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論文范例

一、英美文學特點及其發展歷程

(一)英國文學特點及其發展歷程

文化、歷史、政治、社會的變革都會對英國文學產生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英國文學的發展和演變。文藝復興是英國文學的重要變革時期，這一階段出現了莎士比亞、薩里、斯賓塞、華埃特、海伍德等著名的文學家。文藝復興過后，又先后出現了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等發展階段。到了18世紀初，又興起了新古典主義，這使得宗教神學開始在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發展到19世紀，浪漫主義氣息逐漸滲透到英國文學創作中，這一時期的文學家更加追求自由和解放。到了19世紀后半期，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影響下，英國文學的題材逐漸擴展，文學也被賦予了某種經濟和政治色彩，大多數文學作品宣揚自由平等思想。在此之后，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英國文學趨于寫實，在選材上更加關注現實生活。而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入，文化也趨于多樣化發展，這促使英國文學順應時展，呈現出更加全面、多元的特點。

(二)美國文學特點及其發展歷程

相較于英國文學，美國文學發展歷程相對較短，但美國民族較多，且有大量移民。這就使得美國文學呈現出更加多樣性、復雜性、龐大性的特征?？傮w而言，美國文學先后經歷了殖民時期、革命后、一戰前、二戰前后等階段。在最早的殖民時期，美國文學呈現出鮮明的早期浪漫主義色彩。這一時期的美國大陸相對落后，文學仍源于生活和勞動，因此，文學作品多是贊頌人們的品格和自然風光。到了一戰前后，現實主義和鄉土文學出現在美國文學中，對美國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使美國文學的現實性不斷加強，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美國文學的轉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人們飽受戰爭摧殘，對社會和人性開始反思，深入思考人性的善與惡，美國文學也一度陷入迷茫時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文學逐漸進入第二次繁榮時期。到了19世紀20年代，美國資本主義進入高度發展時期，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中的矛盾逐漸暴露，各種文學流派也相繼出現，文學作品的現實性更加鮮明。30年代的美國文壇則以左翼文學為主導。而到30年代后期，文壇上則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文學流派紛紛出現，且大膽發表自己的文學見解，彼此之間相互爭論、交流和借鑒。在此過程中左翼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逐漸成為美國文學思潮的主要引導者。與此同時，美國文學逐漸與世界相互交流，并對世界文學產生一定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產生了重大打擊，二戰后，美國文學逐漸呈現出多樣化格局。

(三)英美文學評論的主要內涵

英美文學評論隨著英美文學的產生而出現，并伴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在英美文學發展過程中，文學評論的要求越來越規范嚴格，理論指導也越來越系統化。英美文學評論以文學作品為主體，并依據相關的文學理論對文學作品進行系統化研究和分析，進而探索英美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以便為之后的文學創作提供理論指導，推動英美文學更快、更好發展。文學評論家通常綜合考慮作品的寫作手法、表現特色、思想觀點、創作風格等要素，對作品進行多角度分析和評價，以幫助讀者更加準確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和主旨。此外，文學評論也有助于文學創作者得到更加客觀的反饋，進而以此為依據進行反思，并不斷進步。

一、散文與散文文學   散文以其龐大的數量、繁多的品種在萬紫千紅的文學百花園中呈艷麗于一壇。散文文學既有文學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點而別于其它文學形式。   一篇優美的散文同一首美妙的詩歌一樣令人愛不釋手、回味無窮。   散文與散文文學是同一事物的兩個不同概念。   散文是相對韻文而言的。廣義上的散文是指書面語或口頭語的非格律形式,是韻文的對立面。英文的散文一詞prose最初源于拉丁語prosa(oratio),它的原義是“直截了當的談話”。十一世紀諾曼人征服盎格魯•撒克遜人后,隨著法語詞匯大量涌入英國詞匯之時,prose一詞才由古法語變成了中世紀英語詞。由此,人類最初是從語言的形式上獲得散文的概念。它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語體與文體,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然而,散文并不都是文學作品,只有當散文脫離了純實用性目的,成為部分人或作家個人為解釋某事,或對某一主題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思想感情而用散文形式創作的作品才成為散文文學。正如原始人類在高興時所表現出來本能的手足動作尚不是舞蹈藝術一樣。小說和故事也是以散文的形式寫成,但散文作家的寫作主要在于針對事實的邏輯性陳述與解說,以及他們的觀點與態度,他們的興趣不在于講故事本身。   散文文學同樣貼近人類生活的各方面。就其涉及的內容,文學性的散文有個人事務、情思、哲理、歷史、科技、傳記、游記等方面。就其文體形式,有小品、隨筆、素描、特寫、書信、扎記、演說辭,也有語言優美、文句典雅的散文詩。散文文學既可作茶余飯后、或勞頓疲乏的消遣休閑手段,亦可作為陶冶情操的借助,是言辭文章的范本,也是治學求知的師友。散文擁有比戲劇、詩歌、小說更多的讀者。無論文人墨客,學者仕人,還是市井平民,沒有人從來沒有涉獵過散文作品。正是散文文學的這個特點,使它在世界各國文學中能成為繁榮的一簇奇葩。   二、早期英語散文的特點   中國最早的散文作品在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而公元7世紀至11世紀初的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英語散文還處在早期階段。文學的起源與發展和民族歷史進程相聯系。公元5世紀時,歐洲大陸日爾曼民族中的盎格魯•撒克遜、朱特部落相繼遷入大不列顛島,在那里建立起各自的小王國。公元7世紀時,英倫島上的諸小王國才慢慢統一起來,形成盎格魯•撒克遜王國。英語散文也就從這時開始了。   與許多國家不同的是,早期的英語散文并不是直接用英語寫成,而是用拉丁語寫成。其內容主要為歷史事件和宗教活動的記載。公元7世紀時,英國成為了基督教的國家,能夠讀書寫字的文人都是教會人士。他們的宗教活動使用的是拉丁語。因此,用拉丁語寫文章便成為時尚,是少數人的特權。7世紀末8世紀初的彼德(Bede)就是這類寫拉丁文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一生服務于教會,著作頗豐,論涉廣泛,然而全都以拉丁語寫成。他的代表著作《英格蘭民族的宗教史》(TheEcclesiasticHistoryoftheEnglishNation)記載了羅馬人入侵英格蘭到公元8世紀前三十年英國歷史的全過程。   人們能夠用古英語讀到他的這部歷史著作是在9世紀末了。盡管彼德是用宗教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現象,但這本書仍是研究英國早期歷史的重要依據。正因為這樣,彼德被譽為“英國歷史之父”,而不是“英國散文之父”。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用古英語寫的散文是于9世紀末由威塞克斯國王阿爾弗雷德(Alfred)發起翻譯與編寫的《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這部編年史的主要部分是重要歷史事件的逐年記錄,它的作者主要是教會人士。   因此,它的內容也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編年史是古英語散文的杰出代表。在10世紀末與11世紀初,一名叫阿爾弗里克(Aelfric)的僧侶精通拉丁文。他也寫了大量散文作品。但他用古英語寫的散文幾乎都是宗教布道集或圣經解說文。這類作品尚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散文文學創作。   早期英語散文的這些特點一直延續到諾曼征服后的英國。1066年,講法語的諾曼人入侵英格蘭,在英國建立了盎格魯•諾曼王朝。英國正式步入了封建社會。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語逐步演變成夾雜著大量法語詞匯的中世紀英語。語言的演變也引起了英國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的變更。昔日流行的英雄史詩讓位于講述亞瑟王和他的園桌騎士的傳奇故事以及廣泛流傳民間的民歌民謠,特別是關于羅賓漢和他的綠林好漢的民歌。傳奇與民歌多用韻文形式,且不是個人創作的作品。這時的散文也加入了這個文學大轉變的潮流。而用散文形式寫的亞瑟王與園桌騎士傳奇故事的卻是作家個人。十五世紀的托馬斯•馬洛依(SirThomasMalory)是講述騎士故事的代表人物。然而,寫文章要用外語的古風在馬洛依身上依然保存著。他著名的《亞瑟王散文集》(Marted’Arthur)雖然不是用拉丁文寫成,而是先用法語寫成,然后馬洛依自己把它譯成英語散文。英國早期散文以拉丁語或法語寫成的習慣一直延續到16世紀上半葉。湯馬斯•莫爾(ThomasMore)的著名作品《烏托邦》(Utopia)也是用拉丁語寫成,然后譯成英語。這種習慣直到英國文藝復興后才最終結束。   三、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與英國   “散文之父”的產生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在時間上比歐洲大陸慢了一拍,在歐洲大陸主要國家里文藝復興在16世紀已經轉入尾聲。而在英國,此時文藝復興正是高漲時期。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始于一批“牛津改革者”宣揚人文主義思想。其中,最杰出的“牛津思想家”代表人物是湯馬斯•莫爾,他的人文主義思想最集中地通過他的散文著作《烏托邦》(Utopia)表現出來。《烏托邦》用拉丁文寫成,在出版了31年后才譯成英文?！稙跬邪睢凡辉偈侵v述傳奇故事的文體,而是采取三者談話的方式來表達作者的思想。這種文體表達的內容更接近現實社會生活。在這種散文文體的基礎上發展出短篇小說型的散文體。#p#分頁標題#e#   16世紀后期,一種新型文體盛行于英國,即“小說散文”(Prosefiction)。“小說散文”雖然包含有一個簡單的故事,通常是個愛情故事,但結構并不復雜。作者并不以創造故事情節為主要目的。   “小說散文”并不是小說,而是一種突出某種語言風格的散文體裁。這種語言充溢著結構長而復雜的句子,講究音調的平衡,句子的對仗、排比、使用人工雕鑿的,牽強附會的修飾或比喻。這種散文文體又稱為“華麗散文”,英文為“Euphuisticprose”,與中國六朝時期盛行的“駢文”相似。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時代,這種文體極其盛行于宮廷與上流社會的書面與口頭語言交際中,特別是名媛貴婦們不僅要會說法語,而且要學會用Eu-phuism體。   英國第一個“小說散文”的作家是約翰•李利(JohnLyly)。這種文體名稱“Euphuism”就是由李利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名字演變而來。詞藻華麗的駢文似的散文體在伊麗莎白一世和李利死后就沒落了。但是這種文體使英國散文更貼近現實生活。   在英國文學發展道路上,這種文體為散文的繁榮,為十八世紀初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的產生創造了條件。英國的文藝復興是“英國散文之父”得以在十六世紀末產生的催生婆。一個從來都沒有想到要做文人作家,只想在政界官場奮斗的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最終成為了英國“散文之父”有其偶然因素,但也是英國文學歷史發展的必然。培根在遭受了政治上的大挫折后,只好拾起他的科學研究興趣,從事科學實驗與哲學研究,并在這方面有所建樹。培根在記錄和發表他的科研成果報告時,也是用拉丁語寫作。而在他科研閑遐之時,對某一社會問題發表他的意見或感想時,他才用英語寫出來。1597年,搜集有10篇文章,在《散文集》的書名下,培根的散文集第一版問世。   這就是英國第一部以英文寫成的散文文學作品集。   此后,文集不斷擴大再版,到1625年,《散文集》已包含有58篇文章了。   培根的《散文集》涵蓋了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主題。培根以睿智的眼光洞察社會,解析生活。培根的一些見解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看來,也不失它的正確性?！渡⑽募分械囊恍┟?被人們反復引用,已經變成世人皆知的格言了,如“知識就是力量”?！渡⑽募返恼Z言高度精煉,簡潔。盡管有人說培根的散文集是他嚴謹的科學與哲學思想的副產品,但它的價值永存。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即使在他的寫作塵土中也能找到金子。”《散文集》是英國散文文學發展史中的一個里程碑,從此后,英語散文文學進入了繁榮與具有自我特點的發展之路。培根的散文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在語言風格上,都給后世英國散文文學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英國文藝復興的末期,十七世紀初的另一個影響到英國散文進程的大事便是《圣經》全文的英譯本完成與出版。中世紀的英國在進行宗教活動時,《圣經》是直接用拉丁語誦讀的。十六世紀時,《圣經》僅只有片斷,章節英文翻譯本。1604年,繼承英國王位的斯圖亞特王朝的第一個國王詹姆士一世組織了47個學者進行《圣經》全文的翻譯工作。   經過七年的集體努力,英文版的《圣經》全文終于在1611年問世。這就是一直使用到今的被稱為“國王欽定圣經”版本。(KingJamesBibleoftheAuthorizedVersion)《圣經》英譯本除了詩篇部分外,都是以散文體譯成,它的英語純粹,表達力強,文辭生動優美,并且擺脫了“華麗散文”Eu-phuism體的文風。   十七世紀初英國散文發展進程中的另一個亮點就是羅伯特•伯頓(RobertBurton)和他的作品。   他于1621年發表的散文著作《憂郁癥之分析》(TheAnatomyofMelancholy)表面上是一本醫學書或醫科教材。實際上,作品涉及了人類社會的許多問題,把社會與政治弊端與人的身體與精神的疾病相比擬。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文風活潑,文句幽默而機敏,是一部典范的散文作品。   四、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與資產階級專政時期的散文   文藝復興在思想上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準備了條件。英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在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時期獲得了大發展。斯圖亞特王朝對英國議會的橫蠻態度終于導致了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英國清教徒是這次革命的中堅力量,反映英國清教徒思想的清教文學隨之興起。散文在革命思想的傳播和輿論宣傳中起了重要作用。十七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清教徒詩人,《失樂園》(ParadiseLost)作者約翰•密爾頓(JohnMilton)的早期寫作主要是散文作品,在資產階段革命前和革命期間,他的散文小冊子涉及到宗教改革、婚姻、政治、王權等各種問題,成為資產階段革命的鼓動者與宣傳者,革命的代言人。   王政復辟時期散文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在文學評論上。這個時期之前,英國尚沒有一部比較系統全面而又客觀的文學評論作品。被人們稱之為“趨炎附勢的兩面派”作家約翰•德來頓(JohnDryden)雖然在他的政治觀點與政治態度上不足以取,但他的一部關于文學評論的散文著作《戲劇詩歌論》(AnEssayofDramaticPoesy)卻是英國文學評論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該著作中,德萊頓以對話的形式,對英國和法國的戲劇家作出了他的評價,特別是對莎士比亞作了比較系統全面的評價。他以兩分法的觀點,指出了莎士比亞的問題,甚至是苛刻的批評,但同時肯定了莎士比亞偉大的成就。作者用了一句拉丁語作為對莎士比亞的總結:QuantumLentasolentintoviburnacyprsssi.譯成英文:Ascypressesgrowtoweringamongtrailinghedgerowshoots.其意為莎士比亞就像生長在低矮籬笆叢中的參天柏樹一樣高大、挺拔,頗有“鶴立雞群”之勢。德來頓對莎士比亞的這一評價奠定了后世人評論的基調。他的文學評論散文思想敏銳,語言簡潔,風格質樸,與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華麗文體天壤之別,與同世紀的密爾頓的復雜長句亦不同。正是這樣,有人稱德來頓為“英國的文學評論散文之父”。#p#分頁標題#e#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經歷了反復,以向封建王權妥協而告終,但是奪取政權的目的的確達到了。英國資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后,它的主要任務除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工業革命外,就是要在思想上用新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價值觀教育人民群眾,以取代長期以來統治人民的封建思想。這就是十八世紀英國的“啟蒙時代”。英國啟蒙文學的內容與形式都極其豐富多彩,這時的散文文學的發展為整個英國文學的繁榮增添了新的異彩。特別是散文的寫作風格更是異軍突起。   十八世紀的前三十年,在新古典主義盛行的英國文壇上,產生了一個新的散文文學部門,就是期刊散文。1704年,有“英國小說之父”之譽,《魯賓遜飄流記》(RobinsonCrusoe)的作者丹尼爾•笛福(DanielDefoe)開始編輯出版了英國的第一個期刊《評論三周刊》(Review),發表討論政治、道德與文學等方面的散文作品。雖然笛福開英國期刊散文先河,但是這個時期在期刊散文文學上更具影響力的卻是理查德•斯梯爾(RichardSteele)和約瑟夫•艾迪生(JosephAddison)以及他們共同編輯撰稿的期刊《閑談者》(TheTattler)和《旁觀者》(TheSpectator)。這兩個期刊上的文章主要是他們二人的散文作品。他們以清新流暢,簡潔生動而帶有淡淡諷刺味道的語言論涉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杜杂^者》中的文章影響深遠。美國的本杰明•富蘭克林(B•Franklin)曾在他自己的《自傳》中回憶他小的時候,是如何模仿《旁觀者》中的文章練習寫作。   十八世紀下半葉,英國散文文學的不同風格更是各具異彩。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以他辛辣的諷刺文風在英國文學史上留下諷刺作家的聲譽。他的散文作品《我的一點小小的建議》(AModestProposal)成為了英國諷刺散文的典范。   斯威夫特滿懷深切的同情與憂慮描寫了愛爾蘭窮苦人民的悲慘生活,但是文章卻以滿篇反語諷刺的語言寫成。貶語咒罵變成了深沉的愛,奉承與褒獎成了切齒之恨。作者的文句構思與語言表達充分體現了這位諷刺大家的非凡寫作技巧。與斯威夫特散文風格迥然不同,撒繆爾•約翰遜(SamuelJohnson)的散文則充溢著濃郁的古典主義氣息。約翰遜博士以編纂了英國的第一部《英語大辭典》的巨大成就而記入史冊。而他的文學成就,尤以他的散文而馳名文壇。約翰遜散文典雅莊重,文思睿智,才氣橫溢,文句優雅。他絕少用俗語和口語化的句子,他善用排比對偶,明喻暗比。他把排比句發展成三聯排比,把散文寫作技巧推向一個新高度。他的《辭典》最終完成引起了與切斯特菲爾德爵士的風波,這導致了他的一封《致切斯特菲爾德爵士的信》(LettertoLordChesterfield)的出籠。這封信是英國古典主義散文書信的典范,歷來為文學愛好者所欣賞。而他為自己的《辭典》所寫的一篇《序言》,則遠遠超越了一般序言的俗套。它的前半部分是有關語言問題的論文,后半部分則是抒發感情的優美散文詩,把他編寫英語大辭典時既自信而又膽怯的自我矛盾心情表露得淋漓盡致,他的三聯排比句在《序言》里不只一次地用到。   由于有了約翰遜這一位其貌不揚,卻又才智過人的奇才,“約翰遜俱樂部”的頭人,英國才有了一位著名的傳記作家,詹姆士•波士威爾(JamesBoswell)。波士威爾成天與約翰遜形影不離,車前馬后,把約翰遜的言行統統記錄下來,終于成就了他的《約翰遜傳》(LifeofSamuelJohnson)這部巨著。這是英國傳記文學最早的一部經典傳記,也是一部優美的散文作品。   在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英國也產生了著名的歷史散文作家愛德華•吉本(DewardGibbon)。吉本的歷史散文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與滅亡》(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是他十二年來辛勤收集資料,訪問調查的結晶,不僅史料翔實,而且語言精彩,文筆優雅,是英國啟蒙時代的歷史散文里程碑。十八世紀英國散文風格的大發展還表現在演說散文上。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寫了一系列語言雄辯有力的演說散文與書信體散文。他以書信體形式寫的散文《法國大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ontheFrenchRevolution)語言蒼勁優美,但其思想內容卻是對法國大革命的不解與反對。   十九世紀的英國在經歷了工業革命后,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英國在該世紀完成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的過渡,而資產階級的本質也暴露無遺,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日趨尖銳。這一時期英國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經歷了它的輝煌時期,反映了英國社會各階層的現實生活。十九世紀的英國散文文學也在這樣的背景中豐富了它的題材種類。   像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一樣,散文的題材觸及到社會生活的深層與多面,直接地批判種種社會問題。十九世紀的前二十年代,當英國還是浪漫主義思潮統治著文壇時,一批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激進散文家就寫出了許多議論時政的散文作品,這些散文思想激進,內容新潮,文筆犀利,反映出被壓迫人民要求民主和權利的心聲,提倡改革與革命。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高德文(WilliamGodwin),潘恩(ThomasPaine)和科伯特(WilliamCobbet)。農民出身的散文家科伯特創辦的《政治紀事》周刊前后持續達三十多年,猛烈抨擊了英國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揭露了選舉中的丑行,強烈要求政治改革,而對英國的農民,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杰出的散文作品《鄉村騎行記》(RuralRides)既寫了英國農村的自然景色,也寫了社會現實生活。   文章以夾敘夾議的方式,把自然美景與人民的痛苦揉合在一起,以冷峻的幽默和辛辣的諷刺抒發作者的情懷。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巨大成就雖然在詩歌領域,但這個時期也是英國浪漫主義散文的黃金時代,浪漫主義散文的重要代表作家還有蘭姆(CharlesLamb)、赫茲里特(WilliamHazlit)、亨特(LeighHunt)和德昆西(ThomasDeQincey)。   蘭姆從一個業余詩人成為英國杰出的散文家,其作品平易近人,受人喜愛。他的早期作品就是在中國廣為人知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TalesfromShakespeare)。用散文形式講述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故事,他的前人亦有嘗試,但沒有人像蘭姆那樣能用最簡潔生動的語言復述莎劇中的故事,讓那些不懂戲劇原文的人,甚至兒童都能理解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故事。蘭姆散文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的散文集《埃利亞散文集》(EssaysofElia)和《最后的埃利亞散文集》(LastEssaysofElia)中。他的散文風格柔和、優雅而具感染力,文句中幽默神情與哀憐情感凝重又不落俗套。#p#分頁標題#e#   赫茲里特以他的小品散文而著名,而內容卻涉及到政治、經濟、哲學與文學評論多方面,亨特的散文也以文學批評著稱。德昆西是十九世紀前期最后一位重要的浪漫主義散文家代表。他的散文作品《一個英國抽鴉片的人的自白》(TheConfessionofanEnglishOpium-Eater)描述了他自己抽食鴉片的經歷,進而聯想翩躚。散文詞藻華麗、風格輕漫,有“散文詩”之稱。德昆西關于英國“湖畔詩人”的評論散文亦引人入勝。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末,在英國出現的“憲章運動”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這次革命運動,在英國文學戰線上的反映就是“憲章文學”。革命性的政治散文小冊子在憲章文學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具有號召性的散文冊子、書信、演說詞與戰斗的詩篇一起為工人運動宣揚了輿論,號召了群眾,組織了力量,鼓舞了斗志。它們在英國文學史上也占有光輝的一頁。   十九世紀的英國散文在品種上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散文作家數目之眾,也是史無前例的。十九世紀中期的一連串作家的名字,就代表了善長于不同題材的散文家。一個由蘇格蘭農民的兒子成長為維多利亞時代著名散文家的卡萊爾(ThomasCarlyle)擅長于文學評論和演說散文寫作。他對彭斯(RobertBurns)的評論散文創立了一種新的文學評論方式。   他的散文反映出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丑惡的認識,對勞苦大眾的同情。但是,他又害怕群眾的覺悟,害怕群眾革命,只是寄希望于社會的“英雄”。他的這一思想在他演說散文集《英雄與英雄崇拜》(OnHeroesandHero-Worship,andtheHeroicinHistory)中暴露無遺。麥科尼(ThomasBabingtonMacaulay)則以他生動的語言寫歷史散文。他的歷史著作《英格蘭史》(HistoryofEng-land)似是斷代史,卻又不是斷代史。他以小說的描繪加抒情的方法,把枯燥的歷史事件寫成生動的描述文,讀起來令人興趣橫生。臘斯金(JohnRuskin)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評論散文家。他在討論社會問題的同時,把更多的筆墨蘸注在繪畫、建筑的藝術評論上,他的關于中世紀建筑藝術的評論《建筑藝術的七盞明燈》(TheSevenLampsofArchitecture)影響到歐美的建筑潮流。散文家紐曼(JohnHenryNewman)的關注則投向大學教育方面。馬休•阿羅德(MatthewArnold)是詩人,也是著名的文學與社會評論家。   十九世紀中期,隨著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英國散文文壇上又增添了一項新的題材,那就是科普散文的出現。1859年,達爾文(CharlesDarwin)發表了他的著名論文《物種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但是由于保守思想和教會勢力的阻撓,達爾文主義尚沒有普遍為人們所接受,更不為普通勞動人民所知曉。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站出來,以演講,寫文章的方式向普通勞動者宣揚達爾文的進化論。他的演說詞散文《一片白堊》(APieceofChalk)把進化論以極其通俗易懂的語言,以人們熟識的事實,解說了進化論的精髓。盡管人們普遍將赫胥黎列入科學家名單,但他的作品開創了科普散文之先河,奠定了科普散文的風格。十九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一些現代主義的思潮,包括自然主義(Naturalism)和唯美主義(Aestheticism),在英國文壇上泛起。人們熟知的戲劇家和小說家魏爾德(OscarWilde)被稱為唯美主義的代表作家。   他的小說《格雷的畫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是唯美主義的代表作品。然而,英國唯美主義的興起卻是散文起了先鋒作用。首先在英國倡導“為藝術而藝術”(ArtforArt’sSake)理論的是散文家、文藝評論家沃爾特•佩特(WalterPater)。   他在他的散文集《文藝復興之研究》(StudiesintheHistoryoftheRenaissance)中首先提出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而“為藝術而藝術”正是唯美主義的宗旨。因此,魏爾德是用他的藝術形象,生動而具體地實踐了唯美主義的理論,圖解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十九世紀末,自然主義小說的代表喬治•吉辛(GeorgeGissing)也是散文家。   他的作品《狄更斯之批判研究》(CharlesDickens:ACriticalStudy)以比較現實與客觀的態度評價了狄更斯在文學和語言方面的成就。這個時期,另一位廣為讀者所知的小說家,《金銀島》(TreasureIs-land)的作者斯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如同他的浪漫主義小說一樣,寫了許多散文游記、隨筆和小品,為本來已經題材品種相當豐富多彩的十九世紀英國散文又增添了一個新的內容,即游記散文。   五、二十世紀的英國散文文學概況   當歷史的車輪進入二十世紀后,由于英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英國文學領域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二十世紀的英國已完成了向帝國主義的過渡,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這意味著國內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與壓迫更加殘酷。國內勞資矛盾更進一步激化,工人階級在覺醒。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頻頻發生。國際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爭奪原料和市場,爭奪殖民地的斗爭加劇,最終導致了這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后,一步步衰落下去,昔日的大英帝國最終淪落為美國的幫兇與仆從。英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在文學領域有深刻的寫照,英國散文文學的變化與發展同樣映照了時代的變遷。英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已經度過了它的輝煌高峰時代。   盡管現實主義的傳統仍然被一些作家繼承著,但小說和詩歌領域受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哲學流派的影響,現代主義的作品各顯其能。未來主義(Futur-ism)、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和意識流(StreamofConsciousness)等各種文學思潮像走馬燈一樣出現在英國文壇。英國散文文學也以它自己的特點在這個大變化的文壇上展現一角。二十世紀初期,英國散文文學最顯著的一個變化就是散文寫作轉向非嚴肅性的主題。由于文學創作越來越商業化,散文寫作不再用來討論嚴肅的社會問題,而用以服務悠閑階層的娛樂,或供茶余飯后的消遣。過去英國散文傳統的嚴肅主題被輕松的議論所取代。  #p#分頁標題#e# 由于輕松散文的繁榮,幽默、機敏俏皮加上淡淡的諷刺語言便成為了這類散文的基調。小品、隨筆、速寫一類的散文充溢于報刊雜志和集子。傳統的英國散文中,典雅優美的語言風格被大量的習慣口語化的詞語所代替。這類散文的代表有麥克斯•比爾波姆(MaxBeerbolm)的《再一次》(YetAgain)、《甚至此刻》(AndEvenNow)、《事情:新與舊》(ThingsNewandOld);切斯特頓(G.K.Chesterton)的《巨大的瑣事》(TremendousTri-fles)、《差異的運用》(TheUsesofDiversity)、《一般說來》(GenerallySpeaking);貝洛克(HilaireBelloc)的《論沒什么事》(OnNothing)、《論每件事》(OnEverything)、《論任何事》(OnAny-thing)、《論某事》(OnSomething)。然而,二十世紀的英國散文還是在它自己的領域內發展著。盡管現代主義的文學思潮支配著這個世紀的英國文學創作,但散文仍然顯示出一些新的特點。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散文文學有以下特點。這個時期,傳記散文有了迅速的發展。傳記的寫法突破了舊傳統,從注意積累詳細而充分的史料事實,按歲月的進程寫出一個人的一生發展到有選擇地安排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加以描述,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點。代表作家如斯特雷奇(GilesLyttonStrachey)作品《維多利亞女王傳》(QueenVictoria)就是一部不落俗套的傳記,令人耳目一新。二十世紀中期,“小說散文”(Prosefiction)再度在英國興起。   “小說散文”的文體人們并不陌生,英國在十六世紀就盛行過。約翰•李利在他的“小說散文”中創造了駢文式的Euphuism體。他死后,這種文體在英國衰落下去。我們在浪漫主義散文家蘭姆的作品中可以尋覓到一點“小說散文”的痕跡,但也只是在作品的內容構思方面。二十世紀的散文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重又拾起“小說散文”的創作形式,并把它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奧威爾的“小說散文”也包含著一個由簡單的小故事所構成的情節。但他的語言卻簡樸無華,沒有牽強的比喻,不刻意運用排比對偶的語言效果。沒有華麗的詞藻,文句卻有深刻的感染力。他的代表作《大象射殺記》(ShootinganElephant)是描述性散文,描寫發生了什么和可能會發生什么。文章記述了作者在緬甸當警察時的經歷,故事本身并不復雜。作者以小說心理描段生動而細膩地描寫了自己內心的矛盾感情,表露了作者對緬甸人民既同情,又怨恨的矛盾心理。在這篇散文中,作者夾敘夾議,把內心的矛盾,遲疑猶豫的心情袒露在簡單事件的處置上。文章對射殺大象過程的細節描寫使散文具有小說的特點。   然而,奧威爾的政治態度是不值得推崇的。二十世紀的一些作家在戰前與戰后經歷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轉變。有的轉向了左派,而奧威爾卻在二戰后完成了從左派到右派的大轉變。二戰后他的小說以反蘇(聯)反共為主題。對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進行惡意攻擊,為帝國主義的“冷戰”幫了忙。英國散文文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個突出進步是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出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上有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十月革命的炮響,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傳播。在英國文學領域里,一些進步作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和評論文學現象,成為了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家。拉爾夫•?？怂?RalphFox)和克里斯多菲•柯德威爾(ChristopherCaudwell)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怂沟奈膶W評論著作《小說與人民》(TheNovelandthePeople)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對歐洲與英國文學作了批判性評述,遣責了資產階級頹廢主義文學對人民群眾的毒害。   作者堅定地指出,唯有用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創作才有文學的繁榮,因為馬克思主義文學是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在《小說與人民》一文中,作者更進一步提出了作家應該深入到現實生活中去,投身到革命斗爭中去,“為人的靈魂而戰斗”。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怂鼓苡羞@樣的思想確是難能可貴的。   科德威爾是英國另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家。他的文學評論著作集中在相繼出版的文學評論集《幻想與現實》(IllusionandReality:AStudyoftheSourcesofPoetry)和《臨終文化之研究》(StudiesinaDyingCulture)。在《幻想與現實》中,科德威爾的評論重點置于詩歌方面,但所用的觀點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評論了英國詩歌的發展和詩人的作用,認為詩歌也要滲入到社會的變革中去。在《臨終文化之研究》中,他以革命的觀點評論了戲劇家肖伯納(GeorgeBernardShaw)和小說家勞倫斯(D.H.Lawrence)及其作品。   二十世紀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評論代表了一種進步的思潮。它是在英國形形色色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中異軍突起的一支隊伍。這支隊伍中的一些人自己就是共產主義者,參加了英國共產黨。他們不僅是理論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他們自己親自投身革命活動。福克斯和科德威爾二人都參加了西班牙內戰時的國際旅與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戰,反對弗朗哥法西斯主義,并為此獻出了他們的生命。遺憾的是,英國資產階級文學家編寫的英國文學史冊上沒有給這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家留下應有的一頁,正如憲章運動中的憲章文學和作家們不被重視一樣,而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家真正反映了英國勞動人民的心聲,他們是英國先進思想家在文學上的代表。   六、小結   作為文學一部分的散文文學既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整個文學發展道路相一致,也有其自己的發展特點。文學發展的道路是與該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同時又給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巨大的影響和反作用。縱觀英國散文文學的發展道路,我們似乎覺得英國的“散文之父”有點姍姍來遲,這正是英國散文文學發展的特點。盡管散文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興起俱來,但長期使用拉丁語和拉丁語散文創作習慣推遲了真正英語散文文學的發展。但是一旦英語散文文學興起后,它的發展就異常迅速,并給了英國社會的發展巨大的推動力,與社會生活緊密相聯。英國散文文學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有了輝煌的成就,它與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浪漫主義時期的詩歌和批判現實主義的小說一樣載入了英國文學史冊。戰后的英國散文文學在進步與反動,理性與沉淪相互沖突的復雜環境中艱難地發展著,歷史將會選擇出人民所需要的文學體裁與題材。#p#分頁標題#e#

當代文學史上，1985年是一個具有非凡意義的年份。學者洪子誠論及80年代文學時說：“因為1985年發生的眾多文學事件，使這一年份成為作家、批評家眼中的轉變的‘標志’”，“1985年也因此被稱為文藝學的‘方法年’”［1］。其他學者亦對1985年給予了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錢理群在談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時反復提到1985年發生的一些事件。陳平原也強調“回頭看八十年代學術，一九八五年以前和以后，是兩回事。……我的感覺是，一九八五年，整個京城文化界，全都‘蠢蠢欲動’，不，是‘躍躍欲試’。”［2］1985年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年份？它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究竟產生怎樣的影響，如何認識它的意義？一、新的文學批評場域及方法建構布迪厄認為：“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架構。”［3］1985年的中國文壇正是各種力量和理論交鋒所逐漸建構起來的這樣一個文學新場域。“”之后，社會導向有了巨大變化，黨對政治、經濟、文化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政治上，撥亂反正的進行；經濟上，改革開放政策的出臺；文藝上，文藝方針的調整及“二為”方向的提出，為八十年代文學發展提供了較為寬廣的空間。隨著文聯和作協的各級組織逐漸恢復正常工作，其所屬的各種期刊也恢復經營。文學創作方面，配合主流意識形態清算“”的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在自身合邏輯性發展中出現了“越界”現象，文學界管理層則對“越界”現象進行“規范”，1981年展開對白樺《苦戀》的批評，1983年，開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鑒于“”的慘痛教訓，人們多不愿也不再盲目追隨主流意識形態，而是有了更多的個人思考。這些運動以相對溫和的方式進行，沒有上升到對作者人身傷害等層面上來，文學界管理層對文學創作“越界”現象的規范沒有對文學發展的總體趨勢形成多大阻礙。1982年到1984年，文壇展開了一場關于“現代派文學”的持續討論。   徐遲、馮驥才、劉心武、李陀等作家、批評家相繼加入討論，評論界由此展開對西方現代派，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現代化與現代派的關系等基本問題的探討。   “現代派文學”討論未能達成共識，卻預示著中國文學發展新景觀的到來。1985年前后，文學期刊活動頻繁，推動了許多重要文學學術會議的召開，對文學批評與創作方法的創新產生了積極作用。1984年12月，《上海文學》編輯部、《西湖》編輯部、浙江文藝出版社聯合召開了部分青年作家和部分青年評論家對話會議，就文學的當代性問題展開討論，會議特別針對作家的創作觀念作了重點分析。會議認為，批評家們要敢于形成自己的批評個性，要“操自己的犁，用自己的方法，鋤自己的地”［4］。   此次會議為后來文學批評方法的進一步探索打開了局面。1985年，有兩場重要文學會議應該提及，一場是3月份在廈門大學舉辦的“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另一場是4月份在揚州舉辦的“文藝學與方法論問題學術討論會”。   前者就“新的文學批評方法的探索與嘗試的意義”、“文學觀念更新和思維方式的更新”等問題展開了討論，后者在文學批評方法引進，新方法與傳統方法的關系及方法論的層次與體系等多個層面進行了探討。兩次會議不約而同指向一個主題：批評方法創新。   會議表明，方法創新已成為當時文學界的一個共識。   “廈門會議”參會單位有雜志社、作協、大學等多個部門，“揚州會議”涉及更廣，有文學所、社科聯、作協、研究所和大學等各個部門的幾十家單位參加。兩次會議的參會單位涉及文學評論界的各個層面，形成了期刊搭臺、文藝唱戲的良好局面。   《上海文學》等期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85年全年，《上海文學》共發表文學批評理論文章41篇，改革的前6期14篇，后6期27篇，幾乎是前期的一倍。   前后期相比，改版后的《上海文學》理論探索性大大增強，它的“理論版將繼續探索新時期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中一系列已知與未知的問題，力爭在文學觀念與創作論方面不斷有新突破，理論要面向創作實踐，面向文學的未來，既有回顧，又有預測”［5］?！渡虾Ｎ膶W》當時是一家地方性的綜合性文藝雜志，它對八十年代文學發展的影響和意義卻堪與“全國性”文藝雜志媲美。“文學評論雙向發展的《上海文學》，與被稱為‘方法年’的1985年內所發表的文學評論文章，不僅展現了特定歷史處境之下歐美文藝理論移植中國的復雜過程、理論對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指導作用，還揭示了評論者和編輯如何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重新定義了文學理論和批評的位置及功能。”［6］   《上海文學》的銳意創新刺激了文壇關于文藝批評的探討。《文學評論》第2期發表荒煤、林非和潔泯的《評論自由與“雙百方針”》，《文學的批評與內心的自由》和《因評論自由而想起的》等文章，表達了對文學批評自由的“關切”。同期及之后的第3期上，《文學評論》刊發顧驤的《評論必須自由》、殷國明的《應該沖破僵化的、封閉的文學批評方法模式》，錢谷融則于《上海文學》第3期上發表《維護創作自由必須堅決反“左”》一文，對顧驤等進行聲援?；拿旱葟娬{在黨的領導的大前提下進行創作與批評，強調文藝創作與批評自由都是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他們是黨的文藝政策的體現者和執行者。后者則主張大膽突破舊有的種種禁區，突破“左”的思想的束縛，進行藝術創新及批評方法的革新，強調文藝批評家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否定那種摸行情，觀風向、看氣候、察“精神”的文藝批評。從當時情形看，舊有僵化思想依然存在，新的理論要破繭而出，仍面臨重重阻力。毋庸贅言的是，1985年的文學界整體上走向新變已不可避免。當時那種相對開明、自由的爭鳴為新的批評方法的產生提供了比較寬松的環境，各種力量的參與、糾錯無形中為新事物的產生孕育了豐富的土壤。#p#分頁標題#e#   《上海文學》、《文學評論》等一面在為突破禁區搖旗吶喊，一面大力引介西方各種文藝批評方法。   《上海文學》第2期刊出吳亮的《文學與消費》，該文從當時社會變革中的“消費”現象及哲學角度，指出消費問題所涉及的社會文化觀念的變革，可能是新時期最早提出消費文學現象的文章之一。第3、10期，它又相繼刊出林文山《小說的“人稱”》、南帆《論小說的情節模式》以及孟悅、季紅真《敘事方法———形式化了的小說審美特性》，以實際行動支持新銳批評家們的創新。《上海文學》第3期還刊載了周始元《文學接受過程中讀者審美感受的作用———從接受美學談起》，《文學評論》第5期則刊出了錢念孫《論吸收外國文學影響的潛在形態及其作用———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談文學的民族化問題》，宋永毅《當代小說中的性心理學》、余鳳高《心理學派與中國現代文學》等，這些文章或運用西方文藝批評方法進行闡釋，或闡述西方文藝批評方法與中國文學的關系，對西方文藝理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引介與重新建構，為“方法年”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開啟文學史重寫新篇章   1985年夏，現代文學創新座談會在北京萬壽寺召開，會上，陳平原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其發言稿由陳平原、黃子平和錢理群共同撰寫）。二十余年已經過去，至今它依然給治中國現當代文學者以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究竟在什么情況下提出，其基本內涵是什么，有何當代史意義？關于這一概念的發生，錢理群曾經談及1983年發生的關于“‘五四’文學革命的指導思想到底是什么”的論爭。錢說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界定“五四”文學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而許志英在《五四文學革命指導思想的再探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1期）一文中認為是“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領導”的，許的結論與官方的結論形成嚴重沖突。許志英將許多人尚在頭腦中思考的問題明確提出，無疑引燃了一顆待爆的炸彈，它牽涉到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認識問題，勢必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果然，第3期上，陳學超發表《關于建立中國近代百年文學史研究格局的設想》，第一次提出“百年中國文學”概念，該文認為將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學簡單納入古代文學是一個局限，應該將其視作一個有機的整體，其目的是為了打通近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關系。陳針對的是中國近代文學，他是否借鑒了許志英的思考，此處姑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研究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出無疑具有啟發意義。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究竟新在哪兒？概念提出后，同年《文學評論》第5期發表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所撰《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文，就其整體架構、主體內容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闡述。但其基本思路是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都是中國社會大變動，民族大覺醒、大奮起的產物，同時又是中西方文化互相撞擊、影響的產物，因而形成了共同的整體性特征。”［7］錢理群認為它“開拓了新的學術生長點，并且逸出學科界限，影響到其他人文學科。提出者對總主題、美學特征的概括和一些具體評價，都讓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這一論題超越文學史分期的層面，構成了對既有文學史觀和文學觀的挑戰，顯示了一個新的歷史判斷和歷史觀念。”［8］某種意義上說，錢理群個人闡釋的后一部分正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的精髓及其提出的意義所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有三個突出之處：一是整體性，它將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糅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二是本體性，它力主從文學內部研究文學發展變化的規律；三是文學研究方法的更新，進行了多學科知識的整合。三個方面的突破，開創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書寫的新時代。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提出開拓了新的學術生長點。它的現實性成果《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1987年版，以下簡稱《三十年》）“后記”中講道：“我們廣泛吸收了近年來最新研究成果，力圖能夠顯示本學科已經達到的水平，給開始學習或研究現代文學的年輕朋友們提供經過嚴格選擇的新的知識、新的信息。同時充分注意科學性與準確性、以及文學史教材應有的相對穩定性與可接受性。”《三十年》突破了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新文學觀，以改造國民性———人的文學為主軸構建新的文學史敘述線索。在此思想主導下，魯迅、周作人在新文學中的比重有所加強，同時，“純文學”如象征派、新月派、現代派及馮至等流派或作家的篇幅均有較大幅度增長，過去被壓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在“當代文學”生成過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學現象、作家作品被挖掘，放置在重要位置上。修訂版中，曾被封建、或半封建性化的“通俗文學”，也登堂入室，成為“正統”。王瑤評價說：“他們吸收并反映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與發展趨勢，打破狹窄格局，擴大研究領域，除盡可能地揭示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主流外，同時也注意到展示其發展中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力圖真實地寫出歷史的全貌。”［9］“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提出后，不僅“人的發現”的現代文學觀得到確認及大力拓展，在現代文學發生的緣起研究方面也產生了新的認識，“五四”新文學不再僅僅局限于文學革命和“五四”運動，而是將其與晚清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及通俗小說的繁榮等聯系起來，時間上則將現代文學的發生上溯至晚清，美籍華裔學者王德威就認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大陸學者范伯群也認為現代文學應發端于1892年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提出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打破了現代文學研究的僵化模式，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拓寬了現代文學研究空間。#p#分頁標題#e#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提出引發了文學史書寫的重大變革。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三個年輕學人的成功，引起眾多研究者與學人的關注，相當部分已經躍躍欲試了。《上海文論》主編毛時安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一位。1988年上半年《新民晚報》的一篇短文《蘇聯重評金星英雄》激發了他的靈感，他覺得也應該對我們自己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品進行重新評價，經過與徐俊西合計，他們在《上海文論》推出了“重寫文學史”專欄。專欄邀請陳思和、王曉明主持，初衷是“開拓性地研究傳統文學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學現象，對傳統文學史在過于政治化的學術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結論重新評價”［10］。“重寫文學史”發展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它不僅打通而且要根本“改變這門學科原有的性質，使之從從屬于整個革命史傳統教育的狀態下擺脫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審美的文學史”［11］。后來所謂“純文學”一說大概淵源于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重寫文學史”催生了新的文學史寫作潮，誕生了眾多的文學史版本，如郭志剛、孫中田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93年版），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1997年版）、朱棟霖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1997年版）、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1999年版）、程光煒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2000年版）等。從此，“文學史”寫作出現“百家爭鳴”局面，“純文學”史亦成為文學史寫作的一種基本規范，時至今日，其影響依然不小。   三、新的文學格局之形成   1985年是八十年代文學發展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它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學與西方現代文學的真正接軌。那年，劉索拉和徐星分別拋出的《你別無選擇》和《無主題變奏》震動了當時整個文壇。前者以某音樂學院為背景，以黑色幽默的筆法描寫了一群頹廢、迷惘的大學生的灰色生活，小說卓異的風格與人物描畫引起文學界的巨大震動，香港媒體稱之為“劉索拉旋風”。后者超然物外，嘲笑一切的生活態度及近乎冷酷的文學風格儼然師承于黑色幽默一路。文學評論界稱它們為先鋒小說。所謂先鋒，即新潮、與眾不同，是時代精神最敏感的觸覺。先鋒文學并不新鮮，早在19世紀末期的西方就出現了達達主義，未來派等現代主義文學，20世紀中期以來更出現了所謂后現代主義文學。根據美國學者詹姆遜的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劃分，現代主義文學應該屬于中期資本主義文化現象，80年代中期的中國剛剛開放不久何以出現先鋒文學呢？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并不充分，資本主義的異化現象在中國卻不缺乏產生的土壤。“”結束后，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逐漸走向正常，原先政治高壓下人們所產生的原罪感現在被證明只不過是一種政治的犧牲品，荒謬又沒有任何意義，曾經的狂熱政治追求也被證實不過是愚昧無知的表現而已。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之后，一部分人在新的經濟環境中無所適從，現實的荒謬感與生存的危機感時時壓迫著他們。這些使得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精神與技法在中國有了新的拓展空間與傳人。劉索拉、徐星等點燃了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的星星之火，之后，馬原、孫甘露、洪峰、格非、韓東、于堅、高行健等紛紛加入先鋒文學大軍，先鋒文學隨后在小說、詩歌、戲劇等各個領域全面開花。這批青年“通過自身‘新的體驗’來反觀‘世界’的巨大變革，成為當時文學創作的一股熱潮”［12］。   1985年的中國文學異彩紛呈。先鋒文學異軍突起之際，韓少功在《作家》雜志第3期發表《文學的根》一文，打出“尋根文學”旗號。稍后，鄭萬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們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約著人類》和鄭義的《跨越文化的斷裂帶》相繼發表，推動了尋根文學思潮的形成。有關尋根文學的產生，有不同的說法，一說為受馬爾克斯為代表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刺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激發了作家們從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尋找創作靈感的熱情。另一為文化斷裂說，此說認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割斷了中華文化的血脈，需要重續。還有一說認為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失語，長此下去，中國的文學很可能變成西方意識形態與話語霸權的殖民地，而破解危機的最好辦法就是尋找民族文化之根。尋根文學思潮被裹挾進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熱潮之中，形成當時文化思潮中的一極。甘陽在《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兩個問題》中認為，現代化歸根到底是文化的現代化，當前中國根本的問題就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文化的沖突”，而這種“文化的沖突”恰恰是八十年代中國現代化深入發展的背景。因此，尋根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個必經的階段。需要著重指出的是，尋根文學并不是對現代文學的反動，而是對現代文學的補充，其精神有著內在的一致，它將文學從對于社會政治的關注轉向對于深層文化心理結構的發現。   新的在不斷崛起，固有的仍在不斷發展。“傷痕”與“反思”之后，一些知青作家慢慢淡出對苦難的敘事，他們回顧過去那段歷史時，漸漸地有了溫馨的回憶、反思，創作理路也逸出了原有軌道，表現出新的時代環境下現實主義的多向度發展。一部分作家憑借自己對生活的獨特體驗，或憑吊流逝的青春歲月，或表達青春無悔的理想情懷，或對人生真諦進行不倦的探索，成為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中最為奇特，頗為凝重的部分。這部分作家以史鐵生、張承志、梁曉聲等為代表，代表作品有《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黑駿馬》、《北方的河》、《今夜有暴風雪》和《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以張煒、鄭義和朱曉平為代表的部分作家則沉入對現實的深刻體悟、思考中，代表作品有《古船》、《老井》及《桑樹坪紀事》等。另一部分作家則走向了世俗的寫實主義一路，如王安憶、劉恒、方方等。紀實現實主義———報告文學在此時也出現了繁榮景象，涌現了許多優秀作家作品。如劉心武的《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嘆調》，蘇曉康的《陰陽大裂變》，錢鋼的《唐山大地震》等。紀實小說構成了80年代中期以后現實主義小說的重要一脈。80年代中期以后現實主義作家們日漸擺脫了前一時期那種或政治或道德或人性的單一審視角度的局限，開始對社會和人生采取一種大文化觀念的全方位觀照。他們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映由簡單趨于復雜，由表層逼向深層，由單色演變為多色調，時代和人生在文學的鏡子中日益顯示出了它多層次、多維度、多色調的立體景觀。#p#分頁標題#e#   洪子誠在論述80年代文學時認為，以1985年前后為界，可以區分為前后兩個階段。1985年是80年代文學發展的鮮明界標，它既是分水嶺，又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80年代乃至90年代以來的許多文學現象都可窺見1985年文學發展的蹤影。在文學批評方面，它借著開放的春風，大量引進各種西方文藝理論，形成文學批評的“方法年”，為后面各式西方文藝批評理論在中國文學批評界的試驗起了先導作用，以致后來有批評家說，中國短短的十幾年里幾乎將西方一百多年來的各種批評理論都試驗了一遍。文學創作方面，后來的陳應松、阿來、張煒、洪峰等作家創作里依稀可見當年尋根文學的影子，青春的書寫則在張承志和梁曉聲等作家筆下有了新的進展。更需一提的是，王安憶、劉恒等開創的世俗的寫實主義到后來逐漸形成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和消費主義的頹廢文學等湯湯巨流。學者樊星說，八十年代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年代，那個年代里，虛無主義、浪漫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世俗主義共存共榮，后來的許多文學流派的發展都可從中找出源頭，如現代派、新寫實、尋根派以及頹廢主義文學等，而1985年就是其中最值得記憶和思考的年份。誠哉，斯言!

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是英國文學期刊從產生到成型的時期，也是英國期刊文學從政治評論文學回歸現實生活文學的重要階段。本文將這一時期的英國文學期刊視為“早期文學期刊”，將該時期的期刊文學視為“早期期刊文學”。英國早期的期刊文學在傳播自由主義思想、豐富大眾文化生活、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是研究近代英國社會變遷、文學發展及期刊演進的珍貴史料。

一、英國早期文學期刊的類型

1．評論類刊物

18、19世紀，一批英國文學家為宣傳啟蒙思想，創辦了《閑談者》《旁觀者》《考察者》《批評評論》《愛丁堡評論》等刊物。這類期刊多以政治評論為主，為政治宣傳、思想爭鳴、文化傳播提供了重要輿論陣地。評論類刊物多流行于英國上層社會，最初刊發其上的評論文往往依托英法諸國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張，抨擊政治對手的政見，進而影響社會大眾。例如，《批評評論》《每月評論》就是兩本針鋒相對的評論類刊物，二者立場、觀點鮮明，均帶有明顯的政治性與煽動性。進入19世紀后，評論類期刊更加規范，往往能站在較為客觀的角度對時政、思潮展開述評，如《愛丁堡評論》通過對評論對象的選擇，評論內容已不如早期評論類刊物那么激進。當然，該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雖然其最初只是將當時盛行的自由主義思想穿插其中，但后來也逐漸成為輝格黨進行政治宣傳的重要工具。

2．純文學雜志

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英國社會階層發生變化，社會生產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萊克伍德雜志》創辦后，純文學雜志開始興起，并迅速成為滿足中產階級文化娛樂需求的重要讀本。《布萊克伍德雜志》力推精英主義的詩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將精英文化廣泛傳播。隨后出現的《倫敦雜志》則從社會現狀出發，推出了眾多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也使得蘭姆、濟慈、亨特等文學大家廣為人知。《布萊克伍德雜志》《倫敦雜志》是19世紀初英國最有影響力的純文學雜志，由于兩本雜志存在文學理念上的差異，二者還開啟了激烈的論戰，其中，濟慈的詩歌成為爭論的焦點?！恫既R克伍德雜志》編者團隊認為濟慈的詩歌粗俗、下流，在語句語法上存在諸多缺漏，敘事亦不完整，情節描寫混亂；《倫敦雜志》的主創們卻認為濟慈的詩歌細膩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內涵。

3．文學月報、周報、日報

摘要:高校兒童文學教學具備五維空間。其一，兒童文學文體，應講授不同的文體及特征，授課側重有所不同。其二，兒童文學史，應提綱挈領地抓住文學史脈絡，在文體的架構中穿插講授。其三，兒童文學文本，應選擇經典文本進行細讀，與兒童文學有關的介紹、研究材料亦必不可少。其四，兒童文學寫作，應包括各類文體的作品創作與評論。其五，小學語文教學實踐，應提高學生的語言表達與提煉能力，并進行陳述式教學演練以及微課堂展示。

關鍵詞:兒童文學；高校教學；五維空間

兒童文學是高等院校小學教育（語文）專業學生的必修課程。這門課程不僅具備理論意義，更具備小學語文教學指導意義。兒童文學看似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外國文學等課程同屬于一類學科，但其教學向度與目標更為復雜：學生不僅要了解文學作品，了解文學發展脈絡，更要掌握多重文體的定義及特征，同時還要學會寫作及教學實踐方法?？梢哉f，這是一門集理論與實踐、文學史與文學概論、文學評論與文學寫作于一身的學科。整體而言，兒童文學課程具備五種維度空間：兒童文學文體、兒童文學史、兒童文學文本、兒童文學寫作、小學語文教學實踐，兒童文學將實現從文學理論到文本再到實踐的授課層次。下文即逐一論述五個維度的教學內涵。

一、兒童文學文體

學習兒童文學，首要的教學目標是悉知不同的文體及其特征。兒童文學的文體分類十分多樣，很多兒童文學教材以基本文體作為重要的章節劃分形式。如方衛平、王昆建主編《兒童文學教程》（第3版）[1]、蔣風《新編兒童文學教程》[2]、黃云生主編《兒童文學教程》[3]、浦漫汀主編《兒童文學教程》[4]。兒童文學文體大致可以劃分為純文學類與非純文學類。純文學類包括兒歌、兒童詩、童話、寓言、兒童故事、兒童小說、兒童散文，這是了解兒童文學的最基礎文體。非純文學類包括兒童科學文藝、圖畫書、兒童戲劇文學、兒童影視文學，是文學與科學、繪畫、舞臺、熒屏的結合。不同文體的授課側重不同。純文學類文體包含韻文類、非韻文類、虛構類、非虛構類等多樣。兒歌、兒童詩屬于韻文類，兒歌應重點把握押韻、節拍、結構特點，兒童詩則需把握陳述性特質。虛構類中，童話應把握擬人體、超人體、常人體形象，寓言則偏重于寓于言的表達方式。把握兒童故事的方法是請學生講故事，兒童小說則顯然是最為成熟的兒童文學創作，講述方法上，要偏重作家創作動機與文學創作背景等問題。非純文學類文體則需要更多的多媒形式支持。講述兒童科學文藝，可以請學生分析文本的科學與文藝元素。圖畫書可由教師朗讀圖畫書文字部分，由學生摹狀繪圖，然后再與原圖對比。至于兒童戲劇影視文學，排演相應的劇目，以直觀形式進入該種文體，則為必須。

二、兒童文學史

在文體學習的過程中，文學史的介紹成為穿插其中的重要內容。顯然，這是一種以文體為架構以文學史為補充的講述體例。兒童文學區別于國別文學史，實際包含了中國兒童文學和全部的外國兒童文學，提綱挈領地傳播兒童文學史，成為兒童文學課堂的第二個維度。講述文學史，應注意兒童文學從自發到自覺的發展路徑。需要向學生強調兩點，一是自發成為兒童文學的古代文學作品，二是民間文學創作。兒童文學是現代以降建構而出的學科體系，授課中，應重點強調，自發到自覺的發展流變過程。在具體操作層面，兒童文學史的講述以文體為軸心，每講一種文體，則引入相關的文學史介紹。兒童小說、童話、寓言、兒童詩將介紹得較為全面，其他文體則相對弱化。在國別上，應以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為中心。這不僅源于對中國文學本身的重視，更源于中國兒童文學是母語寫作的文學。一些兒童文學教程設有專章討論文學史，如黃云生主編的《兒童文學教程》［3］，如浦漫汀主編的《兒童文學教程》［4］，一些兒童文學教程則僅做必要的引述，如方衛平、王昆建主編的《兒童文學教程》［1］。這就要求兒童文學教師參考更多兒童文學史著述，并推薦給學生。如王泉根《中國兒童文學概論》[5]及其所屬的世界兒童文學研究叢書，如劉緒源《中國兒童文學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6]，如吳其南《中國童話發展史》[7]及其所屬的風信子兒童文學理論文叢。如方衛平《中國兒童文學四十年》[8]、王泉根《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9]，以及與此相關的文學史著述。

中國文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下文稱“兩創”），是歷代文人都會面對的學術話題。就古代文學而言，歷代文學經典的建構途徑與過程，事實上就是“兩創”思想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具體實踐。中國古代產生了無數的文學家、文學作品，經過大浪淘沙，經典性的作品一直流傳下來。從文學經典的建構過程來看，作品的內在價值是其成為經典的根本和基礎，這包括作品思想的廣度與深度、藝術的魅力與影響力、情感的普遍性與感染力等。當然，文學作品能否成為經典，外部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

一、經典建構與文學進步的內外動因

中國古代文學有其特定的產生、傳播環境，其發展、變化也有特定的內、外因。從文學發展、演變與經典建構的外部因素來看，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第一，社會主流思想。中國古代不同時期都有占統治地位的主導思想，這是社會政治的需要。文學，包括各種學術，也是社會政治思想的表現形態之一，與政治密切相關，甚至在某個時期是政治的附庸。因此，政治意識形態對經典建構具有重要影響。這種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思想開放的時代，往往有利于經典的建構。相反，思想禁錮往往不利于經典的建構。在中國古代被官方以各種理由禁毀的書目中，既有糟粕性的，也有一些叛逆性的、與正統思想不一致的文學作品。古代官方為了適應當時的思想統治而欽定的作品，在今天看來既有許多糟粕性的東西，也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經典。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一些重要的文學典籍不斷擴大傳播范圍，成為經典。因此，即使是一些不符合當時正統思想的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的價值也會逐漸被讀者認可接受，進而成為文學經典。第二，文化政策。一個時代的文化政策，就是一個時代思想的風向標，對文學觀念、文學活動、文學發展有重要影響。比如漢代把讀經與文人仕途關聯起來，體現儒家思想的著作便被當作經典而得到認可。為了統一經典，熹平石經的刊刻，對儒家經典的傳播和建構具有重要影響。又如先秦以來官府實行的采詩制度，尤其是樂府機構的不斷擴大，使得許多優秀的民間詩歌作品被保存下來，逐漸成為詩歌史上的經典。再如唐代以《史記》《漢書》《后漢書》為“三史”，并把“三史”作為科舉考試的一科，從制度方面有力促進了以《史記》為代表的史傳著作的廣泛傳播。唐代詩賦取士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對前代詩歌、辭賦經典的學習，也推動了當代文學經典的形成。第三，經濟與科技的進步。書寫載體與形式的變化以及文學傳播手段的多樣化也是一個時代文化發展的標志之一，對文學傳播具有重要影響，而文學傳播又是文學經典形成的重要因素。由簡帛到紙張，由手抄到雕版，尤其是印刷術的發明，使文學的傳播發生了重大變化。明代由于印刷技術的進一步提高，特別是套版印刷的興起，給文學傳播、文學評點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因而出現了大量的文學評點著作，詩歌、散文、辭賦、小說、戲曲的經典作品大多有評點本，有些經典作品還不止一種評點。除書面形式傳播外，還有口頭形式的傳播。有些作品還傳播到域外，說明這些作品得到更大范圍的認可。經典建構與文學發展的內部因素，主要體現在文學思潮的發展上。文學思潮是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發展的體現，對經典的建構有促進作用。古代中國文學是在不斷繼承和革新中發展的。當然，每個時代的文學思潮都與當時的文化發展息息相關。唐代韓愈、柳宗元掀起古文運動，舉起了向先秦兩漢散文學習的旗幟，其影響一直延續到宋代。這場運動使得先秦兩漢散文得到高度重視。古文家對《史記》《漢書》的推崇與學習也使他們自己的文學地位得以提升。宋代詩壇的江西詩派，以杜甫等人為榜樣，形成了自己的創作特色，人員眾多，影響廣泛。明代由于文學復古運動的反復出現，前代許多文學家和文學經典被樹為典范。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這一散文流派，把前代的散文經典如《左傳》《史記》以及唐宋八大家等作家的作品樹為榜樣，不僅在創作中學習，而且選編和評點這些作家的作品，這無疑鞏固了前代經典著作、經典作家在散文創作中的重要地位。

二、文學批評與經典建構

中國古代文學在自身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過程中，始終離不開閱讀者的鑒賞、評論，這其實也就是文學批評的過程。文學家作為創作者，也有自己的文學認識與文學批評。司馬遷在《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發憤著書”說，一方面說明了創作的動力和源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司馬遷對前代眾多經典的學習，尤其是對經典內在精神和情感的學習。西晉左思《詠史》云“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三都賦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說明他在創作中學習過賈誼、司馬相如和張衡的作品。古代小說中有許多模仿《西游記》《紅樓夢》等經典的作品，說明這些經典小說被作家廣為認可和接受。古代詩歌中有大量的“擬體”“效體”，如《擬詠懷》《擬古詩十九首》《擬行路難》《效陶詩》等，甚至有些詩歌直接化用前代作品，這也說明被擬作品具有榜樣的力量。古代作品還有大量的“續作”，如《續紅樓夢》等，說明這些作品得到了文學家的普遍認可，這是經典影響史的重要體現。文學評論家對前代作家作品的意義闡釋，是文學經典建構不可或缺的環節，也是推進古代文學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必要途徑。文學作品中隱藏著作者設置的“密碼”，讀者理解作品的過程就是解密的過程。評論家對經典作品的意義闡釋，能引導讀者深入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這類意義闡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較為系統的理論闡釋。古代文學理論在先秦時期就已萌芽，發展至漢代，逐漸有了一定的思想體系，如這一時期的“美刺”說、“諷諫”說等。魏晉南北朝以后，逐漸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等開啟了較為系統的文學評論的先河。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是唐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論性著作，豐富了古代的文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并且對后來的文學評論產生了重要影響。唐以后的文學理論，出現了詩話、詞話、文話、賦話等多種形式。在詩文評傳統進一步深入的同時，文學批評涉及的文體也在不斷擴展。古代的一些贈序、題跋、書信、墓志銘等，也包含著豐富的理論思想以及對作家作品的評論。歷代正史中的文學傳論，對文學演變發展的評論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基本勾勒出不同時代文學發展的線索。另外在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等史論著作中，也有許多關于作家作品的評論，值得重視。在古代還有獨特的論詩絕句，以詩論詩，很有特色，或提出理論，或評價作品。二是文學點評。宋代形成評點風氣，到明代達到鼎盛。點評是在原文本上的標記與評論，并形成一種新文本。在一部文學作品中，不同符號的“點”和各種形式的“評”，對讀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是讀者閱讀的引導者。古代的評點著作眾多，甚至一部作品有多種評點，如《史記》《杜工部詩集》《紅樓夢》等經典著作的評點超數十家。一些古詩文選本，雖是作品精選，但往往也有評點。評點家對作品的評點，大到思想、感情、段落、起承轉合，小到章法結構、辭藻、對仗、用典、音韻等，深入細致。三是文學賞析。文學賞析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礎，是進入文學審美、文學評論的前提。古代的評論鑒賞大多是感悟式的，也有較詳細的分析。進入現代以后，系統的文學鑒賞之作陸續出現，唐詩、宋詞等也都成為了人們賞析和學習的典范。在古代，一些名人的序言對作品也具有推介作用，尤其是一些文壇領袖、著名人物的序言、評價，往往影響讀者的選擇。在文學批評層面，還有一個特殊的階層，就是古代的帝王。他們掌握著政治權力與話語，尤其是喜愛文學的帝王，往往對一些文學家及其作品有一定推崇。這種推崇，有些具有政治因素，如漢武帝對司馬相如辭賦的贊賞、唐玄宗召李白入翰林等，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作家的影響，對文學作品的傳播也有促進作用。

三、文本保存方式與文學經典建構

中國古代文學自身存在一種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需求與方式，同時，從經典文本保存的外部方式看，古代文學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也有其外在的表現形式。古代文學經典的建構，就在于經典文本的多樣化保存，并為經典的傳播和研究、學習和接受提供了多種途徑。首先，是大量的文學總集。從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開始，歷代編纂的各類作品總集眾多，不僅給讀者提供了學習、選擇文學經典的基礎文獻，也對保存經典作品起了重要作用。其次，是作家個人的集子（別集），往往保存了作家創作的詩、詞、文、賦等作品。有些別集是作家自己編纂的，有些別集是親朋好友編纂的，而大部分作家的集子都是后人編纂的。再次，是大量的文學選本。由于古代作家、作品數量眾多，一般人很難全部閱讀，所以就有選擇精品的選本出現。古代還有大量的類書，在分類介紹具體條目的同時，也收錄或摘錄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是文學選本的特殊形式。文學選本是文學經典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它的傳播范圍往往更加廣泛，歷代的文學經典大多和選本有密切的關系。選本不只是選作品，也往往和注釋、點評等結合在一起。雖然不同的選本有不同的選擇標準，但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會被多個不同的選本選中，這體現了選編者共同的審美追求。一般而言，同一作品在不同時代的選本中出現的頻率越高，說明該作品的影響力越大，生命力越強，越可能逐漸成為不朽的經典。與文學選本相關聯的是文學教育。古代的文學教育對于經典的建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古代的文學教育是大文學教育，也就是文化教育。古代的文學教育途徑與整個古代教育相一致，主要有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等。文學教育的讀本，經過不同層次、不同受眾、不同范圍的傳播，人們會對它們進行經典化選擇。一大批有價值的選本，經過一代一代的流傳，逐漸成為經典。因此，可以說，文學教育的過程就是經典形成的過程。文學教育離不開文學教材。近代以來大學的文學史教材，從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開始，對文學經典的選擇各有不同，但總體上對經典還是有共同的認識。最后，古代文學作品的改編，也是文學經典化的特殊方式。改編有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直接取材，一種是不斷累加。文學作品的改編，有的改變了作品的文體形式，有的改變了作品主題，有的改變了作品結局，有的深化了作品思想，有的增強了藝術效果，等等，使得接受的群體進一步擴大。還應特別注意的是，史書對作家生平的記載和對作品的評價、收錄、保存，對經典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當今文學價值已進入學術視野。上世紀90年代，北京師大李春青先生著述《文學價值學導論》一書，對文學價值做過系統探討，富有啟迪性。本文試從文學影響力、文學傳播力、文學增值力三個普適性向度切入，考量文學價值。   一、文學影響力   文學影響力，是指文學作品在社會傳播過程中所引發的感染效應、震驚效應、輻射效應、證同效應、啟迪效應、凈化效應、彌補效應、幽默效應、諧謔效應、衍生效應、溢出效應、誘導效應、象征效應、心理對應效應、美感效應。考量文學價值，文學影響力是一個繞不開的因素。一部文學作品一經問世，便成為社會公共精神財富，人們消費它、臧否它。越是經典名著，文化品位越高，其影響力就越大。任何作品，都要在公眾參與、時間檢驗的文化坐標上接受考驗、評定價值。時間成就經典，讀者點評價值。   考量文學價值，基本條件要看文學作品是否體現了文學永恒性元素。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學創作，有許多本質相通、相同或相近的永恒的思想蘊涵，如歷史感、民族感;人性美、人情美、個性美;愛情、生死、苦難;正與邪、善與惡、美與丑的搏斗，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情感與理智的矛盾等，這些跨越時代與國度的共同的文學因素，稱之為文學永恒性元素。［1］   丹納在《藝術概論》中講，一部作品要吸引人，必須寫出時代、地域、種族的特性，只有如此，才能在作品里表現出廣闊的空間。   審視文學影響力，應關注讀者參與、社會環境融入兩個向度。   1．形成讀者群。文學傳播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以作品為中心，以作家、讀者為基本點。美國當代文藝理論家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與批評傳統》一書中提出“藝術家、藝術品、欣賞者和世界”的文學四要素說。讀者是文學作品的消費群體，離開了讀者，文學作品就會失去文化消費市場。   文學作品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了特定的讀者群、閱讀場。譬如兒童讀者群、青年讀者群、婦女讀者群、老人讀者群、知識分子讀者群等。離開了特定讀者群，作家作品等于失去人脈市場。作品培養了特定的“追星族”“粉絲”。擁有廣大讀者群的文學作品當數小說、民間傳說、故事。擁有廣大觀眾群的文藝當數影視劇、戲劇、相聲、小品。   2．融入社會度。文學反響力由其融入社會度來考量。文學作品問世后，大致產生以下三種傳播效應:轟轟烈烈、平平淡淡、冷冷清清。轟轟烈烈者，如曹雪芹的《紅樓夢》問世后風靡京都，民謠云:“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又如被稱為“無產階級戰歌”的《國際歌》及“全世界規模最大、戰斗力最強的群眾詩歌總會”的天安門詩歌運動。   有些文學作品，由于不合時宜，被列入“禁書”慘遭封殺，此屬文學影響力的反例。大部分作品由于讀者群小，或無人問津，而泯沒于世。   關注文學作品的社會融入度，涉及多維要素。   《唐詩排行榜》前言，推出的評價唐詩排行榜標準是:“為了統計唐詩在后代傳播接受過程中的關注度，我們采集了四個方面的數據:歷代選本入選唐詩的數據，歷代評點唐詩的數據，20世紀研究唐詩的論文數據和文學史著作選介唐詩的數據。”并依此標準評出了唐詩中關注度知名度最高的一百首詩。［2］   凡能入心、入目、入口、入耳、入用、入評(評論、評獎)的作品，即使產生一次性審美效應，也可算做有影響力。讀者人群、文學評論、文學運動、文學事件、小說點評、詩話、創作逸聞軼事、文壇花絮等，都可視為考量文學價值影響力的切入點與參照系數。   二、文學傳播力   1．出版率。出版發行量大，反映社會需求強勁，覆蓋面廣。名著與時尚讀物，發行量較大。有的作品曾多次再版，說明文化消費市場暢通。   2．翻譯率。翻譯是實現跨文化交流的津梁，許多文學名著是通過翻譯走向世界的。通過翻譯，拓寬了傳播途徑，繁榮了文壇，實現了文化資源共享。   3．評介率。評價推介是為作品做廣告，把文學作品廣而告知大眾，起著導讀領航作用，促進作品盡快進入讀者的閱讀視野，是出版發行中的造勢行為。歷代流傳的詩話、文學軼事，當今的《中華讀書報》《中華書目報·社科新書目》《新華書目報·讀者新書目》等即是。   4．閱讀率。文本只有經過閱讀，進入閱讀期待視野，才能轉化為作品。閱讀率高，說明作品有市場占有率，作品魅力大，輻射力強，有人脈。   5．解讀率。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決定文學作品歷史地位和價值的因素是讀者的接受意識。對于作品的解讀，是讀者參與閱讀的反饋行為。解讀是深度閱讀，是二度創作，是踐行“對話理論”，從而發現意義、創造意義，從“顯文本”中發掘“隱文本”。古代的小說評點、現代的文藝評論即是解讀行為。   6．摘抄率。閱讀過程中，好作品常能引人入勝，有人尋章摘句、探賾索隱，精心摘錄名言警句、精彩片段，整理成名人名言錄、編成描寫詞典、比喻詞典、議論文大全類的壓縮餅干式辭書，供青少年學生作為寫作參考工具書。近年來，剪報、文摘報之類的媒介，專事摘錄工作，為讀者提供閱讀快餐。   7．轉載率。經過閱讀市場篩選，有價值的好作品被人們認可選擇，被紛紛轉載應用，擴大了作品影響，實現了信息共享。   8．收視率(上座率)。文學作品被改編為影視劇或戲劇，通過大眾傳媒進入千家萬戶，擴大了作品的傳播范圍。收視率、上座率成為追求票房價值的衡量指標。   9．點擊率。在互聯網時代，文學作品進入網蟲視野，任由人們曝曬瀏覽下載。因此，點擊率成為透視作品市場占有率的重要窗口。#p#分頁標題#e#   10．引用率。在寫作、交談、演講活動中，人們采取“拿來主義”，常引用詩文佳句、文學典型，既開發了作品的使用價值，也契合了學術界影響因子之說。   11．爭鳴率。有的文學作品問世后，引發強烈爭鳴，叫好者有之，叫罵者有之。毀譽參半，置身焦點。從傳播角度分析，這種爭鳴有利于擴大作品知名度。那些被打成“毒草”、列入“禁書”的作品，尤能引人關注。   12．獲獎率。獲獎是對于文學作品價值的認可評價，具有一定榮譽效應。譬如諾貝爾文學獎、魯迅文學家、茅盾文學獎、冰心散文獎、“五個一工程”獎等獎項，具有一定的權威性。相對而言，能入獎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學品位。   13．反彈率。優秀的文學作品在沉寂一段后，又“梅開二度”，顯示出新的價值。文學反彈，是一種文學資源開發、價值再現。接受美學認為:文學作品具有“功能潛力”，即具有發揮某種社會功能的可能性，但功能的實現，是在接受的過程中完成的。   14．入教材率。某些經典作品，作為范文入選教材，成為文學啟蒙讀物:載入文學史，供讀者研習欣賞。語文課程，為青少年涉獵文學提供了文本、時間、師資保障，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法。人們通過語文課程走近名家名著。   15．傳承率。文學的生命力在于傳承，否則就會中斷“文脈”。作品不僅要有老讀者，還要培養新生代讀者。唯此，作品才有生命力。文學作品的常青藤，是靠前赴后繼的讀者群接力打造的。民間文學是靠世代口耳相傳維系生機的?？聽柨俗巫宓?ldquo;瑪納斯奇”、哈薩克族的“阿肯”(民間歌手)，就是本民族民間文學的傳承人。傳播形式多樣，如哈薩克族民間文化藝術有“木沙依拉”(詩歌朗誦)。   三、文學增值力   1．續編率。作品續編是指后續作者在閱讀原著基礎上，遵循“空筐結構”“召喚結構”理論，運用發散性思維，在原著基礎生發出新的內容。這是一種踵事增華或狗尾續貂式的工作。一則表明作品的輻射效應;二則表明續編者的靈感創意。名著孕育續編，不乏范例。作品的文化底蘊越厚，孕育新作的概率越高。   2．改編率。根據原著改寫成另一種著作，叫做演繹作品，如把小說改編成電影劇本。改編是再創作。最近幾年，文學作品借助大眾傳媒，實現美麗轉身。例如，把小說、神話傳說、民間史詩、報告文學等文本，改編成電影、電視、動漫、戲劇、相聲、小品、廣播劇、舞蹈、歌劇等形式，快速傳播到民眾之中，寓教于樂。作家蔣子龍指出:“經典是經得住改編的，中國的所有戲劇門類都從四部古典名著中吸收了無盡的營養，僅京劇就有200多部‘三國戲’。經典同樣也經得住糟蹋，無論現代影視作品怎么隨心所欲地改編和解讀，都傷害不了經典，并讓他們照樣能大賺其錢。［3］   互聯網普及千家萬戶，許多人不看書，往往通過觀看影視了解作品。今后，作品的傳播，唯有與大眾傳媒聯姻，走改編之路，才能暢銷。   3．戲說率。大眾文化時代流行俗文化，年輕人以諷刺、幽默、搞笑的視角戲說名著。惡搞是一種網絡亞文化現象，解構傳統、顛覆經典、自娛自樂成為網絡風尚。戲說拓展延伸了原作的傳播，戲說運用剝皮詩、仿詞、套用修辭手法寓莊于諧，催生諧謔效應。   4．研討率。文學作品一旦發表，便進入評論家視野，任人評說。文學評論家們撰寫文章，臧否作品，褒貶得失。有的作品竟然引發研討會，評論家們激揚文字，或美化，或惡評，探究其文化意義。   出乎意料，有時一個作家、一篇文章、一首詩、一本書，被演化為一個文化圈、一個文化符號，或形成一個流派。無疑，能引起人們敬畏的作家作品，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能躋身“?學”或“研究會”的作家作品，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   5．商業率。近年來，人們不僅追求文學的社會效益，更追求文學的經濟效益。千方百計地開發文化產業，從中“淘金”。魯迅作品中的許多地名、人名成為注冊商標，就是明例。   總之，考量文學價值，文學影響力是表象，文學傳播力是過程，文學增值力是結果。

中國歷來注重修史，正是這種注重修史的觀念帶來了中國史傳文學的發達和繁榮。尤其到明清時代，在長篇章回體小說文類中，且不說《列國志傳》、《西漢通俗演義》、《三國演義》、《兩晉演義》、《隋唐演義》、《南北宋傳》、《皇明中興圣烈傳》等這些“講史類”小說占據了相當大的分量，即便是在“煙粉類”、“諷刺類”、“神魔類”和“俠義類”等小說文類中也滲透著豐富的歷史內容。從《西湖小史》、《繡榻野史》、《金蓮仙史》、《嬋真逸史》、《儒林外史》等諸小說題目的命名就深切感受到歷史題材對小說作者的巨大吸引力，也可略略體察小說作者假借歷史以吸引讀者眼球并提升小說地位的微妙心態。中國傳統的歷史小說主要是演義體歷史小說，作家秉持著補正史之余的創作觀念，通過小說去演義歷史，《三國志通俗演義》小說作者遵照著所謂“七實三虛”的創作原則成為此類小說的典范之作。這種演義歷史、再現歷史的創作觀念一直占據歷史文學創作的主導。到了清末民初，作家吳趼人仍然看重歷史小說再現歷史事實的社會價值：“使今日讀小說者，明日讀正史如見故人，昨日讀正史而不得深入者，今日讀小說而身臨其境”。〔1〕（86）這一論述延續了傳統歷史小說的美學觀念。即使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現代歷史小說在創作的價值取向上已逐漸擺脫了中國傳統演義體歷史小說補正史之余的陳舊觀念，而理論批評方面卻較多地與傳統相連，批評思路上呈現出古典化的特征。尤其是在歷史小說創作上，史實與虛構之間的考辨，本就是古典演義體歷史小說批評家早已討論的話題。

事實上，中國歷史文學創作盡管源遠流長，但在理論方面的探討卻非常有限，無論是金圣嘆“以文運事”和“因文生事”的論述，還是毛宗崗對歷史小說“據實指陳，非屬臆造”的強調；無論是謝肇制對《三國演義》“事太實則近腐”的批評，還是袁于令對歷史小說“傳奇貴幻”的提倡；以及李漁的“虛則虛到底”、“實則實到底”和金豐“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寫作原則的確立，都是想在歷史小說創作的虛實之間尋找一種理想的平衡?，F代歷史小說批評家同樣在這一問題上徘徊與沉迷。中國現代歷史小說理論正是過多地糾纏于“虛實之辯”，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歷史小說理論的其他層面作深入細致的探討，致使中國現代歷史小說理論始終在傳統的陰影下徘徊游移，難以產生超越前人的宏大而精深的理論體系。那么，當代的情況又如何呢？進入新時期以來，思想運動催發了歷史小說創作的空前繁榮。僅1976-1981年間，公開發表和出版的中長篇歷史小說就達四十多部，短篇歷史小說在百篇以上。不但題材廣闊，內容豐富，數量上也遠遠超越了新文學前60年的總和。然而相對于創作的豐富和繁榮，歷史小說的評論和研究工作卻顯得相當滯后。即便是有些評論的文章，基本上都局限于某一具體的作品，停留在介紹性、讀后感的水平，缺乏理論深度和深厚的歷史素養，沒有把歷史小說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對之進行綜合考察和專門研究。

正是在歷史小說研究這樣的文化傳統和學術背景下，吳秀明在教學實踐中，以他所擁有的強大純正的藝術鑒賞力，勤于思索的深刻銳利的思想洞察力以及充沛熱忱的擁抱現實的激情，走進了歷史小說研究的領地。如果從他1981年在《文藝報》刊發的《虛構應當尊重歷史———歷史小說真實性問題探討》一文開始算起，吳秀明至今在歷史文學研究的園地中已經辛勤耕耘了30年。30年辛苦不尋常，吳秀明在這個屬于“自己的園地”中默默耕耘、辛苦爬梳、勤于思辨，創獲頗豐，為學術界貢獻了一系列關于歷史文學研究的論著，總結并建構了歷史文學的創作原則和理論體系。自此，中國歷史文學研究終于超越了此前那種感悟評點似的評介和研究，有了屬于自己的宏富而嚴謹的理論體系?？v觀吳秀明歷史文學研究的30年歷程，按照他學術研究的內在理路的演進、深化與拓展，可以把他的研究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文學批評與文本解讀

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門類，歷史小說創作較之普通的小說創作要困難一些。近代就有人慨嘆：“作小說難，作歷史小說更難，作歷史小說而欲不失歷史之真相尤難。作歷史小說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難之又難。”〔1〕（145）套用這一說法，我認為，作文學評論難，作歷史小說評論更難，作歷史小說評論能夠論述透辟，評論得當，視野宏闊，尤難之又難。對此，姚雪垠曾感同身受地指出：“幾年來，出現了幾部寫歷史的小說。我看了幾篇評論文章，都寫得不能令人信服，不能讓人同意。為什么呢？因為寫文章的人，或者不熟悉歷史，或者不熟悉小說藝術，歷史小說中錯誤地虛構歷史，評論者不僅沒有指出這些描寫不符合前人生活，反而加以吹捧。這原因可能就在于評論者自己也不曉得不認識這些描寫不符合歷史生活。”〔2〕歷史小說是歷史科學與小說藝術的有機融合，這種特有的藝術品性要求評論者不但要具有小說藝術的審美體悟能力，還必須具備一定的歷史素養。正如歷史小說作者在進行歷史小說創作時必須要熟悉所反映的這段歷史一樣，歷史小說評論者也應該對其評論對象所反映的這段歷史要了解。面對歷史小說評論這一難題，吳秀明卻不畏艱難，知難而進。80年代初，作為一個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教學的大學教師，吳秀明的文學素養、文學鑒賞和見微知著的文學評論能力并不缺乏，而面對歷史文學文本，作為一個歷史文學評論者如何過歷史關卻是一個極富挑戰又具有誘惑性的研究難題。

那么，吳秀明是如何度過這一歷史關的呢？他多年前的一段自述為我們透露出他為此的付出和艱辛：“我是根據寫評文的需要，有目的地去翻看史書。比如在寫到唐玄宗題材的歷史小說評文時，去查看有關唐玄宗這方面的史料，在寫到捻軍題材的歷史小說評文時，去查看有關捻軍這方面的史料。”〔3〕（365）他為了弄清楚劉亞洲長篇歷史小說《陳勝》所寫的秦二世在上林苑觀看人獸相斗的殘酷娛樂表演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不但請教精通這段歷史的專家，還先后查閱了《史記》、《漢書》、《秦會要》、《太平御覽》等大量的歷史文獻乃至稗官野史、筆記小說。評論中有關此事失真的文字雖寥寥幾行，卻耗費了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正是這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堅韌和執著，吳秀明把文本閱讀與文獻查詢相比照，徜徉于歷史與小說之間，在歷史小說評論這塊比較貧瘠而荊棘叢生的園地里堅持耕耘，開始走出了一條屬于他自己的研究道路。80年代初的歷史小說研究，吳秀明密切關注當下的歷史小說文本，對于新作給予及時的研究與評論，盡管有一些如《評1976至1981年的歷史小說創作》、《虛構應當尊重歷史》等綜述性和專題性的文章，但主要精力還是放在作品的評論上，遵循的是文學批評與文本闡釋的研究路徑。#p#分頁標題#e#

文學批評的主要對象是文學文本，而文本細讀是從事文學研究的基礎。吳秀明1987年結集出版的《在歷史與小說之間》對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二十余部歷史小說長篇新作都一一作了品評。他評論一部作品并非孤立地就作品而論作品，其間往往以一部作品為例，生發出對于歷史文學許多重大關節問題的思考，滲透著強烈的問題意識。通讀這些飽含著富有學術激情與問題意識的評論文章，可強烈感受到評論者的史思與詩思的相互輝映以及辨證的思維方式的縝密展演。比如在論及俆興亞的《金甌缺》通過展現生活場景風俗畫的細節營造小說的真實性時，吳秀明既肯定了小說作者對生活觀察的細密與處理題材平中見奇的本領，同時又筆鋒一轉：“不過，小說畢竟屬于藝術的范疇，而不是斷代的風俗志，因而對一個作者來說，光有世態習俗的描寫還是不夠的。風俗畢竟還只是‘外景’，哪怕寫得再逼真，也只能為作品提供一個好的背景或環境。要真正形象而深刻地反映歷史的真實面貌，只有深入到社會關系的內部，深入到時代風云中去，準確有效地寫好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才行。”〔3〕（153）這種珍貴的辨證思考在他的評論中隨處可見，這樣的思考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歷久彌新，得出的結論令人嘆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