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學術不端行為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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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術不端行為的分類

大學學術不端行為是大學場域特有的學術不端行為,區別于其他學術場域中的不端行為,是作為學術人的大學教師和研究生在從事科學研究中扮演不同角色如研究者、指導者、評價者以及管理者時出現的抄襲、剽竊、學術搭便車、錢權交易等違背學術責任倫理精神的行為。對其進行分類考證,明確分類依據,有利于劃清學術人出現學術不端行為的責任范圍,確保學術治理能夠有理有據地依次開展。

一大學學術不端行為的分類依據

希爾斯強調,大學的使命是培養、擴展和傳遞人類的想象、推理、記憶和觀察能力所能使之達到合理的知識。形式各異的學術不端行為,給大學應有的使命注入了生存危機,大學人才培養、知識傳遞、服務社會等職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擾。本研究在對大學學術不端行為進行合理分類前先厘定了分類依據。馬克斯•韋伯對學術持有價值中立、理性合理性的態度。他認為:“誰的行為如果依據的是目的、手段及后果,而且手段與目的、目的與后果、最終可能出現的各種不同目的之間存在合理思量的蘊味,那么,他的行為就是合目的的理性行為———他的行為既不是情感行為,也不是傳統行為。”[11]166在韋伯看來,在不同的價值系統之間進行抉擇中,不管分析得多么清楚,都無法加以論證,也無法推斷其合理動機———就內容而言,不存在價值預設或信仰力量的合理性。如果不考慮行動者行為能預見到的后果,而只堅持其關于義務、尊嚴、審美、宗教律令、虔誠或“事實”的正確性信念,并且不管對他提出的是何種要求,那么,他的行為就純屬合價值與和目的理性行為[11]166。劃分大學學術不端行為類型的依據取決于學術行動者采用的手段與達致學術目標的偏離程度、學術行動者預見后果與履行學術責任的偏離程度以及給學術秩序造成的危害程度。馬克斯•韋伯認為,“目的理性行為”是指一個人的行為滿足了手段合理性與選擇合理性的條件。“價值理性行為”是指一個人的行為滿足了規范合理性的要求。目的理性行為和價值理性行為的統合構成了一種嶄新的行為類型,滿足了實踐合理性的要求,超越了時間和社會的限制,實現了普遍化,即是韋伯所說的一種合理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分為手段運用、目的設定與價值取向三個方面,囊括了工具合理性、選擇合理性與規范合理性三方面內容。學術人在大學學術場域中的學術行為也符合這一運行邏輯,學術行為的工具合理性是根據運用合理合法的手段達到既定目的過程中的有效學術計劃來加以衡量的;學術行為的選擇合理性是依靠用一定的價值、手段和邊界條件來算計目的的正確性加以衡量的;學術行為的規范合理性則是用決定行為偏好的價值標準和原則的同一性力量、整體性力量等加以衡量的。學術論文的抄襲、剽竊、學術評審材料的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均背離了韋伯言下的理性行為標準。學術理性行為的目標與達致目標的手段都是正當與合理的,而學術不端行為并不是學術理性信念作用下的明智之舉。

二大學學術不端行為的在場表現

場域是一種空間的全景結構,是社會現象中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化立體構型。在這種網絡構型中行動主體會依照全景空間釋放的位置的存在狀況,以特有的權力,形成具有內在聯系的主客觀關系。通過分別對高校研究生、學術研究者、管理層領導進行深度訪談,了解他們對大學中出現的學術不端行為表現的看法,將他們認為是共性的學術不端行為進行合并,存在分歧的通過專家德爾菲法進行征求意見,以“學術研究—學術評價—學術管理”為主線來對大學學術不端行為展開分類。 由表1可知大學學術場域中的學術不端行為呈現顯性與隱性交織發展的樣態,學術人出現了與自身扮演的學術研究者、學術評價者以及學術管理者角色不符諸多學術不端行為,削弱了大學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得以存在與運行的合法性基礎,引發學術生態危機。大學的存在既不是為了使人變得有學問(非研究性),也不是為工作做準備(非專業性),也無法使人變得崇高神圣(非道德性),而是為獲取知識做準備(為知識而知識的理性品質),大學的真正功能是培養良好的社會公民,實現對公民智力培養的責任愿景[12]3。一定意義上來講,學術不端行為打破了知識本身的客觀價值,賦予了知識更多外在的“有用性”,致使學術人為了達到這種外在的功利化目標而采用違背學術規范的手段,造成學術正義受到侵染與腐蝕,影響大學社會功能的有效釋放。從知識的屬性來看,大學中的知識表達自身不靠闡述方式來實現,而靠邏輯推理與理性分析,這是知識品性高貴之所在。紐曼(John HenryNeman)認為,知識之所以有價值、富有高貴的氣質,原因不在于它產生的結果,而是因為知識內部含有一種科學或哲學的胚芽,即知識是以知識本身作為目的的。所有的知識都是知識場域中的一個整體,學習知識即是完善人格、提高能力的過程。知識是一種習得的精神啟示,是一種內在的習慣稟賦———大學知識的追求是一種精神的追求[12]33。大學學術場域中出現的學術抄襲、剽竊、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否定了紐曼對大學知識的界定與分析,知識成為學術人獲得學術利益的工具,學術本身及學術成果的可信度備受公眾質疑,學術的公正性自然也就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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