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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直以來，首都文化研究有兩種基本視角，一種是以城市文化視角進行研究；另一種是以城市－鄉村共生體文化視角進行研究。而沿著這兩種不同視角，研究者們對首都文化的概念與內涵界定以及首都文化未來發展功能產生分歧。而這種分歧的焦點是首都文化功能未來發展是以高速的城市信息化、現代化為基礎，還是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的文化為基礎。盡管相關文獻已經提供豐富的理論源泉，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首都文化以城市－鄉村共生體的文化視角并不占主流，但它卻打破了以城市文化解釋首都文化的單一模式，這為首都文化的深化研究提供了理論資源。
［關鍵詞］
首都文化；城市文化；鄉村文化；文化功能
一直以來，提及“首都文化”這一概念，人們頭腦中隨即浮想出大都市的畫面。要對“首都文化”進行解讀，也都以“城市文化”為基礎。產生這種觀念的主要原因是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近四十年來經歷了經濟、社會、文化快速變革的“大轉型”的現代化建設（波蘭尼，2007）。人們在頭腦中已經形成根深蒂固的認識：提及現代必然想到城市，提及最現代化的城市必然想到首都，而提到首都文化會立即想起大都市文化。而這一認識也成為許多學者闡釋什么為“首都文化”的前提條件。那么，在京津冀一體化以及新型副中心文化建設的背景下，“首都文化”顯然打破了首都文化等同于大城市文化的觀念認識。因此，本文通過對首都文化研究的視角、概念、內涵、功能以及首都文化功能發展的目的等五個方面的文獻梳理，系統地把握首都文化研究的領域與范疇。對在當今社會背景下，研究者認識和把握首都文化提供切實的理論資源。
一、首都文化研究的兩種基本視角
關于首都文化的研究，人們偏好于“城市—現代”的分析框架。只是囿于學者們生活閱歷、學科背景和使用習慣不同，對其使用目的會存有一定的差異。學者傾向于把首都文化放置在“城市—現代”的思維框架下進行解讀和詮釋，是因為人們把首都文化限定在這樣一個城市區域框架內，一方面對其形態、流變過程都有較清晰透徹的了解，易于把握；另一方面“城市代表著人類不再依賴自然界的恩賜，自我構建的現代美好形式新型秩序，代表著人們對美好未來的企盼”（喬爾•可特金，2006）。而首都內在本質所要求的“首善之區”滿足著這種企盼，這就容易使首都被看作是反映現代城市標準的重要力量（雷震宇，2012）。首都是現代的、城市的愿景符合多數人的心理。當然，這種想法僅代表一部分學者的觀點。在學界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首都文化應該是一個系統文化，既應包含城市文化也應涵蓋鄉村文化。持這種觀點的理由是，第一，首都文化置于“城市—現代”分析框架內，如此分析范式很易讓首都文化排除掉傳統與鄉村文化，最終把首都文化引入到自我發展的矛盾上來。盡管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相比，已經超越了后者無論是開放性、多樣性、聚散性和擴散性（陳麗旭，2002），但在蓋伊•博德（2008）看來以現今城市為代表的現代社會確實是一個缺乏凝聚力與自身自相矛盾的獨立王國。它正導致著其內部的文化危機。列斐伏爾（2008）闡釋到在以現代城市工業為基礎的社會發展模式下，伴隨著城市中已經出現的危機，同樣歷史悠久的全世界的農業文明也已出現危機。第二，用“城市—現代”的視角作為首都文化研究的框架勢必有其局限，這也將直接導致首都文化功能的實踐性在今天如何得以發揮陷入到功利與實用性上，以此得出的結論自然是有偏差的或者成為脫離“人”自身發展的文化。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把代表傳統文化的鄉村文化納入到首都文化中就顯現出了很強的必要性?？ê椋?008）認為，城市現代化進程中，以機械理性為特征的現代性已經滲入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層面。這導致的直接后果則是人們對待城市的文化方式，被單向度的現代工業的理念牢牢地束縛（卡爾•芬格胡特，2007）。人們對于個人自身發展理念已經被現代的工業理念所束縛。正是，在這兩種基本視角下，首都文化的概念、內涵、功能在學者之間又產生了不同的認識。
二、首都文化的概念與內涵
就從“首都”的含義而言，它并非完全指代一座城市。從宏觀上講，首都包含地理范圍內的整個行政區域，即含有被管轄的城市也包括其農村。從微觀上講，它僅指一個具有豐富象征意義的國家政權中樞（彭興業，2001）。對于“首都文化”，由于首都的宏觀與微觀的不同界定，以及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首都特征，首都文化概念是一個針對不同歷史時間、不同國家地域、體制、國情而抽象出來，且反映出不同國家的文化特質。所以首都文化也并非一個穩固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學者通過概念描述的方法，對首都文化進行闡釋。劉易斯•芒福德（2008）曾對歐洲巴洛克時期的首都文化進行了如下描述：“法律、秩序、統一”是歐洲巴洛克時期的文化理想，也是當時歐洲各國的首都文化觀念，而這一觀念又與整個歐洲社會的觀念相互作用，突出了首都文化對城市社會的塑造。杰弗里•邁耶（1998）也對首都華盛頓做出這樣的文化描述：“華盛頓作為一個摒棄神權觀念的全新地方，旨在建立民主社會而精心設計的首都，它向全世界昭示了一種全新的秩序———國璽永存的新秩序。”與此相對的是，他也對晚清帝國首都文化進行了描述：“把北京作為首都的清帝國，卻仍以首都作為‘天子’的中心，以神權維持國家的秩序，并以首都的中心地位，把這種文化觀念輸出到帝國的地方區域。”但不得不說明，直至今日，北京做首都的“神權秩序”觀念經過歷史變遷與歷次運動，其文化內涵已經發生轉變，正如貝淡寧（2012）所說：“現在北京這座城市，作為首都文化的內質更多的是包含著一種政治傾向與政治熱情。”顯然，對于國外的學者來說，“首都文化”被作為一種描述性的概念，其首都文化功能在概念的描述中被體現。但是不能忽視的是，盡管這些學者沒有直接強調首都與城市的對等性，但其觀念中已經滲透了“首都相當于城市”的。與外國學者對“首都文化”進行概念描述性相比，國內研究學者一方面把首都文化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作為首都北京的文化界定上來；另一方面，他們卻也吸收了國外學者以城市文化看待首都文化的邏輯。因此，在這部分學者眼中認為北京作為首都，首都文化自然強調的是北京的城市性與北京的城市文化。那么在對首都文化的概念與內涵解讀中，北京的城市文化也就成為主要的對象。孟固（1997）指出，首都北京在經過數千年的演變，是集政治、經濟、文化為一體的綜合型特大城市。對于北京來講，它只應該作為一種城市來看待，首都的文化應該反映現代的城市文化（李建平，2013）。沈望舒（2009）在《從首善到人文的心路趨向———淺述構建首都文化特質的著眼點》一文中支持了這種觀點，他說“首都文化”彰顯的是“首善精神”，而首善精神是首都的城市精神，是北京文化的特質。在此基礎上，“首都文化”就成為城市文化，其首都文化的概念被描述為：首都文化源于全國政治文化中心這一城市地位的客觀現實，彰顯地域文化與薈萃全國文化的綜合優勢；它塑造中華文化、東方文化代表者形象，體現擁抱國家與世界的精神境界；它突出海納百川的氣勢和用良田沃土吸容八方建設者的環境條件，表達寬廣真誠的心態；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它能構筑起屬地民眾和機構的凝聚力、歸屬感（沈望舒，2004）。當然，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首都文化不完全等同于北京城市文化。執此觀念的學者可以分為三類：（1）首都文化是一種具有北京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北京除了作為首善之區之外，北京更是作為首都的一種地方性概念。首都文化就是其歷史情況、風俗情況、地域情況下所反映出來的地域性特征（蕭放，2012）。這里真正地把首都文化置于歷史的時間與地域的空間之中。（2）首都文化是以北京文化精神為基礎的民族文化。今天北京文化是一個巨大且復雜的文化系統，它是全國文化的匯集，又包括本地歷史的文化精神。而首都文化是各區域文化展示交流的中心，是各種文化向北京集聚的一種表達。因此，首都文化只是北京文化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李建平，2013）。（3）北京文化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地方性文化；另一個為首都文化。首都文化與北京地方性文化二者交叉前行，在不同時代北京文化融入不同統治者所構建的首都文化精神之中，體現不同樣式。因此，兩種文化是相互交融，且彼此穿插的（閻崇年，2004）?？蔁o論是以城市視角研究首都文化，還是以非城市視角研究首都文化，其“首都文化”的內涵，也是通過物質行為與精神觀念兩個層次來表達的。從物質行為層面看，郭勉愈（2005）認為大院是首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北京文化的核心內容。因為，“建國以后，就社會、政治地位所蘊含的文化能量而言，以干部、知識分子為主體，居住在大院中的新北京人，構成了北京最重要、最活躍的階層，成為首都城市文化的主角”。彭慶生（2008）認為北京的胡同承襲著首都的文化精神。畢竟“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中國的文化教育中心、中國的宗教文化中心、中國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中心、中國各地域文化交融的中心、中外文化交融的中心，許多文化在胡同中得以體現。當然，地名作為文化的“鏡象”（牛汝辰，1993），作為物質世界的象征手段，北京的各大地名與胡同名，也呈現著首都文化海納百川的姿態。“北京地名中的這部分獨具鄉土風味的地名，為北京的地域文化增添了另一種意趣（張燕來，2008）。除了大院、胡同等，首都的節日儀式也是首都物質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也是中華民族的首善之區，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與北京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更是一個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最為重要的是，首都的節日儀式與娛樂在現代語境中被轉換成政治社會的表達方式，政府行為與民間社會在節日中得以協調，在節日中傳達一種政治意識（蕭放，2012）。從精神觀念層面上看，首都文化的研究較為多樣。孔震（2013）認為北京的旗人文化的尚禮、規矩構建了老北京人的價值基礎與信仰，是老北京人的文化之根。首都文化正是從這種文化中生發出來的。但這只承認了首都文化的歷史淵源。許多學者指出首都文化精神更應該是一種政治的觀念反映，更應強調政府的意志。陳榮榮（2005）認為政府在首都文化生活中最關鍵的作用就是鑄造首都之魂。李建盛（2012）認為首都文化是首都精神的映射，其核心為北京精神，即“愛國、創新、包容、厚德”（王一川，2012）。在此基礎上，要具有“政治敏感，民族大局感”“民主法制觀念的意識”（王曉燕、劉志方，2009）。其根本目的，就是通過首都文化精神“使人實現現代化”（沈望舒，2007），讓首都文化的“文明價值與世界城市對接”（沈望舒，2010）；（李建盛，2013）。
三、首都文化功能與文化功能發展
不同學者都對首都文化概念進行了細致描述，首都文化到底是否一定屬于城市文化，或者屬于地域性文化，再或者是城市－鄉村文化的共生體，對于這些并沒有共識。但無論從何角度出發，首都文化功能的研究并沒以城市文化、地域性文化或城市－鄉村文化共同體的空間要素為條件，而是以如下三個層面對首都文化功能進行闡釋。其一，國家記憶與文化傳承。首都文化具有歷史性，無論在何種條件下，它都保存了建筑、民俗、老字號等文藝形式（鄭師渠，2004）。同時，首都文化具有很強的意向，它通過景物相連構成一組國家記憶的符號鏈條。這種記憶，把景物與文化在心靈上聯系在一起，讓人們記憶（張法，2004）。其二，聯接地方與協調區域。在思考首都文化時，應該注意考察首都文化，不能孤立地看問題。應該把首都文化置于是全國文化和全球文化的中心點上來看（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首都發展研究中心，1996）。并且在一國眾多中心城市中，首都城市有著某種意義的最高性和唯一性的地位主導。主導的功能是文化影響和文化輻射的功能。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經濟文化皆在其中（沈望舒，2007）。首都文化的政治性較強，是整合民族的國家的文化政治功能（彭興業，2002）。其三，行為規范與社會秩序。首都作為首善之區，其文化自身就充滿著文化自覺，他讓人們理性地看待自身行為，這種自覺功能對于規范社會秩序有著一定的效用（許嘉璐，2004）。相較其他城市，外國留學生評價最高的地區是北京。這一原因則是首都文化的自覺性與市民行為舉止在其文化規范中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人們在此氛圍中自律、自覺（李春雨，2006）。但隨著北京的快速發展，首都文化的功能發展已經不可能逃離空間要素。畢竟“首都文化”作為一種研究形式，應該是一種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張寶秀，2012）。那么文化功能應以何種路徑進行發展，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是紐約、東京那樣打造成為一種信息城市，制造成一種無信息的隔閡，還是如巴黎那樣打造一種學術性為底蘊的都市城市（peterhall，2009）。亦或是沿著“田園城市”理論的“人本關懷”邏輯思路，以鄉村豐富首都文化，拓展首都的文化功能。從國外的研究上看，關于首都文化的發展路徑研究是沿著兩條脈絡進行的。一條是，把首都作為城市進行看待，而首都文化就成為城市文化。雅各布森把華盛頓放置于紐約、費城、舊金山等大城市的共同特征下進行分析，認為城市文化在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中吸取著各個方面的先進文化知識，而這些知識被行業精英所率先吸收，并融入到行業文化中，進一步滲透到城市文化內（雅各布森，2006）。另一條是，把首都作為城市與鄉村的聯合體進行看待，那么在此之上的首都文化就發展為城市與鄉村的聯合文化。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思想，即是這種發端，霍華德（2000）指出作為首都倫敦的未來，它應該是由中心城市與衛星城市共同構成，并把自然的風光與城市相結合起來。而“田園城市”只是形式上的設計。在這種觀念后，其實霍華德強調的達到“社會城市”的特點，而這種社會城市強調的是“人本”的理念，人利用田園城市達到城與鄉、人與人平等的目的，最終構建出這種文化觀念。國內對首都文化的功能發展路徑研究，也是沿著西方研究思路的兩條主線。一方面，認為首都文化的功能就是城市文化功能的繼續擴大化。在這種城市背景下，戚本超、周達（2006）指出首都文化承載功能“首都北京的文化職能就是強調北京作為一個歷史名城，繼承著京都文化”。郭梅（2014）認為北京的文化有著巨大的開發利用價值，因此首都文化的功能除了文化功能外，還蘊含著巨大的經濟價值。李曉江、徐穎（2015）進一步指出“當北京發展成為世界城市之時，首都的文化功能更應該體現在和諧與生態”等理念上。另一方面，關于首都文化以整合鄉村文化發揮功能的研究較少，僅有張彥敏（2013）認為：“北京鄉村文化建設與北京的區縣文化建設應更好的結合起來從而面對今天我國首都文化的功能發展”。在這種狀況下，可以發現，對于首都文化與鄉村文化之間整合的研究，在今天社會下，成果并不豐富，這給我們留下了充足的研究空間。我們還可看到，今天鄉村蘊含著豐富巨大的文化寶藏，鄉村文化已經重新喚起了人們對失去的鄉土認同和文化自信（高小康，2010）。畢竟城市本身就是“把人類與巨大的自然力量聯系起來的手段，是一個促使宇宙，世界安定與人和諧的方式”（凱文•林奇，2011）。
四、研究評述與思考
以上的研究成果，無論是基于歷史或是現實、國外或是國內的視角來探討首都文化的概念、內涵、功能與發展路徑，都為首都文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與經驗借鑒。但通過系統的文獻梳理與分析，不難發現，對于我國來講“首都文化”到底是地域文化、還是北京城市文化，其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概念。盡管從文獻綜述上可以發現一部分研究已經做到了城市與鄉村的多視角考察首都文化問題。但歸根結底，國內學者們還是把我國的首都文化作為北京的城市文化進行研究。然而，這就造成這樣一個問題，即當前學界把首都文化的研究陷入城市文化研究上來，不僅忽略首都傳統文化內容，也忽視了首都鄉村文化內容，這造成呈現出的首都文化的功能研究缺少全面性與整體性。導致以“城市－鄉村”相結合的文化視角研究首都文化并沒有得到共識。而之所以缺少這種共識的主要問題，就是在許多學者眼中，“城市—鄉村”框架自身的矛盾性。而這里涉及兩對概念即“城市與鄉村”“傳統與現代”是否矛盾、是否存在內在關聯的問題。不可否認的是，許多學者在建構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關系的同時，指明了城市與鄉村在文化上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是由傳統與現代文化導致的。滕尼斯（2000）指出：“鄉村文化作為一種‘共同體’文化形態，共同體是‘傳統’的它相當于農村。‘城市社會’文化形態是現代文化形態。都市社會是嶄新的現代的，它相當于大都市。”衣俊卿（2005）針對我國也指出：“中國以農業作為傳統，農業追求的是天的狀態。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因此，在中國人視野中，習慣于對整體的知覺把握和經驗認識，沒有培養起來對事物內在結構的理性分析與把握，尤其對于鄉村農民來說，由于中國大部分人生活在鄉村，鄉村文化影響正是受傳統農業文化的延續。因此必須借助工業文明建立起技術理性、科學思維、分析精神和主體意識、參與精神。讓城市以工業文明下的理性化與科學精神，改變他們的思想與文化狀態，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如此二元結構似乎很合理。可事實上，在中國社會中，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真是二元悖反的嗎？事實恰恰相反，中國文明產生于農業社會，道德、民俗、信仰產生于鄉土之中（馮友蘭，2012）。鄉村對于中國，猶言城市對于西方，因為西方文明起源于城市，其道德、信仰由城市而塑造（溫鐵軍，2015）。誰忽視了鄉土文明與都市文明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就很難理解各自的內在含義（劉釗，2012）。為了說明此點，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中就明確說道：“在中國的土地上，兩種文化體系發生著沖撞，但不能割裂來看問題”。盡管中國的文化正脫離原有的農業文化環境向工業文化轉換，而農業文化的觀念基礎是“知足”精神，工業文化的觀念基礎是“無厭求得”，是兩個根本不同的價值體系。反映在經濟上，就是鄉村經濟的自給自足，與城市經濟的“大工業”生產對鄉村的剝削。城鄉之間應該是有機循環的，從而在經濟上解決“黎民不饑不寒的狀態”，在文化上走向相互融合。畢竟如施堅雅（2007）曾指出傳統中國社會的城市樣態那樣，“中國城市的宇宙論是由取自‘大傳統’核心思想的要素構成，并借于農村的小傳統所豐富。”城與鄉一直存在著聯系。朱媛媛、曾菊新（2013）更是以武漢為例，認為城鄉文化在空間上是可以整合的，并用定量的方式，證明著城鄉文化融合的程度。顯然，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并非二元對立，它們盡管充斥著矛盾，但也充滿著融合的可能，它們存在著互相依靠的基礎（肖小霞、德頻，2003）。那么，在以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為表征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它們之間是否也存在著某種關系？縱觀歷史，傳統與現代可以說是一種時間上的連續。沒有傳統作為依托，現代化難以成功。新秩序在舊秩序的基礎上有序地形成，完全脫離舊秩序而產生的新秩序更是不會長久。因此，現代之前必定有一個傳統作為基礎，現代化之后又為未來形成新的傳統。畢竟現代化在實質上是傳統的制度和觀念在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對現代社會變化需要做的功能適應（何星亮，2003）。而對于傳統來講，傳統又是尚未被規定的東西，它永遠處在制作之中，永遠向未來打開無窮的可能性，因而傳統首先就意味著未來可能出現的東西，而不是過去已經存在的東西（許明，2010）。正如鄭杭生（2008）所指出的那樣：“并非在傳統之后才有了現代”。恰恰相反，我們是因為有了現代而發生傳統———現代人所說的傳統是為現代而生的，因為唯有現代才能賦予傳統，只有通過現代，才能獲得自身的規定，而且唯有當傳統與現代相聯系和應對時，它才能被我們思考與把握。既然傳統與現代之間并非截然對立，那么對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來講，它們之間并非完全矛盾。因為，現代性脫離不了各個社會的文化傳統（金耀基、周憲，2003）。“不同文化需求，滿足人們不同部分。傳統的文化價值固然屬于價值理性，可以說是根植于人性的內在要求；而現代化的文化要素雖然不少，是屬于工具理性范疇的，但科技與物質生活素質的改善又何嘗不是根植于人性的需求”（陳來，2009）。在以現代文化為主導的今天，傳統文化在扮演生命力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它使記憶連貫，告訴先人如何處理同樣的生存困境，它強調歷史與現實的連續性，以此作為新的文明秩序的必要條件（貝爾，2012）。最為關鍵的是，正如陳來在二者文化融合中所強調的那樣“文化的現代化不是以決裂傳統為途徑，其關鍵可能在配置合理的文化元素和獲得一個良性的結構，使多元文化系統的合成指向較為理想的方向，而不是強求系統中每一個元素都指向同一方向”（陳來，2009）。在這里對“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的強調，并非要對這兩組概念進行詳細說明，而是要對首都文化研究框架的邏輯前提進行強調，指明對未來首都文化研究的方向。一直以來，關于首都文化的研究已經陷入了城市研究與現展研究之中，城市與現代已然成為首都文化研究的主流視角。但事實上，對于首都文化的研究應該“兼顧城與鄉的文化、傳統與現代的文化”。不能一味地崇尚“城市”“現代”，也不能一味的地奉“傳統”“鄉村”為圭臬，而是理清他們之間的內在聯系，整體、全面地把握“首都文化”這一研究主題。當然，關于城與鄉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關系的解釋與梳理，也為我們建立起一個新的首都文化結構締造了基礎。在這個結構中，“鄉村文化”的價值地位和其他文化元素相互作用，使得整個首都文化系統不再表現為過渡的現代化和泛城市化特征，而更多表現為對人的關懷、對未來的展望。
作者：任超 單位：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市情調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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