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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體融合對學術期刊的重要寓意
媒體融合是數字化等近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對傳媒產業的全面推動，也是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技對傳媒產業（包括學術期刊等）舊生產關系進行突破與革新的助力。
1．媒體融合是科技進步引起的一次傳媒產業革命
生產力是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茖W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正呈現加速發展的趨勢，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媒體融合最早始于對技術發展趨勢的預見。1978年，尼古拉斯•尼葛洛龐蒂提出媒體融合的概念，他用三個圓圈表示，在技術的推動下，印刷出版、電腦、廣播電視三個行業會逐漸重疊融合［2］。1983年，浦爾在《自由的科技》中提出，媒體融合首先開始于技術融合，電子信息技術將會使傳統媒體相互隔離的傳播模式徹底改變［3］。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認為，主要有三項傳播科技為當今社會帶來了深刻變化，分別是互聯網寬帶技術、通信移動技術和社交媒體技術［3］。這三項傳播科技的基礎都是數字化科技，可以說，正是數字化推動了當代傳媒產業的改革。傳統媒體基于紙質印刷（報刊）、音頻（廣播）和視頻（電視）的媒介隔離被以數字化為代表的新技術打破，這一過程為各類媒體（包括學術期刊）融合發展在技術上提供了可能。
2．媒體融合包含了生產關系的（融合）變革
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隨著技術條件的成熟和從業人員知識技能的提升，媒體融合由媒介技術層面向生產關系層面的縱深變革推進就成為必然。技術的發展對經營、管理、制度等提出了相應的（融合）變革要求。隨著技術層面的推進，組織架構、管理制度等生產關系層面的融合變革也越來越受到重視。2003年，美國學者Gordon提出，媒體融合有五個層面，即生產平臺和渠道的集團化、媒體間的資源共享、傳媒組織結構整合、信息采集融合和傳播融合［4］。蔡雯2004年提出，媒體（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數字技術、網絡技術和電子通信技術為核心的科學技術推動下，組成大媒體業的各產業組織在經濟利益和社會需求的驅動下通過合作、并購和整合等手段，實現不同媒介形態的內容融合、傳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終端融合的過程［5］。隨著對媒體融合認識和研究的深入，媒體融合概念從技術層面逐步發展成一個全方位的產業變革理念。
3．學術期刊與媒體融合
學術期刊作為傳媒產業中的一員，必須深刻領會媒體融合對傳媒產業所具有的重大意義，要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層面做到適應與反應。從生產力層面來看，學術期刊要加快提升作為生產工具的各類數字化工具，包括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社交媒體等學術期刊生產工具的技術水平，并強化提升作為勞動者的從業人員的技術知識和經驗。從生產關系層面來看，學術期刊要相應地改革和改進生產流程、組織架構、流程管理和規范制度等，以期達到與生產力的相匹配、相促進。而傳媒產業間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等生產關系組成要素的差異，也為不同傳媒在媒體融合的具體路徑上實施特色化和差異化發展提供了可能。
二、媒體融合背景下我國學術期刊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將推動媒體融合發展作為文化領域改革創新的重要任務和適應媒體格局深刻變化的重要舉措。2015年4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頒布《關于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出版融合”是我國出版業“鞏固壯大”“履行職責”“生存發展”的迫切需要。媒體融合已成為國家的重要戰略。
1．媒體融合背景下我國學術期刊面臨的國際競爭挑戰
媒體融合推動下的學術期刊變革，已成為一種遍及全球的發展趨勢。中國學術期刊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面對在資源、市場占有巨大優勢，并在媒體融合領域積累了一定經驗的國際出版集團的巨大挑戰。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化發展整體起步較晚，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得到關注，直到2013年前后，隨著中國科協等牽頭啟動“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我國才加快了學術期刊特別是科技期刊的國際化步伐。但此時的中國學術期刊出版已處于非常不樂觀的處境。一方面，中國優質科研論文的外流成為常態。隨著對學術科研投入的不斷增加［6］，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科研論文產出國［7］。但我國學者的科研論文大多發表在國外期刊上，從2017年統計的數據看，我國科研論文的流出率高達88%［8］。另一方面，國際學術期刊出版大集團占據了優勢的市場地位，借助媒體融合帶來的技術突破，正加速滲入中國爭奪學術期刊市場份額和辦刊資源。據統計，僅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愛思唯爾和牛津大學出版社三家，就以合作形式在中國出版超110種學術期刊［9］。與此同時，我們要看到全球傳統媒體融合的變革方興未艾，給技術和經驗上相對落后、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的中國學術期刊發展帶來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了機遇。一方面，國際學術期刊出版集團在市場和品牌影響上占據巨大優勢，如勵訊集團、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團、約翰威立國際出版公司、牛津大學出版社等，同時，這些集團很早就在內容、渠道、平臺和經營管理等多個領域探索推動融合發展，并取得了不少成效［8］。這對中國學術期刊參與國際競爭形成了雙重的巨大挑戰。另一方面，國際開放科學的興起，新媒體技術在傳播上的運用，新技術推動下市場需求的改變，都在許多領域讓中國學術期刊有機會與國際同行站到同一競爭起跑線上，為中國學術期刊從“跟跑”到“并跑”甚至“領跑”帶來了機遇和可能。
2．媒體融合背景下我國學術期刊面臨的自身轉型升級挑戰
從自身發展來看，我國學術期刊在經過近幾年的快速發展后，面對技術、市場和渠道的深刻變化，亟須在辦刊技術、發展模式、經營和管理理念等各個方面尋求轉型突破。與此同時，激烈的國際競爭和在技術推動下的媒體融合變革，對我國學術期刊的發展提出了雙重任務要求。如何借力媒體融合，從技術到管理再到理念，推動自身從生產過程到模式機制的全面轉型升級，從而在國際競爭中實現跨越式發展，這對我國學術期刊的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在技術上，我國學術期刊需要運用媒體融合的理念，構建從生產、加工到、使用的一體化、數字化技術體系。從生產源頭開始，我國學術期刊應融合考慮多媒體、多終端的和使用，實現及時和高效的傳播。在發展模式上，我國學術期刊要將媒體融合理念運用到集群化建設中，推進集群的集約化發展。在經營和管理上，我國學術期刊要建立服務市場（作者/讀者）的理念，以市場實施資源配置［10］，針對不同群體開展個性化的服務。我國學術期刊要改變傳統的單向傳播思維，把作者、讀者放到與自己對等的地位，推進平等的互動交流新模式。作者、讀者地位的改變，是新媒體對經營理念的最深刻改變。
三、媒體融合背景下高校學術期刊轉型升級的探索——結合浙江大學出版社期刊分社的實踐
當前，全球傳媒產業的媒體融合變革仍在推進當中。高校學術期刊作為我國學術期刊領域的重要力量，應積極發揮自身依托高校的綜合優勢，主動探索媒體融合的技術、理念和機制，尋找有自身特色的轉型升級發展路徑。近年來，浙江大學出版社期刊分社加大期刊數字化、平臺化建設力度，通過密切學科合作，積極推進線上線下融合、集群化發展、立體化網絡建設和數字化流程改造，強化市場服務，借力國際合作，在探索多媒體融合與轉型發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有益經驗。
1．強化學科合作，推動線上線下融合發展
媒體融合背景下，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向網絡化“病毒式”的人際傳播方式轉型。學者個體的學術傳播作用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浙江大學作為國際化高水平大學，各學科學者數量較多，學者國際交流廣泛，對拓展學術期刊的國內和國際傳播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源。協同推動學科學者線上線下參與傳播，可以起到很好的國際化傳播輻射效果。浙江大學出版社期刊分社在辦刊過程中，積極利用所依托綜合性高水平大學的學科優勢，調動發揮學者力量，在線上線下融合發展方面做了有益嘗試。協同學科學者共建線上媒體，積極嘗試線上融合的方式。期刊編輯部除了自己搭建期刊網站，運營微信公眾號、微信讀者群、QQ群等多種媒體傳播互動平臺，還推動學者在個人的國內和國際社交媒體上期刊信息，或者推動學者建立自己的微信讀者群，引導期刊主編或編委直接參與微信讀者群的互動。這不僅拓展了期刊的線上傳播范圍，還為期刊的學術交流增添了活力。這在浙江大學出版社近年創辦的FoodQualityandSafety、IETCyber-systemsandRobotics、WasteDisposal&SustainableEnergy等幾個新刊發展中運用得比較成功。同時，在與學科的線下合作過程中，高校學術期刊可積極嘗試線下與線上的融合。如IETCyber-systemsandRobotics一刊，在與學科合作參與承辦2019年中國自動化大會過程中，一方面，布置了豐富的線下活動，如在會場設立展位、在會上設立優秀論文獎、組織學者在演講中展示介紹期刊、由主編和編委引導學者參觀展位等；另一方面，同步跟進相應的線上活動，包括建專門的工作群協調多方工作、由編委創建微信群與讀者互動、通過現場掃碼進群突出微信群IP的作用、在相關平臺對部分活動進行跟蹤報道、發起線上討論、組織線上優秀論文征集和報名并及時在線上公布結果等，有效地“圈住”了大部分專業學者，起到了會議散場但人不散的預期效果。通過發揮學科學者的積極性，挖掘學者的潛在媒體資源，浙江大學出版社期刊分社有力地促進學科的國際化發展，聚焦了一大批高端學術資源，促進了學科與該領域學術圈的深度交流與聯系，實現了學科與期刊的同步發展。
2．創新組織架構，推動規?；s化發展
當前，學術期刊規模化集群化發展是國際出版領域的公認趨勢，國際上大的學術期刊出版商或學協會大多較早進入集群化發展階段。由于各種原因，中國的學術期刊雖然在近些年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但總體“小”而“散”的局面仍沒有得到太多改變。很多實施集群化建設的期刊，大多也由于沒有統一核算、經濟人事管理權不統一、屬地化的辦刊管理等諸多體制機制原因，與國際學術期刊出版商或學協會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近些年，浙江大學出版社期刊分社通過運用新技術、新媒體，創新架構和模式，在推動集群的集約化發展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為加快發展速度，浙江大學出版社期刊分社通過充分發揮自身辦刊隊伍和平臺優勢，協同學科高起點創辦新刊，聯合相關學院的已有期刊，提出了“以一個平臺為核心，多點建設、多種辦刊形式并存，集群化發展”的集群建設理念。在這一理念的推動下，浙江大學出版社期刊分社在新刊創辦、規模建設等方面取得了較快發展，截至2019年上半年，其自主出版已達22種（18種擁有統一刊號），期刊集群規模超30種。但隨著集群規模的擴大，如何實現高效合作、團隊協作以及融合發展成為亟須解決的課題。2019年初，浙江大學出版社在原有期刊中心的基礎上重新組建了期刊分社，按業務重新組建了中文科技期刊編輯中心、英文科技期刊編輯中心、人文社科期刊編輯中心、期刊拓展中心、數字技術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含市場部）等部門。新組建的期刊分社在組織架構上改變了原來以單刊編輯部為主的模式，同時，圍繞集約化目標，浙江大學出版社期刊分社通過微信、數字平臺等分別建構了面向集群的多種協同方式，加強了集群內部的合作與聯動。通過建立統一規范的數字化和公共服務標準，進一步推動了內部資源的共享互通，“一核多點、集群發展”的高校特色學術期刊集群模式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3．加強新媒體建設，推進立體化傳播發展
Web2.0時代的社交媒體為學術期刊提供了新的交流傳播平臺，國際各出版機構大多通過這些平臺（比較熟知的有Facebook、Twitter、LinkedIn和新浪微博等）建立自己的新媒體傳播渠道，并且開始向立體化、全媒體的傳播網絡發展。據統計，愛思唯爾在Facebook、Twitter等主要國際社交媒體的關注者有28萬多人，牛津大學出版社關注者有133萬多人，《NEJM醫學前沿》更是有226萬多人［11］。這些社交媒體使得期刊的品牌以及作者的文章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傳播到網絡，從而與期刊其他客戶端平臺形成立體化的網絡傳播效應。近年來，浙江大學出版社期刊分社在新媒體領域加大建設力度，目前已建有“浙大學術期刊”“浙大學報英文版”以及各期刊等微信公眾號共計7個，總關注數量有10萬余人。公眾號面向各個讀者群體提供相應的學術資訊及學術服務，如FoodQualityandSafety公眾號面向食品領域，推送食品學科領域學者關注的相關科研前沿資訊和最新成果發現等，取得了較好成效，目前已擴大到3個微信群，為學者讀者提供了快速便捷的交流平臺。同時，浙江大學出版社期刊分社通過門戶網站、新浪微博、Facebook、Twitter、ResearchGate等進行定期的文章內容推送，以形成各類媒體的多維度傳播。2019年，浙江大學出版社還率先入駐了學習強國平臺，創建了“浙大學術期刊”強國號，自開通以來，該號已實現了單月累計閱讀量超過9萬人次、單篇最高閱讀超1.2萬人次的良好效果。
4．提升數字化水平，推動平臺化發展
雖然當前國際傳媒產業的媒體融合進程整體仍處在探索之中，在學術期刊領域，媒體融合最終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仍未可知，但目前行業比較一致的做法基本上是著眼于數字化，并向互聯網平臺轉移。互聯網平臺正成為媒體融合的中心，CamilleKraeplin和JakeBatsell認為，以網絡（平臺）為中心的融合將取代傳統媒體間的合作（或協作）［12］。2018年始，浙江大學出版社以承擔國家數字復合出版系統工程應用示范項目為契機，與北大方正、同方知網等合作，提出了全新的數字化網絡化平臺建設思路，希望打造從投審稿到結構化排版生產再到全媒體數字化網絡化的全流程學術期刊數字化出版體系。新體系試圖改變傳統的學術期刊生產模式，在提升效率、實現增強出版和全媒體出版的同時，引入學術畫像、大數據分析、知識圖譜、數字挖掘等知識服務概念，以便為今后從學術出版者和信息提供者向知識服務者的角色轉型升級提供可能。
5．強化自身定位，探索面向國際的融合發展路徑
我國學術期刊之所以會形成長期的“積貧積弱”局面，與其缺乏持久的動力相關。有研究者明確指出，當前我國傳媒領域存在融合創新主體動力不足的問題［2］，究其根本就在于定位不明，導致長期脫離市場和用戶。浙江大學出版社的期刊工作始終以服務學校的整體工作布局為己任，在學校的不同發展階段確立了不同的工作定位，在服務學校的同時，有力地推動和保障了期刊的發展。2000年，為支持學校的國際化建設，浙江大學出版社啟動了英文版學報的創建工作，經過近10年的創辦，先后創辦了3種英文版學報，這些學報成為國內最早一批進入SCI等國際知名數據庫的高校英文學報（同時，浙江大學出版社也是國內最早加入COPE、STM等國際學術倫理與出版組織，以及最早采用CrossMark、FundRef、ORCID和參與CrossRefTextandDataMining的出版單位），為浙江大學國際學術聲譽的提升做出了貢獻。2015年，在學校的大力支持下，浙江大學出版社開始啟動高水平學術期刊和服務平臺建設項目，瞄準并積極推動浙江大學優勢學科高起點創辦國際學術期刊，把學術期刊打造成國際化的學術資源會聚和交流平臺，服務學校“雙一流”建設（2017年浙江大學入選國家“雙一流”A類建設高校）。在此過程中，浙江大學出版社努力探索辦刊新模式，加強與學科的聯合與合作，推動學術期刊的國際化和平臺化發展，并通過與國際出版商的合作，借助國際出版商在國際學術出版領域已有的平臺和渠道優勢，探尋面向國際的融合發展路徑。浙江大學出版社先后創辦的FoodQualityandSafety、Bio-DesignandManufacturing、IETCyber-systemsandRo-botics等多種國際化新刊取得較快發展，其中2種已分別被SCIE、ESCI等國際數據庫及CSCD等國內數據庫收錄。
四、結語
媒體融合對中國學術期刊提出了全面的改革要求。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人類社會的發展離不開信息產生、交流和創新的推動。學術期刊作為學術信息傳播載體和交流平臺，其發展不僅與學術期刊的出版相關，還與學術科研進步、國家競爭水平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當下我國學術期刊領域正在發生的媒體融合，不僅對學術期刊出版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內在的變革要求，還對圍繞我國學術期刊的一系列外在體制機制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值得借鑒的是，早在1996年，美國國會就通過《1996年電信法案》，為美國傳媒業的跨媒體經營，以及電信、互聯網和廣電網之間的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要改變我國學術期刊的“弱”“小”現狀，除了在互聯網、數字化和新媒體等科技層面加快推進，還應在學術期刊的跨區域出版、審批制管理等制度方面進行相應的改革，為學術期刊的國際化發展和參與國際競爭提供更堅實的支撐。媒體融合不是階段性概念，而是一個長期的、持續的變革過程。“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高校學術期刊應抓住機遇，積極發揮依托高校的優勢（學科資源、學者資源等），面向國家創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需求，以開放合作、包容創新的理念，革新模式，重塑流程，實施融合發展，推動轉型升級，加強自身匯聚學術資源、反映最新研究的能力，從而更好地服務學科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