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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比較文學的視角尋求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為民族學生理解搭建溝通的津梁
各民族有各民族之文化，不同民族文化間在保持其相對獨立性的同時亦具有相對開放性，呈現出一種“多元文化格局”與“一體化格局”相互交織，不斷生長的態勢?？梢哉f，正是這種兼容并包的文化格局決定民族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點的前提下不是孤立自足，只是交流互通的程度因地制宜有所不同罷了。一般說來，在中華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結構下，聚居程度越高，“本民族文化色彩較濃”，“交錯區越大，雜居程度越高”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互滲互通概率也就越高，距離主體民族地區越近，所受主體民族文化或主體民族文化受其他民族文化之影響越大。民族文化之間相對獨立與相互交流的特點啟示我們，在民族地區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學授課過程中，為便于民族學生理解與接受，不妨采用比較文學的視角，立足于兩種不同文化的共性，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為了要解釋一種作者所不了解的外來的文化現象，必須借助自己文化固有的事物，把兩個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附會在一起，用后者來解釋前者，以保證其讀者能心領神會”，從而實現對話與溝通的目的。作為旁證，世界文學與民族文學關系還告訴我們，“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如此緊密恰恰在于，面對相同的問題，相同或相近的生存環境等，有著大致相近的心理與情感，故也有著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思考與追問，從而使文學表現出大致相同或相近的主題，或亦如魯迅所說:“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受其影響。”(《集外集》、《〈癡華鬘〉題記》)世界文學與民族文學之間如此，中華民族大家庭之間的各民族文學更是如此。比如誕生在東漢末期素有文學史第一長詩之稱的《孔雀東南飛》，其所敘劉蘭芝與焦仲卿愛情悲劇故事在民族文學中即不乏類似者，如哈薩克敘事長詩《恩里克美人與克別克情郎》，學者考證，二者頗相仿佛，并進而指出，“這兩部長詩，有著相近的社會背景，它們在故事情節和主題思想上有著共同追求，各自有著特殊的文學價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運動之后，《孔雀東南飛》首次以戲劇的形式亮相于舞臺。而《恩里克美人與克別克情郎》敘事長詩在1917年作為哈薩克作家穆赫塔爾•阿吾茲耶夫的戲劇代表作也走上舞臺，成為哈薩克戲劇史上的開山之作。”由此可見，即便民族學生不一定讀懂《孔雀東南飛》，但若能憑借后者找到二者之間相互對應的關系，消除文化差異所帶來的理解障礙，也就不難引發民族學生的深入思考。又如中國上古神話，同樣可以借助“自己文化固有的事物”，由此及彼達到理解與接受的目的，比如創世神話，著名者如《太平御覽》卷二引徐整《三五歷紀》“盤古開天地”，《淮南子•覽冥訓》“女媧補天”、“造人”等故事。無獨有偶，類似故事不僅見于西方神話，事實上，中華民族內部也并不鮮見，如鄂溫克族，據汪立珍《鄂溫克族神話研究》一書記載:“鄂溫克族的祖先被雷擊成三段，上半身上了天，變成了白發巡天神(即神仙)，中身留在地上，當了普灑水神(即人類生靈)，下身變成了九柱地神(即惡靈鬼魂)。”與盤古開天故事如出一轍;關于人類起源，鄂溫克神話則云:“很久以前，天神用地面上的泥土，捏成一個一個人和生靈萬物的模樣，從此，世間才有了人類和萬物。”整則故事幾乎就是女媧摶黃土造人的翻版。至于由民族文化交流所引發的民族文學之間的影響更是不勝枚舉，比如《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東周列國志》、《紅樓夢》等古典名著，大多都有諸如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古文、錫伯文等多種民族語言版本。影響之下，甚至較為著名但成就一般的作品也不乏民族文學改編，如廣泛流傳于廣西三江、湖南通道侗族地區的敘事琵琶歌《白玉霜》，其內容即取材于清代英雄傳奇小說《粉妝樓》第十五回至第十九回、第三十四回至第三十七回、第四十三回至第四十六回、第五十九回至第六十五回以及第七十八回至第八十回等相關回目。民族班特定的民族構成注定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不是單純的“傳道授業解惑”，其背后特定的文化背景使得每一次教學都是一次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溝通。某種程度上，文化上的默契即預示著古代文學教學的成功，所以，當我們走進教室，走向課堂，面對著渴求知識的民族班不同民族學生，作為教師，心理上應當作好“聯類不窮”(《文心雕龍•物色》)，觸類旁通，尋找文化溝通津梁的心理準備，只有如此，才能引起民族學生的共鳴，進入教師所營造的教學環境，順利實現教學預設的教學效果。
二、立足實際，由易而難，調整必要的章節適應民族學生的理解與接受能力
中國文學演進經歷了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隨著語言文字的發展，中國文學由簡趨繁，對于某一文體乃至整個文學狀況而言，時間越近文學創作也就愈顯成熟。但是，作為接受者，中國文學演進時間與接受者理解與接受的難易程度休戚相關，大體上講，文學創作愈加成熟，距離當代時間越近，理解與接受也就相對容易一些。反之，時間越靠前，語言文字相對滯后，文體不分，思想駁雜，接受者理解與接受的程度也就相對困難一些。換言之，接受者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理解與接受與文學發展演進的過程呈“逆推式”。對于長期接受主體民族文化、中原文化的學生來說，一方面由于不存在文化差異故雖有一定難度，但通過教師指導、廣泛閱讀等渠道不難解決;另一方面，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在當下教育體制下并不孤立，除此，還有許多其他相應的配套課程與之呼應，比如高等教育漢語言文學專業，古代文學史之外，相關課程還有中國古文學批評史、古代漢語、中國古代文化概論、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等。也就是說，漢語言文學專業，如以中國古代文學史為軸心，在其周邊環繞著諸多與之相關的學科。更何況，早在初、高中階段，通過較為系統地學習，不少學生業已打下相當堅實的基礎。民族地區高校民族班學生則不具備或很難具備如此良好的前期鋪墊，雖然目下在一些地方已明確將雙語教學作為中小學教育的主要內容，為不同民族文化間交流與溝通提供了保障。事實證明，該舉措效果很好，值得全面推廣，但與此同時，也還須注意到，當下主體民族語言與古代書面語之間有著語體與文言之分，學習普通話，可以用漢語交流并不一定意味著對以漢語為載體的文學有著多么深刻的了解，更不用說以文言為載體書寫的古代文學作品了。這就要求我們，民族地區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學教學不應按部就班，一如漢族班學生那樣，按照教材設置，以時代為序，從先秦文學一直講到近代。根據筆者多年在民族班教學經驗，這種整齊劃一，不加區分的教學思路，最終帶來的結果則是:由于先秦文學，一則時代久遠，文化背景相對生疏，加之如前所述，文學作品如《尚書》“佶屈聱牙”，古奧艱澀，對于民族學生來說，實在不易理解，更談不上接受了;二則，由于不易理解，很難接受，長此以往，也就逐漸失去興趣，進而形成一種誤解，以為時間越近，隨著文學創作的日益成熟，篇幅的增長，難度也就越大，從而形成一種畏懼心理，導致厭學情緒與日俱增，半途而廢，或對課堂教學厭倦等不良現象大大增多。在這樣一種接受情緒的支配下，古代文學教學很難進行下去。因此，基于民族學生理解與接受實際，必須打破常規，遵照人類學習與接受規律，根據古代文學難易程度制定教學計劃，組織教學。以時代而言，應當以明清為首，依此類推，以先秦文學為終結;從文體難易程度看，應當突破時代，以通俗文學開篇，注重對小說戲曲的講解，依次則是較為淺顯的敘事散文(包括歷史散文)、說理散文、抒情散文、敘事詩、抒情詩、最后是騷與賦等。眾所周知，“興趣與愛好是最好的老師。”而興趣與愛好往往是以理解與接受為基礎的，循此規律組織古代文學教學，其結果與常規正好相反，由于容易理解，故亦易于吸引民族班學生，由易而難，完全可以經過長期的教學與有序的訓練提高民族學生對古文的閱讀與理解能力，為進一步學習打下基礎，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閱讀與理解過程中，由于諸多障礙的不斷克服，能力的逐步提高，反過來也促使其更有信心堅持下去。退而言之，由于古代文學難度大多集中于先秦兩漢，即便后期出現厭學情緒，也因所授課程已過大半，不至于有太大損失，倘若教師教學方法得當，加之其他輔助手段的應用，也不是沒有將教學順利進行下去的可能。權衡利弊，其效果遠甚于前者。所以，我們認為，民族地區高校民族班古代文學教學不能拘于一格，能否突破常規，大膽進行課堂設計將直接關系到整個教學環節的成功與否。
三、充分利用當代媒介手段，將書面知識與直觀呈現結合起來，深化民族學生對古代文學知識的感知能力
伴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中國教育也進入到一個現代而多元化時代，所謂教育手段、教育理念也已超越傳統意義所涵蓋的范疇，不再局限于簡單地教與學等低級層面，還應當包括由科技帶來的物質層面，以及由物質層面所引發的技術、技法等更高層面的革新。近幾年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大凡對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現代教育裝備的介入大大改變了傳統教育的面貌，教育教學如虎添翼，煥然一新。民族地區由于諸多原因在教學現代化方面可能有些滯后，但隨著國家政策的傾斜與支持力度的增加，以多媒體為核心的現代化教學平臺也已基本形成。“好風憑借力，扶其(按，原作“送我”，今化用)上青云。”(《紅樓夢》第七十回)民族班古代文學教學，除通過上述兩種手段或途徑提高民族學生理解與接受能力外，還可以借助教育現代化帶來的“好風”，通過多媒體等搭建的教學平臺，“將抽象的授課內容形象化，通過視頻、音頻等多種教學手段傳達教學信息，全方位的刺激學生的感知器官、聽覺、視覺”，在生動有趣的教學環境中“加深學生的記憶，增加學生的興趣”，從而達到可以理解及至接受的目的。具體操作如下:
其一，涉及作家生平時，不妨遴選一些相關的影視資料。
如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只須實名輸入，依靠當代強大的網絡資源，其生平視頻資料不難獲得。當然，囿于課堂時間、民族學生的理解與接受程度，資料的選擇應適可而止，不宜太長，太深，應以將司馬遷生平故事化、情節化的短片為佳，至如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王立群講《史記》所涉資料，某種程度上可能適合漢族及接受主體民族文化較深的民族學生，對一般民族學生來說，則因穿插文獻較多恐就不易理解。其他作家生平亦然。
其二，古代文學作品部分，誠如上述，同樣可以“效仿”。
比如詩歌，由于中國古代詩詞重在抒情，言意立象，“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之于民族學生，其難度不言而喻。百集大型電視片《中華古詩詞》所選古代詩詞基本涵蓋了中華詩詞的典范之作，所攝風景、人物與詩詞內容渾然一體，詩(詞)畫相映，不僅給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于享受之中可以切身體會到詩詞的內在意蘊。又如《詩經》，由于集中詩歌大都可以合樂歌唱，故其中不少詩篇重被譜曲，再布人口，比如《周南》開篇《關雎》即曾作為主題曲出現在電視連續劇《戰國》之首，慷慨激昂，深情渾厚，與蕩氣回腸的歷史畫面相結合，令人動容，頗具感染力。他如“三十六計”與《孫子兵法》;“楚漢之爭”與《史記》故事等等，都可以找到相應的視頻資料。如能適當適時與民族班古代文學教學結合起來，即便文化有所不同，對古代文學語言比較生疏，相信借助生動的畫面、愉悅的吟誦也能產生比較直觀的印象，化難為易，進而破解文學密碼，由抽象轉為形象。
其三，結合具體作品可以適時適當引入一些具有民族風情、地域色彩的景物、習俗等圖片或影像。
中國古代自上古時期始，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中心的中原文明與西域文明之間的交流從未中斷，歷代官修史書皆有記載。因此，作為文化的產物，文學不可避免地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民族色彩或其背后多少“烙有”民族文化交流的“底片”。比如漢代文學《悲愁歌》，又名《黃鵠歌》，據說即出自遠嫁烏孫的細君公主之手，中有句云:“穹廬為室兮氈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頗具西域風情，教學過程中，完全可以插入哈薩克氈房以及民族飲食圖像。又如北朝民歌《敕勒川》，該詩原本出自敕勒人之手，用鮮卑語寫成，后來雖被譯成漢文，但其中所寫景物、生活卻帶有鮮明的民族色彩、民族痕跡，如“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等游牧生活在中原地區是絕對看不到的，這樣的生活方式以及景物迄今見之于北方一些民族地區，課堂教學同樣可以大膽利用。這種將文學作品與民族風情、地域色彩較為濃厚的直觀資料結合起來的教學方式，不僅使學生于教學過程中便于理解，而且，尤為難得的是，這一方式還可因取材于周邊而為其熟悉從而給人以親切之感，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激發理解與接受的欲望。
四、結語
總之，民族地區高校民族班因其情況特殊，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理解與接受存在一定的難度，這即意味著，民族班古代文學教學不是學生遷就教師教學，恰恰相反，教學過程中，作為課堂的主體，教師應當換位思考，站在學生角度，努力實現主體身份的轉換，只有立足實際，敢于突破傳統，才有可能保證教學過程的順利進行，獲得比較良好的教學效果，否則膠柱鼓瑟，只能事倍功半。文化認同與交流關系民族團結，關系整個民族人文素質的提高等諸多重大問題，因此，民族地區民族班古代文學學科具有重要的地位，肩負著重要職責，作為學科事實上的執行者，如何保證教學得以有效實施也就成了古代文學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反思問題，探索有效的教學方法也就成了當下民族教育不可回避的話題，故為此文。
作者：朱仰東 單位：伊犁師范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