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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數字優先出版從期刊的發展歷程來看，它是從傳統紙質印刷出版轉型為無紙化數字出版的一種重要過渡，是一種新型傳播方式的變革與拓展。學術期刊數字優先出版的獨特優勢表現為:一是可提升影響力，增加文章引用率和轉載率;二是可提升公信力，有利于勘校錯誤;三是可提升引導力，遏制學術不端行為;四是可提升傳播力，擴大期刊閱讀發行量。同時，數字優先出版也面臨著一些現實問題需要破解。學術期刊應立足自身優勢不斷總結拓新，針對這些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尋求對策，才能為自己量身打造一套適應發展的辦刊模式，不斷提高期刊的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
關鍵詞:學術期刊;優先出版;設置;學術不端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使數字出版成為當今期刊發展的必然趨勢。為了縮短學術論文的發表周期，促進最新科研成果的快速交流，在數字出版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數字優先出版模式應運而生。數字優先出版縮短了等待紙質印刷的時滯，是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的新融合，在期刊出版領域，以一種全新的傳播形式和獨特的出版優勢備受推崇。在現有網絡環境下，各大期刊編輯部對于數字優先出版的認知已經從最初的網絡技術困惑、嘗試參與，再到目前的熟練掌握運用，走過了理論到實踐的艱辛歷程。在對數字優先出版研究的現有文獻中，李江、伍軍紅(2011)分析了優先數字出版在大幅縮短時滯方面的功能與意義［1］;徐銘瞳(2013)針對我國學術期刊現狀及意義進行了分析，并對未來發展進行合理展望［2］;王穎(2013)分析了我國高校學報優先出版工作中的現狀，總結了優先出版工作面臨的機遇與挑戰［3］;任屹立、王東(2015)利用SWOT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了高校學術期刊數字化優先出版自身的優、劣勢以及面臨的發展和威脅［4］;楊郁霞(2018)列舉了我國實行優先數字出版出現的諸多亂象及產生根源，并提出相應措施［5］。筆者認為，我國的出版業發展要與時代同步、為民族復興偉業助力，特別是學術期刊的出版代表著國家文化自信、科技創新的引領方向，必須大力構建以“四個力”為指引的全新出版話語體系與價值體系。
一、數字優先出版的“四個力”獨特優勢
數字優先出版的最大優勢在于快速出版、及時傳播。傳統紙質出版發表時滯較長，對于作者而言，使其發表的成果喪失時效性和首創性，同時也影響其學位、職稱等的獲取與晉升;對于讀者而言，無法掌握科研動態和研究進展，不能在第一時間更新知識;對于期刊而言，降低了論文時效性、可閱讀性，使其影響因子大打折扣，不能吸引更多的優質稿源。基于以上種種不利因素，實現數字優先出版已勢在必行，它對盡快確認作者首發權、縮短與讀者的見面時間、加快科技交流以及提高期刊影響力和國際地位等有著不可小覷的重要意義。2020年伊始，病毒肺炎瘋狂肆虐著武漢并波及全國，一線的醫護人員和患者每天都在與這個看不見的病毒奮力抗戰。在沒有研制出任何有效藥物來抗擊病毒的關鍵時期，科研工作者們也在一邊實驗室攻關，一邊把論文寫在戰“疫”大地上。截至2月12日，我國關于病毒的學術論文已正式發表17篇，其中9篇發表在一流的學術平臺。他們把自己對病毒的研究成果以最快的速度共享給全世界，從而為后續的治療措施、藥物和疫苗的研制打開通關大道。這17篇學術論文的發表渠道采用的都是數字優先出版，真正發揮了其時效性、權威性和前沿性，是傳統出版物無法與之比擬的有力證明。疫情隔離期間，數字優先出版更加顯得必要。在“封城”、封小區的非常時期，傳統紙質出版劣勢凸顯，工作基本處于停擺狀態，錯失很多優質稿源。而實現數字優先出版的期刊編輯部就主動很多，出版工作完全不受疫情影響，不出家門即可實現無紙化辦公，編輯利用在線采編系統即可完成“審、編、校”，最終實現數字優先出版。相比于傳統紙質出版，數字優先出版的“四個力”獨特優勢主要表現在:
1．可提升影響力，增加文章引用率和轉載率。數字優先出版改變了傳統紙質期刊的單向傳播，借助互聯網新技術實現了更大范圍的閱讀，增加了曝光率，對提升文章轉載率和引用率起到了正向作用，使其成為傳統紙質期刊數據引用的延伸和補充，影響了期刊總被引頻次和即年指標，對期刊評價大有裨益。產生的下載量和數據引用還可提升作者在學界的學術影響力，從而大大提高作者對期刊的信任度。這種受眾數量和影響力不斷攀升，是傳統期刊傳播模式無法企及的。期刊影響因子越高，社會效應越大，可吸引更多的優質稿源，形成了“強者更強”的良性循環。
2．可提升公信力，有利于勘校錯誤。在繁瑣的出版過程中，有時會產生審稿不嚴、編輯加工不到位等現象。編輯把關不嚴導致的差錯，不僅影響讀者的閱讀體驗，而且也給期刊的讀者評價造成不良后果，無法產生正面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讀者對刊物的信任。數字優先出版就像是一面“照妖鏡”，它的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有點類似于學術論文在網上提前公示，從政治傾向、學術觀點、文章異同等方面都會受到專業讀者的廣泛關注，有利于及時發現問題、勘校錯誤。傳統出版如果出現錯誤，改正成本非常高昂，要么重印、要么發更正啟示、要么把刊物召回，這些都會造成不好的社會影響。而數字優先出版在紙質出版之前如同加了一道防火墻，一旦發現問題，通過技術手段，便可及時更正或撤換，為后期紙質期刊的順利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時還可以根據讀者的反饋進行互動調整，不斷提高期刊的質量和水平，擴大期刊的影響力［6］。
3．可提升引導力，遏制學術不端行為。作者在投稿時，一般會根據刊物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來作出選擇，除此之外，還會考慮刊物的審稿周期、發表時效。為了能夠提高的概率，作者往往會向多家期刊編輯部投稿，期望用這一方式在最短的時間內提高命中率，紙質刊物出版周期過長是導致作者群體“一稿多投”的根本原因。而數字優先出版的誕生，極大地緩解了傳統出版流程造成的“堰塞湖”困境，縮短了論文的審稿、發表周期，為杜絕“一稿多投”現象提供了技術保障和現實基礎。編輯可以借助“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利用大數據通過稿件追蹤對作者稿件投遞情況進行監測，對確定為“一稿多投”的論文堅決拒審并將其作者列入黑名單，從根本上解決“一稿多投”的學術不端現象。
4．可提升傳播力，擴大期刊閱讀發行量。傳統的期刊出版發行，一般有兩種形式:一是采用低效率的郵局訂閱、贈閱模式，通過貼信封、刊物裝袋、批量郵寄來完成整個發行過程。這種形式耗時長，且易造成期刊丟失、損壞，到達率低;二是通過自建網站創建“期刊訂閱”欄目來實現訂閱，這種方式收效甚微，訂閱量小。而數字優先出版的發行方式就高效得多，它不受印數影響，傳播范圍更廣，可以通過國內和國際相關數據庫對期刊的收錄，實現期刊論文跨地域性地在線檢索、下載和傳播，獲得由數據庫根據期刊論文的下載量等指標支付給期刊編輯部的相應費用［7］。數字優先出版在不受地域和空間的影響下，實現了最大范圍的快速傳播，是通過受眾群體點擊下載即可輕易完成的在線發行模式，其傳播優勢是傳統出版發行無法超越與實現的。
二、數字優先出版面臨的困境
盡管數字優先出版的獨特優勢已經成為期刊出版界的共識，但是其在版權保護、評價認可、編輯能力等方面還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急需針對這些問題進行具體分析研究，探求破解之策，唯有如此，未來的數字優先出版才能更好地持續、健康發展。
1．DOI設置不全，可助長學術不端之風。美國出版協會于1998年提出了DOI概念，它是數字對象的唯一標識符，可對網絡環境下的任何數字化對象進行標識，并且具有保護數字出版物知識產權的特殊功能。然而眾多期刊仍然對版權的保護意識不夠，實行數字優先出版時，普遍存在DOI標注缺失、不完整和不規范等現象。數字優先出版提高了的速度，加快了學術傳播的時效，而數字化信息資源快速傳播和極易復制、修改的特性，在帶來便利的同時，卻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惡意使用。優先出版時間是國際認可的首發時間，對確認作者的首發權至關重要。然而沒有DOI標識的論文，也就意味著不受知識產權保護，讓一些投機取巧的功利者有機可乘，由此產生抄襲剽竊等學術不端行為。此外，相對于學術期刊數字優先出版的發展進程，我國數字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規還比較滯后，面對一些侵權現象或利益糾紛時，很難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這對學術期刊數字優先出版的發展極為不利。
2．得不到學術評價機構的認可。數字優先出版的學術價值其實等同于傳統的紙質出版，但是，在學術成果認定時，多數高校和科研機構都只以傳統的紙質出版物為依據。在他們看來，辨別論文的真偽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數字優先出版是否等同于正式出版仍有所爭議。高校在對教師和專業技術人員的成果認定時，一般以省級刊物為底線，根據學科方向、評定等級設置SCI、EI、SSCI級別［2］，而認定依據是建立在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特質的紙質出版物基礎上的，數字優先出版卻無法滿足這個要求。3．編校質量呈下降趨勢在出版業深受數字化革命影響的今天，數字出版最受人詬病的就是在推出海量資源的同時編輯技術含量降低，有的甚至錯誤百出，直接導致了數字出版物缺乏讀者信任，喪失公信力?，F代媒介的技術進步必須與一絲不茍、嚴謹、規范、到位的編輯勞動相互配合，才能保證出版精品［8］。數字優先出版盡管大大縮短了文章與讀者見面的時間，出版速度加快了，但編校質量卻呈下降趨勢。
三、數字優先出版的改進對策
1．加強對DOI重視程度，實現論文知識產權保護。在數字化優先出版環節中，版權保護是關鍵。國際上僅對注冊了DOI標識符的數字優先出版論文給予首發權的認可。期刊行業應加大行業規范宣傳，加強對DOI標識的重視程度，明確其為學術論文不可或缺的標識項，與題名、摘要、關鍵詞和中圖分類號等共同構成論文首頁的基本要素，在中圖分類號后標注DOI標識符和獲取、訪問路徑，滿足全球資源共享和快速檢索。國標“GB/T7714—2015”《信息與文獻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的頒布也為數字優先出版的著錄方式提供了統一格式，為出版規范化指明了方向。同時，期刊行業還應從規范版權保護的角度予以正確引導，充分利用DOI實現論文的知識產權保護，避免學術侵權，從源頭上杜絕學術不端行為。2．在內容和質量上狠下功夫，促進評價機構的公平認可2019年12月，為更好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條例》《黨委(黨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關于加強和改進出版工作的意見》《出版管理條例》等制度規定，國家新聞出版署針對全國出版單位開展了“三審三校”制度執行情況專項檢查工作，專門把新媒體內容把關管理情況作為重點檢查內容，明確要求落實檢查“出版單位所辦網站、微博、微信、客戶端等新媒體是否建立完善內容審核管理制度;出版單位主要負責人是否對新媒體內容進行終審把關”［9］。這充分說明，無論紙質出版還是數字出版，都應該以“內容為王”，以質量取勝。數字出版編輯要充分發揮學術把關人的作用，嚴格執行“三審三校”和責任編輯負責制。要想使數字優先出版等同于正式出版，首先，學術期刊的數字優先出版必須在內容和質量上狠下功夫，嚴格執行“三審三校”等出版規范流程，只有這樣，才能以高質量的數字出版水平促進國家科研評價機構對數字優先出版的公平認可。其次，期刊編輯部和評價機構應該聯合起來，加大數字優先出版的宣傳力度，推動學術界盡快將數字優先出版納入到學術評價范疇。最后，國家出版行業主管部門應盡快制定相關政策法規，將數字優先出版等同于正式出版，從制度法律層面為學術期刊的數字優先出版提供法制保障。
3．期刊編輯的數字出版業務能力有待提升。數字出版工作要適應社會發展不斷創新求進，必須對編輯人員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一是要與時俱進，打破傳統編輯思維定式，積極適應數字出版工作需求，力爭把自己打造成為復合型編輯，要熟悉了解數字化出版的最新技術，學會利用在線采編系統、學術不端檢測系統、黑馬校對軟件等現代化技術，大幅度提高處理稿件的效率，為優質稿件開拓優先出版道路;二是要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策劃力，對一些學術熱點、難點、焦點問題進行即時的討論并優先出版，從而擴大學術期刊的社會引領力、影響力。在2020年初的病毒防疫戰中，不少學術期刊高度敏銳，很多編輯部迅速加入到抗擊新型病毒的行動中，《探索與爭鳴》和《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以“國家治理現代化視野下的抗擊新型肺炎研究”主題聯合征文的形式，體現了出版人的社會使命與擔當，主題切合當下，瞬間吸引了高度關注，擴大了刊物影響力，值得推崇與借鑒;三是要不斷學習更新知識體系，既要具備發現和處理文稿中的文字和相關知識性硬傷的基本功，還要具備發現和處理有爭議問題的能力，對內容把關要“快、準、穩”;四是要對期刊數字化制作過程有一定了解，熟練運用期刊編輯出版管理系統軟件，熟悉網絡優先出版平臺的操作流程，做到上傳準確無誤、更新及時有效。這樣才能盡可能地在保證論文質量的前提下加快優先出版速度，最終實現內容質量與出版速度的最佳平衡。在現行的出版環境下，學術期刊實行的是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雙軌并行模式，新舊媒體的交替，總會有一個“共生”的過程［10］。兩者優勢互補，并“迭代式”協同發展。但是，期刊出版形式無論如何變化，其出版內容仍然是競爭的最大砝碼，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好數字優先出版組約更多的優質稿和打造高素質的作者群才是問題之關鍵。為此，編輯人員要不斷增強責任意識，提升數字出版業務水平，在編校過程中發揚深酌考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力爭把差錯率降至最低限度，從而提升讀者的閱讀體驗。總之，隨著時代的發展演變，學術期刊要與時俱進、更新觀念，立足自身出版優勢不斷總結拓新，為自己量身打造一套適應發展的數字優先出版辦刊模式。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增強期刊的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促進我國由出版大國向出版強國邁進。
作者:王繼鴿 單位:江漢大學期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