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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服務，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是網絡文化育人最基本的政治屬性。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方向，搶占文化制高點，唱響思想文化主旋律，服務于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是網絡文化育人最重要的文化屬性。網絡文化育人的實踐屬性既是“在限”的也是“超限”的，只有不斷創新實踐才能實現網絡文化育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預定目標。
關鍵詞：
網絡文化育人；屬性分析
當前，我國網民規模達6.88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0.3%，網絡規模全球第一、網絡用戶全球第一、利用手機上網的人數全球第一、互聯網的交易額全球第一。[1]網絡文化成為一種全新的生活形態。早在2011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第十七屆六中全會上《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提出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遵循我國網絡文化的發展邏輯，正確認識網絡文化育人的屬性是實現網絡文化育人目標的關鍵一環。
一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服務，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是網絡文化育人最基本的政治屬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統治階級“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而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是一個時代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2]“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3]在信息時代，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信息傳播技術發揮出來的社會政治影響早已遠遠超出其技術影響。利用網絡服務政治已經成為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重要手段。西方國家雖然沒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這樣的概念，但是各種政治引導、道德教化、宗教宣講和歷史教育早已穿上了網絡文化外衣。即便有人將政府對網絡文化的治理稱為“制造網絡世界的村莊傻瓜”[4]，但是，也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真正放棄對網絡文化的管理，反而是將控制與管理網絡視為義不容辭的責任。比如韓國對“引起國家主權喪失”或“有害信息”等網絡輿論內容進行審查。再如，越南、新加坡政府也都對有關政治的、宗教的、種族的網絡內容檢查和過濾。[5]中國現已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網絡文化人群。網絡文化領域無疑是中國共產黨“調節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的最重要的新征地，而網絡文化育人無疑是中國共產黨面向全黨、全民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通過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生活，是黨對網絡文化育人提出的政治要求。早在2000年，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網絡技術的發展為我們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現代化手段，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間和渠道。要充分運用信息網絡技術，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時效性，擴大覆蓋面，增強影響力。”[6]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更加重視網絡文化建設，強調把網絡文化育人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聯系起來，要求“運用新型傳播手段創新宣傳思想工作，握網絡文化主動權、話語權”，要“引導網絡文化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是積極培育和有效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力量源泉，是大力傳播和弘揚網絡文化正面導向的重要保證。”[7]這些，都要求我們在開展網絡文化育人活動的時候，應該堅持政治屬性的主導地位，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堅決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創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引導網民全面認識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情感，堅定社會主義信念，防止和克服網絡文化育人過程中重“知識傳授”輕“思想引領”、重“信息”輕“輿論引導”的片面思想。
二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方向，搶占文化制高點，唱響思想文化主旋律，服務于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是網絡文化育人最重要的文化屬性
網絡文化育人的文化屬性可以分為物質文化屬性和精神文化屬性。物質文化屬性具體體現在物質生活環境、基礎文化設施等方面，精神文化屬性除了具體體現在道德規范、價值觀念等，還特指具有社會意識形態性的觀念文化。這里主要涉及的是精神文化屬性，因為精神文化屬性對網絡文化育人的影響更直接、更深刻。用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來看，網絡文化育人是人的精神生產和消費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它的產生以人類社會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發展條件為基礎。正如馬克思所說，“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8]互聯網發軔之初，人們所有的經驗知識、習慣風俗、規范律令、政治宗教等等內容以自然“文本”形式呈現于網絡，網民對網絡文化的習得處于一種自然狀態，沒有專門的教育者，也不存在特定的受教育者。只有當人們把文化的生產、傳播和消費遷移到互聯網上，把網絡交往作為最重要的交往方式，有組織、有計劃的網絡文化育人活動才自然而然地成為網絡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空間成為了人們發表意見、表達訴求、宣泄情感、思想碰撞的最活躍、最自由、最廣泛的場所。網絡文化育人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積極主動占領網絡文化平臺的制高點。“能否積極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聯網，能否真正使互聯網成為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新途徑、公共文化服務的新平臺、人們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間，關系到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健康發展，關系到國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9]網絡文化的迅猛發展，意味著人們文化空間的擴大和文化需求的急劇增長。網絡文化育人也要不斷增強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才能從“文化”的根本上增強網絡文化育人的穩定性。網絡文化育人需要密切聯系人們的日常文化生活，創造出新的文化要素和文化精神，為網絡文化注入鮮活的內容，引導網民積極健康的文化生活。黨的十八大報告把“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作為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這對我們開展網絡文化育人活動提出了明確的文化目標。因此，在網絡文化育人的實施和研究過程中，要在堅持政治屬性的基礎上強化對文化屬性的認識。在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搶占文化制高點，創新網絡文化育人的知識經驗、思維方式、語言符號，唱響思想文化主旋律，服務于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三網絡文化育人的實踐具有顯著的創新性，實踐屬性是網絡文化育人的根本屬性，只有創新實踐才能實現網絡文化育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預定目標
（一）網絡文化育人實踐屬性的主體間性
在哲學領域中，主體間性是指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相互性與統一性，體現的是不同主體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和單一主體性的合理、適度發揮與發展。主體間的交往與對話精神已發展至其他的關系領域。[10]網絡文化育人實踐的主體間性反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人的交往是網絡文化育人的產生基礎和發展動力，也是網絡文化育人實踐的基礎，網絡虛擬社會中的人際交往不僅放大人的主體性，而且還強化了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間性。在網絡交往中只有承認自己與對方都是平等的主體，彼此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去干涉對方的話題選擇、情緒表達等主體性發揮，才能把網絡交往進行下去。網絡文化育人與網絡交往有密不可分的聯系,網絡文化育人實踐就是即是網民在數字化社會關系體系中的人際交往，是現實社會的文化傳承和育人的新需求。網絡文化育人實踐也只有在平等、開放的交往關系中，才能形成自由表達、理性討論的思想場域,才能讓不同的主體得到提升和優化。各種形式的話語霸權在網絡這一多主體、多方向的公共空間都會導致交往的失敗，更遑論“以文化人”的目標實現。
（二）網絡文化育人實踐屬性的共生性
在生態學的研究話語中，共生是指兩種不同生物之間形成的緊密互利關系。人類學和社會學學者認為，在人類社會的生態系統中，共生指的“是向異質者開放的社會結合方式。它不是限于內部和睦的共存共榮，而是相互承認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們之自由活動和參與的機會，積極地建立起相互關系的一種社會結合。”[11]?；诰W絡社會的生態屬性，我們用共生特征來描述網絡文化育人的實踐屬性。從“共生”的角度看，網絡文化育人實踐是傳教者、受教者、育人情境共同作用的整體系統，包含著實踐主體的思想信息、知識技能在開放、共享中相互認可、彼此承認的共生關系。這種共生關系顛覆了傳統的主體對客體的單向度結構關系，生發出網絡人際和網絡人機相結合的多向度結構關系。它展示多主體的共生特征，同時也尊重個體的獨立性。處在共生關系中的個體，“都會是與眾不同的整體，他擁有其他個體所沒有的能力和機會，這也就使每個個體具有了自我選擇、創造和構建的可能，也具有了成為各具差異的獨特個體的可能”[12]這完全符合主體在網絡文化場域中的交往本質。網絡文化育人實踐的共生關系促進其自身的創新與再生。在共生關系中，網絡文化育人實踐主體的自我建構不斷完善，新的思想信息不斷地生成，多向互動的“交往式”育人方式逐漸替代了單向灌輸的“占有式”的育人方式，網絡文化的育人功能不斷被注入新的活力要素。
（三）網絡文化育人實踐的“在限”與“超限”
馬克思主義哲學觀認為，實踐是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一切物質性活動。實踐具有主觀能動性，任何實踐都是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沒有意識參與的實踐是不存在的。就網絡文化育人的實踐而言，這里的“意識”和“目的”可以理解為它的比較穩定的政治屬性和文化屬性，在此不妨稱之為網絡文化育人實踐的“在限”。在此，我們重點關注網絡文化育人在實踐策略和方法探索上的“超限”。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傳播學研究學者麥克盧漢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人體的延伸》就曾預言：“在全球范圍延伸了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在我們的星球范圍取消了時空…我們已通過各種媒介延伸了我們的感官和神經一樣。”他描述新技術時代:“人類結束了其分門別類的專業化工作并承擔起收集信息的角色。”他提出“媒介即訊息”，從媒介技術的功能角度理解“內容”，將媒介的強大效力歸因于，一種媒介總是被人們作為“內容”賦予給另一種媒介。按照麥克盧漢的思想指引，我們從網絡的功能作用及其對社會影響的角度來理解網絡的“內容”——也就是“網絡文化”。可以發現，網絡作為當今最重要的文化承載、信息傳遞的工具，一旦進人類文化傳播和信息傳遞的流程，就不可避免在思想、行為上引導人們不斷“超限”。例如，在印刷技術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面對面的人際傳播、組織傳播活動是文化育人的主要方式，此時的文字內容、文章邏輯、語言修辭等書面文化符號會受到傳者和受者的共同重視；在多媒體影像設備出現在教育教學場所之后，傳受雙方對“內容”重視就會轉移到形象、聲音等等文化符號上來；而隨著網絡技術尤其是手機等移動網絡技術的發展，人的主體性得到前所未有放大，人們對“網絡內容”和“網絡體驗”又產生了更多新的期望。而“超限”思維就為我們創新網絡文化育人的思想信息傳播方法、探索更積極有效的實踐方法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作者：鄧志剛 單位：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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