素分析。經多次條目篩選和因子旋轉，本研究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獲取31個條目，潛在因子7個，累計貢獻率為60．04％。各條目變量的因子負荷及因子名稱見表2。第1個潛在因子（F1）包含6個條目，主要涉及體育課的內容、形式等，因此，命名為“體育課程”；第2個潛在因子（F2）包含5個條目，條目內容反映社區的體育活動的開展，因此，命名為“社區教育”；第3個潛在因子（F3）包含與家長有關的5個條目，主要體現家長自身的習慣以及陪同和督促，因此，命名為“家長示范”；第4個潛在因子（F4）包含反映體育課堂之外的體育器材、場（館）和教師的重視等6個條目，因此，命名為“學校條件”；第5個潛在因子（F5）有3個條目，反映了家長在體育鍛煉上的經濟投入，因此，命名為“經濟支持”；第6個潛在因子（F6）所包含的3個條目反映教育制度的要求，因此，命名為“教育制度”；第，7個潛在因子（F7）包含的3個條目都是反映學生的體育鍛煉目的，因此，命名為“個體認知”。各因子的貢獻率如表2所示，其中，體育課程和社區教育因子有較高的權重，顯示其在模型中重要性。
采用AMOS軟件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將前述7個因子作為一階因子，學校、家庭和社區教育等3個因子作為2階因子。根據各因子的含義，其中，“體育課程”、“學校條件”、“教育制度”、“個體認知”與學校教育的關聯密切，“家長示范”和“經濟支持”可歸為家庭教育因素，因此，建立理論模式路徑圖如圖1所示。模型的估計方法為極大似然法，樣本數據為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外的另一半樣本數據1527份。結果顯示，模型的擬合度很好。模型參數：RMSEA＝0．045，GFI＝0．93，AGFI＝0．92，NFI＝0．91，CFI＝0．93，IFI＝0．93。標準化路徑參數顯示，2階因子和1階因子間以及2階因子間的關聯度都在0．7以上。這表明，本研究依據學校、家庭和社區三位一體體育健康教育模式的理論假設得到較好的驗證。
根據因子分析的結果，中、小學生體質健康教育共包含7個潛在因子。由于每個因子包含的問題變量數不同，因此，各因子得分用該因子所包含各題得分的平均值來表示。對該7個潛在因子的得分進行單因素重復測試方差分析，Mauchly球形檢驗顯示，P＜0．05，需要進行修正。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進行修正后，因子主效應顯著，F（5．08，15521．25）＝1106．54，P＜0．01；Games－Howell法多重比較顯示，7因子除學校條件和教育制度之間無顯著性差異以外，其余兩兩間均存在顯著差異（P＜0．01），因子得分從大到小順序為：體育課程＞個體認知＞教育制度＞學校條件＞家長示范＞經濟支持＞社區教育。
根據前述有關三位一體青少年健康教育模式，計算出3個二階因子的得分。由于每個二階因子所包含的一階因子數不同，因此，二階因子的得分用其所包含的一階因子得分的平均值來表示（圖3）。采用4（4個年級）×3（3類教育）兩因素方差分析，檢驗不同年級學生所受三方面健康教育程度的差異。Mauchly球形檢驗顯示，P＜0．05，需要進行修正。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進行修正后，教育類型主效應顯著，F（1．93，5900．13）＝1683．09，P＜0．01，表明在健康教育方面，學生對學校教育的認可度高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高于社區教育；年級主效應顯著，F（3，3051）＝120．78，P＜0．01，表明隨著年級升高，學生對健康教育的認可度逐漸下降；兩者的交互作用顯著，F（5．80，5900．13）＝14．58，P＜0．01，說明在不同年級上，學生對三類教育的認可程度的差異程度不同。單純主效應及多重比較顯示，各年級組的學校、社區和家庭教育之間的差異均具有顯著性。從均值的變化程度看，在初2和高2年級，對家庭教育和社區教育的認可度差異較大，小學3年級和5年級學生對家庭教育和社區教育的認可度差異較小。#p#分頁標題#e#
討論
基于上海市中小學生的體育健康教育的現狀調查，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發現存在7個潛在因子，它們依次為體育課程、社區教育、家長示范、學校條件、經濟支持、教育制度和個體認知。這7個方面既有一定的獨立性，又相互補充。在開展以提高青少年體制健康為目標的體育健康教育活動中，應該有針對性地對該7個方面進行評估和加強。這一結果在以往的有關文獻中尚未提及。目前，有關學校、家庭和社區三位一體理論模型是以學生受教育場所為標準進行分類的?？紤]到青少年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主要是學校、家庭和社區，因此提倡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區教育三者的有機結合、相互補充、相互滲透，形成一個整體。本研究結果顯示，健康教育7個因子中的體育課程、學校條件、教育制度和個體認知等4個因子綜合形成學校教育因子，家長示范因子和經濟支持因子合成為家庭教育因子，剩下的1個因子為社區教育因子。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模型與數據的配合度較高，說明因子內各條目變量間的關聯性較高而不同因子間的獨立性較強，同時，有些因子又受到上一級共同因子的影響。結合問卷內容顯示：1）體育課的形式、內容、教師上課態度與學生對體育課的興趣之間有關聯；2）學校的體育器材、場（館）與學校領導、班主任的重視程度也是有關聯的；3）升學考試、技能測試等制度性要求與學生對體育健康的認知之間存在相互獨立性；4）家庭教育中，父母不能將經濟投入與言傳身教（家長示范）混為一談；5）社區教育作為一個獨立因子，不僅僅是因為活動場所上的不同，其教育活動的組織形式、內容和功能均有別于學校和家庭教育。因此，本研究在驗證三位一體教育模式適配性的同時，也實現了對三方面教育的進一步細分，這有利于我們更確切地找到當前阻礙青少年參加體育鍛煉的原因，更好地開展青少年的健康教育及干預。
本研究所構建的3個二階因子中，學校教育因子的累計貢獻率為33．5％，家庭教育因子為16．4％，社區教育因子為10．1％。因此，學校教育是三類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其中的體育課程因子在7個一階因子中貢獻率最高，說明該因子較其他因子對學生體育健康教育的影響最大。從干預的角度，進一步加強體育課程的教育效果是首先需要重視的。問卷中的相關條目（表2）已經提示：作為體育課程的主導者，體育教師的教學能力和工作態度起著關鍵的作用，通過某種培訓機制，提高體育教師的教學能力，鼓勵他們開展多種形式和內容豐富的體育課，提高學生的體育興趣，是促進體育健康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國外的研究也類似結論［20］。基于上海市的調查數據還顯示，學校教育的4個組成因子間的得分存在顯著差異。這表明，雖然同屬學校教育，但學生對其中的4個方面的認可度和所受影響程度不同，其中，體育課程的得分最高，這反映了當前上海地區體育健康教育的現狀，也就是說，學校體育課程依然是對學生進行健康教育，促進學生體質的主要途徑。在“三位一體”的青少年健康教育模式中，學校體育課程居于核心地位。本研究也發現，學生對體育鍛煉促進身體健康的個體認知得分較高，但與當前學生體質下降現象存在矛盾。也就是說，學生明知道鍛煉可以增強體質，但并沒有真正去落實鍛煉行為，在認知和行為之間存在差距。“知、信、行”理論認為，在“知”和“行”之間還需要以“信念”為中介，學生對鍛煉和健康之間還缺乏必要的信念。社會認知理論提到的自我效能感也是其中一種重要的中介。從干預的角度，要讓學生去體驗運動、體驗成功、樹立信心，這是很重要的一步。另外，學生可能對失去健康的危機感不足；在客觀上還存在鍛煉時間、設備、場地上的限制。當前的教育干預不能只停留在說教上，應該突出以人為本，開展多種方式的體育活動，提供各種體育保障設施。“三位一體”的青少年健康教育模式中，首先要切實提高學生對健康鍛煉的個體認知，并在學校、家庭、社區共同創造條件，促進健康認知向鍛煉行為的轉化，形成自覺鍛煉的行為習慣。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家長示范和經濟支持兩個影響因素。其中，家長的示范作用，如自身的鍛煉習慣以及陪同、督促子女參加鍛煉的次數等對子女的影響較大。有些家長忙于工作，沒有時間陪子女鍛煉，他們愿意給予經濟支持，如購買體育用品，讓子女上體育輔導班等，但所實際收到的健康教育效果卻不理想。從干預的角度，要促進青少年健身鍛煉，應該呼吁家長能夠身體力行，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帶動子女多參加體育鍛煉或其他戶外運動，起好表率和榜樣作用。家長的共同參與能使子女體驗到更加強烈的快樂感，能更好激發他們的鍛煉愿望。
基于本研究的調查數據進行不同年級的三位一體模型及組成因子的比較分析：首先，學校、家庭和社區間，學校教育開展得最好，社區教育開展得較差。原因是中小學生大多在學校接受各種教育，對學校教育的理解和認可度較高。學校教育受政策影響大，管理相對容易，便于統一行動。政府的監督和升學制度中的調整都很容易在學校教育中體現。而家庭教育又因人而異，家庭間的差異較大，家長對體育鍛煉的認識以及經濟投入存在較大差異。社區教育方面，一直是學術界比較重視同時又是起步較晚，管理上難度較大一塊。社區的體育工作缺乏專人指導，而且很多學生平時就是學校與家庭間兩點一線，很少去參與社區的活動。課業負擔、場地、伙伴等也是制約中小學生校外體育鍛煉行為和習慣形成的因素［7］。國外學者也發現，社區教育的工作較難開展［17］，同時也提出，社區教育有著與學校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19］。因此，必須加強社區教育。其次，健康教育的年級特征分析顯示出，低年級學生對健康教育的認可度高，隨著年齡增長，學生對學校、家庭和社區教育的認可度降低。青少年處于生長發育的年紀，年齡小容易接受各種教育，年齡大就有更高的獨立性，不容易接受教育。低年級學生容易受學校、家庭或社區環境的影響，因此，應該作為開展健康教育的關鍵時期。老師的教育、家長的指導，社區的親子活動等多種方式容易產生好的效果。到了高中年級，一方面，學生的個性上的可塑性降低，已經養成的習慣不容易改變，對教師、家長的指導會有一定的保留態度；另一方面，升學的壓力增大，學生較多考慮文化課的成績。本研究提示，對于不同年級的學生，開展健康教育的效果不同，應該更早地開展，同時，在教育的策略、內容和方法上應該因對象的年齡而異。#p#分頁標題#e#
結論
上海地區中小學生三位一體健康教育模式的適配性得到驗證。其中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分別由4個和2個一階潛在因子組成。上海地區青少年健康教育中的社區教育落后于學校和家庭教育。不同年齡的學生對健康教育的認可度不同，低年級學生較高年級容易接受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