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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要素主要包括文學創作者、文學文本和文學接受者。新疆處在祖國的大西北，在文化地理單元上相對獨立，以中原文化為本位的人們總是以“他者”的眼光來感知古代新疆的文化。作為創作主體的文學家，新疆主要是以客籍作家為主。很多作家因為不同的原因，總是或多或少會與古代新疆發生關聯，也產生了一些與新疆相關的文學文本，這些文本被不同的讀者群體所接受，在他們中間產生了不同的影響，這一結果進而影響到文學的創作。以唐代詩人高適、岑參、李益等邊塞詩人為例，他們對唐代西域的書寫可作為詩歌文本的典范。岑參作為盛唐邊塞詩的代表作家，在天寶八年踏上了西域之路，他懷著建功立業的偉大抱負離開長安，第一次到達了萬里之外的西域。面對西域獨特的地理文化氛圍，岑參心里起伏不定。一方面，荒涼苦寒的西域景象與自己的思鄉之情形成了鮮明對比，“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干。”（《逢入京使》）在行進西域的途中，他一步三回首，總是割舍不下家鄉溫情脈脈的人和物；另一方面，如此迥異的自然環境，在他的感覺世界里又多了很多新奇，如“不知陰陽炭，何獨憔此中。”（《經火山》“）銀山峽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雙雙愁淚沾馬毛，颯颯胡沙迸人面。”（《銀山磧西館》）完全是一種全新的地理體驗。這一地理體驗大致可以代表來自中原的士大夫對西域的初步地理感知。天寶十三年（754年）岑參第二次赴西域。這一次他的體驗又與第一次全然不同，他這樣描述輪臺的地理環境：“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
在另一首詩中他又這樣寫道：“四邊伐鼓雪海涌，三軍大呼陰山動。”更多表現的是在艱苦環境中的不屈斗爭，與第一次的新奇體驗有很大差異。邊塞詩派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作家群體。邊塞詩的創作者，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親身履歷邊塞的作家，另一類是未曾涉足邊塞的作家。往往第一類作家創作的文本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但是另一類作家也通過其他的方式了解邊塞，并將自己的想象體驗訴諸于筆端，這為我們認識時人對邊塞知識及其觀念的接受方面有了新的意義。當然，邊塞詩也是人們認識邊疆很重要的文獻資料。如果將這些資料放在接受學視野之下，文學接受者往往通過邊塞詩來了解邊疆的地理知識以及文化變遷。特別是唐代的邊塞詩對于時人認識西域的意義頗為重要，這些都值得挖掘。而到了清代，有一批作家被貶謫或流放到新疆，他們的邊塞詩創作與唐人又有極大的區別。唐人更多的是懷著一種建功立業的抱負，希望在邊疆有所作為，因此他們對邊疆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認識顯得雄渾、博大。但是，清代的貶謫流人，由于心理落差的原因，他們在面對西域的環境時，更多地是絕望和無奈。這兩個群體對于西域的理解與他們的文化心態關系密切。在新疆的古代文學教學中，如果我們將文學創作者、文學文本和文學接受者的地理分布，以及組合變遷因素考慮在內，對于學生理解文學的空間發生有很重要的意義，且可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
我們把古代文學中地理文化因素在新疆的表現做一梳理，就會發現不同時期不同的群體對新疆有著不同的認識，而且作家和接受者本身的地域文化造成了他們對古代新疆地域文化的重新建構。這樣的線索引進古代文學課堂，學生就會考量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也有著異常豐富的文化資源，從而更加深刻地理解相關作家、作品?？梢哉f文學家的“動態分布”與“靜態分布”都是我們在教學中要做重點分析的。自西漢至清代，自西域入中原的人群中就有不少文學創作，而且包含了大量非漢人血統的作家。雖然他們總體的文學成就并不高，但作為一種文學文化現象，應當引起注意。陳垣先生所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四“文學篇”中就元代的西域籍作家的情況作了全面的分析，他列舉鉤稽了元代的“西域之中國詩人”“基督教世家之中國詩人”“回回教世家之中國詩人”“西域之中國文家”“西域之中國作曲家”，這樣的研究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陳先生所做的研究，屬于文學家的“靜態分布”，文學家的“動態分布”情況則更為復雜，不同時期總有不同的文學家因不同的原因流動到西域，他們的文學創作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有著更加豐富的內涵。古代文學教學應當將這種視野引進課堂，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教學效果。除了對文學家的地理分布以及文化做重點分析之外，我們還應當對文學接受者和文學文本進行分析。文學接受是一種復雜的文學活動，不能一概而論，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一個長久生活在西域的人，如果面對有關文學文本，他會根據自己的經歷作出判斷，一些有關西域苦寒、荒涼等的文學描寫在他們眼中也許是美好的，但一個長久生活在中原的漢人如果面對這種地理景觀心理絕不會是這樣。在文學活動中，感受是極為重要的，不同地域的人對相同地域的文學感受大相徑庭。文學文本的流傳與地域之間也有極大的關系，文本的傳播地域是不同的，有些文本，只在小范圍內傳播，有些文本卻流傳很廣，這與地域文化的差異有關。所以，在教學活動中我們也有必要對文學接受者和文學文本進行探討，這些內容也是古代文學研究很重要的方面。
二、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互動與古代文學教學
地理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存在互動關系。一方面，地理環境對文學創作產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另一方面，文學會對地理環境產生影響（這里指的是人文環境）。在談及文學與地域之間的關系時，大多數學者會注意到《隋書•文學傳序》當中的表述：“江左宮商發越，責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泳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這就是從地理環境的角度來考慮文學問題的。而杜佑有另一方面的表述，他說：“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永嘉之后，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顯然，杜佑的考量更加注重文學活動對人文環境的影響。在具體的文學實踐中，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的互動是常態的。有關古代新疆的文學活動，也是如此。教學中如果能有意識地穿插西域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這樣就能使學生感知到西域地理環境和文學之間的互動。古代新疆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作家在文學創作中涉及西域的問題時，總會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他們對西域自然環境的描寫，令人印象深刻。唐代有關西域的詩歌中，蒼茫、荒涼、蕭瑟、苦寒等感覺在詩歌中隨處可見，作家完全是一種不同的地理體驗。我們試列幾例：磧外行人少，天邊雁叫多。（殷濟《言懷》）天山雪云常不開，千峰萬嶺雪崔嵬。
北風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岑參《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雪中行地角，火處宿天倪。（岑參《題鐵門關樓》）終日風與雪，連天沙復山。（岑參《寄宇文判官》）十日過沙磧，終朝風不休。（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九月天山風似刀，城南獵馬縮寒毛。（岑參《趙將軍歌》）沙磧人愁月，山城犬吠云。（岑參《歲幕磧外寄元撝》）黃沙磧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岑參《過磧》）磧深嗟狐媚，山遠象蛾眉。（佚名《焉耆》）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云起龍沙暗，木落雁門秋。（虞世南《結客少年場行》）邊樹蕭蕭不覺春，天山漠漠長飛雪。（賀朝《從軍行》）風吹白草人行少，月落空城鬼嘯長。（吳融《彭門用兵后經汴路》其三）這些詩歌都表達了唐人對西域自然環境的認識，這是一種全新的地理感知，他們面對新奇的自然景觀，用一些陌生的意象組合表達主觀感受，像飛雪、北風、沙磧、白草等意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時人對西域自然環境的認識。這是西域自然環境對詩歌創作影響的表現之一。
西域人文環境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比比皆是，如西域的胡風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多有體現，特別是有唐一代，西域文化在長安風靡一時，以胡旋、胡騰、柘枝等舞蹈為例，在唐代詩歌中多有體現，如白居易的《胡旋女》就是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一首詩。西域文化在唐代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景觀，唐代文學中西域文化的書寫也是極為引人關注的。有關西域地理環境對文學創作的影響研究已經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且有較多成果，遺憾的是這些成果并沒有在教學中大量使用。文學創作對地理環境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是指對人文環境的影響）。有關古代新疆的文學創作，如何影響人文環境，這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文學創作對古代新疆的敘寫或多或少會對西域的人文環境產生影響。我們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闡述這個問題。清朝文人貶謫流放西域較為多見，其中有一些著名文人貶謫到了西域，紀昀就是其中之一。
他所創作的《烏魯木齊雜詩》就是被貶西域之后的重要詩歌創作，其中的竹枝詞的創作影響很大，開啟了新疆竹枝詞創作的先聲。其后，林則徐的《回疆竹102枝詞》、曹麟開的《塞上竹枝詞》、祁韻士的《西陲竹枝詞》、莊肇奎《伊犁紀事二十首效竹枝體》、王芑孫的《西陬牧唱詞選》、福慶的《異域竹枝詞》等創作也不斷興起。顯然，出現這一文學現象的原因與紀昀的文學創作有重要關聯，正是紀昀在邊疆這塊獨特地理環境中的竹枝詞書寫，才引發了其他新疆竹枝詞的創作。從紀昀創作的內容來看，包括風土、民俗、人情、物產、神異等多方面內容，盡管一些篇章仍然反映了唐代以來的邊塞情況，但紀詩富于風土人情的描寫是其前代所沒有的。這無疑擴大了文學對新疆文化景觀的描寫，這些描寫參與建構了新疆的文化景觀，其中的一些文學印象對當地的文化產生了直接影響。同樣，在接受者眼中竹枝詞為了解清代新疆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打開了一扇窗戶，但它又與新疆竹枝詞產生之前的感知完全不同。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是確實存在的，不同時期新疆的地理環境與文學之間也存在互動關系。在教學中能夠有意識地討論這方面的問題，就會更好地幫助學生了解地域與文化之間的關系，也可以避免文學史千篇一律的講解方式。
三、結語
新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已經引起了很多學者的反思，特別是如何打破古代文學教學的困境是重點思考的問題之一。地域文化因素很早就已經引進了古代文學教學，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事實上，地域文化與古代文學之間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將古代新疆地域文化引進古代文學教學，對于新疆的古代文學教學來說是極為必要的，這有利于從微觀角度體察古代文學中的地域知識，充分認識地域文化的魅力以及具體發生。同時，也可以培養學生的文學地域觀念，加深學生對邊疆文化的熱愛。
作者：田峰 單位：伊犁師范學院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