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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詩學與文化研究是兩種不同的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文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跨學科交融。它以其不確定性、開放性、實踐性、多元性等給處于模式化境地的文學研究開拓了研究空間。文化詩學的提出是在對中國傳統文論繼承的基礎上吸收了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合理成分，從新的角度來研究文學，讓文藝學回歸文學，也是對文學的新的界定。
關鍵詞:
文化研究;文化詩學;政治性;審美性;詩意性
文化研究的發展為文學研究帶來新的突破，它以其不確定性、開放性、實踐性、多元性等給處于模式化境地的文學研究開拓了研究空間，帶來了新視野。而文化詩學提出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泛文化研究的“撥亂反正”。文化詩學的建構，開創了中國文學研究和文藝理論的新局面、新階段。文化研究與文化詩學作為兩個不同的文化思潮，在研究對象、方法、立場、學科屬性、追求的價值體系等方面存在差別。對兩者淵源、發展與不同的分析，會避免陷入兩者概念的誤區，同時對文學理論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一、文化研究的產生、發展及現狀
(一)文化研究的發展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法蘭克福學派，其理論的奠基者是英國新左派理論家理查德•霍加特與雷蒙•威廉斯等。1964年，英國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世界第一個“文化研究”專門機構。自興起以來，各種理論和實踐成果層出不窮，對其概念、領域、范疇、研究方法不斷探索、開拓。雖并未形成一個固定、明確的共識，但其影響力卻與日俱增，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沖出歐美，蔓延到了全世界。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進入我國，而在90時代產生影響。文化研究產生的兩個重要背景是社會文化環境和學術內部的發展。90時代，中國經濟進入轉型時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不僅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巨大的變化，消費主義的時代到來，而且文化產業崛起，大眾文化在中國蔓延開來。而學術內部，自80年代以后，鄧小平提出文學不再為政治服務的口號之后，中國的文藝理論出現了一個比較混亂的局面，突破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局限之后，各種文藝理論紛至沓來，尤其是西方的文藝理論觀點，更是在中國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此外，文藝學與美學等學科面對大眾文化現象缺乏必要的應對和闡釋能力，為擺脫困境，而向文化研究轉向。1994年之前，中國學界對于文化研究尚處于模糊階段，自1994年《讀書》雜志發表《什么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與地區研究》兩篇文章之后，文化研究走向自覺。此后，相關學術研討會與有關文化研究的叢書、專著、譯著等開始出現。2000年之后，隨著國外文化研究論著的大量翻譯，相關學術研討會的陸續召開，著作文章的增多，文化研究網站的相繼成立，大學關于文化研究課程的設立……文化研究迎來了繁榮期。學術界在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本土化的理論課題，在文學視野開拓性以及引導學術潮流方面有很大的貢獻，讓不同的學科從互不統屬走向了合作交融，但是同時文化研究在中國學界也遇到了諸多問題，如今，文化研究逐漸失去其奪目的光彩，文化研究熱處于冷卻狀態。
(二)文化研究存在的問題
文化研究在中國這幾十年的發展，在突飛猛進的同時也存在弊端與問題，首先便是文化研究的定位問題。文化研究是跨學科的交流融合，不可避免的要帶有各個學科的特征，那么文化研究是定位于文藝學還是社會學亦或是人類學，這便是一個問題了。文藝學是來源于蘇聯的一個人文學科的定義，文藝學其實就是“文學學”，因為中國人的語言習慣，所以習慣于叫文藝學。“文學主要被視為審美的語言作品”［1］其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審美性，現在有的卻是在作品中沒有了文學的審美性，偏重于社會學跟人類學的東西，與文學背道而馳了。其次，文化研究的范圍偏小。中國的文化研究在選擇研究對象時，往往受西方理論的影響，選擇的對象以能夠套用西方研究的理論為標準。中國的文化研究對象主要是大眾文化，對其他領域的文化研究涉及很少。大多數的研究者將大部分的精力放到時尚、廣告、影視傳媒等這些當下比較熱鬧的現象上，緊跟時代潮流，對于那些大眾文化以外的如民族問題、性別問題等卻是少有涉足。最后，文化研究缺少中國本土化的東西。我們的文化研究是“走中國引進理論的老路，認為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不管合不合適都拿來套用中國的社會現實”［2］。一味的套用西方的理論，缺少自己的本土化的理論創新，不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大行其道，忽視中國的實際問題、忽視中國本土的社會現象。而且受到全球化的沖擊，西方的浮躁風氣開始影響中國的學術界，當然影響的不只是文化研究，但是文化研究卻是最早受到沖擊的。此外，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精神降低，中國當下的文化研究已開始成為一個學術新寵、一種時尚、一種新的話語形式。［3］
二、文學理論的新構想———文化詩學
“文化詩學”這個理論術語同樣是源出于西方，它與“新歷史主義”往往指稱同一個批評方法和流派。“文化詩學”這一概念于1980年在斯蒂芬•格林布萊特的《文藝復興自我造型》中正式提出。“文化詩學”被定義為“一種更文化的”(cultural)或“人類學的批評”(anthropologicalcriticism)。20世紀80至90年代初，文化詩學在國內尚處于萌芽階段，研究水平相對滯后，系統的理論體系尚未形成，更多的是停留于譯介層面。20世紀90年代之后，受美國新歷史主義的影響，并在文化研究的對象發生轉向與文化研究向日常生活審美化蛻變等文化研究出現問題的背景之下，根植于中國文學土壤上的文化詩學興起。文化詩學的研究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極大關注。1995年，蔣述卓在《走文化詩學之路———關于第三種批評的構想》一文，提出了“文化詩學”的命題，他指出“文化詩學……是一個立足于中國本土文化語境、具有新世紀特征、有一定價值作為基點并且有一定闡釋系統的文化批評。”［4］此后，李春青《中國文化詩學論綱———對古代文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構想》《走向一種主體的文化詩學》，王岳川《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樂黛云《比較詩學研究需要一種跨文化的學術視野》，童慶炳《中西比較文論視野中的文化詩學》《文化詩學結構:中心、基本點、呼吁》《文化詩學:宏觀視野與微觀視野的結合》《新理性精神與文化詩學》《“文化詩學”作為文學理論的新構想》《根植于現實土壤的文化詩學》《文化詩學的學術空間》等一系列論文，對文化詩學進行了明確而系統的闡釋。文化詩學是從文化角度來看文學，揭示文學中的文化內涵，不再是“‘就文學談文學’總看不清文學是什么”［5］，這對文學研究就是一種超越，一種反思，文學作品中的文化意味是傳統文學批評沒有涉及過的問題。顧祖釗先生在《論中國文化詩學的理論創新性》中提到的朱自清的《背影》所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孝”、三綱五常中的“父為子綱”，文中的“父慈”，文本之外的“子孝”便是文化詩學的研究視角。還有《水滸傳》中對宋江的評論也是如此。童慶炳在《從“文化詩學”到“文化研究”》指出“文化詩學”，一方面提倡審美與詩情畫意，另一方面，我們又要提倡文化的視野。［6］這樣就大體對“文化詩學”的定義做出了限定，文化詩學是從人類文化的層面對文學文本做出的審美的、以探究文學作品所蘊含的文化意蘊為目的的文學批評的批評方式。文化詩學是對古代文論理論的繼承與創新，文學批評不可能割裂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文化、文學與作者之間的關系，只是研究文學文本。文化詩學要有現實語境與歷史語境，這是文化詩學的一個特點。文化詩學不是一個新事物，而是古代文學批評就有的，如“知人論世”、“歌謠文理，與世推移”、“六經皆史”就是文化詩學。文化詩學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只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學理論的輸入，中國的理論界由于對自身的不自信，認為西方的理論都是好的，一味地不加辨別地接受，讓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在中國一度的沉寂，童慶炳先生文化詩學的提出就是傳統文學理論的一次重新審視，是對傳統方法的繼承與新生。也是在當下文化研究盛行下的“文藝學危機”的一個文藝學出路的解答。
三、文化研究與文化詩學之不同比較
文化詩學的提出是為了解決文化研究的對象發生轉向，并且出現反詩意等問題。兩者具有本質的差別，不僅體現在定義與內涵，還體現在研究對象、方法、立場、學科屬性，追求的價值體系等方面。
(一)文化研究與文化詩學界定不同
文化研究學科界限不確定，研究領域不明晰，本身沒有明確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也被稱為“反科學”或“后科學”。文化研究至今經歷了文化主義、結構主義、霸權理論、連接理論四種主要范式。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其靈活性、多元性、實踐性和批判性著稱。由此，一般把文化研究定義為跨學科或多學科的文化理論。文化研究吸收諸多人文與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納為己用。并且把各種邊緣文化、日常文化現象等納入自己審視范圍。在當代中國學界文化研究至少蘊涵三種意義。首先是傳統學科意義上的人類學研究方法;其次指一般性的對社會精神產物的關注和評析;其三則特指借助英美文化研究方法，對日漸興盛起來的大眾文化進行或批判或褒揚的文化行為。［7］學者對文化詩學從不同角度做了界定，童慶炳提出“文化詩學是對于文學藝術的現實反思”［8］，陳太勝認為“文化詩學是一種隱含著特定的‘系統哲學’的批評實踐”［9］，李春青指出“文化詩學這個概念是為了倡導一種闡釋方法”［10］，程正民認為“文化詩學是有別于當下西方流行的政治化的文化研究”［11］。綜合歸納各個學者的見解，可以推斷，文化詩學是一種以文學為落腳點的實踐的批評方法。它是立足本土語境，融合中國傳統詩學和西方話語，貫通文學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尋求文本細讀與詩意，以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追求的一種富有廣闊前景的理論探索。
(二)文化研究與文化詩學研究對象之異
文化研究一般被稱為是一種廣義的社會學研究，具有極強的政治性、批判性與意識形態屬性。它以人類社會紛繁蕪雜的文化現象為研究內容，致力于揭示文化現象背后的心理學、人類學成因等。文化研究的對象往往是社區生活、種族問題、性別問題、怪異理論、流亡文學等，一直是為精英意識的文學研究者所不屑的邊緣化領域。中國的文化研究主要的是研究大眾文化，也就是當下的占據文化話語權的潮流文化。童慶炳指出，目前的某些學者將研究對象蔓延到去解讀城市規劃、廣告制作、模特表演、街心花園、去解讀時尚雜志等。這就讓文化研究漸漸脫離文學文本，成為趨向反詩意的社會批評。文化研究是從文化角度深入到文學作品，關注的是外在的社會文化，是文學文本的社會化或者說是文學文本的數字化之后的產物，而不再是單純的文學文本，其關注的是社會文本，關注的重心是社會。文化詩學，不僅僅是傳統批評方法，而且是受到西方文化研究的啟發，結合西方理論的合理成分而形成的。文化詩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是讓文藝學回到文學文本的研究，讓文學回歸文學。文化詩學強調的不僅僅是文學的文化價值，它是以文化為切入點，對文學作品的重新詮釋，而且強調的文學的審美價值。文化詩學首先是審美的，沒有了審美性，那文學就不再是文學，文學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文化詩學雖然在追求審美的同時也兼顧了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東西，但這些都是可以為審美服務或者是通過審美可以達到的。文化詩學通過對審美的追尋，將文學理論從蘇聯的模式中解脫出來，不再強調文學與作家如何，也不再一味的強調文學與社會如何，不再將文學與生活混為一談，讓文學回歸到文學自己的位置。讓我們的文學理論與政治因素保持一定的距離，文學不應該單單為政治服務，文學可以與政治有交集但不能成為政治的附庸，這是對我們的學科尊嚴的維護。與文化研究相比，文化詩學并不對當前的文化熱點產生過多的熱情，而是堅持把重心放在文學上。堅持文學的詩意與審美，并且把人文與歷史維度相結合。不但加強與中國古代文論對話，又有效地與當下的文學進行對話，借鑒其他學科和理論。
(三)文化研究與文化詩學立場區別
文化研究的研究立場呈現為一種“反傳統”的姿態，它是對客觀、價值中立的當下主流學術話語的沖擊，它是多元價值與少數話語合法性的提倡者。文化詩學的旨趣是詩學的，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即人文品格，具有積極的社會人生價值的精神導向。文化研究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它與社會、政治制度關系密切。通過對具體的社會關系和環境分析，表現文化如何展示自身和受制于社會與政治制度。文化研究積極尋求促使社會和文化的重建和批判性的政治介入。它重視關于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價值認同，卻對共同擁有的文化身份表示懷疑。當下價值中立的主流價值態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研究者對現實問題的判斷與鮮明立場，文化研究站在邊緣立場，反抗主流文化觀，具有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民主精神。文化研究尋求價值的多元性，關注文化的復雜性和差異性，而不是普遍的文學價值觀。童慶炳指出，文化詩學的基本訴求通過對文學文本和文學現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深度的精神文化即人文品格。它以人為本，關注人的全面發展。蔣述卓也指出，文化詩學的價值基點是文化關懷和人文關懷。此外，文化詩學的旨趣是詩意的，審美的。當今社會隨著經濟的發展，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引領潮流，隨之而來的環境污染、貪污受賄、貧富懸殊等社會的問題沉渣泛起，經濟發展與精神發展失衡現象明顯。文化詩學是在審美和詩意追求的背后是對人全面發展的渴望和對人的生存意義的追問。由此可見，文化詩學正確處理了文化、文學、社會直接的辯證統一關系，堅持辯證互動的思辨方法。最后，文化詩學立足于現實。文化詩學并不脫離現實，而是通過從文學作品中發掘出深度的精神文化和歷史理性來回應現實。這不僅能夠反映時代的需求，又能促進文學的新發展。自20世紀末以來，學術界陷入了所謂的“學科危機”，文化研究這一學科卻是風生水起，讓廣大研究者看到希望的同時，卻也出現不少問題，文學研究從文學走向社會，對文學產生消解的危機。文化詩學的提出正是吸收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合理成分，站在人類文化的角度去看待文學文本，透過文學文本看到文本背后所蘊含的文化意味，看到文學作品所要表現出的文化傳承的內蘊?；氐轿谋?，回到語言，回到審美，是文化詩學所追求的旨趣。
作者：崔泉彬 單位：安徽大學文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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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童慶炳．植根于現實土壤的文化詩學［J］．文學評論，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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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程正民．小說特性和民間文化［J］．文學評論，2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