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與其他文學思想的比對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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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現代文學作家、社群與思潮

(一)戰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與文藝社群當時的青年學生輩,有來自大陸的學生,也有臺灣本地出生的青年,他們因為進入臺大就讀,受到這些老師前輩的啟發,以及同儕間的鼓舞,紛紛嶄露創作的才華,終于成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這些學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葉慶炳、張健、吳宏一、柯慶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杜國清、葉維廉等,各自在詩、散文、小說創作方面留下可貴的成果。林文月、葉慶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參與藍星詩社的創立,張健亦為藍星主要成員,杜國清、葉維廉則是笠詩社、創世紀詩社的重要成員。而以白先勇為主的《現代文學》雜志在1960年代創辦,陳若曦、王文興、歐陽子、王禎和等人,都是創始社員,共同推動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

(二)文學雜志對現代思潮的譯介由夏濟安主導的《文學雜志》創辦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結束。但這份刊物的影響是深遠的,它代表臺灣戰后初期的文學潮流中,一群學院里的師生對于文學的喜好和堅持,并開辟另一個有別于“戰斗文藝”的園地。他們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創作,文學理論的譯介、中西文學的相關論述也相當多,這個現象可以說開創了一種風氣,也就是將現代文學的創作和文學理論、西方文藝思潮連結,提供給創作者和讀者新穎的觀念。以白先勇為主導的《現代文學》深受其師長輩創辦的《文學雜志》之啟發,該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發行51期,由白先勇負責籌措資金,而外文系的幾位同學一同寫稿、譯稿和拉稿。比起《文學雜志》,《現代文學》更強調創新的精神,他們努力介紹各種西方的思潮、創作觀念,以便所寫的作品可以表達屬于現代人的藝術情感;對于西方文學與理論的介紹,《現代文學》更以“專號”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譯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紹,并附帶加以評論。除創刊號推出“卡夫卡專號”,也曾刊出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專號,對于艾略特的詩作與詩學,更前后刊出多期。《現代文學》編輯群對文學充滿熱情與執著,而這些譯介,為創作者與讀者帶來不同的視野,開拓更多元的文學品味。

二、比較文學的學科成立與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學雜志》、《現代文學》以譯介外國文學與理論為宗旨,進而啟發作家的創作以及解讀作品的角度,其實已略具比較文學的雛形。進入1970年代,臺大文學院更以三軌并進的方式———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成立比較文學會以及結合《中外文學》,促進了比較文學在臺大扎根與茁壯。1970年,臺大外文系成立比較文學博士班,推動者是當時文學院院長朱立民與外文系主任顏元叔。但這個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學博士班的路線,反而希望結合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學術資源,使學生可以同時接觸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進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國/外國文學雙重視野的比較文學研究。紀秋郎、單德興、李有成、高大鵬、陳昭瑛、古佳艷等,都獲得此博士學位,成為外文、中文學界的優秀學者。近年臺大外文系雖已將比較文學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較文學仍是其修業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學者與葉慶炳等四位中文系學者發起成立“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并藉此在《中外文學》開始介紹比較文學的觀念和發展;譬如《中外文學》創刊號(1972年6月)即刊登李達三著、周樹華與張漢良譯的《比較的思維習慣》,仿佛已經有所預告,2卷9期則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譯的《比較文學的目的與遠景》(1974年2月);其后則陸續有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李達三著、許文宏與馮明惠譯的《東西比較文學史的檢討》等文章,一路推進,顏元叔、胡耀恒、朱炎、葉維廉、張漢良、陳慧樺、古添洪等,都是比較文學的旗手。古添洪與陳慧樺編著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李達三的《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8年)二書,可說是最早結集的相關著作。而葉維廉、古添洪與陳慧樺在東大圖書公司主編的“比較文學”叢書,更可說是具體的成果。此外,結合外文、中文兩系教授的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自1974年8月起對外擴大征求會員,凡大專院校教師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較文學者,皆可申請入會。而學會也每年度主辦國際或全國比較文學會議,開放對外征稿,相關的征稿主題、研究論文也都以專號的形式收錄在當期的《中外文學》或另一英文的比較文學刊物《淡江評論》(淡江大學外語學院出版);譬如第4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1983年8月),第5屆主題為“現代主義與中西比較文學”(1987年5月);第25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主題為“災難、創傷與記憶”(2001年9月)、第30屆主題為“認同的變向:全球化時代的主體生成與轉化”(2006年5月);無論其主題是企圖與中國文學對話,或是呼應世界文學脈動,或是跨領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帶動臺灣學界的研究潮流,累積豐富的學術資源。外文系主導的比較文學博士班、比較文學會,再加上《中外文學》,形成了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鐵三角。

我們也可以發現,就在《現代文學》即將衰退之際,1972年6月,外文系與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發起創辦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學》。這些學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齊邦媛、顏元叔、胡耀恒與中文系鄭騫、葉慶炳等人;而該刊自創刊以來,迄今一直穩定出刊,在臺灣學術界已占有關鍵性的位置?!吨型馕膶W》創刊初期,系以顏元叔為主導人物,他引進新批評,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細讀洛夫的兩首詩》,掀起一串現代詩論戰;而后又連續登載王文興小說《家變》,并舉行座談會,引起各方注目、論辯,具體呈現學界與讀者大眾對這篇小說褒與貶的兩極化情形,也為現代主義小說的讀者反應留下珍貴的紀錄?!吨型馕膶W》也曾連載林文月翻譯的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書,引起很大的回響。該刊既命名為“中外”文學,除了對外國文學以及理論的譯介,當然也兼納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論文。除現代文學研究外,也有對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屬于中國文學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傳記考述、作品流派、文學史研究,另外更為突出的則是以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例如張漢良的《“楊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結構》(1975年4月),系以榮格的神話原型理論研究古典小說“楊林”、“枕中記”系列故事,這種研究視角深深地影響了此后臺灣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綜覽《中外文學》的文章,可知其編輯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較文學”在臺大外文系的扎根與開展著實有密切的關聯?!吨型馕膶W》在1980年代以后,逐漸聚焦在對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的介紹,例如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后殖民等理論,透過專題邀知名學者撰稿,無論是就理論觀念加以譯介,或是以文學作品為例實際操作,都成為后來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長了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風氣。

三、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的教學與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為小說家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的光環,“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說法也流傳一時。然而隨著中文系現代文學課程的增加與寫作風氣漸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現代文學研究的中文系學者,也日漸增多,“現代文學”遂形成中文系學術傳統的脈絡之一;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葉慶炳教授實有開創性的貢獻。而當代年輕一輩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陳幸蕙、簡,小說家郝譽翔、黃錦樹,詩人陳大為等,都是臺大中文系畢業。在外文系方面,雖以外國文學課程為主,但中文、外文兩系常有合作開課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興所授的現代小說、王建元所授的文學批評、齊邦媛所授的高級英文(講授英美小說與詩)等,系為中文系而開;中文系也長期為外文系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因此除了在文學雜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課程、師資的援引上,中文與外文兩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共同擔負文學教育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臺大成立臺灣文學研究所(簡稱臺文所),因為課程設計與發展方向的關系,進入臺文所的學生,不乏已經有現代文學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學界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專業取向,臺文所加入了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研究的陣容。按,臺灣文學的發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除1930、1960年代是現代主義興盛時期外,臺灣文學的多元性,以及與日本文學、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關聯,都可以從中發掘比較文學的議題。是故,臺大教授對現代文學、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紹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現代散文研究、陳翠英的現代小說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現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藝/社會思潮研究、張小虹的性別/同志文學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劉亮雅的臺灣后殖民小說研究、朱偉誠的同志文學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臺文所教授對于現代文學研究可說更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柯慶明的現代主義文學研究,郭玉雯的張愛玲小說研究,王文興小說研究,梅家玲的現代小說研究、眷村小說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現代詩、女性文學研究,都已出版相關的學術論著。另外,黃美娥的日治時期臺灣通俗文學研究、張文薰的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研究以及蘇碩斌的臺灣都市文化與文學研究,也都為現代文學研究擴充了領域與視角。

四、結語:展望

歷年來的臺大師生藉由現代文學創作、譯介與發行文學刊物的成果,和臺灣文壇產生密切的互動,在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的研究上更有開創性、主導性與關鍵性的位置。現今,為了促進現代文學研究,總圖書館也積極展開作家手稿資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禎和、王文興、林文月與葉維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較文學的觀念和方法,也已成為學術研究的常模,相信臺大教授與研究生將秉此深厚的人文傳統,在新世紀共同勾勒出臺大、現代文學、比較文學以及文學史的復雜網絡。

作者:洪淑苓 單位: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與中文系合聘教授、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二)

一、清代性靈學派的主要理論

袁枚等性靈派詩人強調自我,他強調“神氣孤行”就是以“我”的“神氣”出發,來做到統帥一切,并且能做到駕馭一切,將“我”看成是世界的所在。在袁枚所創作的詩歌中,所表現出來的也是自我,也就是詩人需要具有天生的心理能力。同時,袁枚還強調詩人具有天生的心理能力,通過天生心理能力,代替藝術確定規則。但是,袁枚在強調天才的同時,卻將“詩”、“學”與“書”對立起來,還將“學問”與“天才”對立,其詩說在重視天分的情況下,過分強調“天分”,走上了輕視、否定學問的困境。

二、清代性靈學派對現代文學的影響

(一)現代文學時期“性靈說”的發展

1、以進化論為基礎創建“性靈說”。

進化論是西方理論,在19世紀傳入中國之后對現代知識分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進化論指出人的性欲與情欲為基本動物性訴求,不應該成為遭到批判的對象,應該是理直氣壯的,在新文學運動時期它是人的解放的重要的理論基礎,如周作人《人的文學》主要是從人的個性解放以及人的解放的層面上看,具有重要的價值。依托進化論為基礎的“人性論”為根本的現代性靈文學,重視人的享受與快樂的問題,在面對具體的事物時,都是致力于經營人的精致生活,體現了現代性,是一種注重人性為根本的新性靈文學。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人不能只是停留于動物的層面,而是隨著時間的變遷不斷進化,比動物更懂生活,這導致人和動物之間的差距越來越遠,人需要變成有尊嚴之人,并且具有人的資格,人的解放是為了更好響應人內在生活,為了占得人的位置與獲得人的資格而不斷加以努力。并且還為人的解放指明了未來發展方向,也就是強調以人為本,并不是完全沒有約束的,成為動物。林語堂等在《論小品文筆調》中倡導的性靈文學,雖然主要是在文學方面要注重抒情,接近人情,然而這種情既出自生物性,并且又超出了生物性感情。林語堂等人在大力倡導性靈的時候,又積極向人們介紹孔子,甚至將孔子作為性靈的“大護法”,其筆下的孔子是個性鮮明、豐滿有人情味的孔子。所以,在林語堂看來,性靈和孔子是并不矛盾的,是貼近人情之下,性靈文學和孔子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

2、“性靈”內涵的新發展。

林語堂等人對“性靈”的內涵有了新的闡釋,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性靈是以個性作為基礎的。性靈作為個性表現的文學,如果沒有個性的話,就不會有任何性靈可講。從哲學的視角來看,個性是和共性相對的,形成一對范疇,是事物區別其他事物的特殊、個別性質,是讓事物都有自身的特點。從心理學層面上來說,個性指的是人格,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經過社會實踐來逐漸形成自己的個性心理特點與傾向性。林語堂《我們的態度》、《論幽默》強調的性靈是綜合了上述兩個方面的意義,在文學上積極發揮個性特色。在日常的生活中,指出某個人有個性,另外的人沒有惡搞型,指的是在做事、為人、語言等方面表現出的獨有的特點,注重的是與別人相比展現出來的獨到個性;說某一人沒有個性的話,就是因為這個人的個性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和其它任何一個人來講是都可以的,人們從這一個性內就不能分辨那就是他自己。但是性靈強調的個性指的是不同于另外一個人、獨有的個性。具有這一意義上講的“個性”,才能將其稱之為是性靈。林語堂通過個性來談性靈,將性靈創建在個性基礎上,簡潔明了,既提升了對清代性靈的現代闡釋,并且又進一步提升了宣講的力度,推動性靈實現大眾化。第二,性靈為個性無障礙自由的表現。個性無障礙自由的表現就是要做到獨抒性靈,并且不能拘于格套。在文學上強調發揮個性,這被稱之為是心靈,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了,直截了當來講那就是個性。當個性與文學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會成為性靈,所以,性靈是文學性術語,在文學內能自由表達人真實個性,在文學上就是一種寫作技巧。第三,將幽默融入到性靈旗下?,F代文學大家林語堂的《幽默雜話》、《征譯散文并提倡幽默》等指出,幽默和性靈是經由道家的中介有機結合在一起。林語堂認為幽默是源自道家,這樣性靈就和幽默有了同樣的源流。同時,這實際上是林語堂為幽默正名,證明幽默在傳統文化內是有基礎的,幽默實際上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林語堂指出幽默具有三個基本特點:一是多情而重智。在《新舊文學》中,林語堂認為智慧為幽默出現的必要條件。然而,只是具有智慧還不能產生幽默,幽默為從容不迫的態度,是對人生的批評,這是帶有溫厚的、具有人情的,超脫并具有悲天憫人的理念,具有同情心,是含淚的微笑。從這一層面來講,幽默也是主張性靈的。二是和道統之間的對立。和道統產生對立,這是由幽默是人情的特點來決定的。幽默是從超脫派內的道家學派出現的,和道統是不能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性靈和道統的對立主要是是否接近人情,實際上幽默是接近人情,而道統卻與之相反。林語堂認為幽默是談了些近情的話。三是寫實性。林語堂在《論幽默》中認為,幽默是采用實話的方式表達好幽默,這是合情合理的,出人意外主要是能表達人們所不敢說的。世人喜歡說一些合理的假話,這是不值得奇怪的,只要是有一個人能用老實話說出,就會讓人哄堂大笑,他還創作了《論語》雜志來倡導幽默。

(二)語錄體和筆調說的出現

1、語錄體的出現

林語堂提倡語錄體,這是針對白話文的弊端提出來的,這是為了更好糾正白話文的弊端。林語堂在《論語錄體之用》中指出,語錄體實際上就是話怎么來表達,就怎么去創作。事實上,林語堂提倡創作語錄體是為了注重自然率真的寫作方式,這和強調性靈的文學理念是一致的。語錄體還需要做到文字的簡練,但是又不能和文言文那樣難懂。從實踐上來說,語錄體就是做到像說話一樣來進行創作。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林語堂倡導的語錄體是不直接反對白話,相反,是為了有效維系白話文的基本精神。在新文學運動中,胡適認為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將白話作為所有文學的唯一工具,根本目的是為反對文學創作的韻律、用典等多個方面的束縛,而出現像說話一樣得去創作的自由表達的作文模式。林語堂倡導這一語錄體,實際上就是為了實現該目標。但是和新文學運動之初的情況所不同的是,胡適能通過倡導西方的歐化語言來更好的加快文言文的解體,推動了白話文學的不斷發展,推動了人類的解放,但是到了19世紀30年代之后,白話文的發展受到了新的束縛,過分的歐化成為了主要的特點。林語堂認為當時的歐化已經成為限制白話文發展的屏障,已經限制了白話文的表達,成為人的性靈的束縛。林語堂提倡的語錄體是為了抒發人的性靈才出現的問題,并且能有效糾正白話文過于歐化的毛病。

2、筆調說的出現

筆調說實際上是現代文學中倡導性靈的學者,為了更好配合性靈說才提出的。林語堂在《說文德》中指出,主要是有性靈就會造就“個人筆調”,這實際上是現代散文技巧,該技巧將情感和議論有機結合在一起,形成具有個人特點的風格,該風格形成個人筆調后,就能在文章中去議論情感,這一情感是靠讓性靈得到解脫后才出現。在之后的《論語》(下)中指出,個人筆調從本質上來講,是適應性靈之后獲得的結果,去想辦法解脫性靈,這正是性靈說的重點。之后,林語堂在《發刊<人世間>意見書》中還倡導閑適筆調、小品文筆調等,不管是現代性靈派倡導的個人筆調,還是小品文的筆調,都歸為一點,那就是去抒發人的性靈,并能表現人自身的個性,做到語出性靈,實現無拘無束的目標??傊宕膲兄匾奈膶W流派之一的“性靈學派”,主張以“情欲”為內容的真性情,“性靈說”強調“真”,性靈學派詩人強調表現自我。文學發展到現代,文學大家林語堂等學者進一步詮釋了“性靈說”,推動了性靈說的發展,以進化論為基礎創建“性靈說”,演繹“性靈”新內涵,為了配合性靈說,出現了語錄體和筆調說,所有這些都能看作是清代性靈學派對推動現代文學發展的重要影響。

作者:林茂森 單位:福建寧德職業技術學院

(三)

一、第一個十年(1917年~1927年)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即《新青年》),標志著中國新文化動開始。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以新文學取代舊文學,對當時中國整個社會都形成了巨大的沖擊,這一時期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構成了堅實的基礎。主席曾經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17年爆發的俄國十月社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國革命的道路?!缎虑嗄辍窇鐣蝿莅l展的需要,發表了眾多俄國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理論文章。而之后又涌現出大量關于新文學的理論和創作實績,因此,在傳統上我們將1917年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五四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國內就有越來越多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接受、介紹、傳播馬克思主義。隨著深入發展,《新青年》的作家隊伍開始分化。、陳獨秀作為早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堅持將《新青年》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直到1923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這一時期,等人已經提出新文學運動必須由馬克思主義指導,文藝要無產階級化。惲代英、鄧中夏等早期共產黨集結在1923年創辦的《中國青年》,掀起一次倡導馬克思主義革命文學的高峰。第一個十年是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接觸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十年,新文學在這十年的發展除了是與舊文學的決裂,更是對下一個十年作為主流思潮起到了理論鋪墊和準備作用。

二、第二個十年(1928年~1937年)

這一時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關鍵的十年。這十年有眾多的文學思潮:革命文學,自由主義文學、海派商業文學。1927年,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失敗了,全體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陷入了深深的苦悶和彷徨,他們需要一種理論武器作為指導思想,將他們指向正確的價值觀。1928年,太陽社成立和早期倡導浪漫主義的文學研究會,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這樣適應了大革命失敗后復雜的現實斗爭和無產階級單獨領導革命的需要,進而促進了新文學的發展。在太陽社成員與魯迅、茅盾論戰中,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魯迅、茅盾五四時期的作品無法滿足當下的戰斗需要,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之后魯迅和茅盾經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全面學習下,有理有力地進行了反擊,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再將馬克思主義看作教條,經過這次的大討論,使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界對馬克思主義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提升了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內涵了解。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左翼作家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理論,批判了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和反動的文藝思想,打退了它們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進攻,捍衛了文學的階級性和無產階級在文學事業的領導權,使革命文學在斗爭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左聯提出文學大眾化,介紹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方法,在左聯的領導下,作家們創作了大量革命文學作品。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這一時期成為文學思潮的主流。

三、第三個十年(1938年~1947年)

這十年是中國最苦難的十年,這一時期,全中國被分為幾片不同的統治區域:國統區、解放區、淪陷區。作家們在這十年的作品也分成幾種類型??箲鸪跗冢谷站葒蔀樽骷覄撟鞯闹饕獌热?有歌頌前線將士英勇抗日的作品、有鼓勵民眾奮起反抗的作品,作品中充滿了對未來勝利的信心。這一時期,作家們的創作與大眾結合,是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文藝屬于人民的踐行??箲鹣喑蛛A段,作家們的作品有的開始揭露抗戰中社會的黑暗,有的則開始討論中國文學未來發展的道路。在國統區,揭露黑暗成為作家作品的主要內容。在淪陷區,愛國作家在日寇的鐵蹄下,創作出民族精神鮮明的作品。在解放區,解放區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作家的作品呈現出大眾化特色。1942年,在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大討論中,充分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思想光輝和戰斗威力,對中國現代文學以至社會主義文學的發展與建設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成為指導中國革命文學的綱領性文件,使中國現代文學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使它與人民相結合并成為人民的文學的,是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吨v話》的意義在于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來觀察、分析、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文藝發展中的問題,總結了“五四”以來革命文藝發展的基本歷史經驗,解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政策問題,特別是提出了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解決了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和如何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問題,解決了革命過程中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的文藝大眾化和民族形式等問題,對中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具有偉大的指導意義?!吨v話》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講話》思想指引下,中國現代文學躍進到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四、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現代文學

(一)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指導下,中國現代文學的創作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創作指導思想上,中國現代文學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特別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思想指導下,真正徹底地解決了文藝為人民群眾服務和如何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問題。五四新文學運動承擔著反帝反封的任務,但作家創作與人民存在嚴重脫節。最終,主席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了這一問題,文藝要為人民服務,該怎樣為人民服務。

(二)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指導下,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主題、題材、人物也發生了深刻的巨大的變化。第一個十年中,新文學主要是反封建的主題。作品的主要內容是暴露封建社會的罪惡和上層社會的腐朽、墮落,反映勞苦群眾的痛苦生活和悲慘命運。作品的描寫對象和接受對象主要是城鎮小市民和知識分子。第二個十年里,作品的題材擴大了,反帝和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罪惡的題材占了主要地位,寫農村題材的作品也比較多。反映工人階級的生活和斗爭的作品大量出現,特別是有些作品反映了三十代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向,如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第三個十年中,文學創作繼承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優良傳統和戰斗精神,不斷發展。解放區出現了新的題材,寫抗日斗爭、農村土地斗爭、工農業生產題材的作品大量涌現。反映工農兵群眾的生活生產和斗爭,歌頌解放區,歌頌中國共產黨,歌頌工農兵,成為解放區文藝作品的基本主題。五、結語馬克思主義一傳入中國就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所接受,并且影響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進程。馬克思主義給中國現代文學注入新鮮血液、生命和靈魂,為中國現代文學指明了前進方向,開拓了發展道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現代文學在革命航道上,乘風破浪,奮勇前進,不斷發展。

作者:孫濤 單位:西藏民族學院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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