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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文化差異對公司并購行為的影響成為公司財務研究的熱點。研究發現，文化差異對并購有正反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文化差異通過形成學習效應，促進企業并購；二是文化差異增加了并購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對并購產生不利影響。文章主要從國家文化差異、區域文化差異以及企業文化差異三方面來綜述文化差異對并購的影響，并對文化差異與并購的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企業并購；國家文化；區域文化；企業文化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企業通過并購進行企業擴張的投資行為極為廣泛。根據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數據來看，就2018年而言，中國資本市場發生并購10887宗，交易金額6783億美元。大多數企業通過并購產生規模效應、進行業務范圍的擴張、也有部分企業進行并購是因為公司高管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并購行為在資本市場的活躍程度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目前研究發現，并購的影響因素包括產業政策（蔡慶豐，2019）、支付方式（孫世攀等，2019；葛結根，2013）、財務顧問（宋賀，2019）、創新能力（張學勇，2017）、風險觀念（溫曰光，2015）、風險投資（李善民，2019）、政治晉升（陳仕華，2015）、政治關聯（張雯，2013）、機構投資者持股（周紹妮，2017）、賣空壓力（周紹妮，2017）、媒體負面報道（陳澤藝，2017）、信息優勢（李善民，2015）等。雖然并購受到了絕大多數企業的青睞，但是超過半數的并購方表示他們最終失敗了（HaspeslaghandJemison，1991；CartwrightandCooper，1993）。大量的研究者將并購失敗歸結于文化差異（BuonoandBowditch，1989；Datta，1991；CartwrightandCooper，1992；Chatterjeeetal.，1992）。后來的研究也表明文化差異對企業并購的成敗有不同的影響。DattaandPuia（1995）認為文化差異與企業并購績效顯著負相關；Morosini等（1998）發現文化差異與企業并購績效之間是正向關系或者沒有關系。研究者得出不同的結論可能是依據的理論不同，依據文化距離理論來看，文化距離阻礙了核心能力的可理解性，限制了并購雙方的交流，給并購帶來了負面影響；依據文化兼容理論來看，文化差異有助于提供相互學習的機會，雙方取長補短，給并購帶來正面影響（ReusandLamont，2009）。本文從國家文化差異、區域文化差異、企業文化差異三個角度，分開梳理不同層面的文化差異對并購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
（一）國家文化差異對并購的影響。國家文化被定義為印刻在一個國家的公民腦海里的思想，與組織的文化或者其他的文化相比，國家文化在更高層面運作（Hofstede,1980）。Olie（1990）最早研究了國家文化對企業并購的影響。學術界關于國家文化對并購的影響觀點不一，Stahl&Voigt（2008）認為這可能是研究者把完全不同的事物放在了一起比較，沒有區別不同程度的文化對并購的影響，混淆并購績效的衡量方式，或是沒有區分文化差異對并購方還是被并購方的影響。Stahl&Voigt（2008）用Hofstede指數法來衡量國家文化差異，發現文化差異越大并購績效越差。后來的研究發現，文化差異越大，并購溢價越高（孫淑偉等人，2017；江珊等人，2016），企業的異質性越強（裴?和彭飛，2019），并購為企業創造的價值越低（孫淑偉等人，2018），跨國并購的數量越少、收益越低（Ahern，2012）；溫日光（2019）認為研究國家文化的核心是國家層面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個人主義維度的文化距離與并購績效負相關（張艾蓮等，2018）。并購方的集體主義比被并購方更高時，個人或者集體主義價值觀差異對并購產生負面影響，不過業務相關性可以削弱這種影響（李洪等，2019）；此外，大量研究表明國家文化層面的語言差異、民族文化距離與組織文化距離、制度距離、東道國的區域水稻文化均會給企業并購帶來不利影響（Mohammad和Keith，2011；王宛秋和吳文玲，2015；裴?和彭飛，2019）。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文化差異可以促進企業并購。Evans（2002）認為，企業在并購時應該重點關注文化差異，國家文化差異越大，并購雙方相互學習的機會越多（Zol-lo，2002；李洪，2019），并購之后的協同效應越大（李進龍等，2012），能夠提供多樣性和異質性的優勢，縮短并購完成的時間周期，促使并購雙方達成交易（劉勰和孟勇，2019），產生的并購績效越好（陳英和章儼，2015）。此外，溫日光(2015)研究發現國家層面的風險觀念越強，并購溢價越低。
（二）區域文化差異對并購的影響。當前文獻在該方面的研究主要體現在方言文化差異、南北文化差異以及地方政策保護上。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李路，2018），部分學者就并購方與被并購方的方言差異對并購的影響進行探討，李路等人（2018）通過對并購雙方的獨董方言差異這一特征進行研究，方言差異越大，并購績效越差，并且信息不對稱越嚴重，方言差異對并購的影響更為明顯（李路等人，2018）。而蔡寧（2019）的研究結論與此相反，認為并購雙方所在地的方言差異越大，對創新和學習越有利，知識結構更為豐富，并購公告后的市場反應和長期績效越好。張媛等人（2014）用公司的注冊地與管理層的籍貫所在地衡量區域文化，研究發現與受農耕文化影響的企業相比，受游牧文化影響的企業并購頻率更高。李善民等人(2019)基于南北區域文化對并購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有北方文化背景的CEO更具有冒險精神，同時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更強，進行的并購次數更多、金額更大，并購長短期績效越好。唐建新和陳冬（2010）發現，被并購方所在地的投資者保護程度越高，公司所處的治理環境就越好，并購方獲得的收益越大。
（三）企業文化差異對并購的影響。企業文化體現了組織的共同價值理念（Kreps，1990；Lazear，1995），大量研究表明，企業文化強度與企業自身的業績是成正相關的（Denison，1990；Burtetal.，1994），企業文化是否能夠發揮這一正向作用影響并購呢？學術界對此的觀點不一，Li等人（2018）通過機器學習的方法對企業文化進行衡量，發現企業文化對并購發生率和并購后的整合有著重要的影響。王艷（2014）發現企業誠信價值觀的樹立有助于提高企業的長期并購績效。Weber和Drori（2011）認為組織文化認同可以降低并購整合中的文化沖突，與長期并購績效顯著正相關。但是，王艷和闞鑠（2014）與關欣（2019）認為并購方的文化強度越強，越容易產生高傲的情緒，對環境適應越慢，對并購長期績效的負面影響越大。高階梯隊理論認為，高管的特質不同，對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程度不同（Hambrick&Mason，1984；Hambrick，2007），當前學術界涌現了大量關于高管特征對并購影響的研究。例如，賴黎等（2017）發現有從軍經歷的高管，進行并購的可能性越大，產生的并購績效越好。于迪等（2019）認為高管的認知能力與并購承諾的業績達成率正相關，CEO聲譽越高，并購溢價越低（張瑩，2020）。過度自信的高管容易低估風險、高估自身能力（John，2005），實證結果也表明，高管過度自信的公司，由于并購產生的商譽越多（李丹蒙，2018），并購溢價越高（潘愛玲等，2018），并購績效越差（劉柏，2017），連續并購績效逐次下降（吳超鵬等，2008）。
三、結語
當前國家文化差異對并購影響的研究十分豐富，但是關于區域文化差異對并購影響的研究較少，這可能是區域文化差異的衡量方式較為單一，研究的空間較小；盡管當前關于企業文化差異對并購影響的文獻較多，但是依舊可以從高管個人特征對并購的影響進行深挖，例如，高管的農村經歷對并購的影響等。企業在進行并購過程中，應該重視文化差異對并購的影響，減少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加強溝通，充分發揮文化差異對并購的積極作用。
作者:文彩 林?叢 單位:云南財經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