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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化進程與傳媒技術發展對人們的意識形態觀念產生著重大影響。霸權國家不斷采取種種手段“塑造”符合其現實利益訴求“認同”的“內涵”，使得后發展國家的民族認同陷于“破碎化”與“危機化”之中。這一態勢要求我們勢必努力維護自己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從重視學校教育、提升文化軟實力及創新教育內容等方面加強民族文化認同教育，以激發民眾的向心力，強化價值共識，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國家文化安全。
關鍵詞:
全球化;文化認同;認同危機;認同教育
全球化進程與新媒體技術發展將大量涌現出的文本、圖像與音頻帶給地球村各個角落的人們，信息傳播突破了傳統地理空間概念，將狹小的“觀看空間”與全球時空緊密聯結在一起，使世界各地的人們在共享同一種“文化經驗”的同時也將“社會關系”從地方性的場景中“挖出來”，這一情景對民眾的意識形態觀念產生著重大影響。同時，全球化語境下的當代社會個體總是處于“歷史/現實”“傳統/時尚”“東方/西方”所編織的網絡張力與文化膠著之中。特別是“80后”“90后”的年輕一代自幼感受著“美風日雨”的“浸泡”與沖擊，無疑會對其價值觀產生強烈的影響。另一方面，從未中斷過的我國傳統民族文化以其獨特的柔韌和頑強的生命力顯示出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精神。在這一“今與昔”“內與外”“雅與俗”的碰撞與博弈中，努力探索如何加強民族文化認同教育以激發民眾的認同感與向心力，強化價值共識，實現共同體成員的文化自覺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
查爾斯•泰勒在闡釋認同時認為，“我的認同”是由承諾和自我確認提供的“一種框架和視界”，在其中，“我能夠在各種情境中嘗試決定什么是善的，或有價值的，或應當做到，或者我支持的或反對的”。［1］認同是人們對自己身份的認知與確定，在“框架和視界”中建立獨特的價值立場與“正當”的行為規范，認同并非與生俱來且凝固不變的，而是在不斷的“再社會化”過程中逐步發展和調整的。埃文•戈夫曼指出，人們會不斷地“監控”社會環境，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調正期望與行動，以避免偏離“正常社會”的價值觀點。為了保持認同的連續性，在社會環境等因素發生改變時人們便會有與之相適應的一系列反應，“人們會產生一個新的認同來適應情景及其帶來的限制”。［2］因此，認同的“變成”過程往往會涉及個體與“他者”的持續性互動，通過“社會框架”界定社會角色以及“本我”與“超我”之間的博弈等因素。認同的過程是確認“自我/他者”之差別性的過程。“差異性”不僅可以確保“自我”的身份、價值與意義，也能夠辨識“自我”與“他者”的界限，并與之保持一種恰當的互動關系。拉康的“鏡像階段”指出個體的自我認識要憑借“他者的形象”，庫利的“鏡中之我”則揭示出“他者”的在場可促使個體辨識、衡量并維護“自我”被社會所充分接受，因此在獲得自我意識與自我認同感的過程中，“他者”是極為重要的。而民族認同強調了一個民族與“他者”的不同，以確定本民族與“異民族”的差異或“他性”，這種差異便標明了“本民族”區別于“他者”的規定性。同時，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矛盾沖突與權利博弈內涵其中，正如黑格爾在提到主奴辯證法中所闡述的:主人/奴隸之間經過了生死搏殺，贏得斗爭的主人通過奴隸作為他者的存在，才得以承認為主人，雖不親自對物進行改造(通過奴隸對物予以加工)卻享受了物。民族認同自18世紀作為一個概念形成以來便不斷被人們進行著重新解釋和塑造。作為植根于深層意識中的心理建構，民族認同既具有高度穩定性，也會在一定社會歷史情境中發生演化與更變。“民族的認同和共同體是由‘此處的感覺’和‘主格我們的感覺’構成的，前者源自在一個地方的共同居住，后者來自群體的團結和共有屬性。”［3］隨著現代交通方式與大眾媒介技術的飛速發展，國際社會在文化、政治與經濟等各個領域加快了交流與合作，社會關系的流動性與身份的相對化不斷淡化著“此處的感覺”，對“主格我們的感覺”產生著巨大影響。霸權國家不斷采取種種手段“塑造”符合其利益的“認同”的“內涵”，竭盡全力弱化后發展國家民族認同的粘合性紐帶與歷史文化共同性，使得后發展國家的民族認同陷于“破碎化”與“危機化”之中。當代文化發展對民族認同的多維度沖擊使“認同危機”成為一個全球性話題。吉登斯把全球化概括為具有決定與支配人們生活秩序的“遠距離行為”，“如果你碰巧生活在第三世界，這種遠距離影響的感覺似乎到處都是:從最具社會性標志的西方品牌，到跨國公司擁有你就職的工廠……”［4］一方面，移民浪潮使具有相同血統的人們居住得越來越分散，對認同連續性的保持與差異性的辨識都形成了無情的沖擊，其后果便是導致民族認同感的瓦解。同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的各種超國家行為體與次國家行為體的價值觀，以及思想理念對民族國家的民族認同與身份觀念也形成巨大的挑戰。另一方面，以西方文化為代表的“文化同質化”憑借資本擴張和技術優勢壟斷全球大眾文化的解讀，進而把握文化統治權，不僅關涉文化市場與經濟利益，而且更深刻地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穩定、國家安全與民族認同。來勢兇猛的文化全球化與價值多元化以不可抵制的強大力量顛覆著人們之前原本固定的秩序與觀念，摧毀著原有的意義感與歸屬感，動搖著之前具有的對社會身份的信念與對集體認同的共識，使“國家特性、國民身份危機成了一個全球的現象”［5］。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時空濃縮”的生存境遇對于后發展國家的民族認同而言，不僅僅是“危機”，而且也蘊含著重構民族認同的契機。當代政治、科技、文化語境所帶來的多重沖擊在動搖人們原有價值觀與民族認同感的同時也不斷地擴大民眾視野，在新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氛圍中形成新的價值觀念與認同范式。事實上，無論是主張認同模棱兩可并沒有清晰定位的“雜交的”世界文化，還是提倡應當退縮到傳統的族裔認同的觀點，都沒有較高的現實性，當后發展國家面臨西方霸權國家企圖以自身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對其強加“改造”之時，只有保持積極、自信與努力的態度應對挑戰，探索如何重塑民族歷史集體記憶，加強民族文化認同教育與創新民族文化符號才能更好地強化與提升“民族—國家”認同。
二
近代以前的傳統中華民族對“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的華夏文化具有高度自信，頗具“蒞中國而撫四夷”的文化中心意識，以天朝大國的優越感劃分中心/邊緣、自我/他者，并以此建構著民族認同。隨著西方現代性思潮的涌入以及地理科學的發展，人們開始對傳統“中心”觀念產生質疑，不斷深化對民族認同與文化身份建構等問題的思考。然而當歷史傳統/當下的縱向問題與全球化中西方/中方的橫向問題交織在一起，便使重塑自我理想形象與建構民族認同體系的復雜與困難就更加凸顯出來。隨著文化全球化的進展，“文化”作為人們區分自我/他者的標識，對確立“民族性”與身份認同是極為重要的。羅伯森在其著作中提出貝爾納德•麥克格蘭的“用于解釋和說明他者不同之處的權威范式”在當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應當“越來越由‘文化’解釋他者的不同之處”。［6］文化軟實力競爭時代的“民族文化認同”問題在自我選擇與被選擇、自我塑造與被塑造的較量中隱含著意識形態、道德標準、價值觀念等各種因素的激烈博弈。自19世紀以來，沖突理論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關注，而20世紀末的“文明沖突論”更引發了世界轟動。無論是亨廷頓的“最普遍、最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7］，還是湯姆林森的“全球化處于現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實踐處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8］，都指向全球化趨勢下的國家安全不僅僅在于“硬實力”的比拼與威脅，更在于文化思想與價值觀的“同化”與博弈。在這個意義上，匱乏“民族國家”的歸屬感與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對于個體而言是文化自我認同意識的淡薄，民族身份與價值觀念“游離”于家園之外，成為孤獨的“流浪者”;而對于民族國家而言，則面對的是民族認同的危機與凝聚力的松散，這將會導致國家文化安全存在巨大隱患，“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9］。因此，一個國家的文化安全問題便與其個體成員的文化認同力在現實性上成為一個問題的兩面，具有緊密的結構關系。民族文化教育是強化民族文化認同生成的動力之源，也是維護與捍衛我國國家文化安全的關鍵。放眼全球，無論是法國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在國際貿易中多次成功捍衛與保護本國民族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還是韓國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對鄰國日本文化所保持的警惕態度，都說明了世界各國在紛紛采取各種手段與措施捍衛本國民族文化。西方某些國家所鼓吹的“人權高于主權”“世界公民”等口號無一不是在道德原則的口號下隱藏著險惡陰謀，“普世文化”攜帶著資本主義價值觀在全球推廣，為其國主權與資本攫取利益。特別是在當前文化博弈日趨激烈的時代，文化霸權國家虎視眈眈地企圖通過各種渠道對我國的民族問題、社會問題等進行干擾，妄想為其所用，進而侵蝕我們的文化與教育陣地。因此加強民族文化的認同教育迫在眉睫，通過采取種種措施使個體成員特別是青少年能夠認可、選擇與贊同本國傳統文化，進而產生心理上的情感歸依與發自內心的文化自豪感。只有真正地認知到我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精髓與獨特的美學理念才能夠激發對祖國文化發自內心的熱愛，并進一步形成強烈的責任感，當面對外來文化威脅時，才會有效激發個體成員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以強烈的文化自覺與責任感捍衛國家利益。如前所述，“認同”是一種“辨識”的過程，而民族認同教育更是一個動態的、積極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個體成員不斷對“我性”文化與“他性”文化進行比較、證明與選擇。在當代全球文化空間中，西方文化依靠其雄厚的經濟資本與先進的傳播技術正在“勢不可擋”地引導全球文化消費趨勢，試圖削弱后發展國家的文化自主能力，使其主流文化失去認同建構作用。全球化錯綜復雜的文化格局給我國大眾文化領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某些文藝創作者千篇一律地“克隆”著所謂的“主流文化”(這里所標榜的以世界文化為標準并得到廣泛認同與依賴的文化“同質化”，是以犧牲民族文化的特性與文化認同為代價的)，其結果便是強化了這些西方文化“樣本”的功能，并進一步鞏固了受眾接受心理，在某種意義上成為西方霸權文化的“幫兇”。有學者擔憂，民族國家民眾的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將在文化的“一致性”中被逐漸破壞與侵蝕，民族文化認同也將會逐漸崩潰與被瓦解。應當明確，在建構認同的同時勢必伴隨著對“他者”的辨識，只有增強民族意識與文化獨立性，在吸收與借鑒“他文化”的同時努力保持“己文化”特性，積極揀選、提取、重塑“我們的”共同記憶，不斷加強共同體成員的民族文化認同教育，彰顯本民族文化的獨特魅力，才能在當代多元文化競爭中更為有效地抵御“他者”的文化侵襲，更好地應對當前的全球文化博弈。民族認同教育對于發展中國家捍衛自己文化獨立性、培育民族精神及增強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與意義。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失去了對傳統文化理念與文化精神的認同也就失去了民族之根。同時，作為個體而言，一旦文化選擇意識薄弱，便極易成為別國文化與價值觀的跑馬場。特別是生活在新文化實踐中的一代人，每日借助于現代信息技術使思想“游走”于廣闊的虛擬空間，在這一空間中，他們所接受的是與本土環境相“脫離”的信息，極易受到資本主義負面文化的沖擊，進而逐步失去反思能力與公民責任意識。一些學者在高校中的調研結果相當令人震驚:“首次接觸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詞，近一半的大學生選擇的是‘說教、無聊’;還有四分之一選擇的是‘說不清楚’。”［10］因此，在當代中國必須實施有效可行的文化認同教育，秉承時代的要求與特色，將民族文化認同教育切入民眾生活，對傳統文化理念與民族精神進行與時俱進的詮釋和價值的傳播，賦予公眾特別是青少年全面而敏銳的文化感受力，拓展更全面的文化視野，在實踐中促進認同教育的合理內化。
三
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是國家凝聚力和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證，世界各國紛紛從自己的歷史條件、文化背景和社會制度等方面出發，以多種學科為依托，積極探索文化認同教育的發展規律，積累了豐碩經驗。例如，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理念極難統一出“美國文化”，然而一系列利用一切形式對“美國精神”“美國意識”的神圣化，強化了“當一名美國人自豪”的思想與意識，凝聚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贊同‘國家利益重于個人利益’的美國青年達到了70%，贊同‘青年不為國家盡力就意味著背叛’的美國青年則高達到80%”。［11］再如，以強調單一民族結構著稱的德國，民眾具有強烈的日耳曼文化認同感，但兩次世界大戰使其精神和信仰遭受了極大的沖擊，然而德國政府積極以各種形式強化民族意識與愛國主義思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均加強實施民族文化教育，或“鼓吹”國家制度與民族精神，或強調建國理念，抵制“外來”文化侵蝕。因此面對來勢兇猛的文化霸權國家在文化思想領域的侵蝕以及對我國軟實力的虎視眈眈，努力加強文化認同的建構，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堅守民族精神內涵，構筑民族文化的堅固屏障，促進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的理論發展和實踐經驗，積極探尋引導民族成員認同民族文化與強化國家意識之路徑，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與重大的現實意義。首先，民族“文化”是以其“差異性”作為自我標識與文化識別的，因此當代我國文化建設應以多種途徑加強建構民族“文化共同體”意識。在文化研究上應從全球化視角加強對民族文化遺產的探索;在文化生產上不斷尋求實現由“中國制造(制造型)”向“中國原創(創意型)”轉化的有效途徑;在文化創作上應有意識地傳承與創新民族文化符號，提升民族意識，建構文化身份認同;在文化認同教育上不僅能夠更新教育理念，促進教育方式現代化，而且能夠發揮全社會力量，堅持意識形態建設與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的統一，注重教育與自我教育的結合。只有以自信與辯證的態度在保持民族文化獨特性的同時以海納百川的姿態促進文化交流，善于接納異質文化的合理性要素，在對話與交流中相互借鑒，以強大的文化自信維護本民族文化獨立性，以博采眾長的開放心態推動本民族文化不斷創新發展。其次，面對多元文化背景下層出不窮的社會思潮與輿論動態，為了使青少年能夠從被動學習向積極主動學習轉化，應當積極創新學校多樣化教學，使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知不僅僅停留在霍夫施泰德的“洋蔥皮理論”中的符號層面，而且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傳統文化背后的審美情趣與價值觀念。國外一些高校在文化認同教育上積累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對我國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諸如美國高校通過歷史與儀式教育實現國家觀念與文化認同教育目標，引導學生能夠理解與認同本國倫理價值觀、美學觀等;新加坡針對不同年齡與層次建立循序漸進的教育模式，統籌教育內容，注重“節日”在文化認同教育中作用，加強校園文化的軟環境建設，培育新加坡的民族精神。因此結合我國國情有意識、有系統地增設諸如優秀特色文化、民俗文化、媒介素養和當代文化前沿等課程，培育青少年對傳統文化的深層次認知。同時，課外實踐也要增加傳統文化興趣小組、非遺保護公益組織等各種活動，培養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與自我管理能力，賦予學生自主選擇和判斷的能力，以鞏固與強化他們的文化認同。第三，在民族場域變化的歷史情境中，應當注重加強我國歷史文化教育與現實成就教育。多民族共同體的認同心理與共同珍視文化傳統密切相關，要把本民族的優良傳統作為認同教育的活水源頭，強化共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價值觀，增強民族凝聚力。全球化語境下各種文明與文化在“數字化的視聽超文本”中交流和碰撞，必然伴隨著矛盾和沖突，影響共同體成員的價值認知與民族認同，因此勢必要求我們實施有效的民族認同教育，弘揚民族精神，熔鑄“我們的”“中華民族”共性。同時，“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辯證取舍、擇善而從，積極吸收和借鑒國外文化發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動我國文化的發展繁榮”。［12］在教育學習過程中也要加強國際政治與世界史教育，增強民眾對其他國家政治、文化與經濟等方面的多維度認知與理解，正確認識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以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驕傲自大的態度應對當前我國所面臨的發展機遇和嚴峻挑戰。第四，教育內容是實現教育目標的保證，在全球化和經濟轉型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發揮本土文化資源優勢并適時實施“創造性轉換”，致使教育內容與傳統文化缺乏吸引力與時代性，便很難與競爭性文化正面交鋒，也就無法達到預期的教育目標。教育是人類文明傳承與再生產的過程，也是文化凝聚力培育與生產的過程，如果沒有民眾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便很難保證自覺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民族和諧與國家文化安全。扎根于歷史深處的傳統文化是民族文化認同意識的脈，是傳統文化傳承的根，如果拋棄了“命脈”與“根基”將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嚴重后果。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與源遠流長之奧秘便在于其“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與“日日維新”的創新能力。而今天，在全球化浪潮趨勢與文化霸權的滲透下我國文化認同問題正日益凸顯，這一態勢更要求人們努力維護自己民族文化的獨特性與獨立性，以批判性思維與高度文化責任感提煉與創新我國傳統民族文化，促使傳統文化在新的時代煥發“鮮活”的生命力，在融會中發展，在創新中弘揚，“中華民族”便將是一個有力而偉大的民族共同體。第五，注重民族認同教育的方式方法，避免說教式的強制性意識形態灌輸。要強化民族文化認同教育的實效性，心理學家羅杰斯的非指導性教學模式可以給予我們一定的啟示。他認為通過指導與組織受教育者在情感體驗中表達自我情感，并在實踐中實現情感參與及滲透，這樣才能有效地使受教育者主動探索與選擇自己所愛的事物。“填鴨”灌輸式教育往往更能激起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特別是當代青少年，他們在潛意識中往往會有探索和效仿新潮文化或西方流行文化的激情，因此，對于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更應該把握教育的規律性，創新途徑方法，努力在我國上下五千年豐富歷史文化資源中挖掘、提煉出能夠激發民眾普遍情感共鳴和理性共識的教育內容，從情感上打動人、感染人，使他們的接受心理最大限度地敞開，在潛移默化地滲透與教化過程中，成功地實施價值觀塑造與民族認同建構。
作者：曹海峰 單位：暨南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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