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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中國當代翻譯研究及翻譯學科發展中，學術期刊發揮了重要的協調組織和引領作用。“翻譯學術出版促進了翻譯學學科建設，翻譯學學科建設反過來也引領了翻譯學術研究與出版的方向”（許鈞2018：416）。近年來，學術期刊與學科發展的緊密關系越來越被譯界重視，2014年6月28-29日在暨南大學召開的首屆“翻譯學術期刊暨翻譯國際研討會”，作為在我國首次舉行的翻譯專業學術期刊交流的國際性會議，進一步推動了這方面的認識。就我國翻譯研究而言，目前相關刊物較過去已有增加，其中，《中國翻譯》《上海翻譯》（原《上海科技翻譯》）《中國科技翻譯》是三本傳統翻譯研究期刊，也是辦刊歷史都已經超過30年的專業學術期刊，其辦刊宗旨各有特色，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翻譯學的學科發展。此外，《外語與翻譯》《東方翻譯》《民族翻譯》《翻譯界》《語言與翻譯》《譯界》《翻譯論壇》等翻譯學術期刊以及其余30余種外語類期刊都設有獨具特色的譯學專欄，共同為學術交流搭建平臺，啟迪思想，構建翻譯話語體系。本文以《上海翻譯》為個案，從創刊、應用翻譯學科的建立、當下譯學研究戰略導向三個維度，嘗試探討編者的主體性與期刊學術引領之間的互動作用。
2.《上海翻譯》創刊與方夢之的科技翻譯研究
譯學期刊的誕生，體現了譯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而譯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往往受時代精神、民族（或地域）傳統和個人特色三大文化要素交互影響制約，而前兩大要素往往又體現在后一要素之中”（Holmes2007：VII）。以下就從《上海翻譯》創刊的時代背景、創刊特色和編者的譯學研究者主體特色三方面，闡述期刊的學術價值與主編主體性的間接性關聯。
2.1創刊背景
20世紀80年代，在“科技是生產力”的政治經濟背景下，科技翻譯和科技翻譯研究“異軍突起”，成為應用翻譯研究的“領頭羊”。學術期刊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學術交流、學術會議的呼應下應運而生。《科技英語學習》（現為《當代外語研究》）、《上?？萍挤g》、《中國科技翻譯》依次創刊，為應用翻譯研究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學術交流的場所。同時，各地區乃至全國性的翻譯研討會陸續展開，比較有代表性的全國科技翻譯研討會，自1984年在成都召開以來，至今已經舉辦過17屆。1986年5月，《上?？萍挤g》創刊，首任主編由賀崇寅擔任。林煌天在創刊號發文，希望刊物“能成為廣大科技翻譯人員探討科技翻譯問題，交流科技翻譯經驗，學習翻譯技巧，宣傳科技翻譯事業，傳播科技譯事知識和科技信息的園地”。錢偉長在“發刊詞”中指出，該刊創辦于“改革創新、開拓前進之時，誕生于內外交流頻繁、科技信息密集之地”，恰是天時地利人和?！渡虾？萍挤g》在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同時，也為我國翻譯研究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2創刊特色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因國家大力倡導科技發展，科技英語熱應運而生，所以此時的欄目設置以應用為主，如“技巧”“譯例”“詞語譯述”“隨筆”等。從1986年首刊到1988年底，《上?？萍挤g》共出版16期，發表文章322篇（不計通訊、會訊、編者按等）。欄目共有13個，分別是翻譯理論與技巧、文獻與術語翻譯、翻譯史與翻譯教學、口譯、機器翻譯、詞語譯述等。這一階段，科技文體翻譯研究成為研究重點，如金融專業英語及其翻譯、產品說明書、科技新詞、科技口譯、絲綢出口商品廣告、科技新聞、中醫術語、標準文獻翻譯等。借用契合時代的研究話語闡釋這些論題則涉獵文本類型、科技翻譯史、翻譯技術、科技寫作及科研方法等視角，體現出編者的學術洞察力。
2.3編者的譯學研究者主體性
創刊初期，篳路藍縷，體現在物質保障、人員配備和籌集稿源等方面。編輯部設在4平方米的小房間，“這與《上海翻譯》在作者和讀群中的知名度以及在譯界的學術地位形成了極大的反差”（方夢之2011：207）。其艱苦創刊的經歷使人聯想起ChineseLiterature1949年初創期，既無編輯部，也沒有編委會，更沒有專業編輯和翻譯人員，主要由葉君健及其助手洪楚賢負責編輯工作，屬于自選、自編、自組織翻譯（雷超2018：194）。人手不夠是1989年《上?？萍挤g》由雙月刊改為季刊的兩個主要動因，且籌集稿源特別困難，編者也曾親自上門約稿。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方夢之學術研究從英語研究逐漸過渡到科技英語、科技英語翻譯中的語言問題、文體要素等方面的研究。在1988年“中西部科技翻譯研討會”上，方夢之的《文體研究與科技翻譯》榮獲一等獎，代表了那一階段國內的研究熱點和水平。與此同時，方夢之在辦刊中也踐行自己的翻譯研究理念，力倡以文體翻譯研究作為應用翻譯的主要對象，為全國應用科技翻譯做出重要貢獻。
3.應用翻譯學科分支建立與編者主體性
刊物是團結作者、凝聚譯學、組織爭鳴的有利媒介。構建“作者-編者-讀者”三位一體的學術共同體已成為《上海翻譯》的辦刊思路。
3.1穩定的作者隊伍
對于一份學術期刊，作者、編者和讀者同屬于一個學術共同體。《上海翻譯》以應用翻譯學術圈作為交流互動陣地，凝聚應用翻譯研究的作者、讀者。通過設置專欄，分享譯言，形成學術共同體?！渡虾７g》一方面開設“爭鳴商榷”、“學術爭鳴”、“評論專議”等欄目；另一方面及時更新“生態翻譯學研究專欄”“中國翻譯家研究專欄”“翻譯教材建設專欄”等專欄，以期聚焦翻譯熱點。比如，“關于翻譯理論與實踐關系的討論”（2003）專欄就起到了學術爭鳴的作用。以文會友，參與學術共同體的培育和建構。在《譯林回望》（2014）中，方夢之回顧了與學界、出版機構、辭典編撰的對話、合作；與葉篤莊、王佐良、羅新璋、郭建中、許淵沖、劉宓慶、劉重德等對話譯學名家；與吳同、陳忠誠等編讀往來敘友情。方夢之尊重學術，亦珍重友情，在《譯林夕照》（2011）“亦師亦友”篇，記7位長者（章永源、錢紹昌、劉祖慰等）的幫助或提攜。他為同行的專著撰寫序言近20篇，先生作序也談及友情，但更多是說書論稿，切磋學術。這些副文本為編者和作者提供了交換角色的空間，為發揮期刊的引領作用提供了保障。期刊注重扶持、培養青年作者，搭建老中青科研梯隊。首先，《上海翻譯》從創刊初期，就注重扶持青年作者，當中不乏成長出來的知名學者、教授，如許鈞、陳小慰、曾利沙、穆雷、胡庚申、黃忠廉、王宏、任東升、韓子滿、楊榮廣等，這些知名學者依然與該刊保持友好互動的學術型關系，這是期刊與讀者、作者共贏的局面。期刊既培養精品、又呵護成長型年輕學者。其次，該刊一直注重基礎性、實踐性的應用翻譯研究，鼓勵從事基礎教學和翻譯實踐的譯者，發表經驗分享、實證研究等文章；也支持在語言服務、技術支持、網絡翻譯背景下，諸多新模態翻譯范式的探討，由此吸納、團結了一批年輕的作者。堅持三界聯合（即譯界、期刊界和出版界）的良性互動是當下翻譯學走出國門的有效嘗試，方夢之長期兼任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特聘高級編審，以及多家翻譯研究叢書、教材的編委，也曾為引進圖書撰寫導讀和書評。他的一些著述代表著我國外語教學和翻譯研究的最新水平，也引導他一直緊跟學科前沿，保持著與權威學者的學術探討和交流，對于把握期刊的學術質量起到重要作用。
3.2專家型主編
一個稱職的編者往往可以超越作者的視野，依據整個學術發展的趨勢發現文章蘊含的價值，通過組稿，發揮編者再創造的作用。方夢之的編輯生涯處處滲透著學者型的引領作用。20世紀90年代，科技翻譯從密集基礎研究向“科技翻譯理論研究”（李亞舒1997：36）過渡，翻譯研究在社會科學、外交、貿易等各個領域迅猛發展，且呈現出多元理論的趨向。這一階段方夢之從參與多學科、多視角研究到聚焦于應用翻譯研究的全面分析和總結。有鑒于此，《上海翻譯》在國內率先關注功能翻譯理論，發表陳小蔚的《簡評“譯文功能理論”》和《試論“譯文功能理論”在應用文類翻譯中的指導作用》，此后功能翻譯理論在國內掀起了研究的熱潮。2007年，賈文波的《功能翻譯理論對應用翻譯的啟示》和何慶機的《國內功能派翻譯理論研究述評》是該刊持續關注功能翻譯理論的表現。翻譯目的和譯文功能需要因文體而變化，所以方夢之（2003：49）認為“功能目的論對應用翻譯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和很好的“適用性”（熊兵2012：12）。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內譯界開始圍繞翻譯學、學科建設展開討論。《上?？萍挤g》2005年及時更名為《上海翻譯》，以期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需要，促進翻譯學科的發展。在譯者“顯身”的主體性研究方面，《上海翻譯》又一次起到了引領的作用。高寧（1997）的《論譯者的主體性地位———兼論翻譯標準的設立原則》1，領先于21世紀初譯界對譯者主體性的熱議。21世紀以來，我國開始客觀冷靜地反思譯學的中學、西學之綜合功用，著手聚焦翻譯本體和“文化轉向”對它的干擾。劉英凱（1997）的《試論奈達“讀者反應論”在中國的負面作用》，“標志著我國譯界對國外譯論洗耳恭聽、一味吸收的時代已經過去，有分析地、有批判地審視外來譯論的時期已經來臨”（方夢之2015：IX）。曹明倫（2006）呼吁以翻譯研究為主、文化研究為輔；錢紀芳（2010/3）提出和合翻譯思想。此外，方夢之除了通過選稿、組稿的形式推動譯學發展，還親力親為地參與中國譯學體系的建構。2006年方夢之的“一體三環”論不僅展現出譯學研究的發展走向，且表現出極具中國特色的哲學思辨性。2010年之后，學科發展期待新的理論突破，呂?。?013）發表了“復雜性科學”的相關文章。范武邱（2012：38）指出，科技翻譯已經不能單純靠借鑒文學翻譯的研究路徑，必須結合自身特點，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間。應用翻譯學理論與實踐研究需要深化與創新。曾利沙（2013）從宏-中-微邏輯范疇進行翻譯學理論體系的系統整合。翻譯市場催生理論化的翻譯研究，語言服務急需學科教育體制的保障，應用翻譯學因勢利導，學科版圖逐步確立起來。1999年方夢之榮休之后，依舊保持著旺盛的學術活力，開啟了“學術研究的第二個春天”，組織會議、編撰辭典、參與譯學體系建構，而這些學術積淀最終都通過期刊體現。自2003年始，應用翻譯研究已經從泛泛的理論探討和實踐經驗總結向建構體系、課程設置和學科建設發展。這些與方夢之的譯學活動和譯學思想密不可分。因此對主編譯學思想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把握應用翻譯當下的問題和發展前景。
3.3編者與讀者的互動
讀者是期刊的一面鏡子，只有文章的學術價值得到認可，編者的智慧和社會價值才能得到體現。編者通過研討會等與讀者、業界接觸，敏銳地捕捉譯學新成果；有目的地邀約國內外特定研究群體，通過期刊的話語，促進譯者的平等對話。召集學術會議，融洽編-讀關系?！渡虾７g》堅持開門辦刊，開辟多種與讀者交流的溝通渠道，單獨或聯合有關單位舉辦各類學術活動。先后與英國文化交流協會、德國駐滬總領事館、《中國翻譯》編輯部等聯合舉辦全國翻譯競賽5次，全國翻譯教師暑期研習班6次（2002、2005、2014、2015，2012、2013兩次與外教社聯辦）。自2003年起，與中國譯協及各地高校共同主辦全國應用翻譯研討會八屆（見表1），其他全國性翻譯研討會多次。國內學者紛紛對會議的最新學術思想進行跟蹤反饋，如賀愛軍、傅敬民對第七屆的透視，車明明、賈文波分別對第六屆和前五屆的綜述，以及會議策劃人方夢之對第四屆和首屆會議的總結。會議的代表性觀點《上海翻譯》都同步進行了刊登，便于譯界切磋。此外，韓子滿（2005）、楊榮廣、黃忠廉（2016）等還結合國內期刊中的“應用翻譯”進行了定量統計分析，為應用翻譯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論積累和數據參照。應用翻譯研討會的定期開展，起到了“凝聚共識、壯大隊伍、穩定方向、推陳出新、繁榮學術的重大作用，在國內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應用翻譯理論研究的高潮”（賈文波2014：86），凸顯了期刊引領學界研究熱點的作用。正如巴金整個的編輯生涯始終堅持搞好作者和讀者的關系，并把它當作是自己編輯工作的奮斗項目（蔣成德2014：9）。《上海翻譯》編者在處理三者關系上，不僅堅持做好編輯的中介、橋梁作用，還致力于提升編輯自身的學術性、專業性，力求達到文化的有效傳播和編—讀關系的良性互動。
4.關注國際前沿，凸顯應用翻譯研究的戰略導向
從2013年第4期開始，方夢之卸下主編的擔子，轉為名譽主編。在2014年的第1期，何剛強發表了主編寄語，表明期刊不但要保持“研究接地氣、文章追技道”的傳統辦刊理念，而且在對譯學研究的跨學科、創新性上爭取繼續保持學術引領作用。“學術是天下的公器，這公器要大家維護，包括作者、編輯和審稿人。而在維護共同體之時，永遠不能忘記學問本身”（羅志田2018：6）?！渡虾７g》作為具有歷史使命、旨在傳播應用翻譯知識、促進科學文化繁榮的學術期刊，歷來秉持自己的辦刊原則———學術性、實用性和可讀性。學術性，是學者型主編方夢之一貫主張和宣揚的，學術是期刊的生命，體現在宗旨上就是“探討譯道，切磋技藝”。實用性，體現在“聚焦應用，引領實踐；倡導爭鳴，助推教研”，也體現在翻譯教學的實踐觀、翻譯策略、技巧等傳統欄目的設置?？勺x性，編者注重培育良好的編—讀關系，以不同形式與讀者、作者互動，爭取做到“修辭立誠，廣納雅言”，從而實現期刊傳播文化之功能?！渡虾７g》在理論思考、應用探討、翻譯教學等欄目作出的最新調整，體現了編者對譯學研究話語體系的宏觀推演，對時代特色主題視角的密切關注，對應用翻譯研究戰略導向的最新把握。
4.1國際譯學視野
隨著全球化和本地化趨勢的加速發展，翻譯研究步入多元化、深入化和科學化，翻譯學術期刊在理論創新和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方面表現更大的參與度和積極性。諸如《中國翻譯》《上海翻譯》等期刊都通過理論創新、譯學前沿、新書評介、譯論研究、特別報道等欄目，組稿關注國際譯學前沿，把握學科發展趨勢，引領理論創新。為打破西方翻譯理論一統天下的局面，《上海翻譯》著手搭建東西方翻譯理論真正平等對話的平臺。分別在2011年和2017開設生態翻譯學專欄，助推中國特色學派的國際影響力；由周領順（2015）創建提出的“譯者行為”批評走向了國際視野，拓展了翻譯批評的研究空間。面對中國譯學國際話語權不充分的現狀，劉立勝（2017）基于國外七種權威譯學期刊發文的統計分析，探討新時期中國學者在國際譯學的刊文特點，及其與國際同行譯學研究的差異。方夢之于2016年至2017年，也參與國際譯學的討論，發文指出：“國外譯學研究步伐放緩，系統新理闕略，引進的學術資源漸少。另一方面，國內譯學界自主意識加強，已從國外翻譯研究的追隨者轉變為同行者，正在創新自己的譯學體系和學術話語。不過，引進國外的先進思想，借鑒國外的有效方法，仍然是我國的學術方針”（方夢之、袁立梅2017：1）。鑒于中國雖然是譯學研究大國，但還不是翻譯強國。呼吁國人創立自己的譯學話語體系，并帶頭探究其方法論問題。隨著國內應用翻譯市場、翻譯服務、本地化、翻譯規范與標準及翻譯倫理等方面的深入發展，《上海翻譯》以市場為導向，關注應用翻譯的社會實踐。2017年第4期，刊發“國際高端海事語言服務與翻譯人才培養———國內首個海事語言及應用博士學位點建設的探索與實踐”；2017年第5期，刊發“國際標準化文件的特點和翻譯的‘標準化’”；2017年第1期，穆雷、沈慧之等基于全球語言服務供應商100強的調研分析，總結出面向國際語言服務業的翻譯人才能力特征。此外，吳攸、李珂珂（2016），王斌華（2014），呂和發、鄒彥群（2014）等論文，均體現了《上海翻譯》對國際譯學的關注和反思。《上海翻譯》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為提升中國翻譯話語的國際地位，一直在譯學的中西互鑒中致力于生成推動國際譯學發展的中國學派；其提供的新觀念、新思維、新方法體現出關照現實的問題意識。
4.2凸顯刊物的戰略導向
為適應新時期國內外翻譯理論與實踐發展的需要，保持期刊宗旨不變，特色更加鮮明，新時期的《上海翻譯》適當調整欄目設置，突顯以下八個主題：應用探討，理論思考，翻譯教學，典籍、文化、詞語之窗，譯家研究，翻譯與技術，口譯研究，政策、時政。《上海翻譯》一直以“應用”翻譯為研究重點，在順應應用翻譯研究的時代要求中，“應用探討”作為一傳統欄目，展現出更大的包容性，致力于找準理論與實踐的切合點。在該欄目的116篇文章中，引用率最高（76次）的是《中國文化走出去與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緊隨其后的是《“ThickTranslation”研究20年:回顧與展望》（46次），其他排名靠前的主題有“傳播學視角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英譯”、“認知-功能視角下定語從句翻譯”、“文化外譯”、“多模態”、“文化缺省”等。研究體現出“時代主題變遷對翻譯研究范式的影響”（魏清光2018），以及文化“走出去”（白玲、馬會娟2019）背景下的研究視角多元、文化自覺意識、問題意識凸顯的趨勢。“理論思考”板塊，凸顯學術引領性、前沿性和原創性。在“理論思考”欄目下的70篇文章中，被引用次數排名前15名的論題有“國際語言服務業”、“翻譯傳播學”、“語料庫翻譯學研究”、“譯者主體性”、“翻譯研究的創新與規范”、“翻譯策略”、“應用翻譯倫理”。編輯部為推動譯學持續發展，創設翻譯研究戰略論壇，迄今共舉行了四屆（2014、2015、2016和2018年），共商譯學的宏觀戰略走向。同時結合具體歷史語境開設專欄———生態翻譯學、文章翻譯學、變譯理論、社會學視角的翻譯研究和多重視角。我國目前流行的應用翻譯研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流派有：劉滿蕓（2016）的共生翻譯研究、周領順（2015）的譯者行為批評戰略、胡庚申（2017）的生態翻譯學、黃忠廉（2018）的變譯理論、陳東成（2018）的大易翻譯學等。這些匯集古今中外學術思想而新創的研究路徑，代表著翻譯學術探索的新思維，通過《上海翻譯》為主要探索陣地得以擴大影響，現已經逐漸成為我國應用翻譯研究方面的中堅力量。當代，在翻譯學成為獨立自主學科的發展過程中，翻譯教學和翻譯學位教育取得“突飛猛進”的成績。期刊發文側重人才培育、MTI、師資、教材等，重視教學上的技術運用和服務國家戰略。此外，語言與翻譯服務呈現產業化態勢，人機互補翻譯、本地化項目管理（崔啟亮2015；王華樹、劉明2015）、眾包翻譯、譯后編輯、翻譯技術（李彥、肖維青2018）等升級為翻譯的后發潛力，《上海翻譯》及時對此予以報道和關注。編輯部在2015年和2018年分別舉行了翻譯技術培訓和新時代翻譯技術與翻譯研究融合創新研討會。其中，在2018的研討會上，來自學界和業界的與會代表，圍繞翻譯技術的本體、倫理、知識體系和教學研究等主題深入探討。方夢之指出，此次會議“具有開創性、甚至里程碑式的意義”。關注現代信息技術和國家文化戰略、翻譯實踐行為，可以拓展應用翻譯的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凸顯刊物的戰略導向。期刊在一些傳統欄目如“典籍譯研”、“詞語之窗”、“文化譯研”等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發文質量，體現出翻譯研究“去西方中心主義”和“基于中國獨特翻譯現象”的變化路徑。同時，增加了翻譯政策、時政的探討，體現了服務國家戰略和積極參與國際話語建構的歷史擔當。在口譯研究方面，期刊表現出一如既往的支持。在翻譯家研究方面，期刊獨辟蹊徑，不僅仍然保持對應用翻譯家的研究熱度，而且開始探索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單宇、范武邱、蔡萬爽2019）等內容，開拓了譯家研究的視野，豐富了譯學史料。
5.結語
期刊編者在期刊中扮演著軸心的作用，通過其主體性作用的發揮，突顯作者、編者和讀者的共識，構建學術研究共同體，從而將翻譯與翻譯實踐的現實世界聯系起來，更大程度上發揮期刊跨文化交際的意義。創刊于1986年的《上?？萍挤g》不僅見證了應用翻譯研究從科技翻譯起步到分支學科建立、成長的歷程，也為翻譯學科的創建和發展，為我國翻譯實踐和理論研究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方夢之是我國應用翻譯的實踐者，更是應用翻譯研究的倡導者，他擔任《上海翻譯》期刊副主編、主編近30載，在轉為名譽主編后，至今仍然悉心關注期刊的編審工作。本文認為，方夢之作為編者在辦刊過程中充分彰顯了其主體性，主要體現于四個方面：一，“做一名學者型主編”的崇高目標和甘愿“為他人做嫁衣”的翻譯情懷。二，扮演學者、編者等多重角色。三，學術視野開闊，理論素養深厚，邏輯思維縝密，確保《上海翻譯》能及時反映學術時代性。四，堅持落實“作者-編者-讀者”三位一體的辦刊思路，認為讀者至上、作者為伴、編者權威，三者缺一不可，相互提攜構成學術研究共同體。他的編者主體性，既成就了刊物，也為期刊引領學術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