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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科學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大科學的發展不僅表現在科研規模的擴大,更多地還體現在越來越多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機構的學者之間學術合作關系的建立,這一現象從上文中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率的統計分析中已經得到驗證。在掌握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整體情況和各學科學術合作分布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研究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的特征及其演變,從而揭示學術合作過程中學科知識的流動軌跡和學術合作的傾向性與變化趨勢,本節將采用社會網絡分析的相關方法和指標,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合作網絡特征進行量化研究,以展現其學術發展的演化脈絡與知識流動軌跡,為相關部門掌握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與發展態勢提供參考。
1學術合作網絡整體特征演變
在社會網絡分析中,學者們經常使用網絡的度分布指數、網絡的密度、群聚系數、網絡的傳遞性和網絡匹配性等指標來量化地反映整體網絡的規模和中心化程度等問題。對復雜網絡的結構進行社會網絡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確定所研究網絡是無標度網絡(BA網絡),即網絡中節點的度數中心度與該中心度的節點數量關系服從冪率分布:其中k為節點的中心度,f(k)為中心度為k的節點的個數,r即為該網絡的度分布指數。通過對比不同網絡的度分布指數,可以得出網絡是否存在較多的HUB節點,度分布指數越小,網絡中的HUB節點數就越多,整體網絡受該HUB節點的控制程度就越高,根據王林等人的研究,度分布指數在1-2之間時網絡中存在較多的HUB節點,度分布指數在2-3之間時網絡中存在一定數量的HUB節點。網絡群聚系數用于描述網絡集團化的程度,即識別網路中是否存在中心節點的趨勢。網絡聚類系數越大,網絡的中心化趨勢就越高,即網絡越傾向或依賴于某個小團體之間的交互,網絡聚類系數與網絡的傳遞性指標相關性較高,但是網絡的傳遞性指標則更加關注的是網絡中三角形的數量。網絡密度則更關注的是網絡中的整體鏈接質量,該指標主要用于描述網絡中節點間交互的緊密程度,網絡密度越大,節點間的互動就越頻繁,網絡匹配性指標是對網絡結構和質量研究中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指標,其主要表征相連接結點對的度之間的相關性,即通過網絡匹配性指標計算來反映度較大的結點是傾向于與度較大的結點連接,還是傾向于與度較小的節點連接。通過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網絡的度分布進行擬合,得到其度分布曲線服從冪率分布(圖1左),其中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分別為2.85和2.17,根據上述王林等人的研究觀點,該指數表明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網絡中存在一定數量的HUB節點,并且機構合作中HUB節點的數量要高于作者合作網絡,這一點也可以有很直觀的理解,學術合作網絡中存在一定的集聚效應,各個研究機構間的實力是相對比較懸殊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計算合作網絡的群聚系數、網絡傳遞性、網絡匹配性和網絡密度指標(圖1右),從結果中可以看出,作者合作網絡在聚類系數和傳遞性上要高于機構合作網絡,但是在網絡密度上,機構合作網絡高于作者合作網絡,表明在作者合作網絡中,網絡中心化趨勢較高且,存在一定數量的三角關系,小團體結構較為凸出,而機構合作網絡中該現象相對較弱,從實際情況出發,這一結論也符合實際情況,即作者合作僅局限在較小的研究領域,其網絡結構稀疏且關系松散,小范圍內的學術合作較為頻繁;而對機構而言,其擁有較大的學術研究隊伍和研究領域,機構合作網絡密度較大,機構間的整體互動就比較頻繁。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學術合作網絡的內在匹配性指標上,作者合作網絡的匹配性高于機構合作網絡的匹配性,且機構合作網絡的匹配性為負值,該指標表明在學術合作網絡中,相比而言機構合作而言,作者合作網絡更傾向于強強聯合,即節點度較高的節點更加傾向于與節點度較高的學者產生學術合奏,而機構合作網絡中節點度較高的機構與節點度較低的機構間的合作比較頻繁。進一步對2000-2014年的學術合作網絡進行研究,以展示在這15年間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網絡的變化情況。通過對這15年間的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各項指標進行計算,由于對各年數據來說,合作網絡較為稀疏,網絡密度指標過小,因此這里將網絡密度指標單獨展示。從歷年網絡指標來看,從2002年以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網絡的整體結構都相對比較穩定,作者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基本保持在3以上,整個學者合作網絡中較少有HUB節點存在,說明在這段時期內,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較少有“大學者冶或“領袖學者冶出現,學術研究的領域細分和研究方向的細化導致學者都在專注于自己領域的研究,跨領域、復合型人才相對匱乏。而在機構合作方面,機構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基本維持在2左右,機構合作網絡中有一定數量的HUB節點,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表明從2002年起,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機構間的整體合作網絡機構相對比較穩定,HUB節點集中在其中部分機構之間。從網絡密度、網絡傳遞性、網絡匹配性和網絡群聚系數來看,從2000-2014年,機構合作網絡的密度波動較大,作者合作網絡中的網絡傳遞性、網絡匹配性波動較大,而機構合作是建立在作者合作的基礎上的合作關系,結合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網絡指標對比中可以看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機構間的學科設置、學術研究領域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也可以表現為互補優勢,即競爭與合作。由于在作者合作網絡的具體計算中,為了保證作者合作的準確性,采用“作者+機構冶的形式來規避作者重名情況以確保計算的準確性,基于該視角,這一結果也在另一方面表明不同機構或學者之間建立的合作關系會有一定的延續性,而作者合作網絡的網絡密度遠低于機構合作的網絡密度,說明這15年間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流動情況比較頻繁,持續合作的強關系相對較少。
2分學科學術合作網絡特征分析
基于前面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整體學術合作網絡的相關特征及其演變情況,但是上文中的統計也表明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合作情況差別較大,文學的作者合作率為10.91%,機構合作率僅為3.71%,在各學科中表現最低,而合作率最高的心理學的作者合作率與機構合作率分別為86.52%和40.35%,如此懸殊的學術合作情況,必然在學術合作網絡中也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基于此,本小節將學科出發,對各學科的學術合作網絡特征進行計算和對比分析,從而挖掘各學科學術合作網絡的特征情況,以便于相關部門在科研管理中對不同的學科采取更加針對的管理辦法。通過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的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結構進行計算,可以看出,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的學術合作網絡在結構上有較大差異。首先從各學科學術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與網絡密度中可以看出(圖6和圖7),作者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相對較高,其中社會學、經濟學、統計學、語言學、政治學、馬克思主義學科、民族學與文化學以及宗教學的度分布指數基本維持在3左右,表明這些學科的作者合作網絡中較少有HUB節點存在,作者隊伍不斷變化中,合作網絡中的核心作者相比其他學科并不十分明顯。在機構合作網絡中,各學科的度分布指數相對較低,基本維持在2.0-2.5之間,其中心理學、語言學、文學、藝術學的機構合作網絡的度分布指數較低,達到2.0以下,從該指標可以看出,這些學科的機構合作網絡中有較多HUB節點,有些機構在這些學科的研究中具有比較優勢,或者說這些學科的實力相對比較集中。除宗教學之外,其余學科的作者合作網絡的密度曲線較低,表明這些學科的作者整體隊伍較大,作者間的合作比較稀疏,而宗教學的合作網絡密度較大,一方面表現在該學科作者之間的合作關系較為頻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該學科的學科規模和作者隊伍較小,即網絡的規?；鶖递^小。相比而言,機構合作網絡中經濟學的網絡密度最低,這也說明經濟學的研究機構隊伍十分龐大,而各個機構間在合作關系比較稀疏。其次,從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群聚系數、網絡傳遞性和網絡匹配性指標上可以看出,各學科在作者合作網絡中的群聚系數、網絡傳遞性與網絡匹配性波動較大,特別是在考古學、文學、歷史學、藝術學和宗教學等這些人文學科,其作者合作網絡的群聚系數和傳遞性都較高,表明在這些學科都存在較多的網絡子群,且存在一定數量的三角關系,小團體結構較為凸出,說明在這些學科中學術資源相對比較集中,研究優勢較為集中。從網絡匹配性指標來看,作者合作網絡和機構合作網絡的各學科網絡匹配性波動都比較大,但是作者合作網絡的網絡匹配性基本保持在正數范圍,說明在作者合作網絡中,度數中心度較大的節點仍然傾向于與度數較大的節點建立合作關系,即強強聯合,但是各學科的程度上略有差異,文學、歷史學、法學、新聞學、統計學在這一方面表現的相對比價突出。在機構合作方面,其網絡匹配性指標基本為負數,該指標表明在機構合作網絡中,度數較大的節點與度數較小的節點間的合作比較頻繁,這一現象表明在機構合作網絡中,不同層次的機構之間合作關系相對較多,人員之間的互動較為頻繁,可能是由于人員深造、訪學等建立起的合作關系,其中管理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學科這一現象比較突出。
3從地區合作網絡演變看知識流動
在作者學術合作和其所在機構合作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作者機構所在地區間的合作及其演變,可以探索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近些年的空間發展歷程。經計算,在我國34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和特別行政區的全部合作關系中,有30%左右的合作關系是其他地區與北京發生的聯系,這也充分表明在我國地區學術分布中,北京是絕對的學術研究和文化中心。在具體分布上,江蘇與北京的合作關系最為緊密,占全部地區合作關系的2.52%,其次是山東和北京,下表3列出了地區合作關系強度排名前20合作地區,從中可以發現,出北京外,江蘇、上海、山東等中東部地區的省市也在地區合作中占據重要角色。通過對地區合作關系進行網絡化展示,可以更加清晰地研究各地區間的合作關系及其合作強度。從圖中可以看出,除北京與眾多地區都有較強的合作關系外,江蘇、浙江、廣東、上海等地區也與眾多地區有比較強的合作關系,而山東、河北、湖北、河南、四川等地區僅與北京的合作關系比較頻繁而與其他地區合作強度較弱,廣東與湖北之間也具有較強的聯系。除此之外,與澳門和臺灣特別行政區相比,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我國大陸地區的學術聯系比較緊密。在合作網絡指標計算的基礎上,為了從縱向上研究近些年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網絡中地區的角色變化情況,通過對歷年地區合作網絡的中心度指標進行計算,可以看出合作網絡中心的移動軌跡。從該結果來看,整體上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的地區合作上一直保持以北京為中心的態勢,但是2000-2014年間也出現了小幅波動,例如,2001年廣東的網絡中心度最高,到2006年江蘇的網絡中心度又排名第一。節點的網絡中心度指標可以反映該節點在網絡中的活躍程度,具體該學術合作網絡來說,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西部地區相對來說活躍度較低,但是從2008年開始,河南、陜西等中西部省份開始注重與外省建立合作聯系,具體表現在合作網絡中就是其網絡中心度排名開始逐漸前移,到2013年,陜西與外界的聯系表現非?；钴S,超過江蘇和浙江的網絡中心度,2014年,山東的網絡中心度超越北京和江蘇排名第一,這一系列變化說明,隨著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化,各地區特別是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開始注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和其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作用,通過頻繁地與外界交流與合作來不斷提升研究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