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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的精神
關于大學的產生,由古及今,說法不一。一般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學產生于中世紀歐洲社會社團化的過程中,其標志是由司法人員組成的學社的出現和作為知識分子的大學教師團體的形成。用雅可•勒可夫的話說,大學就是由精神的手工業者自發組織起來的一個社團。中世紀大學在歐洲的普及和擴大化促進了歐洲近代文明的發展、創新,同時也奠定了近現代大學的根基,并為其今后的發展鋪平了道路。1852年,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的紅衣主教約翰•亨利•紐曼在其所著的《大學的理念》中,表明了那個時代關于大學的經典認識:大學乃是“一切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理、探索和發現、實驗和思索的高級保護力量;它描繪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對任何一邊既不侵犯也不屈服。”[1]我國已故教育家孟憲承先生認為:“大學是最高的學府,這不僅僅因為在教育的制度上,它達到了最高的一個階段;尤其因為在人類運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這探求所獲來謀文化和社會的向上發展上,它代表了人們最高的努力。”[2]德國學者赫爾曼•勒爾斯認為:經典的大學理念(這里指的是1810年威廉•洪堡創建柏林大學時所明確提出的“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教授治校”、“教學與科研統一”的辦學思想和教學原則),至今仍是持不同學術立場的學者所能接受和理解的一個理想、完美的理念。大學獨立自治、學術自由、教學與科研相結合以及支持它們的通才教育,這一切都是經典的大學理念發展的組成部分,為了有可能用理念論的哲學觀點制定內部紀律和培養學術界的精英,必須將上述幾個組成部分結合為一體。威廉•洪堡后來對大學理念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說明,他說:“大學的真正成績應該在于它使學生可能或者說它使學生至少在他一生中有一段時間完全獻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學,從而也就是獻身于他個人道德與思想上的完善。”這就是說,大學在凸現其確定性和精神氣質的同時必須致力于學生道德的完善與思想的鑄造。事實上,認識一所大學,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把握,一是凸現大學特性和精神氣質的大學理念;二是決策、運作大學動態發展和持續創新的大學最高行政長官(即大學校長)。大學理念是一個精神、意識層面的而且凸現合理性的,超然于現實指向于未來,應然與實然相對應的上位性、綜合性概念。具體地說,大學理念就是大學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基于知識權威和人文信仰的價值和規范體系,以及體現這種價值和規范體系的大學固守其傳統、不隨波逐流、引領社會文明不斷進步的獨特精神和信仰及知識體系的綜合。
作為運作大學動態發展和持續創新的大學最高行政長官———大學校長,他的一切教育主張和行為都會對大學理念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國內外一些在全球享有盛譽的大學往往都與該校的校長有密切的關系。張楚廷教授認為:“大學理念首先是校長的理念,是附著于大學主流文化的理念。”[3]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上,曾經執掌北京大學的蔡元培先生應該是大學理念的真正的倡導者和踐行者之一。誠如美國教育家杜威所言:“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到第二個。”[4]蔡元培先生作為教育總長時親自制定的《大學令》(1912年),是我國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早期文本,這一法令確立了大學“教授高深學問”的宗旨,大學以“文理兩科為主”的綜合性及“教授治校”的“大學自治”制度。蔡先生到北京大學后(1917年)領導的北京大學改革開創了我國近代大學改革之先河,奠定了大學“兼容并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確立了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基本準則和文化內涵。在某種意義上說,蔡元培及其之后一段時間的北京大學在大學“精神”上實現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蔡元培先生在經歷了“威廉•洪堡精神”與“康德哲學”的熏陶、洗禮之后,立足于“科學•理性•實業”救國的信仰,試圖把北大辦成“最高文化中心”和“知識•文化•信仰•思想”的集散地。當前,國內部分高校在爭創世界高水平大學及一流大學的過程中,應該能從蔡先生那里得到啟發。正如張楚廷教授所言:“我們看到,蔡元培先生的理念融入了北大的主流文化。蔡元培先生雖然早已離去,歷史的沖刷也有半個多世紀,然而蔡元培的理念卻頑強地飄揚在北大上空,有被稀釋的時候,有被隆重的時候,卻總是鮮艷的。”大學校長作為大學管理組織的代表,其教育思想是整個學校教育思想和管理風格的反映。大學校長應該是學校的總設計師和引路人,人們往往通過校長的表現去認識一所大學的原因就在于此。
二、大學教育的價值追求
隨著大學自身的歷史演變和大學在社會發展歷程中角色的不斷轉換,作為大學基本運行方式和實踐活動的大學教育也是與時俱進、不斷發展變化的,而且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一般來說,大學教育就是根據一定的社會現實和受教育者發展的特殊需要,在大學這樣的專門教育機構中實施中學后層次的由教師和大學生共同參與的、雙邊互動的專業化教育實踐活動。它的實踐和目標設計共同指向人類和社會的全面發展與可持續發展。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教授在題為“對大學教育的一些看法”的演講中指出,社會多元化以后,大學教育也需要多元化,大學的經營和管理更要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未來的大學教育必須進行雙向選擇、主動交涉而不是被動適應。他還指出,大學教育的框架一定要有彈性機制,課程設計要注重前瞻性,大學教育的重點是要使學生養成時時學習新事物、新知識的習慣,只有養成這種“學會學習”的習慣,才能終身受益。南開大學原校長母國光院士結合自己十幾年來從事大學管理的實踐經驗從五個方面闡述了其對大學教育的領悟:“第一,現代大學教育的地位、作用與功能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大學正從幕后走向前臺,成為經濟舞臺上的主角。第二,大學教育面臨著普及與提高的雙重任務,只有調動各種社會力量辦學,才能滿足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需求。第三,大學是為大學生辦的,應為大學生的成長提供必要的氛圍,應給大學生更大的選擇自由。第四,大學要強化改革意識,以適應教育現代化的要求。第五,大學應當是綜合性的,學校建設的核心是搞好學科建設,使學科結構適應社會結構。”[5]在我們看來,大學教育在人類社會存在的任何時候都具有教育性?；谶@種教育性和現實的社會實踐而努力創造適合現代大學生個性自由發展,適合他們自覺追求真、善、美的成長氛圍,促成現代大學生思想、道德和人格上的完善是大學教育最基本的社會屬性和價值追求。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洛韋爾先生曾在20世紀30年代初對大學的存在有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評價:“大學的存在時間超過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傳統、法律的變革和科學思想……在人類的種種創造中,沒有任何東西比大學更經受得住漫長的吞沒一切的時間歷程的考驗。”他還說:“大學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們滿足了人們的永恒需要。”[6]人類與社會的永恒需要為大學的永恒存在奠定了基礎,大學的存在與可持續發展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始終都保障了人類和社會的全面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因此,在人們的心目中,大學教育已成為社會全體成員個性意識的自覺覺醒,精神追求與享受的理想家園,始終是人類文明與社會發展的綜合性標志,代表著人類對真、善、美的理想追求以及以此為基礎謀求文化與社會向上發展的最高努力。#p#分頁標題#e#
不同時代,經濟、社會的發展會向大學及大學教育所要培養的人才提出不同的要求。人類當下正在經歷的社會,全球化的趨勢日趨明顯,社會變革的步伐明顯加快。知識經濟和市場經濟成為共同主導社會發展及變革的重要因素,知識經濟的本質是知識創新,市場經濟的特點是市場實踐,它們要求大學能夠培養具備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通識人才。因此,大學教育應在全面、充分遵循大學生的發展規律和心智發展特點,尊重學生專業發展和個性發展需求的前提下,去教會學生做人和做事。力爭使學生成為:第一,能夠適應當代社會生活的人。第二,能夠進行各種職業選擇和行業轉換的人。第三,能夠改造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人。第四,能夠保障、促進現實人類和社會全面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人。長期以來,中國的大學教育始終堅守著整體發展和共性制約的發展之路,追求著“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大學之道。為著追求這種最高、最完美的“至善”境界,大學教育強調人的一生應當不斷地“居敬持志”、“修己善群”,涵養“充天塞地”的浩然之氣,陶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人文精神,從而培養和造就一種既知書達理又經世致用、理論與實踐較好結合起來的和諧的通識“人才”。然而,中國現存的大學,大多數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雖然持守著“崇尚學術、追求真理”的大學教育理念,但是依然受國家宏觀指令性計劃的管理和調控,缺乏足夠的生機和活力。美國著名華裔教育家劉全生教授認為:“當今的中國大學最需要的是‘三創’,即創意、創造、創業。創意是要有新觀念、新設計;創造是指動手能力,有新發明、新技術;創業是指開創事業。要是前兩項比較弱,創業就幾乎不可能。中國的大學生忙著就業的多,想著創業的少。美國在這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鑒的東西。”他進一步指出“美國大學對學術的尊重勝過對權力的尊重,不做校長就可以做普通教授,后者的科研成果往往比前者要多。”[7]他還舉例說明大學校長雖有很大的領導權力,但從觀念上來看,他和其他行政人員甚至后勤人員一樣,只是為教授和學生服務的。當然,和世界知名大學相比,目前中國大學的問題和處境是十分特殊的,當然影響也是巨大的。盡管當下我國提出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但大學中存在的行政至上、經濟驅動、重科研輕教學等弊病依然沒有得到徹底根除,大學其實更像是一個政府部門或者是一個政府機構的“分支”,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學術組織,缺乏真正獨立自主的辦學意識,也缺乏徹底的知識教化、人格陶冶和生命潤澤的優良傳統,這就從客觀上弱化了大學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本質特征和促使學生成人成才的大學教育的價值追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知識經濟的雙重驅動下,大學及大學教育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是其發展步伐和改革速度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和要求。而且這些弊端與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與追求有漸行漸遠的危險和趨勢。
三、大學教育在變革社會中應肩負的社會道義
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中指出:“大學對整個社會發展所負的責任,在發展中國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為突出,在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究工作為國家的發展計劃、政策制定和中高級人才培養打下了重要的基礎。”[8]世界銀行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集13個國家的專家組成的高等教育與社會特別工作組(TheTaskonHigherEducationandSocie-ty)所做的《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危機與出路》的報告中認為:“統計分析、個案研究和一般性觀察都表明了高等教育對發展的重要作用。第一,收入的增長。高等教育越來越成為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對于增長的貢獻就意味著提高社會各個階層人們的生活水平。第二,睿智的領導者。高等教育可以給領導者以信心、靈活性、寬廣的知識基礎和技能技巧,有效地處理21世紀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的能力。第三,擴大選擇機會。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擴大人們選擇的機會……高等教育系統給人們提供了接受高質量教育的機會,是發展的重要成就之一,它還加速了社會流動,幫助高稟賦者實現其發展潛力。第四,不斷增長的相關技能。高等教育對于培訓科學家、工程師和其他各類專業人才發明、應用和操作現代技術是絕對必要的。”[9]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的主體首先必須積極地去履行其社會責任,然后承擔必須承擔的社會道義。大學根據社會的發展和需要,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他們從事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利用自己的知識優勢為社會提供服務,這些都是現代大學應盡的社會責任,是不成文的、抽象的。大學更多地作為一種獨立的精神與靈魂而存在,表現為對人類終極價值的關懷,對高品位文化的蓄養,對科學與真理的探究,對理想主義的追求。大學是培養、教化“人”的大學,“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就是人的實踐性,這種實踐性規定了他的應然和實然狀態的雙重性,人的發展就是人的應然與實然的矛盾運動過程。人不滿足于其實然的存在狀態,而要創造出一種‘應然’的存在,這種‘應然’其實也是理想中的‘實然’,當這種‘應然’一旦被實現,它又不能受特定時間、地點、條件的限制,成為一種‘實然’,人又將進行其新的應然性創造。”[10]既然人的發展是基于實踐性基礎上的“應然”與“實然”的矛盾運動過程,那么培養、教化人,旨在促進人的發展的大學教育也應如此,即在教育性和實踐性基礎上,完成本身職責的同時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道義。這樣,大學教育的發展過程也是“應然”與“實然”的矛盾運動過程。
一所真正的大學,它在現時代的社會道義應該不僅僅是履行它的社會責任,它應當遠見卓識地承擔起它應該承擔的社會職責。隨著近代科學主義和知識經濟的興起,民主、平等、公平的觀念深入人心,大學的社會角色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社會和職業界對大學教育的要求和期望值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要求大學培養具有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的專業化、“通識”型人才,大學的大眾化與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了現代化過程中社會變遷與制度安排的需要,在全球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強調大學的社會道義有利于高等教育品味與質量的全面提升,有利于大學精神與理想持續地發揚光大。的確,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將使大學的獨立精神與自主權受到挑戰,但兩者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事實上,導致大學社會責任感減弱和社會道義淪落的并不是高等教育大眾化與世俗化,而是來自于深層的體制原因。因而,大學可以利用高等教育大眾化這一大好時機,弘揚或重新培育原有的社會責任感。問題的關鍵是作為教育主體的大學與大學的知識分子要在喧鬧與浮躁、欲望與權利中保持一份超脫的態度與批判的精神,保持一種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個人的真實性。因為這是一所大學保持旺盛學術生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一所大學如果缺乏社會道義和社會責任感,那么它就像一座沒有神壇的廟宇一樣形同虛設,它的品味和質量將難以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它的理想與精神將難以持續地發揚光大。#p#分頁標題#e#
因此,當社會和人類對于大學的存在形式及其所肩負的社會道義發出一種嚴肅的挑戰時,一向標榜“學術自由”、“學校自治”、“辦學自主”的大學決不能因世俗化成見與急功近利的心態而輕言放棄或者無動于衷,它應“鐵肩擔道義,一心育桃李”。也就是在弘揚大學精神與理想,提升大學品味與質量,創造和追求真、善、美的同時,對現實的社會和人類做出價值判斷與道德評價,在保障現實的社會和人類全面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保持大學的“求真、致善、創美”的價值追求。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大學及大學教育真正的內涵與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