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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環境保護的雙重動力 中國環境保護工作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初，幾乎與世界范圍內大規模的環境保護運動保持同步。但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是在經歷了數百年的現代化歷程之后，在經濟比較發達、社會財富充裕、后物質主義觀念開始流行的背景下發生與推進的。與之不同，我國的環境保護從一開始就受著國內公眾環境訴求與國外環境壓力兩股力量的推動。 (一)環境保護的內在動力:國內公眾的環境訴求 長期以來，我國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能源等要素，實行出口導向型的外貿策略，使得高能耗、高污染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在我國的出口貿易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形成以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為代價的傳統型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有著“重國際市場、輕國內需求;重低成本優勢、輕自主創新能力;重物質投入、輕資源環境;重財富增長、輕社會共享”等弊端，難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結構的優化與發展的可持續，以及社會成果的共享。在改革不斷深化與擴展的情勢下，傳統型發展模式的弊端凸顯，給我國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帶來嚴峻的挑戰。而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人更加關注生活質量與生命健康，更加重視維護自身的環境權益，在自身環境權益遭受侵害時，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實際的行動表達不滿，并尋求環境狀況的改善。這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體現就是我國環境糾紛的數量呈現迅速增長的態勢。據我國歷年全國環境統計公報相關數據表明，雖然近年來我國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次數有所下降，但環保部門收到的群眾來信數量和接待的群眾上訪數量都呈現增加的趨勢，其中環境信訪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遞增。可見，國內公眾追求生活質量、維護環境權益的需求構成了我國環境保護的內在動力。 (二)環境保護的外在推力:國際環境壓力 由于社會經濟日益全球化，我國環境問題亦是國際環境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國際社會的環?；顒訉χ袊h境事業主要發揮了兩方面的功能:一是信息傳播，即促進對于環境問題的認知與了解;二是行為示范，即促進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如1972年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使中國了解了世界環境狀況和環境問題對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隨后我國于1973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標志著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開端。而在氣候變暖等全球環境問題日漸加劇的情況下，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壓力愈來愈大。如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成了中美兩國的角斗場，從如何分攤削減溫室氣體負擔到是否美國欠發展中國家“氣候債”等關鍵問題上，兩國針鋒相對、激烈對峙。美國認為，未來20年內的碳排放增長幾乎都來自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沒有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和承諾，不可能有解決方案，并有意地分化發展中國家來制衡中國。而我國堅持認為，氣候問題是美國等發達國家近兩百年工業化過程中不加節制排放造成的結果，其對此負有責任。發達國家減排是應當履行的國際義務，而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國家”只能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采取的是自主減排措施。在大會期間，總理發表講話稱，中國始終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重要戰略任務，中國決定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該減排目標將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保證承諾的執行受到法律和輿論的監督。①可見，國際性的環境保護運動、國際機構和組織，特別是聯合國的環保活動以及政府間的環境外交，不僅有利地促進我國政府和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同時也促使我國關注并采取切實措施應對全球背景下的中國環境問題。實際上，國際環境壓力構成了我國環境保護的外在推力。 二、我國社會管理的新趨向 在國內公眾環境訴求與國外環境壓力的雙重動力下，我國政府逐漸奉行經濟與環境雙贏的政策選擇，著重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民生改善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從中亦透視出我國社會管理的若干新趨向。 (一)逐漸確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重”的發展方向 各級政府逐漸認識到，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是堅持保護環境，促進發展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首要工作。環境狀況的持續惡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失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充分考慮到經濟系統對環境保護的影響以及環境系統對經濟發展的反向制約。實際上，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必須堅決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把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看成是密切相關的統一體，反對將二者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的觀點;要堅持在保護環境中尋求發展，樹立保護環境就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信念;要把加強環境保護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手段，并視之為推動經濟持續健康、快速協調發展的重要基礎;而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建立合理的產業結構與高效的能源結構，有助于減少環境污染的發生以及降低環境問題的危害，同時能更好為環境保護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正確地認識和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已成為指導新時期環境保護工作的指南。我國已確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重”的發展方向，選擇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之路。當然，堅持“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重”的發展方向，需要將環境保護真正融入到經濟社會的發展當中去，通過環境保護促進發展，通過發展實現環境保護。首先是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推廣綠色GDP和低碳發展的觀念，加大領導干部的環保政績考核力度。其次是徹底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一方面是要大力推動技術創新，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降低能源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是要把環保產業看作是產業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力扶持環保產業，提高環保產業效益，促進資源回收利用、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從而增強產業結構的閉合性，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再次是要嚴格市場準入制度，進一步規范產品的環保標準，遏制非環保產品進入市場，從而遏制非環保產品的生產和消費，促進環境保護。此外，要加強消費者教育，引導消費者的綠色消費偏好，改變市場刺激，從而利用市場經濟自身的規律引導環境友好型和環境保護型的經濟增長。#p#分頁標題#e# (二)政府逐漸以客觀態度和環境公正視角看待環境問題 長期以來，出于增強政府財政能力和凸顯官員政績的考慮，地方政府有著直接卷入經濟活動的強烈沖動，特別是在政績考核指標導向尚未完全改變的情況下，部分官員有著追求單純GDP增長的傾向，而大量的資源消耗與眾多的環境破壞與污染則被忽視，甚至被視為經濟“增長的合理代價”。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深入貫徹落實以及和諧社會建設的大力推進，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我國日益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質量的改善。同時，我國已進入不協調因素的活躍期和社會矛盾的多發期，處在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社會沖突最易激化的加速社會轉型期。各級政府亦逐漸認識到:如果在實際工作中簡單地否認或壓制沖突，只能使沖突潛入表層之下，在那里醞釀和積累，最終演化為大范圍、高烈度的社會沖突，故應客觀地對待各種矛盾與沖突。盡管從長遠和整體的角度看，環境狀況的持續惡化最終將使所有的人蒙受災難，但是，從現實情況看，的確是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受損。因此，當今環境問題不僅反映出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調，而且越來越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失調。各級政府日益意識到，環境問題實際上是社會問題的延伸，如果不將環境問題與社會公正的實現緊密聯系起來，環境危機就不會得到有效解決。首先，地區層次上的環境公正問題主要有:一是在城市環境整體上有所改善的同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農村環境狀況不斷惡化;二是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的不協調?！?〕重金屬污染集中于中西部地區以及污染企業向農村地區和中西部地區轉移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其次，群體層次的環境公正問題體現在:富人群體在攫取財富和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時，卻不太愿意履行環境保護義務;當代人為了自己的需要，過分攫取資源，削弱了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與條件。環境污染固然反映出政府監管與執法不力，同時亦表明弱勢群體更易受到環境污染的侵害?？傮w而言，各級政府已開始借助環境公正視角來看待環境破壞與環境污染，但仍需進一步厘清環境保護與社會公正之間的關系，更應關注環境破壞與污染背后的社會結構的調整。 (三)政府逐漸以公開、協商方式處理環境事件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地方政府在處理環境問題與環境事件時，常采取“遮掩、捂蓋子”、強力化解的方式。地方政府往往從維護地方穩定的思路出發，采取各種方式向外界封鎖信息，不及時準確地向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通報事件進展，甚至虛假消息誤導民眾。同時，地方政府為了防止環境事件擴大演變為具有對抗性的環境群體性事件，往往對受害群體采取利益誘導與打壓結合的方式，并依靠強力推行某些措施以期化解矛盾與沖突。實際上，這種做法并未觸及問題的實質，只會暫時掩蓋矛盾，最終導致更大沖突的發生。2007年1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對于突發事件的預防與應急準備、監測與預警、應急處置與救援、事后恢復與重建等應對活動做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各級政府的危機管理意識和能力得以增強。同時，手機和網絡的不斷普及，使得信息控制與封鎖變得越來越困難，加之民眾的維權意識增強，強力化解的方式愈難奏效。于是，各級政府開始改變以往自身主導與單向推行的作風，采取公開、協商的方式對待突發事件，平等地對待各利益相關者，注重雙向交流與有效溝通以化解矛盾，從而維護廣大民眾的利益。如在突發環境事件發生后，地方政府迅速有效介入，及時公布事件原因與受害情況，并與當地民眾協商應對措施與補救辦法，使得環境事件得到較好處理。當然，由于環境受害群體組織性不夠、力量較為分散，較難與政府展開有效對話，故應發展出更為公正、更為合理、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以促進環境環保組織發展，并塑造常規化的社會合作與協商機制，最終實現公眾理性維權與環境有效治理。 (四)民間力量參與環境保護的程度不斷增強 不可否認，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仍然起著主導作用，如積極推進節能減排、產業結構調整、環保執法專項行動以及完善環境經濟政策等。同時，民間力量參與環境保護的程度亦不斷增強。在環境事件發生之后，全國各地媒體往往予以高度關注，加上互聯網的聚焦效應，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從而促使當地政府及時采取客觀、積極的應對措施。隨著公眾環境意識和權利意識的增強，受害群眾亦采取積極行動以維護自身的權益，如借助媒體表達自身的環境訴求，采取集體行動以引起政府的重視等。此外，無論在節能減排、專項環境治理的推進，以及循環經濟、低碳生活的宣傳與倡導中，非政府環保組織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實際上，由于環境的公共物品性質，政府無疑應在促進環境保護方面發揮主導作用，但政府并不是唯一的環保主體。沒有政府以外的民間環保主體的監督、呼吁、支持和配合，政府自身并不一定自動履行其環保職責，即使推動環境保護，也難以產生最優效果。因此，應適度調整我國環保戰略，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建設和機制建設，創造更為適宜的條件，擴大民間環保力量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致力于建立和維持政府與民間環保力量之間的相互信任與合作關系，以便充分發揮二者的合力，共同推進我國的環境保護工作。 首先，積極鼓勵和推動環境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給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提供各種便利。引導公眾通過環境非政府組織的集體力量反映環境問題，提高自己的聲音從而擴大影響力。而環境非政府組織能夠以更強的力量對環境問題做出獨立、科學的判斷，應鼓勵其通過不同的途徑表達自己的意見，進而影響公共權力機構的決策與行為。其次，媒體的關注與介入是環境問題得以建構的必要條件之一，〔3〕故應充分大眾傳媒在環境問題構建中的作用，促使各級政府及時并客觀地面對環境問題，以更好地預防環境破壞與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在破壞事件發生以后，將危害降至最低。此外，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以及公民參與能力建設，創造和擴大公眾參與機會，確保公眾有效參與環境保護。同時，普通公眾的生活方式與消費行為，正成為環境破壞的重要因素，公眾應當對自身行為有所約束和調整，推崇綠色生活方式與環境友好行為，以促進環境保護。#p#分頁標題#e# 三、朝生態現代化邁進 從某種程度而言，我國經濟環境政策實踐與生態現代化的理論倡導有著一致性。20世紀80年代，生態現代化理論出現在德國、荷蘭、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它有著技術組合主義、反省式生態現代化、生態現代化的弱化與強化論、社會變革與生態轉型等不同論說，但其思想主要包括:完全摒棄了傳統現代化觀念中片面追求工業化、城市化等不合理內容，明確了生態現代化是超越工業化、走向全面合理化的社會發展過程;強調環境問題的解決措施從補救型策略向預防型策略轉變;拒斥經濟與生態之間勢不兩立的立場，向傳統的“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在本質上存在內在沖突”的觀點提出了挑戰，指出維持環境健康發展是長遠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生態改革應以經濟與市場動力的良性增長為基礎要素;承認現代科學技術在實現生態改革中的關鍵地位，強調科學技術是實現經濟生態化的主要手段;肯定了政府的宏觀調控和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綜合效能?？梢?，我國經濟環境政策實踐日益體現出來的“注重從源頭預防資源浪費與環境破壞、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重、政府客觀、積極地應對環境問題與環境事件以及民間力量的積極參與”等新趨向，與生態現代化理論的主導思想相契合?！?〕 當然，二者的差異亦較為明顯。首先，生態現代化理論肯定政府在環境管理中的不可或缺性，但否認政府在環境改革中發揮中心作用，鼓勵市場、私營經營者參與環境改革。而我國一直奉行的是政府主導的環境保護模式，市場、非政府組織、公眾等主體相對參與不足。其次，生態現代化理論推崇用技術解決環境問題，不太注重對現有制度和社會結構加以變革。而我國肯定技術創新在環境保護中的重要作用，同時積極推動結構調整和傳統發展方式轉變，逐步建立合理的產業結構、高效的能源結構以及優化的社會結構，以實現經濟增長、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相互協調。此外，生態現代化理論尋求消除政府與環境運動之間的激烈性沖突，鼓勵公眾參與環境決策。而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相對較弱、制度性參與渠道不足，常采取自力救濟的方式來維護自身環境權益。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學者提出“生態現代化”的目的，是引導資本主義走向環境開明的新紀元，而對第三世界國家應選擇何種道路，以及應該如何確立其生態現代化方案等問題，則完全持緘默態度。〔5〕因此，我國應根據國情，結合具體實際加以批判借鑒，追尋符合自身實際的生態現代化之路。由于我國現代化遠未完成，并且是在與西方不同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技術基礎上推動生態導向的現代化，雖然這一進程的目標與生態現代化理論的倡導是一致的，但是，在具體路徑以及實際效果方面，可能有很大不同。就此而言，我國邁向生態現代化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