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現代文學論文(共10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
一、現代文學語言，白話并簡潔
語言是進行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環節，對文學思想進行變革，那么就要現對語言進行改革，魯迅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在語言表述方面，魯迅的文學作品也頗具研究價值，是現代文學語言的典范。魯迅擅長用平白如話的語言闡釋較為復雜的社會關系和人性特點，通俗點講，在現代文學語言的呈現上體現出“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的特點。魯迅先生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對采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十分的提倡，暗藏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并且在自己的創作中也一直在堅持自己的白話文學主張，在他的雜文中還對那些反對白話文的人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另外，在“五四”時期，西方文化曾經大量的涌人中國，一些新的名詞也就隨之傳人中國，這個時候作家們在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對于這些新名詞的運用，魯迅先生曾說:“歐法文化的侵人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并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所以說他非常主張主動對這些外國語中的有用成分進行吸收和利用，豐富自己的文學語言。
二、現代文學體裁，新詩應創新
關于文學體裁，魯迅先生予以很多的建設性論述，他用自己的筆堅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且這些論述對于現代文學理論的構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在當時新詩的出現，可以說在文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不少學者對其進行研究。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但魯迅先生在詩歌的創作以及批評方面都沒有進行系統的論述，他的新詩只有《夢》、《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遠不如他的雜文以及小說的創作數量。魯迅先生對新詩的理論建設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魯迅先生認為新詩應該是對真實的情感進行的表達，他對新詩的擇選和對新詩詩人的評價，要求用真實的健康的情感引起讀者心靈上的共鳴。第二，魯迅先生認為詩歌創作時應該對其內容進行重視。一首好的詩歌應是內容和形式俱佳的，詩歌對其語言進行有規律的排列組合，有利于精煉文字，使詩歌富有韻律。第三，魯迅先生主張在詩歌的藝術形式上采用白話作詩，對新詩進行創新。在現代文學發展史上，詩歌作為一種文學體裁，貴在創新。中國詩歌只有進行創新，才能夠走上新生的道路。這里的創新是指題材內容的創新，語言與手法的創新。
三、結語
總之，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魯迅研究是一項綜合的系統工程，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中國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學自身發展演變的結果，魯迅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先生在小說中塑造了大量不同類型的人物形象，在進行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魯迅研究的過程中，應深究魯迅先生在現代文學題材、語言、體裁方面的主張，通過研究魯迅的人生選擇與創作道路，促進現代文學的發展。
作者：丁圣志 單位：福建省泉州市泉州師范學院
（二）
陳明遠的《文化人與錢》及其后《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在作家與稿酬關系的相關研究方面，提供了大量生動而翔實的數據，非常引人注目。其次是媒體特征與文學生產關系問題。在文學研究中比較早地關注到這一問題的是吳福輝。1994年，吳福輝在《作為文學（商品）生產的海派期刊》一文中，以海派期刊為媒介討論了文學生產的問題。1999年，湯哲聲在《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流變史》的《緒論》一章中，將報紙副刊的特點與刊載于其上的通俗小說特點聯系在一起，指出通俗小說具有副刊性質，其產生背景與報紙副刊面向大眾，具有世俗化、社會化的特點分不開，同時也影響了通俗小說創作的情節結構，并進而指出這是通俗小說特有的審美特征，不能被盲目否定，首次將通俗小說本質與媒體特點聯系在一起進行分析。李今《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一書，在討論上海新聞出版業的商業特征之時，不僅討論了上海的讀者群體，還關注到上海新型文化人走向世俗，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大眾傳播媒介報紙刊物的雇傭者”，而“小報”則最能代表新聞出版業的商業特征。沿此思路，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在討論小報小說特點之時，注意到小報小說“是文學被納入市場格局后的產物，是非單行本化、連載化的報刊媒體文學”，具有“未完成時態、片斷化、章回體化”等特點，而這些特點，都是與小報的商業性質和媒體性質密不可分的。
陳平原的《現代文學的生產機制及傳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報章為中心》一文則關注到了報章在文學革命、文學生態、文體以及作者群之間的重要作用，關注到報紙的“制造”對文學思潮及現代文學性格及進程的深刻影響。再次是現代文學與市場機制的關系。較早談及這一問題的是袁進。在《近代文學的突圍》一書中，他關注到了現代文學中文本的制作與傳播方式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地位，梳理了文學傳播方式的古今演變，指出它不僅制約著作者的創作，同時也制約著讀者的閱讀。對于現代文化市場機制的建立，通俗文學研究界則持樂觀的肯定態度。范伯群《現代通俗文學的現代化與現代文化市場的創建》一文中則認為，大眾傳媒的發展和推動在新型市民文化的創建過程中承擔著積極的作用，通俗文學作家“既能順應又能駕馭市場”。引人注意的是，在《五四新文學的先鋒性》一文中，陳思和則從現代性問題的相關思考出發，關注到大批以現代傳媒為中心的文體和文學也逐漸完善了市民階級審美的心理和審美的需要，恰恰是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兩個維度之一，而“文學史始終出現一方面，是走市場化的文學”。這一結論，對于構建多元文學史觀，具有積極意義。劉勇也在2008年出版的高校教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視域與形態》一書中，將《現代文學與傳播文化》專列一章，把現代文學與市場機制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式納入文學史教學，有利于使該課題引起更廣泛的關注。但是，就文學廣告本身而言，上述研究可以說只談到了文學廣告的載體——現代傳媒，僅把文學廣告作為現代文學市場化的一個例證，而未深入研究現代文學廣告本體。所謂文學廣告是指在報紙、文學期刊和書籍上出現的、以文學書刊宣傳為主要內容的廣告信息。為文學做廣告，本是出版商、作家或編輯進行促銷的商業行為，作為例證，可以很好地說明現代文學市場化的特征。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文學廣告不同于其他類型的商業廣告，就其內容而言，由于文學家的介入，特別是有像魯迅、巴金、葉圣陶等一大批名家參與到現代文學廣告的撰寫、制作中來，現代文學廣告的總體品位得到了提升，廣告的文學意味、文化內涵大大增強，顯示出了與其他商業廣告迥異的特性，現代文學廣告成為現代書話的一種。對現代文學廣告本體進行研究得益于學界對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重視。
近年來，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問題被廣泛關注，2005年更被媒體稱為現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年”。這一年在香港新發現了海派作家張愛玲的佚文《郁金香》，促成對史料的關注成為9月14日在清華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理事會的熱點話題。緊接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6期推出了“文獻史料專號”，在媒體的擴大影響之外，又深化了對這一問題的學術滲透。然而對史料的關注并非始于2005年。早在2003年12月，出于因不重視史料而導致現代文學“‘學術研究安全運轉’都成了問題”現狀的焦慮，錢理群提議召開了小范圍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并達成了“座談會8點共識”。而此番學術共識，已經被前輩學者認真地“規劃”過。樊駿先生積長年的思考，花費整整兩年的時間寫作了長達4萬余字的《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分上、中、下刊載于《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2、4期，指陳現代文學研究中史料工作的種種嚴重弊端。從樊駿先生當年少數人的“吶喊”，到目前學科領域多數從業人前后相隨的共鳴，問題意識已相當明顯。文學廣告是現代文學史料的重要組成部分。吳秀明、趙衛東在《應當重視現當代文學史料建設——兼談當代文學史寫作中的史料運用問題》一文中概括了現當代文學史料包括的主要內容，其中第一類就是：公開發表的各種文學作品（含文集、全集）尤其是文學評論、文學論爭、書評、序跋，有關文學問題的文件和政策法規、書刊的廣告和編者的說明，文學評獎的宗旨、條例、評委會成員、獲獎作品等?？梢娢膶W廣告作為現當代文學史料對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對現代文學廣告本體進行研究，比較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一些方面：首先是對廣告文字和廣告式樣的系統搜集和整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專著居多，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范用編寫的《愛看書的廣告》一書。該書內容分為三個部分，即廣告文字、廣告式樣和書籍廣告談。廣告文字主要收入魯迅、葉圣陶、巴金、胡風等名家作品，以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書局、新月書店、良友圖書公司等的廣告文字。這些廣告文字，其實已稱得上是很好的文學作品，可供人學習，亦可供人欣賞。許多是短小的書評，有時還傳達出撰寫者的感悟。廣告文字雖然簡約，但不缺少文采。
廣告式樣亦主要收入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設計美觀，又很實用，處處表現出設計者的才華與苦心。書籍廣告談部分收入十六篇文章，主要介紹中國現代書籍廣告的史實掌故，并表達出作者對書籍廣告的見解。廣告文字、廣告式樣以及書籍廣告談三個部分內容互相照應，形成立體的效果，充滿文化趣味又不乏實際的指導意義。就廣義的書籍廣告和廣告式樣而言，書衣（通常是指圖書封面）、圖書插圖也具有文學廣告的性質，對書籍起到宣傳和廣告的重要作用。姜德明對書衣、圖書插圖進行了系統的搜集和研究，其研究成果包括《書衣百影：中國現代書籍裝幀選（1906—1949）》《書衣百影續編：中國現代書籍裝幀選（1901—1949）》《插圖拾翠：中國現代文學插圖選》。其次是以文學廣告史料為研究對象，對作家（特別是名人）所擬文學廣告（書籍廣告）進行考證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以對魯迅所擬文學廣告（書籍廣告）的考證研究最有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肖振鳴的《〈北平箋譜〉廣告是否為魯迅佚文》、劉運鋒的《魯迅所擬書籍廣告和說明文字三則考辨》以及趙龍江的《〈域外小說集〉和它的早期日文廣告》。第三是以文學廣告史料為切入點，對某一時期的文學事件進行分析，力圖通過文學廣告來還原文學事件原貌，需要指出的是，力圖通過文學廣告來還原的文學事件通常與名人有關或是比較重要的。孫擁軍在《魯迅是否就讀過東京外國語學校——由〈豫報〉雜志上兩則廣告引出的考證》一文中，從《豫報》雜志上的兩則廣告入手，考證出魯迅沒有就讀過東京外國語學校。金宏宇、彭林祥在《新文學廣告的史料價值——以30年代的三個廣告事件為例》一文中，論及20世紀30年代文壇三個重要的文學事件，以《文學》創刊前后的廣告來探討其辦刊傾向和反響；從丁玲被捕之后的廣告中窺探30年代文化領域的“圍剿”與“反圍剿”斗爭以及從《中國新文學大系》廣告文本來了解書刊營銷、傳播等策略。第四是從文學書話和現代文學版本的角度來研究文學廣告。趙普光在《新文學書刊廣告類書話芻議》一文中提出，新文學書刊廣告是與現代報刊傳媒的興起發展和新文學的市場化、商品化相伴而生的。
很多新文學家都注重書刊廣告的寫作。由于新文學家的介入，廣告主體品味的提升，于是新文學書刊廣告的文學意味、文化內蘊大大增強，成為新文學書刊廣告類書話。新文學書刊廣告書話具備迥異于其他商業廣告的內在特征：文化內蘊、書卷氣息。新文學書刊廣告書話具有獨立的文學審美特征：即內斂的抒情、印象式評論、知識性說明以及小品化傾向等。這對于現代書話文體的豐富與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拓展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意義。金宏宇在《新文學版本之“九頁”》一文中指出，一個完整的版本應該有九種因素，即封面頁、扉頁、題辭或引言頁、序跋頁、正文頁、插圖頁、附錄頁、廣告頁、版權頁。我們可以稱之為“九頁”。“即使是版本中的廣告也可能有重要的文學史料，如魯迅《野草》中關于‘未名叢刊’的廣告就被認為表達了‘未名社’的創作主張。附在新文學作品廣告頁上的廣告詞有許多都是著名作家、編輯所寫，有署名的，但多半未署名。它應該成為新文學史料學中輯佚和考證的重要對象。”《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三卷本）一書則是現代文學廣告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這套以廣告為中心的文學史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它吸收了民間學者的書話語義，又堅持了學院派之根本，學理并未淹沒在史料中。除了格式的特別外，敘述均有所本，非書話的散文式漫溢。作者控制著文脈，嚴謹性與史家的思維俱在，也獲得了一種學術品位”。
作者：胡明宇 單位：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
（三）
一、充滿詩化情感或理想型的母親形象
在男作家郁達夫的筆下，以表現母愛拯救人類苦難的思想，也頻頻出現了這種美好的母親形象，即把母親形象進行神化和理想化的書寫。他所書寫的《血淚》中的游子，由于饑餓不支暈倒在江邊時，在腦海中浮現的是母親的形象：“當時我睡在母親懷里……把一塊米糕塞在我的口里，我閉上眼睛，把那塊糕咬嚼了幾口。”在這里，作家只言片語就表達了“母親”溫暖而慈祥的形象在困頓時的精神支柱作用，即便饑餓，那種感覺也能夠使心靈得到寧靜和溫馨，并詩意地存在著。而魯迅則在他的作品《補天》中塑造.了一個美麗明亮、崇高偉大而有充滿活力的母親形象。理想型母親了表達了“五四"時期，受新思想的沖擊，人們有了很大程度的覺醒，因此對理想母親有了熱切盼望和呼喚。母親是中國人心目中完美人性的象?，慈母形象，母女深情的書寫彌漤著愛的光輝，更是人類于無助、彷徨時得以寄托的安全感和依靠的力量。而五四女作家大力歌頌的母親，更接近現實。如石評梅在創作《母親》時，就表達了她在佳節對母親的深深思念：“……為了你，我才眷戀著故鄉，母懷是我永久依憑的柱梁。”從現實層面上來說，立于傳統和現代之間的女子們，當她們內心深處感到現實的艱難困頓時，母親始終是她們詩化情感中永遠的童話王國。(二）模糊的母親形象與其缺失的自我言說林丹婭曾在《當代中國女性文學史論》中講道：以“母親的名義書寫無名的自己”，這其實是揭示了“五四”女性已經具有性別的覺醒，母親在這里成為一種載體，它反映了作家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并于這充滿著慈愛、圣潔、美好的母親形象中來觸動心靈深處最美好的情感，而不是一個具體可感的母親。如冰心《超人》中的圣母形象，是主人公用來抒發情感的載體，又如石評梅《母親》是她用來表達個人青春煩悶的載體。以上這些書寫，都沒有從母親的視角進行述說，沒有貼近母親的生活和她的心理世界，那就是母親的言說。我們知道，母親也是人，她擁有母性、妻性、女兒性，但他們在書寫時卻遠離了母親的喜怒哀樂的視野，因而母親形象始終是抽象的，母親在這里成了一個特殊而復雜的概念，也是女性解放初期的必走之路。這為以后作家的書寫打下了堅實?基礎，使他們能夠在新的意義上構造和重塑母親、母性形象。
二、被深深損害的奴隸母親形象
在20世紀20年代，隨著鄉土文學的出現，面對奴隸型的母親，使人們將關注的眼光投向現實人生，在當時的黑暗封建意識毒害下，中國的母親在現實中所處的悲慘、癰苦境地。這一時間，作家們開始追求對母親真實處境，即奴隸地位的敘述。而這為奴隸的母親形象相對理想型母親形象更來得真實，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第一種母親類型的補充和深化，真實地演繹了舊社會底層母親不僅要忍受極大物質貧困，還要忍受精神和情感上摧殘，表達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苦難母親形象。但即便是在這種惡劣的生存環境中，母親們的身上仍閃耀著偉大的母性光輝，不管她們如何卑微、愚昧、麻木，但母親們愛孩子。面對孩子，母親們表現出無私的奉獻，甚至可以犧牲自我，并在她們卑微生命中依然充滿了母性關懷。下面我們通過幾個方面探討來表現這些為奴隸的母親形象
(一）被漠視的母愛
中國有句老話，孩子是母親的心頭肉，它真切地說明了孩子與母親在身體和心理上的緊密，說出了兒女對于母親的重要性。如果她們失去子女就如同沒有了自己的靈魂，會帶給她們巨大的傷害和打擊。如魯迅《祝?！分械南榱稚⑷崾P下的《為奴隸的母親》中的春寶娘，再到艾青筆下《大堰河一我的保姆》的大堰河等。這些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家真實再現了被傷害了的母親凄慘悲涼的生存境況。如在魯迅筆下，書寫了祥林嫂的兒子被狼吃掉，兒子的死卻使她本就悲慘的命運完全走到盡頭，但對于她的痛苦，在當時社會背景下，麻木不仁的人們卻熟視無睹。又如柔石塑造的春寶娘，愛秋寶甚至超過愛春寶，但卻無法擁有愛的資格，她只是被典來的用于生育工具和奴隸，面對春寶娘的女兒被自己的爸爸資死，她卻無能為力，母愛和母性的被漠視、褻瀆和毀滅，這對母親來說簡直是人格的撕裂。
(二）思索母親悲劇性命運
苦難母親生活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于中國社會來說，黑暗混亂，內戰、日寇人侵，使中國人民飽經風霜，他們的生活由于內憂外患的而非常貧困。雖然“五四”運動大力提倡民主平等，而當時那種現實情況下，人們深受封建意識的毒害，內心深處還沒有覺醒，大都處于麻木不仁狀態。那么作為社會底層的婦女，母親被規定在“物”的附屬地位，特別是作為農村婦女，更是這種環境下的最大的犧牲者和受害者。如柔石小說《為奴隸的母親》的春寶娘，作為一個女人勤勞、善良，但丈夫卻為了還賬將妻子典給了別人。這說明了以封建父權中心的社會里，男尊女卑的價值觀早巳深人人們的骨髓，對于春寶娘的丈夫而言，根本沒把她當人看，妻子只是他的私有財產。我們知道，中國的儒家學說滲透在社會文化各個方面’其內容都有性別歧視的性質’所有的學說都將女性置于了社會的底層。作為母親的女性雖然擁有姓氏和名字，但出嫁后卻都要依傍丈夫’始終處于依附男性的附屬地位。如在蕭紅的《橋》中所進行的敘述：“黃良是她男人的名字’從她做了乳娘那天起’不知是誰把‘黃良’的末尾加上個‘子’字，就算她的名字。”而在柔石書寫的《為奴隸的母親》小說的母親形象，一直以“她”這個字眼出現，讀者的形象，故事中人物只知道她是春寶娘，沒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名字。其實這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女性沒有自己的主體地位和獨立價值。如在《祝?！分?rsquo;當魯四老爺聽說樣林嫂是個寡婦時，居然認為寡婦是不吉利的。而對于女性來說呢，這些觀念深深的毒害了她們的靈魂，祥林嫂本人就認為自己是“不干凈”的，當第二次被迫嫁給賀老六時她也作了反抗，甚至“一頭撞在香案角上”，但沒有意識到她應該有婚姻自主權，只是“從一而終”的封建戒律讓她不想再婚。這其實也是封建“婦德”2013.6的表現。
三、覺悟型的母親形象
這種類型母親形象主要指20世紀30年代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在環境改變的情況下，為奴隸的母親開始隨著民族的覺醒，開始改變了歷史上軟弱母親形象，從而轉換為一群覺悟的母親，在民族覺醒的時代大主題下，是中華民族不甘屈辱、不甘蹂躪的心靈寫照。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在抗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中，她們在時代大潮中被改造成堅強的一群。為了自己的命運，成為家庭，成為國家和民族的支撐力量，也成為民族危難之際堅強的后盾。丁玲的《母親》中的母親曼貞，蕭紅的《生死場》中的老王婆，都是因為被殘酷的現實壓倒了生活的最低層，才不得不起來奮而反抗。覺悟型母親沒有被現實的重重苦難壓倒，她們在絕境中?始了抗爭，并在覺醒中變得無比堅強。這時，她們真正成了兒女溫暖的避風港和堅實的精神后盾。如洪靈菲《在洪流中》塑造的阿進母親，“以一個寡婦的資格，支持了三十年的家計……她是吃了許多苦頭……只把她磨煉得像一具銅像。”也正是這個母親偉大的愛，使她深明大義的勸兒子離開她，而對于兒子來說：“他的母親變成了一位半神性的巨人了……（母親）這種力量是在把人類摧進到光明的大道上去的。”因此，表現在現代文學作品中，母親形象的轉巧其實是時代造就了很多堅強的母親，這是一種標志，這標志代表了中國女性、民族的覺醒以及我們中國的希望。從這時起，母親形象開始從需要被救贖的客體變成了覺悟的主體。
四、結語
縱觀現代文學中母親形象的轉換，中國現代文學始終和時代環境聯系緊密’結合寫作的時代環境’母親形象從“五四”初期的理想型’到隨著20年代鄉土文學的出現，轉換為“為奴隸的母親”，而隨著30年代外擾內患的戰亂到來’覺悟型母親形象斗爭的主體’這表明’中國女性、母親正一步步走向成熟’也是現代文學走向成熟的過程。
作者：賴蕓芳 單位：江西贛南教育學院
（四）
一、傳統文化的概述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由于歷史的原因和人們對儒家文化片面的認識，對孔子建立的“仁”的相親相愛的人道主義思想認識的局限，使得儒家文化和現代的人道主義不能很好地結合在一起，甚至有了矛盾。因此，要想深化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之間的關系研究，就要改正對儒家文化的認識和失誤。在學術方面深化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和現代文學關系的研究，就要重新解讀儒家文化的利弊，在透析中掌握儒家文化的核心系統。在秦朝時，儒家文化被“焚書坑儒”，不利于儒家文化的發展；在漢朝時，漢武帝“獨尊儒術”，把儒家文化作為當時的主要文化資源，并將其運用到政治的統治思想中去；在宋明時期，在學習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創建并發展；在晚清和五四新文化時期，創建的現代文學主要是批判專制的封建主義，弘揚人道主義，所以在現代文學發展中看，現代文學是否定儒家文化中的專制主義，發揚儒家文化中博愛的人道主義。傳統文化是由儒釋道文化組成，那么除了儒家文化之外，還有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兩部分。儒釋道三家文化是統一的，它們之間是緊密相連的，它們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傳承下來的本土文化。儒釋道有各自的文化內涵，各自的性質，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也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土生土長的本土文化，道家文化主要體現的是人文精神，老子認為雖然天大地大人更大，要想克服人的本質變化，就要“返璞歸真”，是人性復歸的救世理念。道家這種救世救民的人道精神和儒家“仁”的相親相愛的人道情懷是如出一轍的。佛家文化是從西域印度傳播而來的外來文化，但在中國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佛家文化在傳播的過程中和儒道兩家文化是相互補充和相互促進的關系，佛家文化本身是一種人文文化。但是佛家文化的出發點和最終理想目標和其他兩家文化有所不同，佛家文化講究的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對人性的一種解讀，它包含的人文精神是值得現代文學借鑒的。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三家文化是傳統文化中精神層面的東西，而現代文學的發展不僅要考慮精神層面還要有物質方面的考慮，只有把傳統文化中的古代文學深化了解，才能在物質層面了解精神層面的內容，最終促進現代文學的發展和進步。
我們都知道，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剛剛講到的儒釋道三家文化其實是漢族的主流文化，在很多的少數民族文化中，由于他們特殊的生活環境、人文環境和接受的教育的不同，這就形成了他們特有的文化系統，這種文化系統是中國傳統文化總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深化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關系研究的重要方面。少數民族文化參與了現代文學的發展，雖然少數民族的文化發展中滲入了儒釋道三家文化的元素，但在深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關系的研究中往往會忽視少數民族文化這個子系統，沒有正確對待少數民族文化也是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要想在深化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關系的研究中有新的認識，就要正確對待少數民族文化。少數民族文化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文化為伊斯蘭文化，它和佛教文化一樣，都是外來文化，但是伊斯蘭文化長時間在中國的傳播已經和其他的文化系統交融、制衡和補充，這樣不僅豐富其本身的文化又保持了它的文化特性，對現代文學的研究有著特殊而又深遠的影響。還有就是在中國東北地區的薩滿教文化，北方少數民族的文化感情的發展是根據薩滿舞蹈這種藝術形式來進行的。在這樣環境下產生的文化，反映了他們與自然環境作斗爭的意志力量，表達了他們在出現失誤時仍然不會放棄對理想的追求。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五千年的歷史，文化資源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的，如果僅把儒釋道三家的傳統文化作為主要的文化，而忽視了其他的傳統文化資源，這樣就不能全面地研究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學之間的關系，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影響。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其實就是為了說明傳統文化是一個多方面、多角度的復雜多元系統。只有對傳統文化進行多層次的梳理、掌握和熟悉，才能弄清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在現代文化的發展中，體現現代文學的時代性特征和多樣化的特色。
二、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學的隔離
上文提到的是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這一部分我們主要探究的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也就是不適應現代文學發展的部分，我們將其進行剔除。“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創造出的思想環境適應了現代文化的發展需求。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現代文化呈現出百鳥爭鳴、百花齊放的時期，發揮出其特有的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后來經歷了10年“”，這期間的現代文學一度停滯不前，但在“”之后，思想得到了解放，現代文學也有了空前的進步和創新，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的不斷積累，現代文學呈現出時代性和多樣化的特色。
1.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的主要分別就是外在的形式和內在的含義，這是狹義上對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的分離。現代文學就是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不斷吸收西方先進的文學思想來帶動中國特色文化的發展。在吸收西方優秀文學作品的時候，改變中國傳統的文學形式，對文學進行形式上的絕對顛覆，形成新的文學形式。現代文學對傳統文化進行剔除，這就表示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對立關系，以及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之間有一定的隔閡。在“”時期，進行了一場對思想的全面改革，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關注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思想，那個時期的文化作品大都反映的是民間疾苦，文化思想有了現代性和時代性。這種文化思想不僅是在形式上對兩者的分離，更是在思想上進行的分離。
2.下面，我們就開始分析廣義上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的分離。現代文學的變革就是要改變傳統儒家文化環境下造成的人們思想停滯和落后，而發生的變革。新文學運動旨在改變人們的人倫觀念、行為習慣等，新文學運動是適應現代文學而發起的一場變革。廣義的文化更多的是表現在民族文化的精神方面，就是整個民族社會的共同思想和共同目標。由于民族的共同思想是跟著社會的不同發展而發生改變的，因此文化的變革也是思想的變革。從表面上講，現代文學就是對傳統文化的剔除，對傳統思想文化的隔離，在現代社會不斷發展的今天，對傳統文化中儒釋道三家腐朽文化的剔除是民族發展的必然選擇。這種剔除在現代文學的發展中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是在文學的不斷變革中，現代文學對傳統文化還是有一定的保留，保留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學的基礎，是一個時代的產物與遺產，在民族不斷的發展中，留下值得后人學習的部分，從這個方面來看，我們也不是把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完全地分離，而是現代文學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進行一定的傳承。
三、文化的形式
文化是一種復雜的系統結構，在不同的方面，文化的存在形式也是不盡相同的。從年代久遠來看，文化分為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從存在形式來看，有物質形態、精神形態和制度形態的文化；從民族方面來分，又分為漢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在現代化文化的進程中，人們大多對制度層面和物質形態比較關注，而忽視了精神層面因素的存在。因此，現代文學的發展中，要多注重精神心理方面的存在。
繼承傳統文化對發展現代文學的意義
曹禺老先生有一句話可以體現文學的時代性特征，“文學代表了民族的文化，同時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對傳統文化進行著顯在的沖擊”。文學的發展也是一種更新換代、推陳出新的過程，文學的發展體現了社會的進步。
1.傳統文化傳承的必要性
我國有著五千年的文化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對現代文學的發展有一定的傳承性。文學的產生開始于文化的傳承，民族文化下的文學藝術在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是值得推敲和改良的，進而發現新的視角，促進現代文學的發展進程。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筆十分豐富的文化遺產，對現代文學的發展也有著無可厚非的價值。將傳統文化的精華很好地應用和融合在現代文學中，才能更好地處理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兩者之間的關系。
2.現代文學的時代性
淡化許多的文學研究表明，傳統文化使得現代文學的時代性不明顯，這種評價是非常片面的。傳統文化在現代文學的應用中是一些積極的方面，并沒有把消極的因素帶入到現代文學的發展中來，例如儒家文化中專制主義沒有在現代文學中有所體現，因此，這種說法是不全面的。從現代文學的發展表現來看，雖然傳統文化的思想在現在的文學中有了很深的影響，但是這并不表示現代文學沒有了它的時代性，因為文學的時代性是一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發展過程。還有一方面就是我們在發展現代文學時，對西方先進的文化思想進行借鑒，但并沒有把我們本土的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混淆，我們保持了傳統文化的特色，在此基礎上，進行對文學的借鑒和改良。
四、結語
綜上所述，現代文學的進步反映了社會的發展，而現代文學的發展離不開傳統文化的支持，現代文學和傳統文化兩者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對立的，現代文學的產生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替代和沖擊。由于人們對現代文學作品的賞析能力在不斷提高，因此人們開始反思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之間的關系，不斷加深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學之間關系的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對傳統文化的保留和現代文學的發展、完善有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
作者：吳怡 張雪紅 單位：大連東北財經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
（五）
一、魯迅在文學體裁上對現代文學發展的意義
（一）魯迅對新詩發展的貢獻
首先，魯迅的一個很明顯的觀念就是新詩最基礎的是要對真實的情感做出表達。只有保持這種真實性，才能夠與讀者產生心靈共鳴。我們可以從《詩歌之友》里尋找到魯迅對于道學先生很不喜戀愛詩的這一情況做出的評述：他說從自己的外行人身份來看，詩歌的本來就應該是抒發自己的真實情感的，是一種抒發情感的方式，對于道學先生的個人喜好，實在是不必要有什么慚愧彷徨的心理。只要詩歌的情感是真實的，就不需要在意先生們的不認可。另一方面，魯迅先生也堅持詩人不能濫用情感的觀點，一方面是因為這也許會讓人們反感，另一方面是情感的濫用會導致詩歌喪失本身的意蘊。其次，魯迅覺得很有必要重視詩歌創作的內容。魯迅早于《摩羅詩力學》里就將“摩羅”詩人介紹到了我們國家，這打破了我國《詩經》里面的“思無邪”的詩歌傳統；我們可以看到在《白莽作〈孩兒塔〉序》里，我們的大作家魯迅就陳述了他很欣賞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內容。另外，這一欣賞的態度也導致其不屑于詩歌的藝術形式。最后，魯迅認為應該用白話充當詩歌的藝術形式，他曾經有過這樣的言論：“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圣’，大可不必動手。”這番言論里所表達的思想是，我國的詩歌若想獲得新生就必須開展創新！魯迅在詩歌的節奏以及韻律上也有很嚴格的要求。一方面，這對詩歌傳播能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詩歌在人們的腦子里產生不小的影響，還可以慢慢地淡化人們腦中存留的舊詩印象。
（二）魯迅先生對現代小說發展的貢獻
魯迅先生對于小說有著非常顯著的理論貢獻，這種貢獻比胡適的貢獻還要大。第一，魯迅是我國古典理論以及文學的繼承人和管理人。我國文學史上所出現的第一部小說通史———《中國小說史略》，正是魯迅所著。這部書中有著非常精當的論述，有著嚴密的考訂，還有著嚴謹的體系和科學的評判，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和之后的文人學者。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做出的《紅樓夢》的評價里充分肯定了這部著作的巨大的文學價值，而這種價值的一個最重要體現就是還原人物以真實的形象，沒有按照之前傳統的方法和思想把好人的好、壞人的壞寫得很極端。第二，魯迅同時充當了“為人生”現實主義小說的倡導者以及實踐者。他這種行為的動機則是通過小說的力量，大力改良社會中存在的不良思想，也就是他所說的“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主意”。第三，魯迅批評并且指導了那一時期的小說創作，尤其他于《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當中批評了相當多作家的小說作品，如未名社、莽原社和狂飆社。另外，還對社團流派和“鄉土文學”等相關的概念理論進行了整理總結，他的這一行為對我國現代小說朝著健康的道路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魯迅在文學語言上對現代文學發展的貢獻
沒有語言就開展不了文學創作，有很多文人學者對文學語言都開展了研究論述，魯迅也是其中的一員。語言的作用是表情達意，然而卻又不可以簡單地當其是開展文學創作的載體。對于文學創作來說，只要它把語言構造為特定的關系，就可以把文學中的語言和思想進行密切聯系，也同樣構成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且是主要部分。因此，變革文學思想的第一步就是要改革語言。有時候，文學語言的改革一樣也可以反過來成為文學思想改革的一個先導。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對于這種觀點有著非常清晰的想法。他贊同文學創作選擇白話文進行，同時在他的創作之中也同樣守住了自己的這一主張，采取白話文創作。此外，他還在個人的雜文里狠狠地抨擊了不贊同白話文的人，視這些人為“現在的屠殺者”，更甚者提出詛咒反對白話文者的言論。他的這些舉動表明了他決定開展語言改革的堅定信念。對于提煉以及學習文學創作語言，魯迅認為沒有必要完全參照舊書里的語言，而應該更貼近我們的生活實際，充滿活力。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那么文學創造者就很有必要了解并學習人民群眾的口語，把這些口語視為文學語言的生產地。當然，魯迅并不是說要一字不差地把這些口語套到文學作品里，文學創作者應該先對這些口語進行改造再應用于文學中。魯迅先生還就這個問題說過一個貼近實際的例子，即：我們平常的說話經常說“那個“”這個”，這在平時的交談中無可厚非；然而一旦把這些詞兒套入文學創作里就不太行得通了。一是這些詞兒會在紙張以及時間上造成一定的浪費，二是可能會造成表達意思的模糊不清。因此，開展文學創作應該把簡明易懂的文學語言運用于文學創作當中。“五四”運動使得很多的西方文化傳到我們國家，新名詞的傳入就是其中的一個體現。對于這些新名詞在文學創作里的應用，魯迅認為必要性是西方文化傳播到我國白話文的大因素，而好奇并非大原因。對于這些舶來語，魯迅先生認為應該取其精華加以吸收利用，以便達到豐富自身文學語言的作用。所以，魯迅在做翻譯時，很多時候都選擇直譯。這種做法的目的之一是輸入新的內容，目的之二則為輸入新的表現手法，即通過新的語法彌補我國的語法不足之處。雖然說魯迅主張改革文言文，但同時他又指出若是沒有合適的白話語，那還不如引用古語。對古代口語做出提煉繼而形成了部分的古代文學語言，古代文學語言又慢慢轉變成現代口語，現代文學語言的源泉又是現代口語，因此現代作家也可以使用部分合理的古代文學語言。魯迅先生的作品里既有部分古語的使用，還有古代詞匯的使用。綜上所述，魯迅對白話在現代文學中的應用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也沒有全盤否定古代文學語言，而是取其精華適當運用，為我國現代文學語言的豐富做出了很大貢獻。
三、魯迅先生在文學題材上對現代文學發展的貢獻
說得通俗一點，文學題材的創作實際上就是對“寫什么”展開的選擇。針對這個問題，魯迅曾經進行過清晰的論述。他的觀點是新文學描寫的應該是人們的各不相同的生活，因此應該不限題材，他特別指出文學題材必須要有多樣化以及廣泛化的特征。因此他支持作家拓寬自身的生活視野，拓展新的題材領域。魯迅曾經對蕭紅所著的《生死場》做出如下意思的評價，即：《生死場》表現的雖然只是一張略圖，它的寫景以及敘事賽過了人物的描寫，但是作品中已經能夠充分表現出北方人民在尋求生存上的堅強、在面對死亡時的掙扎，讓我們看到了何為力透紙背。他口中的選擇新題材并非指讓作家故意獵奇從而開展創作，他指的是讓作家們真實地描寫自己所熟悉的那些日常生活。魯迅一方面擴大題材領域這個有意義的文學理論；另一方面，他本人進行創作之時同樣把注意力轉向題材的多樣化以及廣泛性上，最明顯的就是他的小說就開創了展現知識分子和農民階級的兩種鮮明的現代文學創作題材。其農民題材小說不單描寫了我國農村中的典型的農民形象，更是進一步表現出他們靈魂中所具有的麻木性以及復雜性，比較全面、真實地表現了我國人民的國民性。所以說，魯迅的題材廣泛化理論的提出和實踐帶動了很多文人，為現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結語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了解到魯迅先生所堅持的在現代文學體裁、語言、題材這三方面的觀點和主張。我們也能夠知道在我國現代文學的創作之初，魯迅提出了促使文學創作題材大解放的文學理論，讓文學題材更加多樣化、豐富化，讓文學離我們的生活更近，同時還努力讓文學語言朝著多樣化的方向發展，拓展了新文學的題材樣式，讓我國的現代文學朝著多樣化的道路上前進！
作者：朱曉榮 單位：西安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六）
一、第一個十年(1917年～1927年)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即《新青年》)，標志著中國新文化動開始。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以新文學取代舊文學，對當時中國整個社會都形成了巨大的沖擊，這一時期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構成了堅實的基礎。主席曾經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17年爆發的俄國十月社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國革命的道路。《新青年》應社會形勢發展的需要，發表了眾多俄國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理論文章。而之后又涌現出大量關于新文學的理論和創作實績，因此，在傳統上我們將1917年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五四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國內就有越來越多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接受、介紹、傳播馬克思主義。隨著深入發展，《新青年》的作家隊伍開始分化。、陳獨秀作為早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堅持將《新青年》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直到1923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這一時期，等人已經提出新文學運動必須由馬克思主義指導，文藝要無產階級化。惲代英、鄧中夏等早期共產黨集結在1923年創辦的《中國青年》，掀起一次倡導馬克思主義革命文學的高峰。第一個十年是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接觸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十年，新文學在這十年的發展除了是與舊文學的決裂，更是對下一個十年作為主流思潮起到了理論鋪墊和準備作用。
二、第二個十年(1928年～1937年)
這一時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關鍵的十年。這十年有眾多的文學思潮:革命文學，自由主義文學、海派商業文學。1927年，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失敗了，全體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陷入了深深的苦悶和彷徨，他們需要一種理論武器作為指導思想，將他們指向正確的價值觀。1928年，太陽社成立和早期倡導浪漫主義的文學研究會，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這樣適應了大革命失敗后復雜的現實斗爭和無產階級單獨領導革命的需要，進而促進了新文學的發展。在太陽社成員與魯迅、茅盾論戰中，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魯迅、茅盾五四時期的作品無法滿足當下的戰斗需要，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之后魯迅和茅盾經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面學習下，有理有力地進行了反擊，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再將馬克思主義看作教條，經過這次的大討論，使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界對馬克思主義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提升了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內涵了解。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左翼作家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理論，批判了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和反動的文藝思想，打退了它們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進攻，捍衛了文學的階級性和無產階級在文學事業的領導權，使革命文學在斗爭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左聯提出文學大眾化，介紹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方法，在左聯的領導下，作家們創作了大量革命文學作品。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這一時期成為文學思潮的主流。
三、第三個十年(1938年～1947年)
這十年是中國最苦難的十年，這一時期，全中國被分為幾片不同的統治區域: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作家們在這十年的作品也分成幾種類型?？箲鸪跗冢谷站葒蔀樽骷覄撟鞯闹饕獌热?有歌頌前線將士英勇抗日的作品、有鼓勵民眾奮起反抗的作品，作品中充滿了對未來勝利的信心。這一時期，作家們的創作與大眾結合，是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文藝屬于人民的踐行。抗戰相持階段，作家們的作品有的開始揭露抗戰中社會的黑暗，有的則開始討論中國文學未來發展的道路。在國統區，揭露黑暗成為作家作品的主要內容。在淪陷區，愛國作家在日寇的鐵蹄下，創作出民族精神鮮明的作品。在解放區，解放區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作家的作品呈現出大眾化特色。1942年，在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大討論中，充分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思想光輝和戰斗威力，對中國現代文學以至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與建設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成為指導中國革命文學的綱領性文件，使中國現代文學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使它與人民相結合并成為人民的文學的，是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吨v話》的意義在于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來觀察、分析、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文藝發展中的問題，總結了“五四”以來革命文藝發展的基本歷史經驗，解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特別是提出了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解決了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和如何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問題，解決了革命過程中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的文藝大眾化和民族形式等問題，對中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具有偉大的指導意義?！吨v話》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講話》思想指引下，中國現代文學躍進到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四、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現代文學
(一)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指導下，中國現代文學的創作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創作指導思想上，中國現代文學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特別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思想指導下，真正徹底地解決了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和如何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問題。五四新文學運動承擔著反帝反封的任務，但作家創作與人民存在嚴重脫節。最終，主席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了這一問題，文藝要為人民服務，該怎樣為人民服務。
(二)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指導下，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主題、題材、人物也發生了深刻的巨大的變化。第一個十年中，新文學主要是反封建的主題。作品的主要內容是暴露封建社會的罪惡和上層社會的腐朽、墮落，反映勞苦群眾的痛苦生活和悲慘命運。作品的描寫對象和接受對象主要是城鎮小市民和知識分子。第二個十年里，作品的題材擴大了，反帝和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罪惡的題材占了主要地位，寫農村題材的作品也比較多。反映工人階級的生活和斗爭的作品大量出現，特別是有些作品反映了三十代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向，如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第三個十年中，文學創作繼承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優良傳統和戰斗精神，不斷發展。解放區出現了新的題材，寫抗日斗爭、農村土地斗爭、工農業生產題材的作品大量涌現。反映工農兵群眾的生活生產和斗爭，歌頌解放區，歌頌中國共產黨，歌頌工農兵，成為解放區文藝作品的基本主題。
五、結語
馬克思主義一傳入中國就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所接受，并且影響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進程。馬克思主義給中國現代文學注入新鮮血液、生命和靈魂，為中國現代文學指明了前進方向，開拓了發展道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現代文學在革命航道上，乘風破浪，奮勇前進，不斷發展。
作者：孫濤 單位：西藏民族學院文學院
（七）
一、魯迅文學作品的經典性
近段時間關于魯迅的《風箏》退出中學語文教材在社會上引發了不小的爭議，褒貶不一，其實魯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他的作品早已融化于社會的文化傳統中，并不會因某篇文章退出教課書而降低其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力。優秀作品被編入教材只是一種讀者閱讀的媒介和平臺，畢竟能夠入選教科書的作品數量是有限的，不能以此來衡量作品的經典性和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魯迅作品中膾炙人口的語言、思想和文學體裁的選擇是從中國社會在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化過程中產生的，為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樹立了典范，影響到現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成為青年學生學習的榜樣。至于某些文章退出中學語文教材是因為其文章的深刻性超出了中學生的接受視野，隨著教科書編纂工作自由度的增加，他們在教材的編選中會充分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而與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并沒有必然的關系，也不會影響魯迅在文學史上的經典地位。真正的經典作品不是僵死和呆板的，在時間的長河中，經典要能夠經常顯示其創造性和常新性，只有持續不斷地被解釋、接受、傳播，其內在的潛力才能得以開發，魯迅的作品成為經典也體現出了這種常新性和不斷的被闡釋，隨著文學原型成為衡量一部作品經典化的一個標準，加速了魯迅的一些作品經典化的進程，比如《阿Q正傳》中的主人公阿Q，就是一個超越時空范圍、凝結著人類某些共同的心理情感體驗和集體無意識的特殊形象，寄托著愚弱國民精神劣根性的原型。
在中國現當代作家的文學創作中出現了一種難以割舍的阿Q情結，這一文學原型在文學史上不斷穿越時代，出現在不同的文學作品中。葉紹鈞《潘先生在難中》的潘先生在身份和地位上雖然與阿Q大相徑庭，但其精神實質卻有著濃濃的阿Q韻味，他的卑怯自私、毫無正義感和可悲又可笑的小知識分子在軍閥混戰的年代里所具有的阿Q般沾沾自喜的心理被刻畫的入木三分，使讀者心中升起一種審丑的情感;老舍《趙子曰》中的趙子曰與阿Q一樣是民族劣根性的象征，雖然這一形象生活的環境是北京城，是一個讀大學的市井少爺，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阿Q”仍然沒有脫胎換骨;巴金在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續寫了灰色知識分子身上的阿Q性，特別是在新舊環境中左右為難，受盡煎熬的高家長孫覺新的形象，雖然與阿Q生活在不同的時代，但其奴性心理與阿Q之間確有不少聯系;當代作家劉震云在《一地雞毛》和《單位》中所塑造的小林形象所折射的是當代社會的阿Q。由于時代和社會環境的不同，當代知識分子“闊”起來的途徑不盡相同，在單位里要遵守上行下效的規則，在權利的壓迫下他的奴性意識得到激發，但是當他有機會坐到領導的位置，當自己身邊有類似“小D”那樣的弱者時，他便找到了做“主子”的感覺，始終擺出一副“前輩”和上級的姿態，似乎忘記了自己曾經是弱者時被欺負的感覺。歷史已經跨越了一個世紀，但生活在當代社會的小林，他的生活目標和精神追求與阿Q是如此相似，小林正是當代社會中“阿Q”們的典型代表。通過現當代文學作品中不同時期的作家對“阿Q”這一原型的再塑造，足以顯現出魯迅那“超人的視力”，使其作品具有了預見性和超越時代性，呈現出經典文本的本體特征，擁有獨特的讀解系統和闡釋空間，以此來使經典的文學原型持續延傳、反復出現。如《阿Q正傳》這種真正的經典作品應該是超越時代的，表現的是本民族中最基本的性格和感情，并為后來作家的創作提供借鑒和營養。作品的受關注程度直接影響到一個作家的經典性問題，魯迅的作品自從出版之后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都是不能低估的，不僅成為后來作家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而且還受到了國家意識形態的關注，即使在的時期，現代的許多作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魯迅的地位及作品始終沒有受到動搖，這些都奠定了魯迅在現代文學史上“經典性”穩定的作家地位。
二、沈從文文學作品的經典性
在當今這個開放的社會體系中，文學經典化的因素已經不像古代那樣單純，但是作品內部所具有的藝術魅力這一因素是不變的，也是衡量文學經典的基本要義。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讀者的關注已經從作品的外部向作品本身的審美性轉變，作品與當時政治的關系及背景不再是讀者關注的重點。“藝術品被看成是一個為某種特別的審美目的服務的完整的符號體系或符號結構。”讀者對作品關注點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作家的經典化，比如沈從文的文學創作，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及作品在的年代曾經遭到一定程度的批判，影響到其經典化的進程，但是在當代社會他的作品因其濃厚的審美氣息又重新得到讀者的喜愛，他的作品如果從文學的政治意識形態框架內分析，并沒有多少意義，然而一旦我們的闡釋框架回歸到文學本體，便凸顯出豐富的審美價值。文學經典除了具有一般的經典特質外，還有自身的特點，其文學性要比歷史和哲學表現的更加突出，更富有心靈的感動，凸顯出其審美的內容，所以文學經典更強調從藝術和審美的角度來反映社會和塑造人物形象，這些特征在沈從文的作品中得到彰顯。讀沈從文的作品讀者的情緒一定是放松的，像在散步，又像在與老朋友聊天，從《邊城》到《湘行散記》都充滿著對美好人性的歌頌，在玲瓏剔透牧歌式的文體中，在清新自然的語言中，山水人物仿佛呼之欲出，作品中的那個湘西世界已經成為多少讀者的向往，他的作品近些年不斷的被今天的讀者所閱讀和喜歡，雖然沈從文的作品有獨特的藝術魅力，但是在五四時期或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當中華民族在探索在尋找未來出路的年代，他的作品可能并不會吸引太多讀者的眼球，但是在當代社會隨著人們生活壓力的加大、生活節奏的加快，許多讀者都傾向于閱讀一些輕輕松松的文學書籍，而沈從文的作品總是能夠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使讀者的身心在閱讀中得到享受，這種精神上的富足是超越物質上的享受。一部作品能否激起讀者重讀的欲望也成為評價其經典性的一桿標尺，那些不能讓人重讀的作品算不上是經典，而沈從文的作品在當代社會(無論是讀者迫于研究的需要還是消遣的需要)不斷的被重讀。作品因其獨特的藝術價值在當代文學界很受讀者的青睞，近幾年在學習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中，把沈從文作為自己畢業論文研究方向的學生在增加，沈從文的故居鳳凰縣已經成為一個著名的旅游景點，那些讀過沈從文作品的讀者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心情想親自去感受一下是怎樣的環境培養出沈從文這樣的文學氣息，所以其作品的經典性是能夠經受住時間的經驗，如果從作家作品受關注的程度來分析作家的經典性問題，沈從文可以稱為現代文學中“經典性”不斷增值的作家。
三、現代文學史上典型文學作品的經典性
“縱觀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品，大都體現了中國文學史上未曾有過的古與今、中與外文化思想的大融會與藝術審美品格大整合的特征，這些特征越持久越深刻，作品占的地位就越高。”現代文學史上能夠稱得上經典的作品除了魯迅和沈從文的創作之外還有很多。比如矛盾心理分析的典型《蝕》三部曲;老舍充滿京味語言特色的《四世同堂》;郭沫若《女神》體詩集;丁玲的內心自白體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周作人的閑適體現代小品文和趙樹理的新評書體小說等等，這些作品都具有鮮明的原創性，無論是從選材、語言和結構都有經典化的因素影響著一代代的讀者，表現的是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性格特點和普通人性中的某些片段。社會就是一個大熔爐，文學作品也要在這個熔爐里接受檢驗，只有那些優秀的作品才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隨著歷史的沉淀會更加凸顯其價值，隨著社會的發展會不斷的被當代和后世的讀者與批評家反復閱讀、重新闡釋和評價，加速經典化的進程，而另一些經不起時間考驗和各種因素干擾的作品就只能慢慢的遠離經典的視野。在當代這個多元文化價值相互交織和碰撞的時代，影響現代優秀作品經典性的因素也在變化，但最基本的是作品內部的藝術價值和審美性，這是一切文學作品最基本的屬性，經典性的文學作品應該以其鮮明的審美性表現出與一般文學作品的區別，而判斷一部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應該審視其是否具備了文學的審美屬性，這是一個亙古不變的標準。作家的經典性主要與其作品的關注程度息息相關，如果作家的作品很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在每個時代都很受社會的關注，這些作家就是“經典性”比較穩定的作家，因為不同時期讀者期待視野的不同，他們所關注的作品也會發生一定變化，這就影響到作家的經典化進程，比如在戰爭年代，讀者可能不會去過多關注那些純粹描寫浪漫愛情故事的文學作品，但是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讀者會更傾向于閱讀那些審美性比較強，沒有過多的政治意識形態參與的作品，而那些戰爭題材的作品由于不能與讀者產生共鳴可能會遭到暫時的冷落。但是這種現象同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并沒有太大的聯系，即使很經典的作品在某個時代如果沒有引起讀者和社會的關注，那么就會直接引起到作家的“經典性”流失。
四、結束語
文學的經典化主要是作家和作品的經典化，而現代文學的經典化也要面對這樣的問題，作家和作品的經典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所謂作品的經典化就是那些經過歷史的沉淀，具有經久不衰意義價值的作品，而作家的經典化與其作品受一定時期讀者的關注程度息息相關。
作者：盧月風 單位：新疆師范大學文學院
（八）
一、軍閥混戰，政治混亂
在災害頻繁的年份，軍閥割據使救災物資難以運輸到災區救濟。例如，1929年，西北地區出現了極其嚴重的大旱災情，而駐扎在西北地區的軍閥卻扣留了用于運輸救災物資的火車皮，致使西北地區的百姓遭受饑餓的折磨。而此時西北地區的軍閥們卻在想著怎樣通過戰爭擴大自己的領土；商人們在想著怎樣才能使自己囤積的大米賣出更高的價格，從而使自己獲得更多的利益。特別是陜甘地區的軍閥不僅對困苦的百姓不加以體恤，甚至還逼迫他們放棄賴以生存的糧食種植，改種鴉片等，從而賺取不義之財，為自己發動戰爭爭取更多的金錢支持。最終也是陜甘地區的百姓在災荒來臨的時候，沒有糧食可供支撐生活。張恨水曾經在他的作品中揭示了陜甘地區軍閥這種令人發指的行為“：平民司令把頭抬，要救蒼生口號哀；只是多兵還要餉，賣兒錢也送些來。越是兇年土匪多，縣城變作殺人窩！紅睛惡犬如豺虎，人腿銜來滿地拖！平涼軍向隴南行，為救災民轉弄兵；兵去匪來屠不盡，一城老婦剩三人！”這一作品里面所說的是民國十七八年，陜甘兩省的情形，深刻地控訴了軍閥對百姓的欺壓與折磨，從中足以看出在民國時期百姓在遭受天災時，不可忽略的人為因素。
二、繁重的苛捐雜稅
軍閥統治時期，各軍閥政府為了獲得更多的戰爭經濟支撐，尋求一切可以借用的托詞，從而增加各種苛捐雜稅的征收。以在廣東地區盤踞的軍閥為例“：捐稅的名目十分多，不僅鄉村的房子要抽稅，就連吃點心也要抽稅，鄉村神游要抽稅，婦女正月探親也要抽很重的捐稅，大大小小差不多要幾百多種。”在這樣繁重的賦稅政策之下，農民基本上一年到頭什么都剩不下。“完了糧銀，出了捐款，賦稅的名字絕頂的聰明人也記不完；地主和債主再要去一半，農人的手中已經沒有一文錢。沒奈何，只好去推推擔擔，在肩膀頭上磨下幾文血汗錢；就這樣養活兒女，一步步向前，請看那饑餓的臉，灰暗里永籠罩著一個悲慘！不要說這收獲時期的可喜，如今再也找不到農人的笑顏。”程率的作品真實地反映出廣大勞動人民在勞動一年后，不僅享受不到收獲的喜悅，還要承受難以承受的繁重賦稅的悲慘生活。除此之外，國民政府還繼續使用軍閥中的“預征”這一制度，時限分為一年到三四十年不等。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在命令免除這樣的預征制度后，在1926年荒災嚴重的年份，反而對百姓進行強行征收舊欠。
三、政府行政人員貪污成風
災情發生后，作為統治的政府，本就應該進行賑災行動。而國民政府時期的政府行政人員在救災過程中往往會發生貪污的情況，官員們把百姓用來救命的糧食、金錢收入自己囊中，極大地擴大了災情“：如果這一千五百石谷不吞到他一個人的肚子里，汝南街頭的災民準會被收羅得干干凈凈。”李東光作為汝南縣的田賦管理處科長，竟然倒賣了將近6萬斤公倉小麥。這6萬斤小麥都是他從窮苦大眾中搜刮來的不義之財，國家不僅沒有收到一點，還平添了“增收6萬斤小麥”的惡行。“誰也不敢保證，在新堤的土里躺著的沒有它們的主人！“”‘人民馨其所有，貢獻國家’，那是應該的。為了建國大業的完成，他們什么話都沒有說。但是，貪官卻戴著國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給他的職權，在人民的沉重負擔外更剔盡他們的骨縫，把千萬人的脂膏都吞進他一二人的肚子，這是如何可怕的事！”這些作品都淋漓盡致地表現出“民國時期政府行政人員的貪污與腐敗，已經達到一定的程度與規模。”它極大地影響到政府行政指令的下達與執行，更加為百姓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四、不良商人的唯利是圖在戰亂的年代里，商人中會有一大部分做出一些投機取巧的事情。不僅不會盡自己所能幫助身邊的窮苦大眾，相反的，他們會把糧食囤積起來，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糧食的價錢提高，從而為自己賺取更多的利益。“那些投機取巧的奸商們，利用這個機會，把糧食囤積起來，把生活線抬到天上，那些為富不仁的地主，乘這個機會放剝皮錢。”除了這篇作品中描述的投機取巧的奸詐的商人們，相似敘述的還有：“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使禾苗枯死，而直接吸干農民的血的，卻是這些兩腿動物。從來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旱災使他們更加肥大，他也幫助了旱災，加速人們的死亡。”流螢的作品揭露出在1942河南大災荒時期，不良奸商對百姓的迫害。蕭乾的《流民圖》中對一些富戶在大災害時期的表現：“我們走過富戶的門前時，在燈火輝煌中，暢快的笑聲蕩漾著。他們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筑著炮臺，上面日夜有人守望著。這次邳縣成災，向富戶募集救濟糧，面現難色的也頗不少。這些富戶多擁有五六百頃地，一家便占據一整個村莊。膽小的地主遠躲在上海租借里，留在莊上的，便以藏書、種菊一類雅士安閑地消磨他們無憂無慮的日子。”一些富戶只是一味地顧及自己吃喝玩樂，而不管眾多難民的死活。綜上所述，民國時期的天災雖多，但是人民疾苦的生活也有一部分是人為因素所致，這種情況極大地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負擔。
作者：秦靜 單位：廣東省廣州科技職業技術學院
（九）
一、電子媒介時代現代文學經典傳播過程回顧
（一）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
自改革開放后，文藝界又迎來了一個新的繁榮期。借著1981年魯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這一契機，影視界開始了“現代文學經典改編熱潮”，魯迅的三部作品《阿Q正傳》、《傷逝》和《藥》都被搬上了大熒幕。再到1986年這短短6年間，就有14部現代文學經典被改編成電影，并且所改編的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經典的名著和著名作家的代表之作。從1987到2000年間，雖然現代文學作品改編風潮不如之前強盛，但也有近10部作品以電影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除此之外，電視界也后來居上，1985年，北京電視臺拍攝的《四世同堂》的播出在當時轟動了全中國，得到了廣大觀眾的一致肯定。此后從1987到2001年間，根據中國現代文學改編的電視劇共有38部，其中根據現代文學經典名著改編而成的長篇電視劇不斷涌現，在觀眾中造成了較大的反響。其中，最具有典型性是1990年上海電視臺播出的《圍城》，其播出引發了萬人空巷的場面，將錢鐘書這一處于邊緣的文學作品帶到了焦點中心，確立了其經典地位。從這一階段現代文學經典“觸電”的過程可以看出，電影依舊是經典傳播的主要選擇，但多少有一種曲高和寡之感，反而是電視劇這一大眾傳播形式，帶著眾多的現代文學經典飛入了尋常百姓家。
（二）新世紀以來
相較于前兩個階段電影的繁榮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由傳統的現代文學經典改編而成的影片幾乎寥寥無幾，即使是在電影技術飛速發展、單部影片不斷創造“票房神話”的今天，我們能看到的由現代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的影片也只有幾部，且多為從通俗作家如張恨水、張愛玲的作品改編而來，主流的現代文學經典已很難覓得其影像化的蹤跡。而電視劇方面也不盡如人意，除了2001年的《我這一輩子》、2008年的《子夜》和2009年的《四世同堂》，觀眾們也很難看到傳統現代經典作家的作品走上熒幕，只剩下“二張”的作品能在電視劇市場中分得一杯羹。如果從縱向比較上來看，可以說到了新世紀，現代文學經典改編潮流正在逐漸變冷，已不復出現之前的繁榮局面。
二、現代文學經典傳播“遇冷”原因
傳統現代文學經典與電子媒介的互動正在逐漸變冷這已成為事實，這讓人不得不反思，如今電子媒介的發展如此之快，受眾范圍如此之廣，但為何不能在現代文學經典的傳播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筆者看來，這或許是主客觀因素共同合力作用的結果。
（一）作品本身：經典特質不容挑戰
現代文學作品產生于一個思想多元、文化繁榮的時期，許多作品本身帶有較為濃厚的思想啟蒙性質，尤其是那些經過時間沉淀的作品，更是具有強烈的經典特質。
1.是否忠實于原著
在傳統文學史對現代作家所排定的順序中，“魯、郭、茅、巴、老、曹”占據了前六位，其中除了郭沫若的作品因體裁等方面的原因不適宜改編為影視作品外，其它幾位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被轉換為了影視作品，而人們在評價被改編的作品是否成功時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看影視作品是否忠實于文學原著。以魯迅的作品為例，魯迅自己曾說過“《阿Q正傳》的本意，我留心幾種評論，覺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熒幕以后，大約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頗也無聊，不如不做也。”[1]在他看來，《阿Q正傳》并不適宜改編，甚至擔心阿Q走上熒幕之后只剩下滑稽可笑。但到了1981年，這一部作品還是由陳白塵編劇，將其搬上了電影熒幕，所幸的是，改編而來的電影作品基本上忠實于原著，又有所創新，并保持了嚴肅而深沉的風格，因而受到了大多數觀眾的肯定。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另一部作品《藥》，由于原著只有五千多字，因而改編的影片對故事的情節進行了適當的添加和發展，但觀眾對這種豐富和發展并不認可，相反認為這些情節的添加反而失去了原作的風格。現代文學作家的經典作品一般影響都很大，正如“一千個觀眾心中有一千個哈姆萊特”一樣，觀眾們心中也有著自己對于人物形象的預設，如果影片中的形象不符合這一預設，那影片很有可能失敗。當然，在當下的影視環境里，是否忠于原著已不再是惟一標準，甚至有時改編反其道而行之，進行徹底顛覆，因而能否忠實于原著、是否有必要忠實于原著都是當下現代文學經典改編時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也是一個難題，這對于很多有志于經典改編的導演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2.經典影片難以超越
現代文學經典作品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已經歷過了“名著改編熱”，許多作品已有了電影或電視的視覺呈現，大部分改編相對來說都較為成功，如影片《阿Q正傳》、《傷逝》、《祝?！?、《早春二月》、《家》、《雷雨》、《林家鋪子》，電視劇《四世同堂》、《圍城》、《南行記》等，這些作品無論是在藝術質量上、還是思想深度上都較為接近小說原作，也普遍受到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可，在中國的電影史上或電視劇上也都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因而，如果現在要對某一現代文學經典進行視覺轉換，挑戰的不僅僅是文學原著本身，也需要挑戰之前的影視作品，這對如今的影視創作者來說，不僅僅是對其能力的考驗，也是對其勇氣的考驗。
（二）媒介環境：引發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
1.消費文化來襲
隨著電子媒介的盛行和媒介全球化的來臨，新世紀以來的媒介環境發生了迅猛的變化。網絡使麥克盧漢預言的“地球村”得以真正實現，它在拉近人們之間距離的同時，也在消弭著文化之間的差距，它將文字、聲音、視頻結合在一起的傳播方式，讓人們接受信息的方式更為豐富多彩。而智能手機的出現則是將人們與信息更為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讓人感覺“世界盡在掌握”。媒介變化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媒介文本表現形式的變化，也在于其所引發的媒介環境的變化。西方的消費主義意識也隨著媒介全球化的步伐逐漸深入人心，當傳播視域—文學與傳播117消費主義由物質消費滲透到文化領域時，人們的消費意識、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也漸漸地發生了變化。在消費文化時代，大眾媒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邁克•費瑟斯通指出：“媒體通過制造無窮無盡的、稍縱即逝的影響與時尚，來賦予影像以全新的文化意義和文化品位，全面激發大眾廣泛的感覺聯想和消費欲望，并鼓勵大眾用充滿文化意義的影響與時尚來顯示自己的個性。”作為大眾媒體的代表，電視和電影作品在消費文化的影響下，也走上了一條與之前相悖的道路，并波及到文學作品的影像化呈現。在新世紀消費文化泛濫的時代，影視作品大多以娛樂為導向，為博得收視率而用盡噱頭，可以說這種娛樂風潮的風行正消解著民族文化精神內在的堅韌與厚重，也消解了人們對于純文學的渴求和期待，尼爾•波茲曼曾在《娛樂至死》中表示出他的擔憂，“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恐怕藝術也不例外，這種擔憂正在逐漸變為現實，當下大眾審美趣味已經發生了轉向，那些表現世俗情感糾葛的通俗小說比起主流文學更能滿足人們的期待，因而，到了新世紀，我們能看到的由主流現代文學作品改編過來的影視作品少之又少，反倒是根據現代通俗文學改編而來的作品火爆異常。
2.受眾訴求變化
在消費文化語境下，受眾的收視傾向成為了影視制作者們創作的導向，在這個靠“收視率”說話的時代，受眾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部作品的成功與否，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在當前媒介環境下，受眾的收視趣味也有了很大的轉變。
（1）對視覺奇觀的追求
電子媒介時代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視覺化，這不同于印刷時代單一的視覺閱讀模式，電子媒介將視覺、聽覺、觸覺等融為一體，形成新的感知奇觀。視覺文化的傳播讓栩栩如生的影像直接面對人的眼睛，讓人的身體和感覺通過“看”卷入其中，這不同于文學文本偏重于閱讀和內心聯想的機制，而是讓受眾的身體時時與熒幕上的影像同在。在許多注重于視覺刺激的好萊塢大片的培育下，越來越多的受眾不再關注一部影視作品講了什么，而是看中其形式，關注其是否有熟悉的明星，畫面夠不夠宏大或精致，特效夠不夠震撼，有沒有獵奇的體驗或場景等。在這樣一種生產機制的作用下，現代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越來越顯得步履維艱。
（2）消解崇高的需要隨著全球化的步伐深入到各個領域，就新世紀以來的文化環境而言，文化已經完全大眾化或者商品化了，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純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距離正在消失，顛覆
和反叛成為了主題。這種顛覆和反叛并不僅僅體現在當代文學的創作之中，也體現在現代文學的傳播過程中。從“消費經典”的浪潮，到“大話文藝”，再到風靡一時的“Q版”語文和如今的“惡搞”文化，許多的傳統文學經典遭到了顛覆和戲弄，現代文學經典也不例外，這種顛覆不僅出現在文學領域，在影視劇領域也頻頻現身。但大眾對這些具有強烈拼貼和反叛性質的作品呈現的是一種歡迎的態度，這并不僅僅是因為好奇和新鮮，而是在這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結構正在轉型的時代，受眾們需要一個釋放壓力、反叛現實、消解崇高的渠道，而影視劇則是這一渠道的最好選擇。
（3）人文情懷的缺失
費瑟斯通認為：“在消費文化影像中，以及在獨特的、直接產生廣泛的身體刺激與審美快感的消費場所中，情感快樂與夢想、欲望都是大受歡迎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下的熒幕上，許多的文學經典被推到了消費主義的漩渦中，原本嚴肅的主題遭遇刪減或扭曲，最終使其成為一道文化快餐。在這個追求快速消費的時代，要慢下來去靜心感悟一部文學作品的啟蒙精神和人生意義，對于普通大眾來說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制作者們完全摒除商業因素的干擾，精心雕琢出一部能保持深刻思想底蘊的影視作品，也是很大的挑戰。我們看到的是社會人心愈加浮躁，商業模式大行其道，而人內心的堅守變得越來越虛弱，對于人文精神的追求也逐漸開始動搖?？傊?，雖然許多現代文學經典還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我們也期待看到運用更新的技術創作出來的以其改編的影視作品，但不容忽視的是，當下的媒介環境和社會環境已不同于現代文學發生與啟蒙的時代，受眾的審美趣味與收視訴求也發生了很大的偏差，而對于影視創作者來說，如果只是單純地講好一個大家已經熟悉的故事，或許他們可以做到，但如果要求傳達出原作的思想主旨和文化底蘊，并能得到受眾的認可與歡迎，卻有一定的難度。因而從進入新世紀以來，現代文學經典的傳播有其現實的困境和桎梏因素，這也是其傳播遇冷的主要原因，但對于現代文學來說，它的誕生和傳播自始至終都與現代媒介有著緊密的聯系，相信在電子媒介時期，它也能找尋到一條與媒介的互動共生之道，從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作者：黎妮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十）
一、歷史上的“典妻”與其中國現代文學書寫的發生
從元代開始，國家法律就開始對之予以明令禁止：明清之際，統治者對典婚惡俗在法律上的規定和處罰更加具體和嚴厲，但仍不能對之予以根絕。民國成立后，孫中山大總統頒行的現行律中，也有“禁止典雇妻女”的條文?？梢哉f，典妻的風俗從元代開始就越來越受到法律的嚴厲禁止。但是事實上，從現在可以看到的典籍看，這一風俗卻是屢禁不絕，明•馮夢龍的《壽寧待志》、歸有光的《遺王都御史書》、清•趙翼《檐曝雜記•甘省陋俗》、清人徐珂的《清稗類鈔》等文獻中都有對此的記載。民國時期，根據1930年浙江省在全省范圍內進行的一次民事習慣調查（后匯編成《浙江民商事習慣調查會報告》），當時的寧波、紹興、金華、溫州等地都有典妻習俗存在，在福建福安、古田等地也都盛行。不僅如此，典妻的陋俗還從南方一直蔓延到北方各省，如遼寧當地所謂的“搭伙”和甘肅的“僦妻”其實也都是類似于“典妻”的地方習俗。可見女性的權利及地位在國家法律規定的層面和社會實際生活層面有著較大差距，國家法律雖然嚴禁將女性作為商品典賣他人，但是典妻習俗卻仍然屢禁不止，這有著多方面的社會原因。一方面典妻多發生在災害頻發或戰亂頻仍的時期和經濟落后的地區，為貧困所迫的家庭無力維生，只好靠典賣妻女來獲得經濟來源。另一方面，是受傳統宗法社會下傳宗接代思想的影響，典妻的雇主大多是在無子的情況下租買人妻生子以傳香火。但是，歸根結底，典婚陋俗的存在還是因為中國女性地位低下所致。幾千年的傳統宗法社會里，女性沒有獨立的人格權，更沒有獨立的經濟權，她們長期處于依附男性的地位，因而女性就像是男性的私有財產，可以當作商品一樣被隨意典賣。而且在這種習俗相沿多年的地區，人們并不認為這種行為是違法的，所以民不告，官亦不究。即便有民知道律例對此有所規定，但是因為種種現實原因，也會知情不報甚至互相隱瞞，官府對于這種“家務事”通常采取比較曖昧的態度，并不會真正嚴查，這是法律與風俗及社會現實生活的沖突，也使得女性法律權利和地位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和落實。而實際在這種陋俗下，被典的女性和原夫仍然保留夫妻關系，但卻不得不離開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走入另一個家庭與別的男性同居生活，等到生子以后，“留子不留娘”的規定又使得身為母親的她們不得不離開同樣是自己親生骨肉的孩子回到原來的家庭當中，可以說這種陋俗給女性肉體和精神帶來巨大的雙重傷害，但這種傷害卻也因女性地位的低下而被無情地漠視了。“女人非人”的確就是幾千年來中國絕大部分女性命運的寫照。關于典妻的中國現代文學書寫的發生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到伴隨著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萌芽，女性權利地位低下的狀態漸漸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和思考。明末和清代都曾出現一大批同情女性的思想家。他們著書立說甚至身體力行來表示對女性權利地位狀態的不平和批判。在太平天國、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時期，曾經興起過幾次女權運動。那些婦女運動的先驅們興辦女學、戒除纏足、創辦婦女報刊、爭取女性參政權等等，無論是在理論宣傳上還是社會實踐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和進展。這些社會思潮的動向都促進了女性意識的覺醒；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后，婦女問題成為反封建的重要主題之一。“五四”初期的報紙期刊大多具有強烈的精英啟蒙意識，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強調對民眾的啟蒙，喚醒“人”的意識的覺醒。這種意識也很鮮明地反映到婦女解放問題上，如《新青年》就率先于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號開辟《女子問題》專欄，“五四”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晨報》也在1919年5月4日開辟“婦女問題”專欄，緊接著《民國日報》、《星期評論》、《少年中國》、《星期日》等也開設婦女問題專欄，還有《解放與改造》、《新潮》等刊物上也都刊登了大量關于婦女問題的文章。越來越多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以報刊為陣地來進行思想傳播和自我言說，對女性命運和地位進行關注和思考成為他們思想表達的重要部分；三是在前述整個社會思潮的推動下，伴隨著現代作家們對女性題材和鄉土題材文學創作的熱衷，典妻這一陋俗的存在自然而然地走入了現代作家們的創作視野。有著不同成長環境和生活閱歷以及不同寫作立場的作家們分別以他們各自的方式和視角來講述這一歷史，他們共同構成了關于典妻的中國現代文學書寫，也讓我們得以從文學這架潛望鏡后窺見歷史真實的一個側影。
二、關于“典妻”的中國現代文學書寫
現代文學作品中，以典妻為題材的作品可謂不少，較為人知的有許杰的《賭徒吉順》，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羅淑的《生人妻》，此外還有沈從文的《丈夫》、臺靜農的《蚯蚓們》、含沙的《租妻》、潘漠華的《冷泉巖》等作品也都涉及到典妻問題或類似于典妻的習俗。雖然作家們都把目光投向了這一領域，但實際上他們進行創作的時間，創作時的立場以及作品的思想內蘊都各不相同，思考該問題的角度和表達的話語形態也各異，但是正是這些不同的作品帶領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進入那個特定年代的特定“場景”，也引發我們對這一陋俗所造成社會問題尤其是對女性生存狀態的多角度思考。
（一）“為人生”的社會揭露與批判
許杰的《賭徒吉順》（1925年）是最早描寫典妻的現代小說，是作者針對家鄉浙江典妻陋俗盛行的現象而作。全篇并沒有像后來幾部描寫典妻的小說一樣重點刻畫這一習俗下女性的行為和心理，而是通篇圍繞丈夫吉順典妻前后的心理活動而展開敘述：既有賭贏了時的自傲和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有賭輸了時回到家面對妻兒時的懺悔以及最后將妻子典賣出去后深深地內疚與自責。作品雖然也有著對吉順貪念紙醉金迷生活之心態的批判，但更多的卻是對他被扭曲了的心靈和人生的同情。此外，小說對典妻中間人文輔的刻畫非常深刻，他從一開始就極盡口舌之能攛掇吉順典妻，到最后又是他到富紳陳哲生家去努力說合，可以說吉順整個典妻的過程都是在他的“催促”下完成的，而文輔和哲生這兩類人物都是舊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習俗下的產物，文輔也就是在典婚陋俗中所稱的“中人”或“介紹人”。如果說作者的筆觸對吉順還帶著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同情的話，那么對文輔和哲生這兩類人物則是徹底的否定和批判。小說中的吉順妻是中國傳統鄉村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柔順、隱忍，雖然作品對她進行直接描寫的文字并不多，但是作為女性的卑下地位和悲慘遭遇都已經在吉順的內疚和懺悔中以及文輔與哲生、吉順的討價還價中被鮮明地呈現了出來?！顿€徒吉順》的這種創作視角與作者本身是文學研究會成員的身份緊密相關。文學研究會是新文學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最大的文學社團之一，反對把文學作為消遣品和個人發牢騷的工具，主張文學應該“為人生”，反映社會現象，揭露和探討社會問題，他們創作的文學也被稱為“為人生”的文學，也正因此在新文學運動中有了一系列“問題小說”的出現，許杰的《賭徒吉順》即屬此列。在小說結尾，面對典妻的結局，吉順的內心對妻升騰起一股因內疚自責而起的少有的溫存，“他倆的心弦合奏了，他們的中間，雖然是隔著一條破棉被，但是他們覺得是胸貼著胸的，他們兩顆顫跳的心房，相互的體貼著，簡直比兩顆紅寶石，放在柔軟的法蘭絨上還要安適。他忘掉了一切的苦痛，一切的煩惱，一切的被人間所凌辱、訕笑、卑棄的憤恨。”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小說雖然也對吉順本身性格含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意味，但更多的則是對封建陋俗和整個黑暗社會的控訴。
（二）啟蒙視角與階級意識的合奏
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創作于1930年，所寫的也是他的家鄉浙東地區的典妻風俗。小說以現實主義的手法描寫了一個農村婦女從被典前到被典三年中及被典后不同時期卻同樣悲慘的生活。她的丈夫“黃胖”原本是一個勤勞能干的人物，但是境況卻總是不佳，債就慢慢多起來了。他也因此變成了一個抽煙、喝酒、賭錢樣樣俱全的“非常兇狠而暴躁的男子”。他曾親手溺殺了自己的女兒，在貧窮的逼迫下又典賣了自己的妻子。作為女性，面對丈夫的出典毫無辦法。在地主家她受盡同是女性的地主婆的虐待和嘲諷。秀才地主為了要一個兒子對她還算是不壞，但等到兒子“秋寶”出世，三年典期既滿，她也仍然逃脫不了被驅逐的命運。盡管這時她已經像當初舍不得春寶一樣舍不得秋寶了，她甚至幻想著能把春寶接過來，永遠在這新家住下去，但是這永遠只能是一個夢，最后她甚至連做秋寶母親的資格也被剝奪，只被允許叫“嬸嬸”。她再一次承受了骨肉分離的巨大痛苦回到已闊別了三年的家中，而此時，她那還和三年前一樣瘦弱的兒子“春寶”卻已認不出她來，等待她的仍然是無窮無盡的黑暗生活和對秋寶的無盡思念。小說深刻地寫出了“典妻”這一野蠻陋俗對女性身心的摧殘———它沒有給這個貧困的農民家庭帶來更多經濟上的改善，但卻將女性推入一個身心俱裂的更加苦痛的深淵。在對女性主體心理活動及感受的描寫方面，《為奴隸的母親》毫無疑問比《賭徒吉順》更進了一步，對“典妻”這一陋俗和幾千年男權文化的批判也更加深刻。柔石曾參加過新文學運動，受過新文化的洗禮。1928年后受魯迅影響開始譯介一些國外的進步文學作品，再加上他本身是共產黨員，所以我們從《為奴隸的母親》這部小說可以看出，作品中既有著作者對女性在男權社會里悲慘命運萬分同情的啟蒙主義視角的貫注，同時又帶有一定階級意識的色彩。在作品中，女性既是受男性壓迫欺凌并被當作商品隨意典賣的對象，同時又是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壓迫的最慘痛的承受者。
（三）女性主體意識的突顯與階級對抗的同構
女作家羅淑作于1936年的《生人妻》是另一部描寫典妻陋俗的現代小說，與前兩部小說不同的是，這于階級斗爭比較激烈的30年代中后期，這就使得她的這篇作品有著更鮮明的階級對立的色彩，小說中的胡大是“本鄉本土人，自田自地人家”，相比于沒有自己的土地，靠賣草為生的漂泊的夫妻倆，自然仍屬于“有產階級”。夫妻之間感情恩愛情節的設置甚至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男女對抗”的意味，而轉為對“階級對抗”的著重與強調。
（四）城鄉文明沖突的一幅小影
沈從文的《丈夫》描寫的也是湘西地區類似于典妻的一種風俗。“事情非常簡單，一個不亟亟于生養孩子的婦人，到了城市，能夠每月把從城市里兩個晚上所得的錢，送給那留在鄉下誠實耐勞、種田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過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許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媳婦以后，把她送出來，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種地，安分過日子，也竟是極其平常的事情。”沈從文淡然的筆墨寫出了那地方上人精神的麻木，他們把這叫“生意”，并且認為這種工作和別的工作同樣，既不和道德沖突，也不違反健康。雖然有的女性做了“生意”就慢慢與鄉村離遠，慢慢的學會了一些“城市里才需要的惡德”，但“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還依舊好好的保留著那鄉村純樸氣質的婦人”，《丈夫》中描寫的就是這么一位。丈夫去看妻子的時候，媳婦會往他嘴里塞上鄉下人抽不上的“哈德門”香煙和他最喜歡吃的冰糖，于是他也就“盡她在前艙陪客，自己也仍然和平的睡覺了”。然而在探望媳婦期間親歷了兩次媳婦在前艙接客，自己在后艙落淚的情形后，男子的內心起了變化，當媳婦把掙來的錢都交到他手中時，“男子搖搖頭，把票子撒到地下去，兩只大而粗的手掌捂著臉孔，像小孩子那樣莫名其妙的哭了起來……水保來船上請遠客吃酒時，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問到時，才明白兩夫婦一早都回轉鄉下去了。”可以說，沈從文的觀照角度和立場與其他作家都是不同的，在這里，沒有過多的對女性地位卑下狀態的揭示，也沒有對階級對立立場的展現，更沒有對女性主體意識的突顯，更多的則是對城鄉文化沖突和鄉下人純樸人性的描畫和肯定。而女性充當男性玩物和泄欲工具的本質卻都被淡化了，而這只能說是作為女性的另一種悲哀。此外，描寫典妻的還有臺靜農的《蚯蚓們》和潘漠華的《冷泉巖》，前者寫的是農民李小因為“年歲欠收，無錢使用”，遂將妻子和兒子賣與他人，小說也并未對李小妻在被賣這件事情上所表現出的態度和立場進行描寫，女人對于自己和兒子同時被賣并沒有表現出過多的不滿與反抗，像那個年代中國的大部分鄉村女性一樣，對于這樣的謬運她們只能默默地承受。小說中出現的另一個女性———李小的表舅母，就是她一再勸李小“心放寬些，年頭變好，弄點錢還可娶一個”。同為女性，她對于女性被賣的命運卻是麻木的。潘漠華的《冷泉巖》亦是描寫了一個女性在各種生活境遇下被當作商品多次輾轉賣與他人的悲慘遭際，面對這樣的境遇，女性周遭的人及女性自己都已經習以為常了。而正是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女性地位卑下的積習深重以及民國時期鄉土社會女性命運的悲慘。
三、結語
其實對典妻之俗進行表現的文學作品從元、明時期就有。但那些作品所表達的思想內蘊和現代文學作品有著很大不同。如關漢卿的雜劇《劉夫人慶賞五侯宴》中就有典賣女性的情節，在此劇中王屠夫的妻子王嫂在王屠夫死后，因自己無力殯葬丈夫、撫養兒子，但是又想保持“貞節”，有道是“一馬不背兩鞍，雙輪豈碾四轍？烈女不嫁二夫”，于是她就將自己在一定時間內出典給了趙太公，得了些財物將丈夫埋殯了，然后帶著兒子去了趙太公家。至于后來被趙太公私下將典身契換作了賣身契則是后話。在這里沒有對這一陋俗的批判，正和“賣身喪父”頌揚的是女子的孝一樣，這里的“典己葬夫”也有著一種女性自我犧牲的“崇高意味”。又如明朝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鐵念三激怒誅淫婦》中所寫的“我那營中，常有出汛的，出征的，竟有把妻子典與人用?；虬肽?，或一載，或幾月，憑你幾時”，在這里同樣也沒有對典妻對女性造成戕害的描寫，相反似乎透出一種對人性的“體恤”。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現代文學對“典妻”習俗進行的豐富而深刻的書寫擁有著完全不同于古代文學作品的內在品格，生動地呈現出民國時期中國傳統鄉土社會女性在一個“新法未昌，舊俗難移”的時代里婚姻權利的缺失和生存處境的艱難。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典妻陋俗及“典妻文學”都將成為歷史，但其作為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生活狀況和女性生存狀態的“立此存照”，仍有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的價值。更重要的是，這對于當代社會女性的生存狀態的觀照也同樣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作者：章敏 單位：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