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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古代有著豐富的廉政文化。清廉被認為是從政的最高境界，廉則正，廉則明，廉生威，廉政才能勤政。對官員個人來說，要做到清廉，必須以儉養德，必須有正確的義利觀，必須做到慎獨慎微。但廉政只靠個人修養自律還不夠，旌廉應該和懲貪結合起來。古代廉政文化中有很多可資借鑒的思想成分。
關鍵詞：
廉政文化；思想價值；反腐倡廉
我國古代有著豐富的廉政文化，形成了淡泊明志、廉潔奉公、剛正無私等廉政理念。在傳統文化中，廉被認為是官德的基本規范，清廉被認為是從政的最高境界，廉甚至被提升到立國之維和為政之本的高度。傳統廉政文化認為，廉則正，廉則明，廉生威，廉政才能勤政，唯儉可以養廉，正確的義利觀是廉政的思想基礎，廉政應該將自律和他律、旌廉和懲貪結合起來。這些廉政思想中有很多可資借鑒的成分，是廉政文化建設的寶貴資源。
一、廉為政本：廉政的內涵和意義
在傳統文化中，廉是中國傳統官德的一個基本規范，清廉又被認為是從政為官者追求的一種境界。清者，不濁也，清白而高潔；廉者，不貪也，寡欲清心。廉為國之本，清為政之根。早在上古時代，廉潔就被提升到立國之維和為政之本的高度。春秋時期齊相管仲把“廉”奉為國家的“四維”之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周禮》中有所謂“六廉”，“六廉”的核心是清廉或廉潔。廉政文化建設受到了不少諸侯國執政者的重視。宋人呂本中在《官箴》中說：“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清慎勤”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清”，官若不清，即使有再多的優點，也不是好官。“清”就是不貪，清廉是起碼的為官道德。清初學者顧炎武引《新五代史．馮道傳論》說明廉恥對國家存亡的重要性：“不廉，則無所不??；不恥，則無所不為。”清代曾國藩在家訓中提出了“八本”之說，其中一本是“居官以不要錢為本”。古代清官自然有其局限性，但古代“崇廉鄙貪”的思想意義和政治價值不能低估，“清慎勤”的為官箴言是古人留給今人的寶貴政治遺產。“唯儉可以養廉”，要想廉，必須儉。清代張圻在《答周仲和書》中說：“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儉。”儉為廉之本，奢為貪之源，戒貪必先戒奢，守廉必須儉約。節儉之風就最有效的“防腐劑”。生活儉樸，不追求奢華，不為物欲所趨使，在外界物質引誘面前就會保持平靜的心態，就會廉潔清正。習慣于樸素節儉的生活，心思才能集中到事業上。作為官員，如果不注重節儉，喜歡吃喝玩樂，凡事鋪張浪費，就會妄取于人，巧取豪奪，最終滑向腐敗的污水泥潭。生活腐化就會玩物喪志，不可能有真正的作為。北宋司馬光訓誡兒子司馬康說：“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以“儉素為美”還是以“奢靡為榮”，反映了一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從另一個方面說，廉政必先齊家，防腐廉政的堤壩必須從自家的院內筑起，而儉是持家的法寶，儉則百善匯聚。南朝的徐勉說：“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為他有。”一官一吏勤儉持家，家庭富足，生活美滿；一國之君勤儉持家，國家昌盛，江山穩固。“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公正才能明辨是非，堅忍貪欲，堅守清廉，兩袖清風，始能正氣凜然，令人敬畏。廉潔是公正的基礎，無欲無私才能堅持原則，秉公辦事，剛正執法，不徇私情。人有貪心，則心有私欲，做事就不能堅持公道，就會因私廢公。如不能潔身自重，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節操失守，在大是大非面前就挺不直腰桿。治國先治吏，治吏先治廉。三國時的諸葛亮說：“賞以興功，罰以禁奸。”對下屬進行賞罰，就要讓下屬信服，要有領導的威嚴，而威嚴來自于自己的廉潔公正。明代的曹端說：“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廉是一身正氣，領導清廉無私，威嚴自生，吏不敢慢。領導的清廉也會對下屬的貪污腐敗具有一定震懾作用。廉政的最終目的是勤政，勤政的根本是為百姓造福。古代民本思想中所包含的施行仁政、順應民心、勤政愛民等內容滲透到政治文化之中，成為廉政文化的重要內容。勤政、廉政、能政三者緊密聯系，廉政是前提，勤政是保證，能政是關鍵。只有廉政才能勤政，沒有廉政，總想著以權謀私、損公肥私、假公濟私，不可能克己奉公，也就談不上勤政。離開了勤政、廉政，就沒有能政可言。庸與貪常常緊密聯系，貪官常因利益糾葛而變庸，也就是所謂的利令智昏?？鬃诱f：“茍志于仁矣，無惡也。”有高遠的志向，有正確的人生目標，才能自覺地抗御腐敗誘惑，才能廉潔奉公，勤政為國為民。
二、義利之辨：廉政的思想基礎
義與利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義利觀是廉政建設的重要課題。先秦時期的儒家和墨家都重義?？鬃诱f：“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宋代陸九淵講到《論語》中“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時，認為從政者必須深自反省，端正做官動機，做到“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對利的追求，要以“義”為準繩加以節制，要“見利思義”，非義不取。墨子把義視為“天下之良寶”（《墨子•耕柱》），認為“萬事莫貴于義”（《墨子•貴義》）。“義以為上”（《論語•陽貨》）表明中國古代先哲重視道義，尤其重視“天下之利”的思想傳統?？鬃淤潛P“博施于民而濟于眾”（《論語•雍也》）的圣人，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墨子提出“興天下之利”（《墨子•兼愛下》），荀子主張“興天下同利”（《荀子•王霸》）?！墩撜Z•憲問》中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見利思義并不是一味反對利，而是指見到利應該想一想符不符合道義，該取的可以取，不該取的不應據為己有，先義后利，亦即孔子說的“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每個人都有追求正當利益的權利，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能為了利益犧牲原則，不能為了富貴突破底線。是“見利思義”，還是“見利忘義”，是衡量人品高下的重要準則。孟子說：“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許多仁人志士，在利益誘惑甚至生死面前，堅持以義為重，勇于舍個人之小利，求人生之大義，有的乃至舍生取義，留下許多佳話。義利之辨是廉政的思想基礎。義利觀混亂是古代很多官員底線失守、貪腐墮落的根本原因。義利觀發生扭曲，就會變成金錢的奴隸，把權力當成斂財撈錢的工具，貪得無厭。只有樹立正確的義利觀，擺正義與利的關系，才能抵御私利的誘惑，才能有“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胸襟，才能有“茍利國家生死以”的勇氣，在大義與私利的矛盾面前，始終遵循義在利先的理念，將有利民族國家的大義放在首位。官員要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做到“重利不足以變其心”。
三、自律與他律：廉政的道德根本和制度保障
建設廉潔政治，需要自律和他律相結合，而自律更為重要。蘇軾在《范增論》中說：“物必先腐也，而后蟲生之。”要做到清廉，就必須抑制人性與生俱來的各種欲望，這種非凡的自控力來源于自我修養。傳統文化歷來把自律看作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礎和根本?！抖Y記》中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也就是自律。君子處世，所慎在獨?！痘茨献印分姓f道：“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行江海，不為莫乘而不??；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東漢時的楊震深夜拒賄時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慎獨”是不自欺，亦不欺人。北宋王安石在《知人》中說：“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為官從政更應該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做到臺上臺下一個樣，人前人后一個樣，有無監督一個樣，任何時候都要堂堂正正做人，任何情況下都不放縱私欲。廉潔自律是為官的一種境界。明代薛瑄將廉者分為三等：“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薛瑄所說的上等“見理明而不妄取”也就是廉潔自律。廉潔自律的關鍵是慎微，要從細節入手，防微杜漸。禍自微而成，不注意小事小節，終累大德。韓非在《韓非子》中說：“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歐陽修在《伶官傳序》中說：“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大多數貪腐官員都是從不注意小事小節開始，逐步走向腐化墮落的。官員要慎獨慎微，要“吾日三省吾身”，要防微杜漸。廉政建設只靠個人修養廉德還不夠，治貪才能保證廉潔，懲貪應該和旌廉結合起來。北宋時的包拯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貪污腐敗是寄生在政體上的致命毒瘤。貪官污吏或侵占挪用，或行賄受賄，他們的貪腐行為導致財政虧空枯竭。貪官污吏必然執法不公，有法不依，違法不糾，肆意枉法犯贓，導致法制廢弛。許多官吏的各種貪污受賄行為引起整個吏治敗壞，造成社會種種不公，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直接影響國家機關行政職能的正常行使，貪官污吏屈法濫刑，老百姓受到壓迫損害，使社會矛盾階級矛盾激化，直接威脅到政治的穩定。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思想形成于先秦時期，秦漢以后逐漸豐富，隨著中央集權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向制度層面轉化，逐漸形成了較為嚴密、系統的反腐倡廉體制機制。這一體制包括官吏的選拔、任用、考察、監督，還包括法規的制定完善。特別是監察機構的獨立化、專門化，監察條規的完善，監察官員的慎用與重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止了官吏濫用職權、貪贓枉法。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歷朝歷代幾乎都是在王朝初年狠抓反腐，王朝中葉反腐變得有名無實，到王朝末年貪腐成風，直至王朝滅亡，成了歷史輪回。這說明了古代反腐敗并不成功。古代的反腐敗本質上是一種以皇權為核心，實行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權體制，自上而下開展的反腐敗，嚴刑反腐雖然一時取得成效，最終都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死胡同。制度反腐才是最行之有效的反腐方式。就拿明代來說，明太祖時期以最嚴酷的刑罰懲治貪腐，制定了最嚴厲最嚴密的反貪法規，但明代中期之后，吏治腐敗之風日熾，到了明末越發不可收拾，歸根結底是由于反腐沒有制度化。貪官污吏是國之害、民之賊，反腐不能手軟。懲治腐敗不僅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更要標本兼治，既要懲貪、除貪，更要防貪、禁貪，要嚴查腐敗案件，形成震懾力，讓腐敗分子收手收斂，使“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要通過制度的深化、細化和改革，進一步加強反腐倡廉教育、監督、預防和懲治等方面的制度建設，建立嚴密完備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治貪的根本是選官用人，防止貪贓枉法之徒進入官吏隊伍。法律是整治貪腐的重要工具，立法行法是整頓吏治、遏制腐敗的必要手段。還必須大力推行監察制度，只有實行嚴密的監察制度，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及時發現、制止貪腐行為的發生。進行反腐倡廉建設，除了制度和法律的約束外，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設也很重要，而傳統廉政文化中有很多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設的經驗，進行廉政文化建設，可以從傳統廉政文化思想中汲取和借鑒一些有益的成分，揭示古代廉政理念的文化意義，將古代文化與廉政建設緊密結合，賦予傳統廉政文化新的意義。學習借鑒古代廉政文化思想，對提高廉潔從政意識，營造崇廉尚廉的社會風尚，有著重要的意義。
作者：李文靜 單位：濟南大學政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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