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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旅美大陸華人學者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主體性的學科建構中，張旭東以其對“文化政治”的論述和對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反思與建構而具有特別的意義。首先，張旭東將“文化政治”視為現代性的核心，并透過這一概念，在普通與特殊、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中重新思考主體性的呈現的問題，從而為處于西方現代性的“話語秩序”之中的中國文化和文學現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確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體性確立了基本的方法論；其次，張旭東透過對五四激進闡釋學的重新闡釋，考察文化政治的邏輯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關系，重建革命與五四之間的內在關聯；再次，以對魯迅的重新解讀為中心，張旭東通過重新界定魯迅的“文學性”的內涵，重建魯迅的寫作在文學性與政治性之間的關聯，從而為打破西方現代性的話語秩序，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主體性打開了可能性的空間，并提供了方法論和具體的實踐。
[關鍵詞]張旭東；現代性；主體性；文化政治；魯迅
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大陸一批年輕的學子，如劉東、張旭東、唐小兵、張英進、魯曉鵬、劉劍梅等留學并執教于歐美大學，改變了歐美漢學界尤其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原本由港臺華人學者和西方漢學家主導的局面。旅美大陸華人學者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盡管共處于海外的學科學術場域，卻具有與港臺學者及西方漢學家不同的文化價值立場。與港臺出去的海外華人學者不斷重構不同于大陸現代文學五四敘事與革命敘事之外的新的敘事脈絡和現代主體性不同，大陸出去的華人學者，對五四啟蒙文學和革命文學傳統的主體性有著更為真切的價值認同，盡管他們在西方文化研究和批評理論的影響下，有著與大陸本土學者不同的具有一定解構色彩的文學史觀和紅色經典“再解讀”的沖動，但從總體上，他們在海外顯示出力圖將啟蒙和革命現代性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主體性建構的努力，從而成為海外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構的一股新的力量。在旅美大陸華人學者對于中國現代文學主體性的學科建構中，張旭東以其對“文化政治”的論述和對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反思與建構而具有特別的意義。首先，張旭東將“文化政治”視為現代性的核心，并透過這一概念，在普通與特殊、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中重新思考主體性的呈現問題，從而為處于西方現代性的“話語秩序”之中的中國文化和文學現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確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體性確立了基本的方法論；其次，張旭東透過對五四激進闡釋學的重新闡釋，考察文化政治的邏輯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關系，重建革命與五四之間的內在關聯；再次，以對魯迅的重新解讀為中心，張旭東通過重新界定魯迅的“文學性”的內涵，重建魯迅的寫作在文學性與政治性之間的關聯，從而為打破西方現代性的話語秩序，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主體性打開可能性的空間，并提供了方法論和具體的實踐。
一、文化政治與主體性
張旭東將文化政治視為現代性的核心問題。由于文化政治關涉特殊性與普遍性要求，是在特殊與普遍、他者與主體的關系中來確立主體的普遍性的價值與地位，因而也就是主體性的問題。因而對中國文學現代性與主體性的思考，需要透過文化政治的視角才能獲得某種穿透性的維度。那么，何為文化政治？對此，張旭東從“比較與可比性”出發來進行討論。在他看來，比較與可比性問題并不局限于比較文學或文化研究范圍，而是涉及到文化和文化意識的根本性問題，因而是一個哲學和方法論的問題。這里的方法論是指向一個價值領域和生活世界，是“指向不同價值領域和生活世界之間的相互滲透和相互競爭的關系”[1]（P3）。“真正的比較問題必然引發普通和特殊的辯證法；而普遍—特殊性之間的辯證法必然在具體的現實關系和符號關系中重新挑明一種文化政治意義上的、集體性的自我意識。”[1]（P3）他的這一論述基于這樣的前提，即每一種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認識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就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世界、人與神、人與時間等基本生存維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然而這種普遍性文化卻是一種抽象的普遍性，由于它未能經過特殊性的中介，因而是未經辯證的、未經世界歷史考驗的普遍性。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思考的途徑不是由具體上升到特殊，而是由抽象上升到具體。未經批判的普遍性和未經批判的意識和自我意識一樣，不過是“一種幼稚的自我中心主義”，“一種想當然的空洞”和沒有生產性的“自我同一性”[1]（P5）。“在當代錯綜復雜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政治的現實關系中”，“任何文化和文化意識，任何一個集體性的社會存在，任何一個生活世界及其自我意識，都必須在一個超越了自身抽象的普遍性幻覺的基礎上，在具體的歷史的現實關系中，將自己作為一種普遍性的東西再一次表述出來。不然的話，這種文化或生活世界最根本的自我期許和自我定義就只能作為一種特殊性和局部的東西，臣屬于其他文化或生活世界的更為強大的自我期許、自我認識和自我表述”[1]（P6），這正是由“普遍性”或“普世主義”話語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的運作方式所規定。也正是這種歷史中的強勢文化不斷地在刻意重新制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的新秩序、新法則，使得文化、價值和生活世界的多樣性說到底是普遍性的多樣性，只有參與對普遍性的界定權才能維護一種特殊的具體存在的文化，否則將淪為他人普遍性話語中的特殊位置，接受他者普遍性話語對特殊性的界定，在他人的話語中生活，自身具體存在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將由此喪失。同樣，“如果我們不能夠在意義、價值和‘生活世界’的整體上考慮自身的具體特殊的文化形態，我們就談不上具備一種文化意識，就談不上有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不可能憑空被‘創造’或‘想象’出來；它也不能借‘回歸傳統’去獲得；他的歷史性的存在依附于新的生活世界的建立，而它的概念輪廓則只能在文化價值體系內部和它們彼此之間交往和沖突過程中出現。”[1]（P9）上述論證實際上說明了兩點：第一，普遍性話語的運作要求，只有參與對普遍性的界定才能獲得特殊、具體存在的文化的辯護的權力，在這一參與的過程中修改和重新界定普遍性；第二，特殊的、具體存在的文化并非一種想象的或創造的東西，而有其歷史依據和概念輪廓，對特殊、具體存在的文化的表述只有在價值體系之間的交往和沖突中進行。這既是可比性問題，也是普遍與特殊問題最終交集的文化政治。在這兩個層次上，張旭東界定了文化政治的內涵：第一，文化政治是在一個法或法哲學層面上重新思考文化的問題；第二，文化政治的根本問題來自于活生生的具體的生活世界的體驗，來自我們此生的具體有限的時間性，和我們所負載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記憶，因而當代中國的文化政治思考就既與晚清以來的思路一脈相承又面臨前所未有的新問題。文化政治的視角提出了一種重新處理中西關系問題的新視野，它將中西問題處理為當代中國的生活世界的基本形式與現代性普世主義意義—價值體系的關系，也即是在現代性所界定的普遍性的歷史關系和理論表述的矛盾中探索中國問題的基本形態及其表述策略。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現代性所界定的普遍性并不是外在于我們，也就是說，一個先驗的、無需論證的“中國立場”或“中國意識”實際上也是不存在的。這是由于，在中國的“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現代性”已經內在于我們的生活世界之中，“原先只是作為一種‘他者性’的‘西方文化’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時代性文體”[1]（P10），這就意味著在新的歷史關頭，中國文化的自我認同并非如何勘定同現代性和“西方文化”的邊界，而是在于如何為界定普遍性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斗爭注入新的藝術，這種新因素“正是談論‘傳統’和中國現代性歷史經驗的唯一理由，也是批判地重新思考現代性的西方話語傳統的或隱或顯的動力”[1]（P10）。這就需要進入到現代性的歷史結構中去，這是因為“中國進入現代性基本關系中去的歷史經驗決定了看問題的特殊方式，現代性體制的某些成問題的方面、甚至它的整體性的‘合法性危機’由此變得明晰起來”[1]（P9-10），因而通過進入現代性話語的歷史結構可以同“這些蘊藏在傳統和中國現代性歷史經驗里的批判性、建設性因素相遇。”[1]（P10）
二、五四文化激進闡釋學的文化政治
張旭東通過對五四文化的激進闡釋學的闡釋，來探討文化政治邏輯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內在關系。憑借這一邏輯，反對現代文學的自由主義觀點（將五四視為啟蒙以反對革命）或者保守觀點（以晚晴反五四），反對對五四與革命的割裂性理解，而在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中重建連續性與斷裂性的辯證法?！?ldquo;五四”與中國現代性文化的激進闡釋學》[2]是張旭東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現代性的思考中具有概括性的一篇文章，是在90周年為紀念、反思和重估“五四”的價值所寫。這篇文章主要解決“五四”與整個中國現代性經驗的關系問題。對此，張旭東對“五四”研究的主流話語及因其僵化和過度地域化所引發的被各種外圍和邊緣話語包圍、修正和顛覆的情況進行了反思。主流話語的僵化和過度地域化源于沒有跳出“民主與科學”、“個性解放”、“進步”和“反傳統”等關鍵詞所劃定的范圍，沒有將“五四”放在更大的理論語境里做開放性的理解，而種種邊緣性話語則以“激進與保守”的討論（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或“晚晴現代性”（上世紀90年代以來）來模糊和消解五四的劃時代意義。盡管后者能夠借助于更大的知識語境和問題關聯域，但其將五四主流論述視為單一的、狹隘的政治化論述，通過歷史主義邏輯（“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時間順序）、學科專業化實證化的路徑，以打破五四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壓抑”為名，打通和排除“前革命”（晚清、民國）與“后革命”（新自由主義、“歷史終結”、全球化、普世價值等等）之間的歷史障礙的做法，不過是為了達到淡化或抹掉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實踐的集體記憶和當代切關性的目的。作為“新一輪全球性文化權利和意義爭奪中的一個局部性問題”[2]，“五四”論述“關系到過去九十年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性經驗的全面理解和評價，從而同當代中國的自我理解和未來指向息息相關。”[2]因而在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生活中具有極為重要而關鍵的意義。在張旭東看來，像“民主與科學”、“個性解放”、“進步”、“反傳統”等都僅代表五四精神的主觀意愿或價值取向，如果將五四理解為一種客觀的歷史運動和思想運動，其核心實際上是“新”和“文化政治的邏輯”。“新”作為“五四”的核心之一，意指將新生活、新文化、新青年、新中國等內在化為中國人自身的情感方式和價值指向。“五四”作為一個分水嶺，將之前帶有外在的、威脅性的但又不得不去適應的種種“新”變為具有內在驅動力和哲學意義的“新”，從而徹底改變了晚清以來“理智與情感”、“可愛與可信”之間的分裂，使兩者結合起來。“文化政治的邏輯”正是由上述“新”的內在化所帶來的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貫通重合的邏輯，這種貫通重合的一致性帶來由新文化、新價值、新人所創造的與自己本質相適應的生活形式或國家形式。文化政治的邏輯是現代性的根本邏輯。近代西方民族國家就是市民階級為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提供統一市場、語言、制度和文化的過程中形成的。由于中國面臨對外學習和抵抗列強、對內顛覆和挽救傳統的嚴酷環境，因而政治與文化的貫通統一就顯示出更高的要求。“如果說魯迅筆下的阿Q代表了文化失敗和政治失敗的一致性和同一性，那么時代的‘雷鋒’則體現了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徹底的重合。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現代中國的存在是一種直達個人的文化政治的集體存在，而‘五四’正是源頭。”[2]因而，重讀魯迅也構成張旭東理解和闡釋中國文學現代性和主體性問題的一把鑰匙。雖然他對魯迅的文學批評的文字并不多，只有《遺忘的系譜——魯迅再解讀》[3]、《中國現代主義起源的“名”“言”之辯：重讀<阿Q正傳>》[4]、《雜文的“自覺”——魯迅“過渡期”寫作的現代與語言政治》（上/下）[5]、《魯迅回憶性寫作的結構、敘事與文化政治——從<朝花夕拾>談起》[6]和《重讀魯迅與中國文學批評的反思》[7]等文章和演講錄，但這在張旭東的文學批評和電影批評對象中，其文字篇幅和持續關注上卻是突出的。如果說《遺忘的系譜》的寫作仍然處于上世紀80年代國內的文化氛圍，在本雅明的文人氣質（個體與時代關系）的意義上來進行解讀的話，那么后面的這些文章大多演講和寫作在近幾年（2009年以后），并且有著較為集中的思想關切和文學解讀的具體方法的一致性，都是圍繞著張旭東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政治”這一時期的思考重心，從當下性、文學性和政治性的關系入手，來重讀魯迅文本的現代性和主體性意義。
三、重讀魯迅的理論與意義
在《魯迅的回憶性寫作的結構、敘事與文化政治——從<朝花夕拾>談起》這篇演講錄中，張旭東指出魯迅文本意義的歷史性問題。“說不盡的魯迅”之所以可能，并不在于魯迅文本自身，而是由魯迅文本所打開的一個歷史性的闡釋領域，一個問題史和精神系譜。1980年代的魯迅、1990年代的魯迅與當下的魯迅，有著非常不同的闡釋視域。這種差異可以從“傳統與現代”的問題、中西關系問題以及左右問題上來做出說明。在1980年代，魯迅是被作為啟蒙精神、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的標志性符號而出現，在當時是被包裹在“文學現代化”、“個性解放”、“自我意識”和“審美自律性”等啟蒙主義和新啟蒙主義的意識形態中，這是一種由改革意識形態推動的“文化主義閱讀”[6]。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今天現代性已經不再是一個急迫的、籠罩性的時代議題，也難以在知識思想界形成共識，隨著“古今”問題的重新定義，魯迅作品也被置于更具包容性、文化張力和歷史復雜性的新的文學概念下被重新審視。同樣，隨著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全球化和國際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力量對比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中西對比”與“援西入中”里，以西方文學標準為圭臬的思維定勢也逐漸獲得擺脫，對魯迅寫作與中國自身的文學、文字和文人傳統的錯綜復雜的關系可以得到更為積極的探討，也能夠把魯迅作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去認識。此外，在19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化中，自由主義話語隨同學院專業化成為知識界主流，隨著左翼文化思想傳統的邊緣化以及近來種種批判傳統意識的復活，為重新閱讀魯迅確立了一個更廣闊、更具沖突性的激烈的話語場域，各種觀念的劇烈交鋒為重讀魯迅提供了活力，魯迅與自身歷史語境的關系，也在這種社會矛盾和價值失序日益激化的今天具有了被重新把握的可能性，更能夠超越狹隘左右之爭，為當代的批判意識和左翼思想“超越種種新的學院時尚和簡單的民粹主義傾向，而將自己重新建立在一個深厚的道德、文化、社會心理的基礎上，植根于近代中國的最堅實的知識思想脈絡之中。”[6]在張旭東看來，在今天重讀魯迅需要歷史地、批判地正視魯迅寫作的整體性和政治性，通過分析魯迅文學性與政治性的辯證關系，把這兩者同時重新確立起來。正是基于這一思考，張旭東選取了這樣一個視角，即將魯迅作為20世紀世界范圍的現代主義的一部分進行解讀，從中探討中國現代主義在魯迅的歷史境遇、寫作風格和內心世界的起源。但這種解讀并非把魯迅視為一個現代派或現代主義者，而是通過閱讀魯迅來重新反思中國現代性及其一系列相關的政治經驗和道德沖突。這是不同于1980年代將現代主義作為一個既成形式和審美程序而追問自身是否足夠現代派的做法，而是通過魯迅的書寫，用中國經驗來繼續豐富和反思現代主義的概念，尤其在文學性的層面上，魯迅是如何通過文學性的實踐來理解現代主義，又如何從現代主義的角度來重新理解文學性，這正是張旭東魯迅重讀的基本旨趣。對張旭東而言，將魯迅作為國際現代主義運動的一個環節，意味著：第一，魯迅在作為現代派寫作傳統中的地位和位置，不是當成一個中國作家，而是在同諸如俄國現代主義、日本現代主義、北歐、東歐現代主義寫作這樣一個世界文學的脈絡里來重新審視魯迅作為20世紀早期現代主義大師的世界文學典范意義。在這個更大的語境中，魯迅文本可以同此時此地的中國語境保持一種有效的距離甚至陌生感。第二，回歸魯迅的寫作，讓文本本身說話。這就需要有意識擺脫1980年代以來魯迅研究的過度道德化傾向，不是把魯迅當作“中國精神資源”、“道德源泉”或“新啟蒙的資源”以支持個性解放、思想解放和反傳統的社會性心理要求，甚至是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不是把魯迅當做精神偶像；也不是像1990年代那樣，將魯迅視為一種道德主義社會批判和介入當下的心理依據，當作價值創造和意義爭奪的核心。而是經由文本為中介，在“打開文本”的基礎上，完成一種新的話語的、理論的、批判的構造。讓文本自身說話并不是“回到魯迅本身”，而是強調魯迅文本的不可替換和逾越的中介性，正如人們對于魯迅雜文這種最不具“文學性”的閱讀，也同樣并不為了了解魯迅與何人爭斗，雜文之所以得到不斷閱讀，仍然主要因為人們受魯迅雜文文字的影響，文字層面上的快感構成魯迅寫作內在的文學性。這就意味著，需要重新分析和界定魯迅的“文學性”乃至于文學性概念本身的內涵和外延。魯迅的文學性并非像國內文學界所理解的，是與政治、歷史、道德、思想等相對立的，狹義的、職業的、唯美的、形式主義的“文學性”概念，魯迅的文學實踐恰恰是對這種文學性概念有力的、不斷的顛覆，因而強調魯迅的文學性，正是通過魯迅的寫作實踐，來顯示文學性概念的內在突破、擴大和重新界定，及其在文學本體論意義上的不穩定、開放和混雜。因而是通過魯迅的文學性來理解文學性所包含的政治性和歷史性，它們都內在于文學性之中。因此，魯迅的寫作實踐體現了文學內部關系和外部的辯證關系，所謂文學的外部關系只能通過文學的內部關系來理解。這是文學本體論最核心的一個關系，能夠使我們擺脫庸俗社會學的理解或唯美主義的理解。重讀魯迅，正是在今天當“現代化”、“自我意識”、“形式自律”不再在知識上和理論上具有迫切性和有效性的情況下，為“重新在中國新文學寫作實踐和文學經驗內部去反思文學本體論問題，把新文學內部包含的‘古典與現代’的問題，‘形式與內容’的問題，‘審美與政治’的問題提出來”[6]，提供一個重要的切入點，以之回應當下的學術史和文學史研究的問題（包括純文學的問題、關于什么是文學的討論、什么是史詩，什么是詩等）。
四、方法與實踐：魯迅寫作的文化政治
為此，張旭東首先借助本雅明關于文學史與文學批評關系的討論以及美國解構主義批評家保羅•德曼的文學本體思想來進行回答。在本雅明看來，文學批評是第一性的，文學史是文學批評的派生，這是因為：文學史的重心是文學而非史，文學史沒有嚴格標準的史學寫作形態，人們對文學史的興趣來源于文學，文學是文學史存在的理由。但是文學史除了有關文學的編年史、資料史、傳記史、文學活動軼事之外，并沒有提供更多的對于文學的理解，不能回答什么是文學的問題，對文學本質的理解無益。文學史只是由于人們對文學的熱情進而派生出來的，這種熱情本身并不從屬于任何知性的、分析性的范疇，對文本和文學性的關心需要通過文學批評——這一關系文學作品和文學本身的“詩的使命”和“詩的前提”來完成，從這一意義上，本雅明進一步指出，文學批評仍然不是第一性的，其哲學基礎來自審美判斷。聯系康德在審美判斷上的表述，張旭東指出，審美判斷力是一種非知性、非道德的把握的能力，感性和理性的結合具有直接性，體現了人類心靈的絕對的個別性和普遍原則之間奇妙的溝通，這就使得文學批評和文學同屬于審美范疇，在關系上要比屬于認知范疇文學史更為接近。本雅明對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這一區分，為張旭東提供了懸置文學史，而從文學批評的角度重讀魯迅寫作的特殊能力、可能性、自由和批評的潛力的契機。而美國解構主義批評家保羅•德曼的文學形式本體論的思想，則為張旭東解讀魯迅寫作的可能性及其蘊含的文化政治的激進性提供了一種方法論。在解構主義看來，語言總是在不斷地顛覆自身，對文學本體的追求也同樣如此，任何一個好作品都會顛覆前一個好作品所確定的關于什么是好作品的概念，任何一種占主導地位的文學體裁和寫作樣式同樣會顛覆以往文類標準，使之相對化，這就使得文學本體總在不斷地顛覆，使文學不斷回到文學性的起點和根源。這種對文學根源的不斷回歸回應了文學內在的法。在張旭東看來，魯迅的《野草》作為散文詩，“某種程度上它既顛覆了詩的穩定性也顛覆了散文的穩定性，在這個相互顛覆中，詩在形式空間內部把散文這個形式變成了一種內容”[7]，其內部形式空間是雙重的。作為個人回憶性散文作品集的《朝花夕拾》，內部的很多篇目卻具有很強的敘事性和虛構性，而《吶喊》、《彷徨》作為虛構小說，卻又有回憶和傳記性雜文和散文的要素，《傷逝》甚至可以視為哲學論文。而對于魯迅的雜文和雜感更難從文學上進行界定，尤其作為魯迅寫作高峰的雜文，“對文學性的理解可能是最極端的，最微妙的那種文學性是可以通過雜文來把握的”[7]，它不像《新文學大系》第一個十年所寫編的歐洲意義上的小說、戲劇等符合既成文學樣式那樣的“創造性照搬”，而是在既沒有離開自己的文學傳統，又沒有定規，既最充分西化，又最不西化，既最傳統又最不傳統。從表面看，魯迅的雜文離形式自律、體制性物化等文學的“核心”最遠，但由于文學性被簡約到不能再簡約的地步，使得他已經沒有任何外在化的依靠和憑借，而這就不得不使人們重新面對何為文學性的問題，所以，在張旭東看來，魯迅的寫作并不僅僅是一種形式創新，而是在不斷探索文學邊界的顛覆和重建，“在看似離文學最遠的地方把白話文學同中國文學的源頭重新聯系起來”[7]。其次，透過德勒茲關于“小文學”和“大文學”這對概念的闡釋以及詹姆遜的“第三世界國家文學的民族寓言”理論，張旭東試圖從全球文化政治的視域來重讀魯迅寫作所具有的文化政治的內涵。德勒茲在對卡夫卡小說的解讀中，提出了“小文學”（minorliterature）與“大文學”（majorliterature）這對概念。“大文學”指歐洲主流文學，是關于中產階級興起以及他們生活的世界、核心價值的，所謂資產階級主旋律的文學，它代表市民階層，圍繞財產權（如《傲慢與偏見》寫的陪嫁多少，底層階級與上層階級的聯姻，財產交換）和問題（如《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中的通奸、婚外戀，討論女人內心世界），以及像現代派所寫的潛意識、夢、變形、純私人的內心孤島等。作為資產階級的主流文學，“大文學”沒有公共性/集體性。與之相比，“小文學”則是非主流的寫作，以卡夫卡為例，卡夫卡是住在捷克的猶太人，他以德語寫作，雖然德語在東歐是高級的語言、哲學的語言和文學的語言，但由于卡夫卡作為猶太人和捷克人的特殊身份，使得德語對他來說是“偷來別人家的孩子”[7]，因而在語言層面上找不到一種歸屬感，在語言內部時刻意識到語言本身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壓迫性和解放感，從而語言具有“內在的政治性”[7]，通過德語寫作，卡夫卡不僅表達了個人的孤獨感和疏離感，而且通過語言內部的掙扎和斗爭傳達出一種猶太人、小人物、知識分子和邊緣人的集體的命運。因而使卡夫卡的寫作脫離主流文學的意識形態幻覺，作為一種語言內部的存在狀態和感知狀態，“小文學”參與到一種集體政治性的寓意性表達之中?？ǚ蚩ǖ膶懽鞅M管像《地洞》、《變形記》等，沒有寫出歷史、革命和現代性，但在“異化”中寫出了“人和整個現代世界在存在意義上的關系和政治意義上的關系，集體的關系”[7]，因而它本質上卻要比資產階級主流文學更大。張旭東將詹姆遜的“民族寓言”概念與“小文學”聯系起來，指出兩者在非中產階級文學上所具有的相似性。透過德勒茲和詹姆遜的理論視域，張旭東在一種全球化的文化政治的視域中，肯定了“小文學”和“民族寓言”所具有的對于第三世界國家文學的主體意義，盡管“民族寓言”備受西方中心主義的指責，而“小文學”在當下可能也并不能受到人們情感上的接受，但對張旭東而言，魯迅的寫作實際上就是一種“小文學”，《阿Q正傳》不是史詩，它透過一個傳記的內部矛盾，寫出了整個中國文化作為“命名系統”的“不可能性”，從而把意義的命名行為、價值和“難堪狀”在各個層面“再現”出來，是“對中國人集體傳記在語言和敘事形式上的不可能性和可能性的寓言性探索”[7]。作為一種邊緣的、“次要的”、諷刺的東西，《阿Q正傳》“具備一種文學寫作的張力和寓意能力，具有一種語言內部的激進性和藝術體制內部的顛覆性。”[7]而這正與德勒茲關于文學性的立場極其相似，兩者都是通過語言的實踐和行動不斷保持、恢復和激發文學寫作語言內在的激進性和革命性。通過對魯迅寫作的“小文學”定位，張旭東指出了當下重讀魯迅對于純文學的討論、文學形態的討論以及20世紀中國文學討論的意義，盡管沒有言明，但這種重構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體性的意味卻已經顯露出來，我們不妨從張旭東的論述中進一步展開，在我們建構20世紀中國文學主體性的過程中，張旭東重讀魯迅的方式揭示出我們必須做的工作：即我們既要反思由西方資產階級主流文學所建構的“文學性”觀念，又必須在全球與中國具體的歷史視域中檢驗中國作家寫作的具體實踐形態，并透過我們自己的歷史視域與當下存在來反思和重構主體性的具體內涵。也即是說，通過重讀魯迅來反思“文學”的概念，通過重讀魯迅來反思“現代性”/“現代主義”的概念，最終達到建構我們自己的主體性的文學和現代性。如果說，在《遺忘的系譜》中，張旭東與當時國內的思想氛圍相一致，都是力圖通過對魯迅的研究，還原魯迅政治階級論述面具下的普通人的面孔，另一方面又在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啟蒙的思想文化語境中重建魯迅啟蒙者的形象，在批判時期知識分子個體與時代、政治的體制性依附的前提下塑造魯迅作為獨立的文人的身份的話，那么，在全球化時代，隨著西方的全球性話語的普遍性主張和國內新自由主義話語的強勢，時代的問題境域已經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變化。重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與反思西方話語的普遍性論述背后的文化政治的邏輯是一體兩面的過程，如何在西方現代性話語（全球化話語的理論基礎）的象征秩序中，來把握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現代性，這需要重新思考中國現代性的自身邏輯。張旭東透過對“五四”激進詮釋學的闡釋，從“內在化”與“文化政治”兩個層面來理解中國現代性邏輯，在魯迅的重新解讀中，透過其文本內容的語言形式實驗與文化寓言之間關系的把握，來重建個體經驗與時代關系的新的可能性，“以及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寫作策略和形式強度”[8]，為打破現代性的話語秩序，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主體性打開了可能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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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煥釗 單位:暨南大學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