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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的中國革命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與命運，也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婦女的生存與發展方式。中國婦女運動嵌入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進程之中，婦女的主體性與集體認同是在革命中被鍛造出來的，如果沒有反帝反殖民的革命，也就沒有革命先驅對男女平等的倡導，“女權”也就不會被發現。婦女解放、男女平等，既是推動革命的號角，也是革命的目標。從此角度出發，研究中國革命與中國婦女的關系問題，就是研究在革命重構中國社會的過程中，女性的性別秩序與社會性別身份是如何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發展的。在對新社會秩序的重構中，延續與變遷是同步進行甚至互相內嵌的過程。性別秩序的變遷，不僅體現在革命實踐中，呈現在話語秩序與文化秩序的重構中，也體現在文學對生活的再現描繪中，所以我們尋求在中國革命這一大背景下從不同角度呈現婦女與中國革命的大圖景。期刊由于反映社會話語具有直觀性和場域性特征，所以成為研究中國革命與性別話語關系問題的重要史料來源，本研究正是建立在大量近現代期刊話語的梳理基礎之上。近代女性運動和革命經過了國族主義革命到社會制度革命而逐漸產生了關聯。國族主義革命指涉的是清末民初開始的維新變法仁人志士在保種圖強框架體系內開展的“廢纏足、興女學”的女性運動，使女性“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①。由此開始的追求資產階級共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推翻了傳統封建天子權威，伴隨著新知識傳播對官僚體系的沖擊，形成了人民參與政治的浪潮，“在國族主義孕育下的政治文化，具有重新定義社會角色的作用，對于性別論述的形成有其重要意義。革命以許諾、號召、命令等特有言說方式，表現對家國的強烈激情與熱愛，其所宣揚的民主被知識婦女所吸引，而經由轉換滿清異族的政治專制/傳統社會婦女所受的壓迫的相應性上，性別議題在激烈變革的呼喚中被提至與政治革命彼此互相糾葛、映照，透過這種性別重現引發性別再造，無疑對于女權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①。在諸多對中國女性女權運動的軌跡描述中，女杰(英雌)、女學生、女革命者這些身份的交互式出現，是女性社會身份認知結構發生變化的表征。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現，使女權的爭取成為民國初期女性解放的重要議題。前后，婦女運動注入新元素，婚戀問題、社交公開、教育公平、職業開放等婦女社會化問題被納入討論，“在影響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諸多思想潮流中，早期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和第一次女權運動帶來的女權主義思想，當是我們今日和未來考察中國社會特點與資源的最重要淵源之一，也是我們考察現當代文學價值構成的最重要淵源之一。”②本文重點聚焦俄國十月革命后，中國女性運動是如何在傳媒領域中接受、傳播社會主義女性解放觀點，而各派話語又是如何圍繞此問題展開爭鳴與討論，并進一步影響以向警予、蔡暢為首的中國社會主義女性革命運動先驅的言論及革命實踐的。
一、媒介:女性的社會主義革命話語建構
中國女性革命被納入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得益于俄國十月革命后女性社會身份變革的實踐。俄共領導下的婦女運動與婦女工作實際活動的譯介，特別是介紹如何組織婦女運動服務于社會制度革命的需要，并以社會制度形態將婦女社會秩序合法化、固定化、長效化，為中國女性革命提供了話語實踐方式，形成了“解決婦女問題的根本途徑是社會制度革命”的普遍共識。中國女性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話語建構呈現出復雜的歷史面貌，既有種種惡意宣傳與揣測，如一時間甚囂塵上的“共產、共妻、共孩”論調，亦有羅曼蒂克的“革命+戀愛”的幻想言論。“共妻”是典型的物欲化女性的論調，而羅曼蒂克的戀愛未嘗不是將女性異化成了“革命”的附屬品。這一時期女性期刊廣泛采編外媒對蘇俄的宣傳報道，無疑起了巨大的社會作用:一方面廓清社會妄議誹謗，另一方面秉持新聞媒體立場客觀采納各方言論進行報道介紹，更是使中國早期社會主義革命思想得以傳播，加快了女性解放與社會制度變革結合的步伐。1919年《婦女雜志》四卷一號開始連載“天風”和“無我”合譯的《俄國未來之婦女》系列文章，文章原著為美國人NataleDeBosory，發表于美國期刊《婦女之家》。文章秉持農村婦女地位的提升源于貴族婦女幫助的立場，開篇呼應了時代大變革:“俄羅斯村婦屈于專制之下者，經數百年，困苦既久，卒得重觀天日，達于自助自治之一境。”③可見，早在女性革命之初，俄國十月革命對女性革命運動的影響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秼D女雜志》六卷九號刊登了劉鳳生翻譯的紐約世界報記者愛爾氏的文章《勞農俄羅斯之保護婦女兒童觀》，文章以細致的描述展示了蘇維埃俄國的婦女婚姻、生產、兒童保障機制，并對其大加贊揚，認為其真正實現了“平等”，指出其兒童保障“尤見精密周到”，其制度的優越性也體現在“這些制度，在布爾什維人看起來，并不是善舉，不過是蘇維埃人民對于國家的正當要素”而已，從而對蘇維埃政體進行了歌頌。“蓋布黨的希望是要使共產主義，成一個活的實體，不要成一個理想的夢。”當時社會上彌漫著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惡意誣陷，而在文章中，這位美國記者以親身經歷寫道:“在俄羅斯國境之外，很有人創為蘇維埃將以‘兒童收歸國有之說者’，這種無稽之談和往昔‘婦女收歸國有’之說一樣，不過這次更無根據。其一切社會實踐措施，都是依據科學。”“布黨為淑種起見，故息息不忘科學;科學的位置，和教育及公共衛生一樣。凡屬科學家，無論其宗旨和共產黨相反，都受著款待。蓋勞農政府不特于保護婦女和兒童一事，加以特別注意，就是普通人民的生活，也不肯聽其自然，視若無關痛癢咧。”①《婦女雜志》九卷一號是“婦女運動”號，在專號54篇文章中，向中國婦女展示了波瀾壯闊的世界女性大聯合的婦女運動的場景。在《俄國婦女運動與勞農婦女》一文的開篇鮮明地指出:“俄國沒有單獨的婦女運動，為無產階級專政與其實現的奮斗，以及別的種種企圖創立民主國家的運動，都是由男女兩性的無產階級共同從事的，要謀共同一致的運動與奮斗成功，共產黨主張凡有能力活動的婦女都要加入共產黨，共同從事蘇維埃國家的建設工作，與反對世界第一個工人的國家即蘇維埃俄羅斯的內外敵人的奮斗。”“十月革命，工人獲得政權，即賦給婦女以各種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權利，為世界開一新紀元，消滅數千年來不平的事實。在蘇維埃俄羅斯的婦女，于是就能享受生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同等的機會。”而無論是對“團結勞動婦女的方法”的探討、對蘇維埃婦女政權組織“婦女部”事業的介紹，還是對“蘇維埃國家建設中的婦女”的肯定，延伸至“軍隊中的婦女”“公共食堂與婦女”“兒童福利與新式教育”“母性保護”“知識的增高與教育的普遍”“法庭中的婦女”“學校中的女子”“對于婦女之文字的宣傳”“婦女與生產問題”“職工組合中的婦女”等，都可以看到蘇維埃通過“婦女部”引領婦女運動，依靠立法、執法來保障婦女權益，通過抓女性社會層面的重、難點來開展工作，進而達到消除兩性不平等，改變女性心理，建立對共產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的高度認同感。柯倫泰指出，“共產黨里女黨員的人數，現在占全屬的百分之九至百分之十”，在從事創立共產主義國家的工作中，女性也是沖鋒在前，“十三省中婦女參加特別的禮拜六工作者，有十一萬五百五十六人;勞農婦女之為各種蘇維埃機關服務的，亦有四千四百五十九人”。此外，如“援助紅軍、農民與兒童者”的人數也非常多。②應當關注的是，蘇維埃婦女部對于婦女工作所做的安排，恰和當時新文化運動中婦女解放運動的重點高度一致，如“反蘇維埃國內經營與管理生產視野之各種經濟的與行政的機關，婦女都能加入辦事”;“從事廢娼運動的特別委員會”“保護母性與兒童的特別委員會”與女性解放運動的女性職業運動、女性廢娼運動、保護兒童等的革新措施相同。這既反映了世界范圍內女性的共同現狀，也將中國女性解放與國際女性解放運動相聯系，從而形成了同呼吸、共命運的身份共同體。后來中共領導的婦女運動與婦女工作都能在譯介蘇俄的女性運動話語中找到指引的策略。在九卷三號的“娼妓問題”專號中，克士(周建人)介紹了“莫斯哥(莫斯科的音譯)共產主義婦女世界會議”蒙古、韃靼、土耳其婦女的入場引起全場“喝彩如浪一般的涌起”。周建人認為她們代表了“東方婦女”，女性勞動范圍的擴展雖然以犧牲女性姣好的容貌為代價，但充滿“整潔”與“美好”才是“真的美麗”。③我們今天無從得知周建人這種類似現場解說的文字有多少可信性，但這種新聞播報的方式的確別開生面。“東方女性”概念的出現，也昭示了中國婦女運動國際化的前景，早期俄國女性革命運動的譯介和即時新聞傳遞就這樣同步了世界女性共同斗爭的步伐。
二、譯介:圍繞社會主義女性解放運動展開的有益補充
俄國十月革命后，有關社會主義革命與女性解放的書籍呈現蓬勃譯介的態勢，其中的佼佼者是祁森煥翻譯日本共產黨人山川菊榮的《婦人和社會主義》。其作為商務印書館新時代叢書之一，借由商務印書館龐大的銷售網絡，書中社會主義革命對女性解放有積極影響的觀念得以在更大范圍推介?！缎聲r代叢書》社與中國共產黨組織關系密切。1922至1923年，先后推出了《女性中心說》《產兒制限論》等書10種?！缎聲r代叢書》社掩護了中共一大的召開，當時預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新時代叢書》的通信地址)的會議因為密探的闖入而中止，會議地點才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山川菊榮的觀點和柯倫泰頗有相似之處，祁森煥在緒言中進行了簡明概括，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女子欲恢復自由，非改變社會的組織不可。”①“中流階級的婦人問題，是女子對男子的問題;勞動階級的婦人問題，純為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問題，和男子的勞動問題全然同樣。”②在山川菊榮看來，女性運動面臨的是以愛倫凱為代表倡導的“母權論”的嚴峻考驗。“母權論”曾經在中國產生過強烈而廣泛的影響，“愛倫凱的名字，在1920年代初中期《婦女雜志》及其他新文化媒介有關婦女問題和戀愛婚姻討論的場合頻繁出現，出現頻率能與之媲美的，大概只有易卜生。愛倫凱性別理論之于五四新文化的意義，恰如易卜生戲劇之于新文化的意義”③，愛倫凱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展開了對女性責任、女情觀、女性婚姻觀的一系列闡釋。沈雁冰等五四新文化倡導者也正是取其“戀愛自由”“離婚自由”的觀念，作為其有關“新性道德”問題一系列討論的理論資源。但是山川菊榮卻對愛倫凱的“女性”本性定位“母性觀”展開了強烈的批判，認為其將母性作為“婦人之絕對唯一的天職，她的思想實在和前時代的賢母良妻主義相關聯”④，是一種歷史的倒退。愛倫凱理論因為缺少社會制度保障和物質條件支持，只能是“書齋里的出產品，樂天的空想”⑤罷了。山川菊榮認為女性受壓迫的歷史原因“全然是經濟的變化之結果”，父家長制和私有財產制成為女性不得自由的根源，資本主義社會“代替血統本位的解釋階級制度，而筑成金錢本位的，無形的，且甚于從前的堅固之階級制度，個人的———無產階級———自由，實質上已等于零。”⑥針對社會中存在的嘲諷性反對觀點，“如果經濟問題是解決婦人問題的，則不缺物質的有產階級之婦人，應當沒有問題了”。其解釋說，“經濟組織———婦人應當依賴男子;不可有生活能力———和由此經濟基礎所生的道德和習慣”才是婦女受壓迫的本源。⑦從這個角度說，經濟層面壓倒性的社會支配作用，是愛倫凱無論如何拿“人性”的完全來解釋女性的戀愛乃至婚姻的自由也無法自圓其說的漏洞。如果說《婦女雜志》重在從新聞報道角度對“新事物”蘇聯政體及婦女、兒童政策進行介紹性的概述，那么祁森煥譯介的《婦人和社會主義》就是從思維邏輯角度對婦女問題為何與社會制度問題結合進行了推理論證。盡管從階級論角度來說，它無法也不可能顧及女性自身的思想解放、理性啟蒙、文化批判等問題，更不能對長久以來的父權—夫權—子權結合的倫理結構進行解構進而上升到女性自身的文化覺醒，但其社會制度大變革思想的提出，無疑是結合了蘇俄勝利的經驗為中國婦女運動提供了一條更具操作意義的路徑，較之民初反復倒退的“女權運動”更具激蕩人心的號召力。
三、實踐:早期女性社會主義改革論與社會斗爭
女性社會主義革命解放道路要面對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何通過國家革命體制勝利解決女性社會問題。當時，率先提出勞動婦女解放問題，田漢在《第四等級的婦人運動》中詳細闡釋了“第四階級”的概念，“君主階級”“貴族階級”“中等階級”和“勞動階級”是對婦女運動的歷史劃分，田漢認為女性參政、興女學、女性社會職業運動等爭取女權的運動還是屬于第三階級的運動，女性解放的最終實現途徑應是第四階級婦女運動，即社會主義女性革命。①由此將“勞動婦女”的階級斗爭與女性解放聯系起來。這一觀點得到其他知識分子的認同。1920年，陳望道在《新婦女》期刊上撰文指出:“第三階級女人運動，就是中流階級的女人運動;第四階級女人運動，就是勞動階級的女人運動。”②陸秋心認為:“我們認定那明攻暗襲我們新婦女的大敵，就是人類的大敵。我們要打倒這一大敵，一定要從第三階級婦女運動做到第四階級婦女運動，才能夠得到勝利。”③王劍虹更為明確地指出:“我們要對女子運動的前途，特別提出一個警告。這警告就是:女權運動的中心，要移到無產階級來。”④陳獨秀在1921年的廣東女界聯合會演說中說:“離了社會主義，女子問題，斷不會解決的。”⑤這非常符合后來學者對國家與性別政治的某些判斷:“人需要國家是建立在共同人性的基礎之上，國家創生的那一刻，男人與女人一起掙脫自然狀態，免于自然強權的威脅，女人的政治資格亦由此奠定……自由主義框架中的婦女解放，意味著政治領域向女人開放，并在這個領域之中抹除性別界限，根據啟蒙邏輯中大寫的‘人’的理念，女人和男人一樣，共同享有尊嚴、人格、自由意志以及理性能力等。在這樣的歷史敘述中，國家理性所擔保的婦女解放運動被表述為‘男女平等’，即以男性既有的政治權利為平等議題的參照系，似乎內在于理性的差異問題，就得到了解決。”⑥在以向警予和惲代英為代表的中共革命家的論述中，婦女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相結合的觀點已經成為一種理論認識，并且外化于婦女運動的實踐中。“1918年，和他的朋友蔡和森在長沙創辦了新民學會，打算為反對買淫、納妾和家庭專制而戰;提高婦女意識，幫助她們發現自己的社會作用;改造中國與世界……學會的活動之一是分立了留法勤工儉學會，組織湘籍青年尤其是女子赴法勤工儉學。出發之前對向警予說，‘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個，即多救一人’。這次活動中有兩個女性領導:向警予———湖南第一女子師范學校的學生，蔡暢———解放后全國婦聯的首位主席，蔡和森的妹妹。這些成員變成了五四思想的積極支持者，后來有很多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骨干。”⑦在總結自己的革命道路，闡發中國女性革命的路徑時，向警予在其一系列文章中都提到了女性革命與國家革命的關系問題。1919年，向警予談道:“大家都以為非求社會的均齊發展，不能達到人生的共同幸福;所以對于全國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也想把他從十八重地獄里提拔出來，于是乎‘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⑧1923年，在《評王碧華的女權運動談》中說:“所謂女權運動乃完全由于解決性的特殊問題而已。性的特殊問題絕非專屬某幾個婦女或某部分婦女的問題，乃指普遍婦女全體的問題，或表面上屬于某幾個婦女或某部分婦女而實際則含有全體的普遍性者。故女權運動的意義在于免除性的壓迫、發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爭回婦女應有的人權。女權運動的團體或個人必隨時隨地關顧婦女本身的利益———尤其是要著眼到婦女的大多數，才不失為女權運動的意義。”⑨到1925年，其在《今后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中這種思路框架已完全成熟:“我們討論婦女運動的將來，絕對不能專憑主觀的空想，而且婦女運動也絕對不能有超政治經濟的存在。吾人敢說，‘今后十年內的中國婦女運動，全視今后十年的中國政治經濟變化為轉移。’”通過對中國國情的分析，她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婦女運動，也已帶了國民革命運動的特性。蓋呻吟于外國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兩重壓迫之下的中國，非將人權民權首先爭回，女權不能有存在的根據。所以今后十年內的中國婦女運動，不當死板板地呆學歐美女權運動的舊樣式……中國婦女運動，已到二十世紀勞動解放人類整個歷史全體轉變的時期。歷史的進化，早把婦女解放的道路，指給世界婦女了?？汕芍袊膵D女運動，不先不后恰好發生于這個千載一時之會。姊妹們!久困于奴隸生活之中的姊妹們，我們該怎樣完成我們這個特別使命呢?”①在之后的革命活動中，向警予、蔡暢切實地將這種思想進行了現實轉化。1922年，中國共產黨按照莫斯科第三國際的指示，創建了婦女部，并決定在黨報中開設婦女專欄，討論和解決婦女問題，向警予是中國共產黨首位女中央委員和婦女部部長。1924年向警予參加并領導了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煙廠的1萬多名女工的聯合大罷工，不久又組建了“婦女解放協會”。女性革命活動促進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步伐。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向警予留在武漢湖北省委機關工作，同年10月，擔任中共湖北省委黨報《大江報》主筆，編輯黨刊《長江》，指導武漢地下黨工作和工人運動，影響極大。馬克思主義活動與女性革命活動協同開展，成為中國女性運動的一個突出特征。
四、反思:性別政治的策略性抑或主動性?
反觀歷史，這種性別政治與國家政治結合的路徑不僅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中體現明顯，“性別是各種社會關系交會時權力展現的一個場域，政治中的性別也是一種文化實踐形態。自清末以來的救國論述不斷整編婦女進入救國序列，各種性別再現一直處于中國革命宣傳的中心，一方面將性別(婦女)描述成為一個等待被改造的集體，另一方面又將婦女視作符號，采取身體政治的換喻，通過婦女這個符號具體化中國國族的衰弱，19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因為投注于對國族命運的摸索而試圖尋找國族的永恒不變本質和道德純正性的落腳處時，在婦女的精神及身體上形成一個重要的基址”②。當社會主義革命旗幟為中國指明道路時，女性革命作為一種積極力量參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且推動了革命的進程，這在現代文學史的女性書寫中占據重要地位，成為女性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這種性別政治的形成還具有更廣泛的世界性價值。澳洲學者李木蘭指出:“中國女權主義活動家在50年的發展歷程中對國際發展完全了解，而國際婦女參政運動也同樣廣為宣傳中國婦女參政運動的進程，然而，今天的英文學術界有關中國婦女參政運動的研究使人懷疑，在西方世界及其殖民地國家之外沒有發生過任何的婦女參政運動。”對中國女性運動的研究有利于彌補這一“失語”狀況，從而在世界范圍內擴大對于婦女運動與民主政治發展進程的理解寬度。同時，期刊話語的原場性研究也有利于辨清歷史事實，西方學者認為在中國女性革命中，“恰恰是利用和發揮了這種模糊性來實現她們明確的目標”③。女性投身社會革命，究竟是“利用”的策略性，還是一種必然的歷史選擇?中國與西方文化和政治體制的差異性成為這種選擇的“策略性”抑或“主動性”的判斷基準。從這一角度說，對史料中女性革命問題的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價值，期刊作為保留了最原始、最蕪雜狀態的話語之“域”，其意義也由此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