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學研究范例

由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四川大學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學會、甘肅省敦煌學會等單位主辦的“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紀念周紹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學術研討會”2008年8月21~23日在蘭州舉行。來自北京、浙江、四川、重慶、江蘇、甘肅、臺灣等地區的60多名學者參加了研討會。開幕式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顏廷亮主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項楚致開幕詞、甘肅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范鵬代表主辦方致辭。周紹良先生的女兒周啟璋、周啟瑜和侄女周小鵑(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參加了會議,周啟瑜還代表親屬作了《蘊深情于小書———追思我的父親紹良先生》的發言,飽含深情地講述了她整理父親所收藏的當代學者贈書簽名本時的所見所感,可作為獻給中國現代學術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柴劍虹、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顧問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發來了賀信。   1909年8月,法國伯希和來到北京,出示他從敦煌王圓箓處得到的石室寫卷數十種。著名學者羅振玉看完寫卷后即寫出了《敦煌石室書目及發現之原始》,記錄了所見敦煌遺書12種,書目31種,其中介紹了《冥報記》《秦婦吟》及《陳子昂集》等文學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學者王仁俊則用四天的時間抄錄伯希和攜卷中有關歷史、地理、宗教、文學的文獻30篇,每篇后加上按語,編輯成《敦煌石室真跡錄》。中國敦煌學和敦煌文學的研究正式拉開了帷幕。一百年來,在以中國學者為主體的中外學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獻得到全面系統的公布、影印和校錄,出版了數以百計的研究論著和數以千計的研究論文。作為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語言文學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隊伍壯大、成果豐碩而為學界關注。百年之后,中國的敦煌學家聚集在敦煌學的故鄉,緬懷幾代學人對敦煌學的卓越貢獻,總結百年來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歷史,討論其研究現狀,展望未來發展,倍感歷史賦予之責任重大、光榮而神圣。   周紹良(1917~2005)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敦煌學家、文獻學家和佛教研究專家。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研究會會長,為推動我國敦煌語言文學的研究做出巨大貢獻。他校錄了我國第一部變文集《敦煌變文匯錄》(1954年),編錄了《敦煌變文論文錄》(1982年)、《敦煌變文集補編》(1989年),主編《敦煌文學作品選注》(1987年)、《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獻》(佛經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匯編》(1992年)。發表敦煌文學研究論文數十篇,像《談唐代民間文學》《唐代變文及其他》《讀變文札記》等論文,就敦煌文學的分類、體制特點及具體作品的體性認定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學術觀點對我國敦煌文學影響甚大。   會議共進行了6場學術研討,分別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張鴻勛(天水師院)、鄭阿財(臺灣南華大學)、張涌泉(浙江大學)、朱鳳玉(臺灣中正大學)、鄭炳林(蘭州大學)、李并成(西北師范大學)、伏俊璉(蘭州大學)、高啟安(蘭州商學院)、劉進寶(南京師范大學)、馬德(敦煌研究院)、楊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討會收到論文54篇,其中文學類論文25篇,語言文獻類論文15篇,歷史文化類論文12篇,還有敦煌藏文文獻研究論文2篇。周紹良先生與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是大會討論的主題之一。顏廷亮的《悼念永生難忘的導師周紹良先生》用充滿情感的語言追憶了周先生指導敦煌語言文學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編寫《敦煌文學》和《敦煌文學概論》的過程。這兩部由周先生為顧問、顏先生為主編的著作,由全國敦煌文學研究的十多位專家撰寫,代表了我國敦煌文學研究的總體水平。劉進寶《略述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卓越成就》則詳盡地敘述了20世紀80年代甘肅敦煌文學研究的成就,可作為顏文的補充。許多先生發言中都深情地追憶與周紹良先生的交往和對他的緬懷與敬仰。   敦煌變文、俗賦、通俗詩、歌辭、小說都是這次會議討論的內容。項楚《從印度走進中國———敦煌變文中的帝釋》通過佛教中的“帝釋”與中國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終成為中國民間信仰的神靈,這一蹤跡的探討,以證明中國文化接納外來文化的包容性。張鴻勛《從它山攻玉看俗講變文研究的新拓展》對國人關注較少的日本敦煌俗講變文研究情況進行了點評,讓我們獲得了俗講變文的另一種文化解讀。劉亞丁(四川大學)《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獻的入藏和研究》一文敘述了東方手稿所的歷史沿革和敦煌文獻入藏該所的原始,重點介紹了俄國學者敦煌文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鑒。鄭阿財的《唐五代道教俗講活動與遺存》用大題材料鉤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講的活動,尤其是在敦煌文書中關于道教俗講的遺存,可作為向達先生《唐代俗講考》的補充。   伏俊璉的《先秦兩漢“看圖講誦”藝術與俗賦的流傳》通過對中國早期故事圖畫和看圖講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證明變文的中國文化源頭。馬德的《敦煌絹畫上的“邈真”與“邈真贊”》向人們展示了敦煌絹畫中大量的供養人像(原題“邈真”)和功德發愿文(原題“邈真贊”)這種畫贊結合的藝術形式。王晶波(西北師范大學)《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及其文化內涵》把敦煌文學中的死而復生故事分為三種類型,分析它們所蘊含的社會宗教文化內涵及其意義。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試釋敦煌漢簡教誨詩》對敦煌漢簡中的一首西漢佚詩進行了重新解讀。   朱鳳玉《敦煌寫本〈祭驢文〉校釋及其文體考辨》回顧了《祭驢文》的研究歷程,對照原卷重新校錄,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詳加校釋,并從用韻、句式、表現手法等方面對其“賦體之文”的特征進行了深入考辨。何劍平(四川大學)對國家圖書館藏BD00950寫卷《維摩經》的一種“解疏”進行了校錄,向我們展示了一篇類似于講經文的富有文學性的文體。高國藩(南京大學)分析了敦煌本《漢將王陵變》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對敦煌四篇偈贊進行了重新校錄和考釋,王志鵬(敦煌研究院)通過敦煌聯章歌辭探討佛教對民間歌唱體式的吸收與發展,周延良(天津師范大學)對敦煌《云謠集》與《花間集》兩種我國文學史上最早的詞集所包含的文化類型進行了比較研究,王勛成(蘭州大學)對敦煌寫本《離合詩》重新考釋,巨虹(甘肅社會科學院)對敦煌詞《謁金門》“開于闐”的創作年代進行了考察,而楊雄(三峽學院)辯證地分析了敦煌文學中雅與俗之關系,杜琪(甘肅社會科學院)則對敦煌文學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探討。#p#分頁標題#e#   本次研討會也提交了有關敦煌語言研究的論文。周掌勝(杭州師范大學)通過敦煌文獻詞匯的考察,說明出土文獻對大型詞典的編纂和修訂的意義。董志翹(南京師范大學)的論文對敦煌社會經濟文書中的一些詞匯語法現象進行了歸納和總結。蔣宗福(四川大學)則對敦煌寫本中唐五代韻書中的語詞進行了考釋。葉貴良(浙江財經學院)對敦煌道教文獻《本際經》的現代錄文進行了補正。張勇(四川大學)對《燕子賦》中的三個詞語進行了詳細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對俄藏敦煌寫卷中“新樣”一詞作了新的訓釋。還有數篇論文討論敦煌吐蕃文獻。張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統治時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廣和使用情況進行了敘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則對敦煌吐蕃語言文學的研究狀況進行了綜述。   學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學研究的特點之一,本次研討會上,也提交了有關歷史學、文獻學、文化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   楊寶玉(中國社會科學院)著意探討了敦煌小說《持誦金剛經靈驗記》之題記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與敦煌地區史的研究價值。鄭炳林、李強對敦煌類書《籝金》的編輯目的、成書時間、選材標準、體制特點等進行了分析和考證。楊秀清對伯3750卷《殘書信》進行了校錄,對其中提到的幾個人名,尤其是涉及歸義軍與中原王朝關系的重點人物王敬翼進行了考證。馮培紅(蘭州大學)則對晚唐劉允章的《直諫書》與敦煌寫本所抄中唐賈耽的《直諫表》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對比,以考證二者的真實性及這一文本從中原到敦煌流傳過程中的種種變異。梁紅、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對王道士用流水沖疏莫高窟下層積沙的情況進行了考證,這就涉及藏經洞的發現方式和時間等問題。   譚偉(四川大學)把敦煌寫卷中的《祖師頌》與《祖堂集》中的凈修禪師贊進行比較,論證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釋二者的文字異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對吐蕃時期漢文寫經紀年用法進行了歸納和考述,楊富學(敦煌研究院)則對回鶻佛教與印度神話的關系進行了考察。   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前言》論述了編?！抖鼗臀墨I合集》的意義、分類、體例等問題。劉雁翔(天水師范學院)對現代著名學者馮國瑞有關敦煌寫經與吐魯番文書的題跋一一敘錄,其中不乏精當的考證。趙紅(南京師范大學)則對南京師大文學院藏敦煌《妙法蓮華經》殘卷進行了?？?對其抄寫時代進行了考證。劉黎明(四川大學)對敦煌寫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啟請文”進行了梳理,并與現存陀羅尼經幢上的啟請文進行了比較研究。李并成、楊發鵬《“草圣”張芝其人其書》利用敦煌文獻及相關史料,對張芝的籍貫、學習書法的情況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徐小卉(蘭州商學院)則對新世紀最初五年內甘肅敦煌學研究的情況做了總結。張先堂(敦煌研究院)通過莫高窟供養人畫像的發展演變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啟安對敦煌文獻中記敘的食器“馬頭盤”的形狀功用及東傳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蘭州理工大學)對中古時期胡旋舞的考釋,都是饒有興味的研究題目。

一、孔子“詩教”理論與詩學研究   廣義的詩教指以孔子為主導的儒家學派進行的評詩、論詩，即結合各時代所賦予的特定人文環境而作出自己的評述，繼而達到廣為傳播、教育后人的目的。漢代《毛詩序》、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著作大都沿襲了孔子的詩論。詩教是一個歷史概念，其著眼點和文本含義是隨時代的變遷而變化、更新的。例如，春秋時期四教為詩教之重，而秦漢之際“溫柔敦厚”成為詩教的核心理論。撇開詩教“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范而不校”的政治心理服務功能，孔子詩教理論中含蓄、委婉的文字表述和藝術審美追求是幾經傳承、歷久彌新的。孔子的“興”“觀”“群”“怨”從文學接受和研讀的角度，系統、綜合地總結和闡發了詩歌的特質，極其自然地牽涉到漢語言文學“藝術—審美”的特性，其中貫穿辯證的思維智慧和研究方法，為我們研究詩歌中漢語言文字提供了方向和典范，也引導著中國詩學的研究和發展。   二、“詩教”理論在漢語言文學研究中的應用價值   (一)引領漢語言文學的研究方向———思想性、藝術性并重   孔子在開創“詩教”先河之始，首要工作是進行詩歌教材的選擇和編寫，最后成就了著名的《詩三百》，可謂“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詩經》的思想性在于完全排他的儒家禮教思想，即“取可施于禮義，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與“思無邪”。孔子認為，高度評價意義中的詩在思想性方面應思想純正、感情真實，使讀者感同身受。這種“取可施于禮義”的選詩方法目的在于使儒家義理深入人心，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因此，倫理綱常和名教思想成為中國古代詩詞的重要內容，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詩歌時應立足其儒家思想的受感染度，探究其豐厚的人文精神。   《詩經》的藝術性則表現在詩歌所具備的典范表現形式和集合感染力上，是被“詩教”理論奉為經典的詩學教典。《詩經》是中國古代口頭文書向書寫文書轉變的第一部詩集，毋庸置疑，它吸收了中國民歌的優良品性，加上必要的藝術加工，提煉成最簡潔、生動的藝術語言。它與樂曲密不可分，蘊涵和諧的韻律和靈活多變的音調交替，讀時朗朗上口、重章疊韻、鏗鏘悅耳，是藝術性極高的優美抒情詩。   我們在當代的漢語言文學研究中，特別是對詩歌語言的研究中完全可以繼承這一考量標準，樹立思想性藝術性并重的評價體系。避免片面地強調“思想好”，而將一些語言幼稚或晦澀難懂的文學作品捧上文學研究的高位。好的文學作品應具備積極向上的精神內核和民族文化傳承的思想使命，也應像《詩經》一樣具有經典的文字藝術和語言魅力。   (二)點播漢語言文學的研究精髓———古典詩歌的意境生成   明代文學家朱承爵在《存余堂詩話》中有言:“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可見，中國古典詩歌歷來十分重視意境的創造，意境之說一直是詩論家們孜孜不倦的審美話題。   傳統的詩歌語言研究大多著眼于漢字起源、文本意思、仄平音調以及詩歌創作背景和作者中心思想，反而忽視了讀者最直觀感受到的意境之美。探究、評斷詩文的意境高下，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難題，筆者認為，可參考童慶炳先生的綜合見解，大致歸納為六種言說:“境生象外說”“情景交融說”“詩畫一體說”“哲學意蘊說”“生氣遠出說”以及“對話交流說”。情與景是詩歌意境生成不可或缺的兩個基本元素。詩歌意境的核心內涵恰恰是“情”與“景”“虛”與“實”的相生相系，可以說情景交融是詩歌意境的表現特征，虛實相生是詩歌意境的結構特征。   分析、研究、評論一首詩時，如果其單純言情而不借助任何景物抒發，便顯得直白淺露;若只專注于描摹景物而忽視真情實感，又會顯得辭藻堆砌。   用沈雄《古今詞話》中的一句話最能概括情與景的精髓———“單情則露，獨景則滯”。可見，有情無景或有景無情的詩作都不能算佳品，缺乏較高的藝術生命。然而，一首詩寫了情、寫了景，也未必就能產生意境，成為上上之作。意境的表現特征是心與物、情與景的融會、和諧與統一，這與中國古代陰陽調和的道家思想類似，也是古代詩評家在談論詩歌品讀和創作時的引領思想。《四溟詩話》中言:“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成詩。”《詩格》則曰:“詩一向言意，則不清及無味;一向言景，亦無味。   事須景與意相兼始好。”可見情與景達到相兼相愜、相互應和，才能產生耐人尋味的意境，這也是我們評論詩文作品的精髓所在。   (三)提升漢語言文學的研究層次———傳承中華文化魅力   以詩教的經典《詩經》為例，研究文學作品的文化魅力可從有形的文字角度入手?！吨芏Y》有言:“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又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梢?ldquo;六義”的文字溯源是研究詩文的根本出發點，從中我們可以探究到中國農耕文明所賦予我們祖先特殊的禮物———神話和宗教的精神支撐。   文學來源于生活，《詩經》的文字充滿了自然樸素的民歌風貌和農耕實踐的“經驗”，其文本蘊涵深厚的文化積淀，這也是作品被奉為經典、大加推崇的重要因素。詩文中內容豐富，婚戀、喪葬、民俗等反映了廣闊的社會面貌，唱響了各階層人民的心聲，其“民本”思想不言而喻。黑格爾認為:“史詩是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整體表現，會成為一種民族精神標本的展覽館。”筆者認為，《詩經》就是這樣一座蘊涵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藝術寶庫，其中的每一首詩都刻畫了當時社會某一側面的真實風貌，參觀者可以看到各色人物生動的現實生活和思想活動。因此，當代學者對漢語言文化的研究，可以文本文字為契機，卻不拘泥于有形的表述和描寫，進一步升華層次，著眼于文學作品的文化傳承功能和價值。#p#分頁標題#e#   三、文學研究中“經典”的認定類型與文化價值   (一)文學經典的認定角度   文學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就是對文學經典的研討。它作為文學創作與評判的標準范本，是構建文學研究和評論體系的基準，除此之外，通過對大量經典的分析研究，我們可以從中發掘文學史的事實，梳理文學歷史的演變過程，探究整個漢語言文學研究的認識、闡釋和評價的焦點?？偠灾?，對經典著作本身進行辨析和思考是當代文學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領域。   認定經典，可以從三個角度加以考量:第一，在當時最有影響的作品。一個作品總是存在于一定的歷史時代中，它在當時的影響力可能產生了影響一個時期的效果，以至于后來者不能完全避開它的存在來言述當時的文學事實，即經典在當時起到引領創作潮流的作用。   第二，在今天最有影響的作品。這個“今天”是變化的、能動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變遷的。   在當時不一定有重大影響的作品，很可能在后來成為文學經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中國古代小說中的名篇，在當時屬于文學的邊緣文體，而如今卻炙手可熱。又如陶淵明在形式主義文風盛行的晉代顯得不合時宜，其后卻深受推崇。   第三，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品。某些作品因其巨大的文學價值而獲得了文學史的里程碑意義，具有某種超越具體時代的開創性和持久的影響力。例如胡適創作的《嘗試集》，開創了中國新詩的風格和局面，對后來的文學影響深遠。   經典之作，究其最初成因可能不盡相同，創作背景、思想藝術特色也可能各有軒輊，但它們的共性也是顯而易見的:經典之作一定包含一種可以超越具體時代背景而覆蓋到后代的超時性，超越具體描寫內容和主題，涵蓋更廣闊的社會生活普遍意義。   (二)開展中華傳統經典誦讀的文化價值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形式也比較獨特。經典作為民族語言和思想的象征符號，在民族歷史中代代相傳，不僅體現了民族的精神氣質和思想上所取得的不朽成就，也對各個時代成員的思想觀念起著重要的塑造作用。   在今天這個西方思潮盛行的消費社會里，更需要重提經典的價值和意義。經典的研究和解讀能夠維護人類的純真、完美和進步，帶來靈性、激情和希望，促進人類深層心理、精神結構和積極人性的發展與完善。

從克羅齊起，關于比較文學的爭論似乎就再也沒有停止過，爭論的內容各有不同，但都是圍繞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展開的。而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恰好是一個學科是否能夠存在的關鍵因素。1993年，蘇珊•巴斯奈特發出了“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氣數已盡”的讖語，并為比較文學開出了一劑藥方：“從現在起我們應當將翻譯研究看作是一級學科，其中含有比較文學，后者是一個有價值的但卻是從屬的領域。”[1]（P161）2004年，作為ACLA新的學科現狀和未來發展報告起草人的蘇源熙，也對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合法性持懷疑態度，認為“像比較文學這樣一個由例證（及例證引取理論）構成的學科，很難說有學術上的獨立性”。[2]（P12）同年，斯皮瓦克干脆宣布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已經死亡。2006年，在斯皮瓦克的推動下，巴斯奈特又對自己開出的藥方進行了否定，直接宣稱：“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都不應該看作是學科：它們都是研究文學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閱讀文學的方法。”[3]（P6）巴斯奈特等人與比較文學的“較勁”，再次激起了人們討伐的沖動。在反對者看來，巴斯奈特等人簡直是在睜眼說瞎話，君不見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隊伍多么龐大、人才培養多么富有成效、學術成果多么令人矚目。但是，反對者似乎回避一個事實，那就是巴斯奈特等人是在何種層面上認為比較文學“氣數已盡”。他們并不是沒有看見比較文學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反認為“過去的30年我們取得了巨大的進展”，[3]（P6）也看到了“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確有其繁榮的一面，數十個國家設有分會，相關的雜志、學術會議、研究生項目，以及各種學術組織的繁榮景象證明，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堅實的研究領域而存在”。[3]（P4）同時，他們也并沒有否認比較文學研究的價值、意義，而是認為比較文學“是一個有價值的領域”。他們否認的只是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合法性。

如果避開這一切入點，任何批評都是無力的。對待比較文學，應該理性地反思它是否可以作為一個學科存在。首先要說明的是，比較文學在中國從來都不是作為一個學科而存在的。那種認為比較文學在中國是作為一個學科存在的觀念，其實是對中國語言文學之下的二級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誤解，人們對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的合理性的追問，是假定在這種誤解成立的基礎上的。“一個學科能不能存在，關鍵是看它有沒有一個不同于同類其他學科的特殊品格，換言之，它必須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否則，它便沒有存在的理由。”[4]（P56）這可以說是我們對學科理解的共識。比較文學是否具有特定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呢？一般認為，它作為學科存在的學理依據，不是“比較”而是“跨越”，即它的特定研究對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學現象。這可以作為學科存在的理由嗎？在此，我們得分析一下我國的學科劃分。根據1997年國務院頒布的學科專業《目錄》，文學分有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等四個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之下分有“文藝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等八個二級學科。而外國語言文學之下分有“英語語言文學”、“法語語言文學”等11個二級學科。我們可以看到，“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與“文藝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等并列的二級學科。如果我們將“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理解成為比較文學學科的話，比較文學就是與其他學科并列的二級學科。因為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學因素，所以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如果涉及到了跨越性的文學因素的話，其實就是僭越了學科界限，在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做的事情。但正如蘇源熙的報告所說：“‘文學研究中那些指向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跨學科課程的進步傾向本質上已經是比較性的了’，那些被認定為搞比較文學的人要加入上述潮流是很方便的。”[2]（P21）比如研究韓愈，怎么可能不研究他與佛教的關系呢？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必然要涉及到外來影響。研究英國文學，也不可能不涉及到與基督教的關系。如此一來，其他學科的相關人員、研究課題、研究成果等都應該歸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之中。這可能就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隊伍龐大、學術成果“令人矚目”的原因。

如果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是合法的，那就意味著，他們不歸順到“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之中，其研究就是不合法的。但到底是誰僭越誰呢？事實上是比較文學僭越了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在全球化時代和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研究一旦走向深入，任何學科都有可能“跨界”。比如研究中國的文體學，如果只是專注于中國文學中的文體演變與發展，而不關注它的外來因素以及它在其他國家的流傳與演變，更不在世界文學的文體中觀照的話，很難說這一研究是深入的。再比如研究《西游記》，如果不研究它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很難說這一研究是完整的。所以，跨越性本身就是各個學科隨著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而不應該是什么獨立的學科。將比較文學視為學科存在，不僅限制了其他學科的發展與研究的深入，自身的合法性也會受到曠日持久的質疑，也會因其自身的悖論而尷尬。比如，既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是比較文學學科，而比較文學是研究跨越性文學因素的，為什么要與各“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等二級學科并列呢？這種具有跨越性的文學研究與它跨越的任何一邊都是并列的，這顯然不符合邏輯。還有，既然比較文學是個學科，為什么不叫比較文學，而要與“世界文學”連在一起？它們到底是一個學科還是兩個學科呢？兩者的關系是怎樣的呢？還有，為什么不放在外國語言文學之下呢？假如認可它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將其放在外國語言文學之下，與“英語語言文學”、“法語語言文學”等并列成為獨立的二級學科，是否合理呢？這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與同樣的質疑。由此可見，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存在，從其研究對象看，既不合理，也沒有必要，因為它并沒有屬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對象，它的研究內容完全可以分解在其他學科之中，由其他學科來承擔。就像有論者說的：“如果這個題目非比較文學專業的學生也能寫出來的話，那何必要我們讀比較文學專業的學生來寫呢？既然我們來寫，那么，要么是這個題目明顯屬于比較文學范疇，要么這個題目的寫法為比較文學所獨有。”[5]（P12）#p#分頁標題#e#

問題是除了將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來論證的題目外，比較文學所研究的課題，又有哪個不能分解到其他學科呢？比如錢鐘書，盡管其《談藝錄》、《管錐篇》、《七綴集》被公認為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論著，但他本人卻很不認同“比較文學家”的身份，他有興趣的是具體文藝鑒賞與批評。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不足以構成學科存在的理由，是否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研究方法，以構成它作為學科存在的理由呢？如果顧名思義的話，“比較”應該是比較文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即使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像克羅齊、約翰•迪尼等人所理解的那樣，只是從方法論意義而言的，也不具有特殊性，因為“對一切研究領域來說，比較方法都是普遍的”。[6]（P143）更何況，這一理解一再被比較文學界所否定。因為承認這一觀點，其實就等于認同了比較文學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所以人們一再辯解說，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屬于本體論而不屬于方法論，比較不是它的本質特征，“跨越”才是它的本質特征，它是通過對跨越性的文學現象研究達到匯通的。但是，這并沒有回答比較文學獨特的研究方法是什么。關于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學術界并沒有統一的看法。有人從認識論角度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分為實證與審美兩種，認為前者堅持從實證主義和唯科學主義的立場出發，用歷史的、考據的方法探討文學間的影響和事實聯系，主要是指影響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后者重視的是審美價值判斷，而不是事實關系的考證，主要是在指平行研究與闡發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較文學確實使用這兩種方法，但這兩種方法并不是比較文學專用的，而是一切文學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人將比較文學的研究類型等同于研究方法，即認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是影響研究法、平行研究法、闡發研究法，以及接受研究法等。

研究方法與研究類型（或研究對象）當然有密切聯系，但如王向遠所說，這種混淆會“使研究方法自身的‘方法’特征不突出，‘方法論’色彩不濃，會削弱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上的指導意義”。[7]（P14）在對已有的研究方法進行批評的基礎上，他認為比較文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比較”。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彈克羅齊的老調，而實質上，他所說的“比較”是指“跨越”。相比較而言，還是樂黛云等人所說的“文學對話意識”，[8]（P78）可能更能體現比較文學在方法論上的獨特性，但也是建立在“跨越”基礎上的。假如不是指“跨越”的話，它們就不是比較文學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詩經》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本身就屬于影響研究法。研究李白與杜甫，本身就屬于平行研究法。也就是說，他們將比較文學本體論意義上的“跨界視野”，也同時理解為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研究方法。這樣是否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因為它比其他論者所總結的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更有說服力，其他研究方法只是就某一研究類型而言的，并不能“普遍適用于比較文學的一切研究對象及研究課題”。但問題是，比較文學研究并沒有屬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對象，它的研究方法或者說研究視野盡管是有價值與意義的，也不能作為一個學科存在的依據。從我國現行的學科劃分看，學科主要是以研究對象劃分的，而不是研究方法，“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主要是研究對象不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性呢？從這個意義上看，盡管巴斯奈特與克羅齊都認為比較文學不能作為一個學科，但兩者是有區別的?？肆_齊認為比較文學中的“比較”是一種研究方法，而巴斯奈特認為比較文學整體是一種研究方法，即一種具有“跨界視域”的研究方法，并非沒有道理。不可否認，國外眾多大學都設有比較文學系，開設比較文學課，培養各層次的學生，但這些與學科的概念是有區別的。盡管也有將比較文學當作學科看待的情形，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合理的、牢靠的，否則，就不會有爭議。

在中國，事實上并沒有將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看待，那種將“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理解為比較文學學科的做法，其實是個誤解。“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是由原來的“世界文學”學科發展而來，而由于“世界文學”往往被人理解為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學的總和，或者說是各民族文學量的相加，所以人們將專門作為獨立學科的中國文學排斥在外之后，又將“世界文學”理解為“外國文學”。我們先說后一種誤解，作為中文學科之一的“世界文學”與“外國文學”是內涵不同的兩個概念。如吳元邁所說：“這兩個概念（指世界文學與外國文學）具有實質性的差別，這種差別不僅表現在對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文學意識。外國文學是站在中國文學的立場而言的，而世界文學則是站在更高的立場上而言的，即站在超越中外文學的立場而言的。……世界文學并不是如有人所聲稱的文化或文學的全球化。在這一意義上，把外國文學改為世界文學，表面上是名稱的變化，實際上是加入了比較意識，引進了新的觀念。”[9]（P5）這種誤解導致很多人不理解，為什么要用漢語介紹“外國文學”？事實上，在中文學科之下的“世界文學”學科，其宗旨除了解世界文學知識、開闊視野、進行文化交流以及審美鑒賞外，更在于總結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學發展的規律，融化新知，突破自我，使中國文學的評價和研究及其定性和定位有世界文學的參照。所以，“世界文學”觀照的對象不是孤立的民族文學，而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學；不是各民族文學量的相加，而是將世界各民族的文學看作一個發展的整體。

在觀照的方法上，不是孤立地看待各國各民族的文學，而是“站在超越中外文學的立場”上，以世界眼光與國際視野，在互為參照中對世界各民族文學進行總體把握；不只是限于對文學發展基本事實的陳述與評價，而是以一定的理論為基礎，分析總結出世界文學共同的發展規律以及文學間性。所以，它所把握到的不只是一些文學發展的基本事實，而是由文學與文學、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碰撞所產生的“第三者”———世界文學的總的進程及其本質。以這種世界文學的總的進程及其本質作為中國文學的參照系，使中國文學在對他者的認知之中獲得自我認知之道，獲得自我突破。盡管“世界文學”以世界各民族的文學發展史為基礎，但它關注的重點其實并不是“史”，而是世界文學共同的發展規律以及文學間性。這種發展規律以及文學間性并不是把握了文學史知識就能得到的，需要比較、分析、總結，所以“世界文學”是對世界各民族文學進行總體把握的一種文學研究。人們對“世界文學”的誤解與這一名稱本身有關，如果用“總體文學”的概念，則能更清晰地概括這一學科的性質。盡管“總體文學”是一個有爭議，①缺乏明確解釋與定義的概念，不同的人對它有不同的理解，但從國內外學者對它的闡釋看，有幾點是可以明確的。一是“總體文學”的研究對象是多民族文學所共有的事實，或者說是以多民族文學史為研究對象的。梵•第根就認為，“凡同時地屬于多國文學的文學性的事實，均屬于總體文學的領域之中。”[10]（P178）具體研究的是“超越民族界限（至少三種以上）的文學運動和文學風尚的研究”。二是它的研究方法是整體研究，當初梵•第根、韋勒克等人之所以提出這一概念，就是為了“建立國際的文學史”，是為了編寫“一部綜合的文學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學史”。他們借用“總體文學”這一概念，所要表達的意思是：把世界各國文學“看作一個整體，并且不考慮各民族語言上的差別，去探討文學的發生與發展。”[11]（P44-45）他們認為“總體文學”的宗旨就是編寫“國際文學史”或者“全球文學史”。他們之所以不用“國際文學史”或者“全球文學史”，就是考慮到人們對這名稱的誤解，而“總體文學”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表達他們所要表達的內涵。#p#分頁標題#e#

學術寫作課程是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的專業基礎課，其目的是培養研究生的科學研究與學術寫作能力，幫助研究生了解本學科或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使他們學會如何閱讀、評判、分析與利用資料，掌握科研論文寫作的技巧、方法與規范。眾所周知，科研論文作為一種書面交際形式，在任何學術環境中，人們最為追求的語言及思維的能力都希望在其科研論文中得到最好的體現［1］。因此，學術寫作課程的教學改革對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進行系統的學術訓練、提高其科學研究能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學術寫作課程教學改革的理念當今社會，科學研究需要研究者對學科發展的動態和趨勢、研究領域的相關問題與現象有敏銳的眼光，使自己站到學科研究的前沿，這是開展科學研究的重要前提與基礎。同時，開展科學研究需要研究者善于學術創新，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而能不能及時地發現問題，或者對研究領域的發展作出理性的思考、分析、評價和預測，這需要研究者具有敏銳的思維和眼光。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的:“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我們認為，對于研究生來說，科學研究與學術寫作能力是研究生的必備素質，其核心是要具備高層次思維能力(criticalthinkingskills)，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學術寫作課程的教學改革應以培養研究生高層次思維能力為理念。   近二十年來，高層次思維能力被西方教育界廣泛關注并被列為大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一個重要目標。   在我國有學者將“criticalthinkingskills”譯為“批評性思維能力”。此譯法易被曲解，難以完整準確表達原義，而譯成“高層次思維能力”更為貼切，更適合我國國情［2］。根據Paul與Elder的論述，從詞源上講critical來自于希臘語的兩個詞根:一個是kriticos，意為“有眼力的判斷”(discerningjudgment);另一個是kriterion，意為“標準”(standards)。二位學者認為“高層次思維”(criticalthinking)可定義為“為了決定某東西的真實價值或優劣，運用恰當的評價標準，進行明晰的思考，以作出有事實根據的判斷”，其中包含三個維度:分析(analytic)、評價(evaluative)、創造(creative);作為高層次思維者，分析思維是為了評價思維，評價思維是為了改進思維［3］。由此可見，高層次思維源于研究者對研究問題的投入，是以改進自己的思維為目的，通過分析與評價，對自己思維進行系統的監控，發現并提出問題，研究未知，在思考中學習，在學習中研究，在研究中發展。對研究生而言，其學習的核心是“研究”，研究的關鍵就是“創造”，即“創新”，高層次思維能力是學術創新的原動力。   二學術寫作課程教學內容與方法的改革實踐   (一)學術寫作教學以文獻閱讀為依托   學術寫作是學術語境中為從事學術研究撰寫研究報告、課題申請書、科研論文、學位論文等特殊寫作目的服務的一種寫作方式，與文獻閱讀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二者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就學術寫作教學中的文獻閱讀而言，關鍵是要任課教師發揮主導作用，指導研究生查閱反映國內外本學科或研究領域重要的學術觀點和最新成果的文獻，這是研究生嘗試學術研究的根本保證，也是培養研究生科研能力與學術寫作能力的最基本途徑。所以，課程教學內容與方法的改革要有助于培養提高研究生查閱文獻、分析評價資料、吸取學科或研究領域前沿知識的能力。錢偉長曾指出，研究生學習階段要著力培養以下能力，這樣就永遠不會落伍。第一是會找資料，找你需要的資料;第二是自己會讀這些資料，能很快從這些資料中提煉出最核心最有用的東西;第三是要有眼光，能夠從中發現、提出問題，看到進一步發展的景象［4］。通過教師指導下的文獻閱讀，強化研究生的問題意識與學術敏感性，促使研究生追蹤學術前沿，充分發揮研究生的學習主動性與創造性。   (二)學術寫作課程的教學設計   Grabe和Kaplan指出，寫作能力非“自然習得”(natu-rallyacquired)，而是學校或其他環境中的“文化傳承”(cul-turallytransmitted)，寫作是一門技術，是必須通過有效的理論指導與實踐才能掌握的技能［5］。目前，英語寫作教學似乎還沒有固定的模式與行之有效的方法，寫作教學與研究有著較大的探索余地和空間［6］。所以，學術寫作課程的教學改革應根據研究生培養的自身規律，著眼研究生高層次思維能力的培養，有計劃、分步驟地對研究生在學術寫作的基本特征、研究設計、學術規范等方面進行系統的訓練，使他們學會如何閱讀、評判、分析與利用資料，掌握科研論文寫作的技巧、方法與規范，有效提高他們的科學研究能力與學術寫作水平。   1．采取模塊式教學   根據課程的教學改革理念，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學術寫作課程采取模塊式教學，教學內容主要由六大模塊組成，充分體現本課程教學內容的個性特征。這六大模塊是:第一模塊“學術寫作的基本路徑”，介紹學術寫作中必須考慮的“受眾———目的———結構———文體———語言———表達”等問題與策略［7］;第二模塊“選題研究”，介紹科研論文選題的技巧與策略，論文題目的選擇、寫作與提煉。第三模塊“文獻閱讀與綜述”，介紹文獻閱讀、資料占有與處理方法，文獻綜述的類型與特征以及文獻綜述的寫作技巧;第四模塊“研究設計”，介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以及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等研究方法;第五模塊“學術寫作規范”，介紹科研論文的具體格式，寫作中的拼寫、標點符號等寫作基礎，夾注、參考文獻等開列的格式與規范以及運用縮寫形式的具體做法;第六模塊“學位論文寫作”，介紹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學位論文的基本結構、具體格式與寫作要求，致謝、摘要、引言、結論等部分的寫作方法。   #p#分頁標題#e# 2．革新傳統授課形式   學術寫作課程的教學改革注重科學思維方式與實際動手能力的培養，堅持“以學生為主”的教學原則，革新傳統授課形式，在教學方法上側重研究性教學，主要采用課堂精講、師生對話、小組討論、實例分析以及研討課(semi-nar)等授課形式，并定期舉行學術論壇，將個性化學習和合作性學習相結合，要求學生全程參與，實現有效的交換思想與學術對話學習。莫雷指出:學習不是孤立的、抽象的、程序化的活動，它是基于溝通的社會過程。與其他個體對話、交流的學習是完整學習體系的一部分［8］。由于學術寫作課程涉及面廣，課程閱讀量大，研究性強，要求學生課前閱讀，課堂參與，課后研究，做到課堂教學與課外研究相結合，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從著力培養研究生高層次思維能力出發，注重培養研究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探索精神以及實踐研究與創新能力。   3．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   在教學手段方面，學術寫作課程充分利用多媒體與網絡教學等現代化教學手段，以更豐富的形式與途徑呈現教學內容，倡導教學方法的改革與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的運用，力求傳統教學手段與多媒體教學手段的有機結合，做到教學內容和教學資料網絡化，在增加課程教學容量的同時增加課程教學的趣味性和可操作性，做到網上作業評閱與答疑，實現優勢互補，相得益彰，不斷提高學生課堂參與和課外研究的積極性，不斷提高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傊?，在教學過程中，通過體驗、參與、互動、對話、論壇的方式，注重科學思維方式與實際動手能力的培養，幫助研究生了解英語學術研究的前沿問題，使他們學會如何占有與分析資料，掌握科研論文寫作的基本技巧、方法與規范，拓寬他們的知識視野，促進他們研究能力的發展與科學素養的提高，達到著力培養研究生科學研究與學術寫作能力的目的。   4．舉辦學術論壇   根據建構主義的觀點，知識是發展的，是內在建構的，是以社會和文化的方式為中介的。學習者在認知、解釋、理解世界的過程中建構自己的知識，學習者在人際互動中通過社會性的協商進行知識的社會建構［9］。我們認為，定期舉行學術論壇并使之制度化、常規化，就是給研究生創立一個交流思想、建構知識、培養高層次思維能力的學術平臺，作為研究生課堂教與學的延伸與深化。在課內外的文獻閱讀過程中，要求學生帶著問題，如作者為什么要進行這項研究，這項研究是怎樣進行的，其研究發現是什么，這項研究的優缺點在哪，對所讀文獻進行批判性閱讀，然后按學術論文寫作規范寫出論文在學術論壇上以報告形式進行交流。研究生在師與生、研究生與研究生、研究生與文獻作者、研究生與文獻引證作者等進行多維互動的對話與交流，思想的火花得以多層碰撞，在人際互動中建構知識的同時，擴大了學術視野，升華了發現、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培養并提高了自身的高層次思維能力。   三新理念下課程教學改革的優勢和特色   1．多學科視角下的學術寫作   學術寫作課程的教學結合語篇語言學、跨文化交際學、修辭學、認知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從寫作與文化差異、寫作與交際能力、寫作與語篇互動等方面來指導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的學術寫作，尤其注重文化間修辭學理論對學術寫作的指導。跨文化修辭模式研究表明，對于特定的語言社團來說，寫作修辭模式是與其文化緊密相連的，盡管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中西文化在碰撞中的融合將進一步加強，但英漢修辭偏好與文化差異仍是存在的。學術寫作亦不例外，因此，多學科視角下的學術寫作有助于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對語言文化差異的認識與超越，更好地掌握學術英語的修辭特征。   2．學術寫作規范國際化   學術寫作課程采用《MLA科研論文寫作規范》［10］(MLAHandbookforWritersofResearchPapers)作為參考教材之一，介紹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ofAmerica/MLA)的科研論文寫作規范。讓學生通過系統的學習掌握MLA格式規范，使自己研究成果的載體――論文在新世紀，尤其是在當今的因特網時代，更加符合國際規范，以避免剽竊等不端學術行為，嚴守學術操守，加強學術道德修養。   3．采用原版教材，教學內容個性化   學術寫作課程的參考教材以美、英國家的原版教材與著作為主，這樣更能針對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的學術培養。而且將教學內容分為六大模塊，個性化的教學內容反映了英語學術寫作領域的最新成果，突出了學科特色與專業優勢，體現了外國語言文學學術寫作課程的時代性、基礎性、指導性和開放性。   4．開展研究性教學，授課形式多樣化   學術寫作課程在方法上采用研究性教學，堅持“以學生為主”的教學原則，注重高層次思維能力培養，采用課堂研討等形式多樣的授課形式，同時定期舉行學術論壇，強調學生的全程參與，充分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與研究的興趣與積極性，在提高學生的學術寫作能力的同時，也培養了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動手能力、思辨能力和創新能力。   5．教學內容和教學資料網絡化   學術寫作課程教學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實現教學內容和教學資料網絡化，將部分教學內容與教學資料在學校局域網英語平臺上運行，既擴充了教學信息量，有利于研究生的自主學習與學術成長，又建立起了與學生進行互動交流的更為便捷的信息通道。   四結語   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是一個研究與探求未知的創造過程。研究未知，探索新事物，不斷探索著逼近真理，增加新知識，這是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德義務，一種至高無上的人生狀態，甚至具有一種使人得以永生的神圣性［18］。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學術寫作課程的教學改革是以培養高層次思維能力為理念，依托文獻閱讀與模塊式教學，試圖構建起“文獻閱讀———研究方法———課堂研討———實例分析———學術論壇”五位一體的課程教學體系，做到教學內容個性化、授課形式多樣化、教學手段現代化、學術寫作規范國際化，充分反映本學科領域的最新成果，突出學科特色與專業優勢，體現本課程的時代性、基礎性、指導性和開放性，培養研究生在思考中學習，在學習中研究，在研究中發展，在不斷提高外國語言文學研究生學術寫作水平之同時，不斷提高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學術創新能力。#p#分頁標題#e#

一、比較文學“跨學科”理念的提出

一般認為，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理念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1961年，美國學者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①。日后，學術界將雷馬克將所言的“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具化為“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以及“文學與宗教”等。比較文學的“跨學科”一詞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1975年，法國學者讓•皮埃爾•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較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提出，比較文學研究不應該受制于學科界限，可以從“多學科”和“跨學科”的角度，加強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和交流②。這是比較文學領域首次出現“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一詞。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吁求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1987年，楊周翰在為《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較文學的一般定義，它包括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國別、不同民族或不同語言的文學的比較研究;它還包括文學和其他學科、其他藝術或其他表現領域之關系的研究”③。他認為，中國比較文學工作者在前一個領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績，而在“跨學科”領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為此，他發出呼吁:“我們需要具備一種‘跨學科’的研究視野:不僅要跨越國別和語言的界限，而且還要超越學科的界限，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文學”①。

歷史上，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又被稱為“科際整合研究”，即把人類社會童年時期處于同一個母體的、日后被細化的社會分工所割裂開來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等學科重新整合起來，以文學為中心，從文學的外圍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較的視野中，對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規律進行研究。比較文學“跨學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論構建，得益于20世紀世界文學的發展和文學觀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人們視野的拓寬和思維方式的嬗變。這種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趨多元化，語言的、國別的、傳統的、人為的界限早已打破。傳統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難以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①，而且已不能滿足宏觀視野下綜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時空觀念，超越學科界限和超越文學自身的綜合性研究，既可為當代比較文學研究開辟新的、廣闊的研究領域，也是比較文學研究順應時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擇。其實，在提出“跨學科”理念的同時，雷馬克就談到了“科際整合”或曰綜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們必須綜合，除非我們寧愿讓文學研究永遠支離破碎。只要我們有雄心加入人類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們就必須隨時把文學研究中得出的見解和成果集中起來，把有意義的結論貢獻給別的學科，貢獻給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為比較文學“是把人類創造活動本質上有關而表面上分開的各個領域連結起來的橋梁。”如果想發揮這座橋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領域上做文章，即“不僅把幾種文學互相聯系起來，而且把文學與人類知識與活動的其他領域聯系起來”③?？鐚W科研究充分體現了比較文學的邊緣性、滲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現，擴大了比較文學的外延，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空間，使文學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閉的藩籬，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學現象連成了一個整體。與此同時，跨學科研究又將文學置于同其他學科相關聯的時空領域中，不但擴大了文學研究的范疇，開辟出一條文學與其他學科溝通與對話的渠道，還使我們有機會站在文學以外，站在其他學科的視角上觀察文學，研究文學，鑒賞文學，從而對文學有新的認識和新的發現。如今，“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徑已為比較文學界所認可和接受。

二、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現狀

中國比較文學的文獻中最早出現“跨學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紀80年代。1982年，張隆溪選編的《比較文學譯文集》選入了美國學者里恩•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牛頓•P•斯托爾克奈特的《文學與思想史》和瑪麗•蓋塞的《文學與藝術》;1985年，干永昌、廖鴻鈞、倪瑞琴編選的《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也選入了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1986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組選編的《比較文學研究資料》，除了將上述三位美國學者的文章選入外，還選入了中國學者錢鐘書的《中國詩與中國畫》、樂黛云的《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以及錢仲聯的《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1987年，楊周翰、樂黛云主編的《中國比較文學年鑒》除了繼續收錄樂黛云和錢仲聯的同名成果外，還收錄了傅鴻杰的《奧尼爾與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潛與尼采》、朱維之的《禪與詩人的宗教》等;1989年，樂黛云、王寧主編的《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除了王寧的長篇《導論》外，還收錄了很多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樂黛云的《文學與其他學科》及《文學與其他藝術》、許明的《文學與哲學》、王錦園的《進化論與文學》、徐志嘯的《文學與宗教》、伍曉明的《文學與音樂》、王長俊的《文學與繪畫》、王寧的《后結構主義與分解批評》、孫津的《中西文論的哲學背景》等。中國比較文學的教材中最早出現“跨學科”研究的內容也在20世紀80年代。1984年，盧康華、孫景堯的《比較文學導論》以“非本科范圍研究”為題介簡要提及了“社會學與文學”、“神話、民俗學與文學”、“哲學與文學”、“宗教與文學”、“思想史與文學”、“語言與文學”以及“其他藝術與文學的關系”等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的《比較文學原理》在“科際整合”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及“文學與藝術”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主編的《中西比較文學教程》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等跨學科內容。#p#分頁標題#e#

同年，陳?、劉象愚的《比較文學概論》，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和藝術”、“文學和宗教”、“文學和心理學”以及“文學和哲學”等跨學科內容。90年代及至21世紀，“跨學科研究”不但成為比較文學教材必不可少的內容，外延還拉伸到“文學和經濟學”、“文學和歷史學”、“文學與社會學”、“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系統論”、“文學與信息論”、“文學與控制論”等領域。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現于20世紀尾聲和21世紀初葉。如陳洪的《文學與宗教》、龔每律、譚桂林的《當代中國文學與宗教文化》、馮川的《文學與心理學》、葉舒憲的《文學與人類學》、彭兆榮的《文學與儀式:文學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麻承照的《文學與民俗》、許建昆、陳又凌的《文學與電影的對話》、阮慶岳的《文學與建筑相問》、王寧的《文學與精神分析學》等。此外，一些非文學工作者也在自身學術視野內探索文學與其專業的關系，如羅小平的《音樂與文學》、蔣容理的《音樂與文學的對話》、羅立剛的《宋元之際的哲學與文學》、唐德剛的《史學與文學》、周群的《宗教與文學》等。另外，還有學者將“跨學科研究”引入具體的學術領域中，如鄭杰文的《中國古代文學跨學科研究》、陳致文的《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等。與著作類成果相比，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在論文類成果上呈輻射式和多元化態勢。除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及“文學與宗教”外，在“文學與計算機”、“文學與網絡”、“文學與動漫”、“文學與醫學”及“文學與農業”等方面均有數量不等的成果出現，展現出一種較為可觀的局面。縱觀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歷程，有如下問題值得關注:(1)全方位、多視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經形成。其內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馬克當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隨新興學科發展的腳步不斷延伸，使比較文學的“邊緣性”、“交叉性”和“滲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學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學領域的學者紛紛從自身的學術追求出發，深入探討所在學科與文學的關系，如“繪畫與文學”、“建筑與文學”、“醫學與文學”等，有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趕超文學之勢。(3)整體理論性探索不夠，實踐闡釋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層，流于文學與其他學科關系的泛泛敘述。系統的、有理論探索的、有實踐個案的、有學術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學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論體系，研究成果也無法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論。

三、“跨學科研究”在比較文學教學中的角色轉換

廣告專業開設的語言文學課程在教學目的和課時安排上均與中文專業有一定差異，如何從廣告專業的角度對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進行二度設計，著力體現廣告專業特色，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   一、教學內容上廣告特色之體現   目前廣告專業的語言文學課程沒有專門教材，一般分享語言文學專業的教材資源。在這種教材體系的限制下，廣告專業語言文學教學必須在教學內容上作出適當調整。   在調整過程中我們本著以教材既定框架為基礎，結合中外廣告史和廣告創意等專業課程的教學增減教材中的某些內容。   教學重點隨著教學目的不同而發生變化，而教學重點正是體現教學特色的關鍵。因此，我們在改革廣告專業語言文學教學時，集中力量整合語言文學的教學內容。一方面以培養語感、掌握修辭技巧為核心，大刀闊斧地砍掉了現代漢語語法部分。同時，選取經典的廣告口號、廣告文案作為講解修辭技巧的案例。把愛立信手機的廣告語“一切盡在掌握”納入雙關的例證；舉“格力空調‘非洲到南極一步之遙’”講解夸張這一修辭手法。在這些案例進入現代漢語課堂后，打消了學生對于開設這門課程的疑惑，提高了他們的學習興趣。   另一方面以提高古代文獻閱讀能力為指針，靈活處理古代漢語語法部分的教學。以“是”為例，語言學需要說明“是”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意義和用法，分析產生這種變化的語言環境。而廣告專業在講授這個語法點時完全不必如此大費周章，只要交代清楚“是”的常用義項為“這”即可。   通過以上語言文學課程內容方面的改革，我們就能夠在缺乏專業教材的條件下，較好地解決課時少與內容多的矛盾，圓滿地完成教學任務。   二、教學方法上廣告特色之體現   突出廣告專業特色，除了從語言文學教學內容方面著手外，探索有效的教學方法也勢在必行。在教學方法上，我們主要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嘗試。   首先，創新教學思路，變專業教育為素質教育。實際上，對于廣告專業而言，廣告專業的語言文學教學這些課程應該以涵養人文素為主，把文學視為認識社會人生的一個窗口。另外，“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培養學生健康的思想情操，樹立良好的職業道德，是廣告語言文學教學又一重要思路。   其次，強調知識的遷移，培養學生把文學知識轉化為廣告創作素材和表現方法的意識。作為優秀的廣告人才，必須能夠把多學科知識融會貫通，這一點在后現代廣告創作上表現尤為明顯。后現代廣告作品往往通過廣告圖像及其文案符號與古典的、現代的文學藝術作品意象互轉，刻意營造超脫現實的陌生感和幻覺感。   第三，在作品分析中增加“廣告”這一緯度，挖掘文學作品中的廣告元素。比如《水滸傳》，不僅描寫了梁山泊眾好漢的傳奇故事，還透露出那個時代大量的商品經濟信息。從廣告學的角度介入研究，不僅彰顯了廣告專業語言文學課程的特色，而且開辟了語言文學研究的新領域。   第四，突出文體知識介紹，幫助學生掌握可以充當廣告載體的古典詩詞、楹聯和劇本等體裁的寫作要點。在我國廣告史上，從唐朝開始，詩詞廣告和對聯廣告就源源不斷。因為這些廣告形式契合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而且在文人的參與下，提升了廣告文化的品位。因此，語言文學教學應該把這些文體作為重頭戲，培養學生的廣告文案寫作能力。   三、廣告特色得以體現的理論基礎   廣告專業是一個交叉性的邊緣專業，對理論訓練和知識多樣性整合有較高要求。實現學科間的融會貫通，溝通學科間的研究紐帶，既是對現代教育者開闊的學術視野的要求，又是培養復合型人才的時代要求。廣告是一個新興的邊緣交叉專業，其專業性質是語言文學課程廣告專業特色得以體現的基礎之一。   首先，盡管廣告專業以廣告策劃、營銷知識和技能為主要教學內容，但是，現代廣告大多超出簡單的商品叫賣行為，往往借助藝術包裝，以審美遮蔽功利。為了達到令人滿意的廣告效果，廣告創作者必須研究受眾審美心理，遵循藝術創作原則和方法。   其次，廣告專業與文學在研究人類心理，認識人性上有其共同的追求。廣告學發源于心理學和營銷學，隨著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又分化產生了獨立的廣告心理學。盡管不同的心理其活動機制存在差異，但人性是永恒的。只有在了解人性、認識人性基礎上制定的營銷策略才有成功的保證。   最后，廣告專業與文學在培養人的高尚情操上殊途同歸。一個合格的廣告從業人員，不僅應該具備過硬的專業技能，而且要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   語言文學課程廣告專業特色之體現，是因材施教這一教學原則的要求。教學工作的復雜性主要在于教學對象的千差萬別。同一個問題，不同的受眾。我們在設計廣告專業的語言文學教學時，應該從廣告專業學生的視角出發，突出學以致用的特點，突出廣告專業特色。

［摘要］

小學教育專業中國古代文學在教學內容上存在適切性的問題。小學教育專業古代文學教學內容，在廣度方面，角度上要多元，數量上要精簡，同時要兼顧古代蒙學與兒童文學內容;在深度方面，要準確透徹;在體例安排方面，宜采用“縱向文學史描繪———橫向要點剖析———作品本位”的模式。

［關鍵詞］

小學教育;古代文學;適切性

［基金項目］

2014年度廣西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重點項目“地方高校面向山區農村創新小學教師培養模式的研究與實踐”(2014JGZ139)。

中國古代文學是小學教育專業(下文簡稱“小教專業”)的主干課程，隨著社會對傳統文化的日益重視，其重要性也將愈加凸顯。目前，多數高校小教專業古代文學教學是借用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材與體例，略作簡縮、調整。其實由于專業的不同，小教專業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在廣度、深度與體例安排等方面較漢語言文學專業均應有明顯區別?？梢哉f，小教專業古代文學教學內容存在適切性問題。對此，本文結合教學中的體會，從三方面略陳管見。

中國外國文學研究自改革開放40年以來蓬勃發展，在外國文學批評方式“中國化”的革故鼎新中，研究探索新時代外國文學的發展新趨勢對于推動該領域的多元發展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興盛具有重要意義。2019年8月19日到21日，由《當代外國文學》編輯部、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主辦的“新時代外國文學研究前沿問題”學術研討會在濟南召開，來自全國170多名專家學者及青年代表圍繞當前外國文學研究的前沿問題展開熱烈討論。

1．外國文學研究熱點問題的歷史回顧與趨勢展望

南京大學楊金才教授提出中國的歷史語境和時代特征、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獨特經驗是未來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的新方向。當代外國文學研究應努力將中華元素融入世界文明的發展大潮中，通過與世界各國文明的比較互鑒，促進世界文化多樣性不斷豐富拓寬，同時，更要推動并努力實現世界話語層面上的中國發聲。21世紀的文學批評應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更加關注作家創作題材的可能轉向。應通過理論反思的方式重回原點，以探索21世紀外國文學所蘊含的地域特征與跨國文化交匯的多元風格，多層次、多維度探索開拓新世紀外國文學發展的新趨勢。四川外國語大學董洪川教授提出“科學主義”與“文學主義”是文學批評的兩大主題，董教授以艾布拉姆斯的人文主義批評理念為切入點，從“共享世界”“人文話語”“歷史關照”等多個層面充分闡發人文主義批評的內涵本質。中國人民大學曾艷兵教授則提出，當前外國文學在理論研究、比較文學、國別文學等領域均取得重要進展，理論深度和學術視野得以有效拓寬，優秀學術成果層出不窮。在總結回顧外國文學研究的累累碩果后，曾教授寄語外國文學研究要繼續以弘揚國家意識、本土立場為主旨，凸顯中國話語和中國形象。

2．新時期外國文學研究方法論層面的研討

北京外國語大學陶家俊教授以薩義德的跨文化連接論、帕特里夏•勞倫斯的跨文化文學關聯網絡論和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體系論為例，指出通過跨文化視閾透視歷史、文化、政治、民族、地理等多維度的文學關聯理論，突破既定的文學本體論和文化本體論，推動文學研究從本體認知模式向關聯認知模式的知識話語轉型。湖南師范大學曾艷鈺教授以斯坦福大學2010年所成立的文學實驗室將定量分析引入文學研究為例，就大數據背景下文學研究方法的創新做了主題發言，指出人腦與電腦在文本閱讀與分析過程中可以有效互補。上海外國語大學胡開寶教授提出以語料庫為切入點的文學研究具有以下優勢：可以通過數據統計歸納文學語言和文學創作過程的規律性特征；對文學語言等共性特征和文學創作的獨特風格均可探索；促進文學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有機統一。

3．外國文學領域新思潮、新文本的審視分析

閩南師范大學張龍海教授探討了英國石黑一雄作品中的記憶與掩蓋；蘇州大學教授朱新福介紹了21世紀新出現的氣候變化小說；南京大學何寧教授對蘇格蘭詩人克勞福德詩歌中的科學意象和蘇格蘭民族性進行解讀；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劉克東對美國文學新秀阿萊克西《印第安殺手》中跨種族關系的職業倫理進行闡釋；河北師范大學李正栓教授通過計量學分析方法對國內莎士比亞研究現狀與未來發展進行分析與展望；南京郵電大學王玉括教授對美國族裔文學中有關非洲黑人生活描寫的文學作品進行講述；復旦大學陳靚教授則關注了美國本土族裔文學批評家阿諾德•克魯帕特，并就其所提倡的對話性的世界主義模式進行論述；華中師范大學羅良功教授對激進藝術歷史擔當者辛巴•杰斯的詩歌特點進行剖析，指出其作品跨文類、跨文化、跨媒介的藝術實驗以及面向未來的歷史書寫范例；山東師范大學王卓教授則就扎迪•史密斯小說《搖擺時光》中的地理空間意義與跨國文化書寫等宏大問題進行啟發性論述。同時，與會青年學者圍繞“國家、民族與身份認同”“文學的共同體想象”“奇幻文學與技術書寫”“文學空間”等四個議題展開廣泛研討。另外，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外國文學研究》主編曾艷兵、《當代外國文學》主編楊金才、《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主編陳勇、《山東外語教學》主編王卓、《外國語文研究》主編羅良功、《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副主編陳靚等五十余名專家學者就學術期刊辦刊過程中遇到的各類問題，包括選稿流程、學術熱點追蹤、專題設置、文風學風以及學術誠信建設等展開討論，努力為當下外國文學研究營造更加良好嚴謹的學術氛圍。本次學術研討會對外國文學領域的發展態勢與發展方向做出深入研討與理性規劃。與會學者提出的諸多啟發性與建設性意見，必將推動我國新時代外國文學研究的與時俱進，不斷創新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