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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思維正在逐步推進人際交往、商業生態和社會結構的變遷，眾籌模式在互聯網思維的孕育中正在改變和挑戰著各種傳統的思維定式。眾籌模式自從誕生以來發展迅猛，得到了各行各業的高度關注，在出版領域也有不少項目通過眾籌取得了驕人的業績。但是，眾籌模式如何有效地與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相融合，目前還未見到成功的范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市場的寡頭壟斷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發展，急需通過眾籌模式等新的思維和方式，催生越來越多的數字出版平臺，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來實現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有序運營和良性發展。筆者從回顧眾籌思想的源起與演化入手，分析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眾籌模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最后提出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眾籌模式的宏觀思路和實現路徑。
一、眾籌思想的源起與演化
眾籌思想的基本訴求就是通過大眾進行籌集，包括資金以及各種資源，從原始社會的集體圍獵到現代社會的金融系統，可以說眾籌是自古就有的資源整合思想。追溯現代眾籌思想的起源至少要把目光拉回到12世紀的法國，當時通過銀行的證券交易就已經發生。通過公司發行股份的做法最早從意大利傳到英國，從而催生了當下全球性的股票市場。眾籌思想可以通過很多形式來實現，世界各地的合作社、各種各樣的金融行為、五花八門的公益行動、公共財政的購買和補貼等都可以理解為眾籌思想的落地途徑，只是隨著不同領域的專業化管理和規制策略的不同而衍生出不同的具體行業。時下談及的眾籌實際上是歷史久遠的眾籌思想與互聯網思維的融合，剝離掉已經成型的許多原本屬于眾籌思想實現路徑的具體行業，把關注點聚焦于通過互聯網社交化的大眾籌資行為，從而使眾籌思想在互聯網技術的保障下更加徹底和全面地落地生根。眾籌思想的本質內涵是融資，而融資的本質內涵是助推，助推的目的是使想法和創意變成現實。自從第一個眾籌平臺ArtistShare上線以來，定位于垂直型或者綜合型的眾籌平臺紛紛出現，其中Kickstarter和IndieGoGo是兩個最成功的綜合型眾籌平臺。從整體上來看，垂直型和綜合型眾籌平臺各有優缺點，應該理解為成熟的眾籌市場所必需的。從眾籌的類型來看，主要有回報型眾籌、募捐型眾籌、債權型眾籌和股權型眾籌等。自從美國國會批準了JOBS法案，股權型眾籌在美國獲得了合法的身份，而債權型眾籌和股權型眾籌在我們國家還沒有得到法律的明確認可，但是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理念的推進，各種眾籌形式應該成為降低創業門檻的有效制度安排。中國人際關系的差序格局和熟人文化，使眾籌在中國的發展與西方社會有許多不同，中國人的圈子文化與互聯網社交網絡的疊加對于眾籌的發展可能如虎添翼，血緣關系可能通過眾籌植入經濟體，經濟體通過產權關系進一步演化出類血緣關系，從而循環遞進推動眾籌在中國穩健發展。中產階級和消費社會也為眾籌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同時眾籌也會逐步改變組織模式、商業模式、融資模式和商業生態，滿足人們多元化的社交需求，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促進自由人進行自由聯合。
二、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眾籌模式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隨著眾籌向專業化發展，出版項目除了依托綜合型眾籌平臺以外，能夠提供出版領域差異化服務的垂直型出版眾籌平臺逐漸產生，如Unbound、TenPages、FundI/O等。自從2011年眾籌進入中國以來，有不少出版項目通過綜合型眾籌平臺進行了眾籌，其中也有極少數的學術期刊出版項目，如《清華金融評論》等。但是，對于傳統的學術期刊出版項目來說，與眾籌模式的有效融合還存在很多障礙。首先，嚴格的準入審批使學術期刊難以自由創辦，對現有學術期刊的眾籌不會有太大的吸引力；其次，公共財政供養的學術期刊從業者難以具有參與眾籌的積極性，體制性的因素會把眾籌的夢想扼殺在搖籃之中；再次，學術期刊連續性出版的特質很難像圖書出版一樣提供有吸引力的話題，學術期刊的學術性也縮小了社交網絡社群的參與范圍；最后，個人和民營企業不允許創辦學術期刊，使有眾籌愿望和積極性的出版主體無緣于學術期刊出版。相比之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沒有太多的準入限制，民營企業可以涉足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的建設，使眾籌模式與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融合有了體制性的基本保障。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大數據技術、云出版技術、語義出版技術等相關技術逐步成熟，進一步使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的建設和運營也逐步規范化，從而通過眾籌模式實現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的建設具備了可行性。國際上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有很多成功的運營模式，而且數字出版平臺的建設技術也逐步變成常規技術，數字出版平臺的建設成本下降速度很快，能夠完成數字出版平臺建設的市場主體越來越多，通過外包模式實現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建設的成本可控性和可行性已經凸顯。雖然，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建設完成后需要可持續地運營，但是數字出版平臺可以分期建設逐步實施，每期建設都可以通過眾籌來籌集資金，從而降低眾籌的難度，提升眾籌成功的概率。例如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一期工程可以先滿足常規數字出版的需求，二期工程實現數字出版平臺的社交化，三期工程實現數字出版平臺的進一步升級等。目前，我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商業模式單一，從而使寡頭壟斷成為數字出版領域的結構性特征，導致學術期刊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之間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打破學術期刊數字出版領域的市場壟斷，催生不同商業模式的數字出版平臺，從而使數字出版領域實現有效的市場競爭，這是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市場良性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眾籌模式的內生條件和現實必要性所在。
三、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眾籌模式的實現路徑
學術期刊數字出版所傳播的學術內容具有較強的公共性，完全由市場來支撐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的運營是與學術內容的公共性背道而馳的，因此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的可持續發展應該由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和市場主體來共同分擔相應的責任。在我國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實踐中，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等數字出版平臺都曾經得到過政府部門的資助，只是沒有足夠的競爭，這些數字出版平臺不會主動降低銷售價格。市場、社會和政府這三大主體來協同共建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本身就是眾籌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政府應該提供足夠的公共財政補貼，社會組織應該發揮動員和引導社會公益力量的優勢，積極組織公益捐贈，從而減少眾籌所需籌集的資金數量，降低眾籌的難度。在寡頭壟斷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市場，每增加一個數字出版平臺都是對數字出版市場結構的改良，對于整個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市場都提供了公益價值，因此政府對于新生數字出版平臺的財政補貼可以改進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市場結構。在銷售價格快速增長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市場，每增加一個數字出版平臺都會增加平臺之間的競爭，從而降低學術內容的銷售價格，提升學術內容的可獲取性，對于整個學術交流體系的效率提高都提供了公益價值，因此政府對于新生數字出版平臺的財政補貼可以改進學術交流體系的效率。在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眾籌項目的具體操作中，項目發起人最好事先爭取政府部門的公共財政補貼，并把政府財政補貼的資金公示出來，以提升眾籌項目的公信力，從而減少眾籌投資人的顧慮和懷疑；項目發起人最好由相關的社會組織來擔任，同時明示負責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建設和運營的市場主體，因為社會組織往往相對于一個市場主體來說具有更大的號召力，有利于數字出版平臺眾籌項目獲得成功。例如，在公路交通行業計劃建設一個專業性、行業性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可以事先爭取交通運輸部等政府部門給予部分財政補貼，由中國公路學會等相關社會組織來擔任項目發起人，同時公示交通運輸部所給予財政補貼的金額以及負責具體建設和運營的市場主體的詳細情況，包括注冊資金、職員簡歷、公司業績等。這樣，眾籌項目投資人就很容易判斷數字出版平臺項目得到政府部門資助的幅度以及還需要籌集的資金數額，從而容易做出投資的決策。眾籌的本質要求是通過社交網絡實現籌資，因此不論是作為數字出版平臺項目發起人的相關社會組織還是負責建設和運營的市場主體都要充分發揮社交網絡的作用，積極宣傳和推銷數字出版平臺項目，盡可能發動圈子內的熟人關系首先帶動投資，這對于眾籌項目的成功是極其必要的。從Elsevier、Springer等國際知名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來看，這些數字出版平臺所出版的學術期刊數量都沒有超過3000種，而國內的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等數字出版平臺所出版的學術期刊都超過或者接近8000種，對于新生的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來說，基本上是舉步維艱，因此政府部門對于現有數字出版平臺所出版的學術期刊數量進行規制是當務之急。
四、結語
眾籌既可以滿足人們的投資需求，又可以滿足人們的社交需求。通過眾籌模式來推進學術期刊數字出版平臺的建設和運營，可以聚合有志于出版行業以及夢想、愿景和價值取向相近的社會精英，不僅可以籌資，還可以籌人、籌智，甚至可以籌市場、籌口碑、籌勢能。眾籌模式如果能夠在學術期刊數字出版領域得以成功運用，會極大地推動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產業的有序發展。當然，眾籌模式還有許多值得規范的地方，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規范化發展都需要深入的實踐，因此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眾籌模式的有序開展同樣可以為眾籌模式的規范化提供實踐基礎。從眾籌模式的實踐來看，投資人往往不是僅僅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投資的份額也趨于均衡，因此眾籌模式所產生的市場主體具有去中心化和社會企業的明顯特征，這種市場主體與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的公益性特征非常吻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學術期刊數字出版眾籌模式的價值就不僅僅是催生更多的數字出版平臺，使數字出版市場有序競爭那么簡單，這種模式更為重要的可能是創造了適應學術期刊數字出版這樣強公共性行業的市場主體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