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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曉燕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中國經濟的轉軌激發社會的轉型與治理的變遷。在城市發展中，從以生產為中心到以生活為中心，從單純注重“物”的增長到注重“人”的需求的滿足與全面發展，生活回歸本位使得生活方式引起愈來愈多的關注。生活方式的變遷與公共治理存在復雜的連結關系，市民生活方式的變遷為城市公共治理達至善治提供了客觀條件也提出了現實要求，是城市公共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動因。近年來，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共建共享生活品質之城的進程中，杭州市民生活品質穩居全國前列，市民生活方式呈現出多層面的變遷形態。同時，杭州公共治理創新不斷、成就凸顯、廣受褒獎，是省會城市中“公共治理水平最佳城市”①。但總體而言，杭州城市治理仍處于由管理向治理變遷的探索過程中，要實現善治目標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辨明市民生活方式變遷與城市公共治理的復雜連結關系，把握杭州市民生活方式變遷的特征與趨勢，認清城市公共治理的發展趨勢與未來走向，為杭州公共治理向善治邁進提出可行性對策，是順應城市生活與發展和諧共融趨勢、公共治理變遷趨勢，推動城市公共治理邁上新臺階、提升新水平的現實需要，是推動杭州實現新一輪跨越式發展的重要環節。
一、生活方式變遷與公共治理連結的理論邏輯
“生活方式”原屬日常用語，19世紀中葉開始作為科學概念出現在學術著作中，而后由附屬性的邊緣概念發展為具有獨立意義的概念，并成為社會學的一個重要范疇。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生活方式”的概念。“人們用以生產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方式……不僅應當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來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他們一定的生活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也就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①在這里，生活方式作為為生產方式概念解釋的需要而存在，表明生產方式對于生活方式的決定性作用。生活方式受到勞動工具（“怎樣生產”）和勞動對象（“生產什么”）等客觀條件的制約。生產力發展水平對生活方式變革起決定性作用。“近年來，任何一種機械發明都不像珍妮紡紗機和精梳紡紗機的創造，在生產方式上，并且歸根到底，在工人的生活方式上，引起那樣大的改變。”“這里，正確表達了實際的聯系。‘機械發明’，它引起‘生產方式上的改變’，并且由此引起生產關系上的改變，因而引起社會關系上的改變，‘并且歸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變。”②生產力的發展，以生產工具的革新為標志，引起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改變，再是社會關系的改變，最后是生活方式的改變。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進而決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映生產方式。這是唯物史觀對生活方式理解的基本邏輯。
人類社會向前發展，人的主體性、人自身的價值凸顯，生活方式的地位日益上升。馬克思將人類社會劃分為相繼演進的“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和未來以“個人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為基礎的三大社會形態③，是以人的主體生存狀態及自由度為劃分標準的。生活方式是人的主體生存狀態的外在表現形式，相應地，生活方式的變遷經歷“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環節，表現為自然經濟時代以生產方式“吞沒”生活方式的形態、工業經濟時代生活方式成為獨立領域的形態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生活方式涵蓋生產方式的形態。在依然以工業經濟為主導的現時代，生活活動日益從生產活動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領域，但仍局限在相對狹小的生活空間里，表現為對人的需要實現形式的局限性。反映在學術領域，是既往的社會理論未能給予生活方式應有的地位與關注。生活方式作為描述性、附屬性的狹隘概念的理論地位越來越難以適應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進步。生活方式必須完成自我理論建構，回歸本源意義，彰顯目的性價值。從價值角度考察生活方式，強調生活方式的主體影響因素，如需求、愛好、意向等，就是貫徹馬克思對事物“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從主觀方面去理解”，而非傳統的“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④的實踐原則。需求是生活方式變遷的主觀因素，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其重要性日增。
需求對生活方式的影響，通過生產方式這一中介進行，呈現出“需求—生產—生活”的互動關系，即需求提升、引導生產，生產制約需求，需求通過影響生產間接影響生活方式。社會物質生產越發達，人們滿足享受、發展層面需要的欲望越強烈，社會的、交往的、精神層面的需要越多。易言之，隨著生產的發展，人類社會從“生產型社會”向“生活型社會”轉型，社會發展的“屬人性”、“屬生活性”越突出，生活質量、人自身的發展問題日益成為社會需主要解決的問題。作為日益自立于生產活動的領域，生活活動有著自身獨特的內容、結構和發展規律。生活方式擁有自身所屬的獨特范疇和概念層次。作為主體范疇，生活方式反映人們憑借一定的生產方式和全部社會條件，進行滿足自身需求的生活活動的形式；既可以指稱某個階級，也可指稱某個家庭、某個人的生活活動形式，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生活方式的外延至今未有清晰的界定。但各種類型的界定無非從生活方式的主體與環境及兩者間的磨合模式三方面入手，至少涵蓋三大要素：生活活動條件（包括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設施建設、文化傳統和特點等社會條件）；生活活動主體（具有一定文化取向和價值觀念的人）；生活活動形式（生活活動條件和生活活動主體相互作用所外顯出的一定行為模式）。①“城市治理”（urbangovernance）或曰“城市公共治理”，是指城市范圍內政府、私營部門、非營利組織作為三種主要的組織形態組成相互依賴的多主體治理網絡，在平等的基礎上按照參與、溝通、協商、合作的治理機制，在解決城市公共問題、提供城市公共服務、增進城市公共利益的過程中相互合作的利益整合過程②。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新公共管理理論不斷滲入城市管理實際過程，運用善治理論改變現行管理模式，實現城市善治，成為發達國家城市治理轉型的基本趨勢。“善治”（goodgovernance）即“良好的治理”，包含治理理念的合理內核，更強調多元的治理主體、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不斷革新的治理工具、民主化的治理方式等，由此實現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有效等善治要素③的滿足。提升公共治理水平，最終實現善治也是我國城市治理的基本目標。生活方式變遷與政治發展、公共治理存在三重遞進的邏輯關系。其一，生活方式間接影響上層建筑。#p#分頁標題#e#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表述④，可以概括為“兩個序列”。一是“生產力—生產關系—政治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形式”，二是“生產方式—社會生活過程—政治生活過程—精神生活過程”。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個序列，都不可能完成對生活方式作用機制的正確理解。若將生活方式確立為介于政治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形式之間的亞范疇，則它既與生產關系發生制約與反作用，又制約與影響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式。其二，生活方式對政治發展具有本質規定性。政治是生活的場域和實現形式之一，政治活動圍繞生活展開，政治主體、政治空間、政治活動形態隨著生活主體需要的擴大而變化，隨著生活方式各要素的變遷而發展。從根本上說，是生活方式主體需要結構的變動、需要層次的提升激發了政治要素的變遷與政治的發展。生活方式的變遷呈現緩慢、漸變的形態，其變遷的速度最終影響社會整體發展包括政治發展的順利進行。其三，生活方式變遷激發公共治理走向善治。生活方式問題地位的凸顯，體現出社會發展日益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本的趨勢，要求城市由管理走向善治，逐步實現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具體而言，生活活動主體的變遷推動公共治理主體結構的多元化，生活活動條件的變遷為公共治理營造廣闊的公共政治空間，生活活動形式的變遷激發公共治理方式的革新。
二、生活方式變遷激發城市公共治理走向善治
杭州作為民營經濟發達、市民生活品質穩居前列的省會城市，改革開放以來數百萬市民的生活方式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遷，為城市治理的創新發展準備了條件、提出了要求并賦予了動力，走向善治已成為大勢所趨。
（一）生活活動主體的變遷推動公共治理主體從一元走向多元
從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最終達至善治，核心是治理主體的變化，由政府主導轉向政府與民間組織、社會組織、公民組織的協同合作。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杭州生活活動主體從以集體為中心向以公民和公民社會組織為中心轉變，公民社會和民間組織的迅速成長壯大正是治理變遷的主體因素。民營經濟是杭州經濟發展的特色和優勢，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公民社會組織迅速成長，傳統“強國家弱社會”的狀況得到有效改變。社會組織在杭州不僅起步早、數量多，而且發展速度快，覆蓋面由初期的以社會慈善、扶貧救助為主拓展到農業、工業、服務業、科教文衛等各個領域，初步形成了門類齊全的社會組織體系，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在接觸外來思潮頻率較高、影響較深的杭城居民中，相當數量嚴格意義上的“公民”正在誕生。他們不僅主體意識彰顯，且擁有較強的法治與責任意識，以及參與政治生活的意愿與能力。公民、公民社會組織的成長壯大，取代集體成為生活活動主體的中心，推動公共治理主體多元化。
（二）生活活動條件的變遷為公共治理營造廣闊公共政治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的制約力量減弱，社會各層面力量增長，市民生活活動內容豐富多樣、生活活動方式選擇的自主性增強。城市本身就是公共事務高度密集的空間場所⑤，隨著市民生活空間日益擴展形成市場化、社會化、大眾化的“公共生活領域”，這種城市公共空間不僅起到地理空間的承載作用，更是“政治的”空間。伴隨公共空間集中的是一定程度的分化、個體差異的彰顯及新型社會關系的產生。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使傳統家庭的諸多功能為社會所取代，社區日益成為市民網絡化活動空間的核心。杭城社區通過打造一個個優質公共服務產品，不僅便利了市民生活，更建立了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民良性互動的新型社會關系。目前在杭州，據統計在全市實際換屆的576個社區居委會中，有507個實行了直選，比例達到88．02％；15個社區居委會直選時采取電子投票，有效防止了賄選；首次借鑒國際選舉慣例，引入與國際接軌的選舉觀察員制度，對選舉全程進行民主監督。杭州社區居委會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自治實踐走在了全國前列。自治已經成為杭州市民的政治生活方式。
（三）生活活動形式的變遷激發公共治理方式革新
生活活動形式是人們一定的生活活動的行為模式，包括勞動生活形式、消費生活形式、社會交往形式、閑暇生活形式、家庭生活形式等，當前正呈現出復雜的變遷形態：市民的工作內容、形式、時間和強度實現了全方位的改變。市民的消費觀念呈現出“生活消費被遮蔽—超前消費—消費主義—消費生活審美化”的變動態勢；消費結構不斷升級，生存型消費比例下降，享受型、發展型消費比例上升。市民社會交往空間擴展，地域對于交往的制約程度減弱，市民通過QQ、POPO、MSN等網絡聊天工具及網絡論壇、博客、拍客等形式得以隨時隨地進行溝通；社會交往頻率增加、速度加快、深度遞減，人際交往隨意性增大、感情色彩淡化、功利色彩增強；業緣交往取代血緣交往成為最重要的交往關系。閑暇生活成為市民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閑暇消費需求逐步擴大，休閑內容和方式發生改變。家庭生活趨向現代化、多樣化、民主化，更加注重家庭責任的承擔與個性滿足的平衡；家庭結構從單一走向多樣；家庭傳統功能萎縮；家庭軸心存在變數。市民生活活動形式的變化驅使城市治理方式實現多重轉向：從單純自上而下權力運作的組織結構轉向上下互動、協同合作，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志愿部門共同參與；從命令、指揮、控制轉向領導、推動、合作；從靜態的制度運作轉向動態的應變過程，以動態、快節奏、創新應變的治理風格取代傳統相對靜態、固定式、程序化的管理形式。
三、杭州公共治理走向善治的基本路徑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面對不斷分化的社會結構、錯綜復雜的利益糾葛，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有效開展成為城市政府面臨的嚴峻問題。近年來，杭州公共治理層面的創新實踐成效顯著：初步構建了服務型政府的基本框架，營造了較為務實高效的治理環境；積極培育社會復合主體，構建了各群體、各層次間具有較強互動關系的治理主體結構；“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機制在一系列公共事業和民生工程中得到實踐，并運用于各個政府層級和各級政府職能部門，一整套民主民生互促發展的制度機制初步定型；大力實施開放式決策，提高了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然而，杭州公共治理水平仍與善治目標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一些重要環節的不足與缺陷，將影響創新實踐的可持續性，甚至阻礙公共治理的善治變革。一是公共治理主體結構尚未定型。政府觀念和行為模式尚未發生根本轉變，人治狀況依然嚴重，服務型政府建設參差不齊。公民社會組織發展不均衡、影響力不足，民辦非企業單位甚至面臨生存困境。二是社會復合主體進一步發展遭遇難題。社會復合主體呈現出顯著的“政府主導”特征，各成員間的細微關系的處理、政府在發揮引導作用的同時不越位成為難點問題。三是公共治理工具有待更新。公共產品與服務依然不能滿足公眾日益復雜多樣的需求，須借助企業、非政府組織提供更為優質和均等化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四是公共治理民主化水平有待提升。“以民主促民生”機制尚處于發展起步階段，涉及面有限；推動力存在持續性問題；媒體的深度分析與理性引導的意識與能力不足；公眾的理性參政能力不強，等等。鑒于杭州公共治理存在的上述問題，善治目標的實現需從如下幾方面著手，全面提升治理的層次與水平。#p#分頁標題#e#
（一）建立多元治理主體結構
善治要求城市治理結構是一個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的治理結構。政府依然是治理的重要主體但非唯一主體，政府治理的局限需要非政府組織來彌補。如今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逐步獨立地進行原先由政府機構開展的部分治理活動，成為城市治理的重要主體。但其本身也存在局限性。關鍵在于，建立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與合作關系，結成穩固有效的治理結構。第一，革新理念、完善制度，全方位打造服務型政府。在政府各部門牢固樹立“有限政府”觀、“民本位”的權力服務觀、平等公正服務觀。不斷鞏固改革成果，時刻監控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進程。進一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在優化審批流程、提高審批效率、提高民眾滿意度上做文章。完善和豐富“開放式決策”的內涵，提高市民的參與度，提升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第二，扶持為重、逐步規范，著力培育公民社會組織。政府應著眼于“扶持為重、逐步規范”的培育和管理思路，提升社會組織自身能力；加強宣傳推廣與調查研究、出臺具體政策扶持社會組織的發展；營造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加強監督、規范運作。①第三，放權于民、讓權于民，培育公民精神。政府放權于民、讓權于民，讓私域回歸公民，并逐步從一些公領域撤出，支持和引導公民社會發展成熟。將公民教育落實到公民日常生活中，通過各種平臺支持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討論與決策，提升公民素質，培育公民精神。
（二）健全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國城市治理模式經歷了管制模式、經營模式和治理模式三個發展階段，治理變遷路徑明顯受到社會結構轉型和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影響，且與西方出現多中心治理的同一趨勢。多中心治理是城市政府與企業、非營利組織以及公民相互合作來促進城市發展的過程，它一方面要求政府轉變職能，另一方面強調城市利益相關者的廣泛參與，以合力來促進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競爭力的提高。依多中心治理的理論與模式來看，杭州“社會復合主體”就不僅僅是一種新的組織形式，更是一種順應全球城市治理發展趨勢的新型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實踐探索。社會復合主體鮮明地體現出多中心治理的特征，即城市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當然代表，在社會復合主體的運作中仍然起著“掌舵”的核心作用，為多主體的合作機制提供支持、規范、服務和導引。但社會復合主體的杭州探索需在更長久的時間里經受實踐檢驗。健全完善社會復合主體，迫切需要在如下方面努力：一是進一步完善社會復合主體內在關系的管理技術和微觀措施，關鍵是如何界定各主體參與治理的邊界；二是在提高合作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淡化政府行政干預色彩，落實好政府與企業、非營利組織、公民等主體間的平等關系；三是政府作為社會復合主體的推動者，需進一步增強自身推動力。政府要健全各主體的利益表達、利益協商、利益分享和利益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建設，提高各主體參與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及能力水平。
（三）革新公共治理工具
城市治理工具是指參與治理的各主體為了實現治理目標而采取的行動策略或方式。隨著社會不斷復雜化，城市政府在運作組織性工具、規制性工具與經濟性工具對城市進行管理的過程中產生了諸多問題，使得城市治理工具亟需革新。一是革新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模式，實現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多元化供給。杭州應努力改變傳統的直接生產經營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單一模式，政府集中精力做好決策、監督、協調和指導等工作，將公共產品生產的具體職能讓渡給企業和半行政性的機構，實現政府和其他類型機構對公共產品供給的合作共治。同時，健全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機制。對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治理機制進行有效監督，嚴格政府對購買社會組織服務資金的管理，確保?？顚Ｓ?；加強對購買行為的社會公開，讓購買行為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監督。二是運用現代電子和信息技術創新公共治理工具。需總結市政務信息資源共享即業務協同試點工作的經驗教訓，以點帶面，有序推進電子政務建設。大力建設城市公共服務系統和城市治理咨詢系統。充分運用現代電子信息技術，推廣運用GIS技術，推動治理信息網絡化，不斷提高治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科學評價治理績效。
（四）完善民主治理機制
“以民主促民生”機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畢竟處于探索階段，仍有相當大的完善空間：一是拓展運用范圍。構建民情評估機制，整合政府、民間智庫、新聞媒體和專業調查機構的力量對民情民意進行評估，建立社情民意信息庫。完善信息公開機制，利用媒體實現主動溝通，第一時間把握熱點難點問題、普遍性的問題，并通過設置公共議題拓展對象范圍。二是提高公民參與意愿與能力。建立公民參與激勵機制并將之納入公共治理全過程，通過法律法規等制度化的顯性的激勵方式，以及社會獎勵、輿論褒獎等隱形激勵方式，促進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三是加強媒體的引導作用。通過定期不定期有計劃的培訓和實踐過程提高媒體從業人員的政治素養與業務素質；加強媒體對民眾參政素養、民主理念、民主操作程序的宣傳教育，提高思想整合力和輿論引導力；引導媒體做好黨政機關與市民之間、社會群體之間的溝通工作，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四是提升規范化、制度化水平。建立綜合協調機制，進一步發揮黨政機關的領導作用，避免出現虎頭蛇尾、難以持續的情況；建立由領導小組牽頭，相關黨政部門、新聞媒體、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組成的聯系會議制度；建立監督保障機制，將“以民主促民生”工作實施情況納入政府部門考評內容，以此推動該項工作的長期有序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