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文化發展困境與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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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文化發展困境與路徑

摘要:發展農村文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求,是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客觀條件,是化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舉措。進入新時代盡管滁州農村文化逐步繁興,但是仍然隱匿著主體價值“消解”、傳統文化“斷裂”、文化供給“錯位”的發展困境。鑒于此,應該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傳承鄉土文化基因、優化文化服務體系。

關鍵詞:農村文化;發展困境;優化路徑

發展農村文化不僅是涵養農村文化道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求,也是復歸鄉土文化價值、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客觀條件,更是提供優質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化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矛盾的重要舉措。新時代安徽滁州市積極實施鄉村文化振興戰略,推進鄉村文化建設工程,逐步促進農村文化繁榮昌盛,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仍然隱匿著諸多現實困局。因此,探究滁州農村文化發展的隱匿困境并尋求“脫困”之道是新時代條件下重構鄉村文化共同體的現實命題。

一、滁州農村文化發展的現實困境

(一)主體價值的“消解”

進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文化安全風險與挑戰,尤其是在廣大農村地區,主體價值面臨著外部非主流價值和“西化”價值的消解式壓力,而價值消解的結果則是對主流價值的背離與異化。[1]在滁州部分鄉鎮,非主流價值觀、消費主義文化范式、個體自由主義、精致的利己主義“填補”了傳統文化價值“退場”后遺留的意義區間,侵蝕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仰體系的文化基礎,因而“集體行動失效”“村民爭利”“村干部共謀”“盲目攀比”“磨洋工”等現象成為滁州部分鄉村生活場景的現實寫照。與此同時,由于滁州有將近一半的農村人口“外出打工”,因此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式家庭結構成為滁州農村社會的主要現實。外出人口在異地城鎮的文化身份“融入困難”衍生出文化“無根感”和情感“無依感”,[2]留守人口的親情缺失和陪伴缺位衍生出自我主體身份的生產失效和確證失敗,催生出自卑情結和歸屬迷失。

(二)傳統文化的“斷裂”

傳統文化場景的消逝、傳統文化儀式的消弭、傳統文化信仰的消解成為現階段滁州農村文化場域的現實面向。在滁州廣大鄉鎮,傳統宗法關系與人倫價值體系日益碎片化,一方面,傳統鄉土倫理秩序被“肢解”,傳統鄉土風俗和鄉土慣習被“拋棄”,傳統鄉土文化知識和社會知識被“遺棄”,鄉土傳說故事和名人傳記日益變得記憶模糊,鄉村古建遺存日益凋敝,村規民約日益成為“形式化口誡”;另一方面,傳統鄉土技藝無法傳承,傳統鄉土工藝無法傳遞,傳統鄉土技術知識無法“再生產”,村民文化身份無法在文化場景和文化實踐中自我生產。滁州農村傳統文化的“斷裂”催生出文化衰落、文化隔閡、文化虛化和文化碎片化問題,帶來了滁州農村文化整合的困難,也衍生出滁州農村文化產業發展的目標性偏差和動力性消解困境。

(三)文化供給的“錯位”

農村文化產品的供給應以村民的文化需求為著力點,實現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平衡。[3]然而在當前滁州部分鄉鎮,文化產品的供給“錯位”問題依然存在,“政府配單”替代“村民點單”,政府意志替代村民意志,模板化供給替代個性化配置,靜態管理替代動態調適,導致農村公共文化產品結構失衡、功能失效、效益損耗。同時受基層鄉鎮政府行政意志和績效考核雙重影響,[4]滁州農村公共文化產品以“項目制”為供給形式,導致基層行政邏輯與市場邏輯、基層民主邏輯“脫嵌”,基層政府行政目標與文化產品市場效益、村民文化獲得感“欠耦”。滁州部分鄉鎮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村民文化需求、供給目標之間的契合性和適宜性欠損,滁州農村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目標精準度、項目精細度、對象適宜度和方式多元度仍然不高。

二、優化滁州農村文化發展的路徑

(一)加強思想道德建設

首先,加強農村思想文化陣地建設。積極推進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健全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機制,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農村社會心態;實施文明村鎮創建工程,廣泛開展文明家庭、最美家庭、星級文明戶等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積極推進開放式黨校、農家書屋、文體廣場、農民文化樂園等文化陣地建設,同時創新宣傳工具和宣傳方式,凈化農村思想文化陣地。其次,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化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制度保障,采取符合農村特點的方式和載體,廣泛開展理想信念教育,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廣泛開展“好人滁州”活動,營造“崇尚好人、學習好人、爭做好人”的社會氛圍,推動實施“好人成名人”和“名人成好人”工作,在農村樹立見賢思齊、崇德向善、德行天下的良好風尚。第三,倡導誠信道德規范。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強化農民社會責任意識、規則意識、集體意識和主人翁意識,提升農民道德自律能力;加強農村社會誠信建設,以培育誠信文化為重點,建立健全覆蓋農村的征信系統,完善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形成崇尚誠信、踐行誠信的鄉風民風。[5]最后,促進鄉村移風易俗。充分發揮農村黨員干部帶頭作用,強化黨員意識、標桿意識,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引導農民群眾尊良俗、去低俗、除惡俗;有效發揮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紅白理事會、禁賭禁毒協會等群眾組織的作用,遏制大操大辦、厚葬薄養、人情攀比等陳規陋習;深入開展“移風易俗”活動,利用各種媒體平臺普及信息技術知識、衛生保健常識、法律法規知識等現代生活知識,引導農民群眾保持文明健康生活理念,養成積極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

(二)傳承鄉土文化基因

首先,保護傳統鄉土文化。實施傳統村落保護工程和國家文物保護樣板工程,保存鄉村重點文化遺產的整體風貌和歷史信息,強化歷史文化名村文物保護;劃定鄉村建設的歷史文化保護線,實施文化保護工程,重點保護文物古跡、傳統建筑、農業遺跡、灌溉工程遺產等;推進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重現歷史風貌;以歷史文化名村為重點,系統保護鄉村歷史文化遺產、景觀風貌和人文資源;加大農耕文化遺產保護力度,開展農村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傳承人搶救性保護工作,建立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基地,健全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保護體系;同時推動白曲、端鼓、洪山戲、鳳陽民歌等地方特色曲藝戲曲傳承與發展。其次,重塑鄉土文化生態。緊密結合特色小鎮、美麗鄉村建設,深入挖掘鄉村特色文化符號,盤活當地特色文化資源,走特色化、差異化發展之路;以形神兼備為導向,保護鄉村原有建筑風貌和村落格局,把儒林文化、宋明文化、天長孝文化等地方特色傳統文化元素融入鄉村建設中,深挖歷史古韻,弘揚人文之美,重塑詩意閑適的人文環境和田綠草青的居住環境,重現原生田園風光和原本鄉情鄉愁。

(三)優化文化服務體系

首先,健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按照有標準、有設施、有內容、有人才的要求健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縣級圖書館、文化館建設,發揮縣級公共文化機構輻射作用,同時加強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實現鄉村兩級公共文化服務全覆蓋,提高文化服務效能;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建設標準,推動資源整合和閑置場地設施利用,鼓勵有條件的鄉鎮綜合文化站增建擴容,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建設村史館,加大對村級綜合文化中心建設的傾斜支持。其次,增加農村公共文化產品有效供給。建立農民群眾文化需求反饋機制,推動政府向社會購買公共文化服務,開展“菜單式”“訂單式”服務;支持美麗鄉村、脫貧攻堅、移風易俗等“三農”題材文藝創作生產,組織各類文藝工作者開展“深入生活、扎根基層”采風活動,鼓勵文藝工作者推出反映農民生產生活尤其是鄉村振興實踐的優秀文藝作品,鼓勵各級文藝組織深入農村地區開展“送文化年貨”等文化惠民活動。第三,推動農村公共文化產品“自供給”。完善群眾文藝扶持機制,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農民群眾性文體活動,同時培育挖掘鄉土文化本土人才,培育鄉村文化能人;鼓勵開展“鄉村春晚”等群眾性節日民俗活動,搭建鄉村文藝展示交流平臺,支持文化志愿者深入農村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志愿服務活動,另外,創新舉辦中國農民歌會等大型活動,開展公共文化場館免費開放活動,推動農村文化發展繁榮。

三、結論

發展農村文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在要求,是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客觀條件,是化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舉措。進入新時代雖然滁州農村文化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隱匿著主體價值“消解”、傳統文化“斷裂”、文化供給“錯位”的發展困局。因此,應該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傳承鄉土傳統文化基因、優化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參考文獻:

[1]蔡瓊閆,愛敏.價值消解折射高校主體間性教育的缺失[J].高教探索,2005(06).

[2]王巍.社區教育視角下社區共同體意識的生成理路———基于四川省J縣社區教育實踐分析[J].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

[3]王巍.農村社區教育功能與鄉村振興戰略目標耦合研究———基于四川省蒲江縣農村社區教育實踐的考察[J].行政與法,2020(2).

[4]彭勃.從行政邏輯到治理邏輯:城市社會治理的“逆行政化”改革[J].社會科學,2015(5).

[5]杜勇,韓佳麗.普惠金融在農村有效運作的根基:農村社會誠信[J].財會月刊,2015(27).

作者:王巍 單位:中共滁州市委黨校理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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