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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國際社會的現代價值評判標準
（一）和合：國際關系準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在孔子看來，差異是存在的，通過互補互濟，達到統一、和諧。“和合”強調的是中國文化的融和精神，臺灣學者錢穆認為，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在于最能調和，使沖突的各方兼收并蓄，并存共處?！吨杏埂酚性?ldquo;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倡的旨在達到太平和合境界的一套理論和方法，它用和平方法化解各種社會矛盾，推動人文社會的發展、提高。“愛好和平”、“追求和諧”的中國傳統思想植根于中華和合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是中華民族的性格使然，和合文化的時代意義和現實價值也表現于此。各國間經濟、文化的穩定發展，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為現世提供了價值評判標準和指導思想，即在包容的基礎之上追求自由、平等，它必將服務于現代化建設的大業，解決沖突、化解矛盾、實現穩定，塑造國際間祥和、包容的和合氛圍。
（二）內圣外王：國家形象塑造的至高標準
從國家層面說，中國的政治傳播是一個通過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而進行的持續的、漸進的國家形象塑造過程。中國政府提出的中國夢，本質上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政治戰略，它所提倡的個人夢、國家夢、世界夢由內而外、層層遞進，國家形象的塑造尤其講求以內養外，由此符合中國傳統的“內圣外王”的哲學意涵。內圣外王最早出現于《莊子•天下篇》，“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即“內圣外王之道”，但它在發展過程中汲取了儒家學說，代表了儒家的核心精神。內圣外王是德性文化的體現，內圣是體，外王為用，內圣是外王的依據，具體來說，內圣是道德的理想境界，它是一種內在的德性自覺，而外王是德性的外顯。外王之道中蘊含深刻的內圣依據，兩者從未被割裂?！洞髮W》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內圣講求修身養德，外王追求齊家、治國、平天下，內圣外王是一個循序漸進、逐步升華的修己治人的體系。“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論語•里仁》），“仁”是內圣最高境界的體現，“圣”是“仁”的提升，則外王就是“成仁”、施行“仁政”，這樣說來，內圣外王即仁德“內化”與“外推”的融合。圣王則天，德性本原于天，又復歸于天，下落至人間則為德，內圣外王是“天人合德”的價值取向。如何抵達“內圣外王”的理想境界？“仁者，愛人”（《論語•顏淵》），“愛人”是“仁”的行為標準，求之扮己而不苛求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荀子•勸學》），“仁”存在于人的善性之中，善的積累可成就“圣”。“內圣外王”的中國傳統智慧為當今時代的國家和組織形象塑造提供了一個至高標準，所謂“內圣外王”的國家，即實踐“仁”的國家，它必將秉持人道、地道、天道，致力于人與人、人與天、人與地的和諧，對內以德治國、秉持仁愛，對外推行仁德的價值觀。《論語•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己是基礎，達人是歸宿，在尋求自我修養的基礎上由己及人，用內修去感化他人，使自己的言行作為價值標準起到社會價值導向作用。對于國家來說，于內凝聚民心、提升文化精神素質，于外彰顯社會良好風氣和積極向上的國民士氣。在公平與正義的政治框架下，建立新時代的道德標準，提升國民的思想道德修養境界和靈魂氣質，開拓強國民福的景象，塑造一個擁有至高信譽的現代化大國形象。
二、彰顯圓潤通達的東方智慧
圓潤通達的道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道”是老子哲學的中心觀念，老子的哲學系統均由他所預設的“道”而展開。道既是形而上的實存者，又是一種規律。老子形而上的“道”，下落到經驗界時，對人生及政治產生了重大意義，它為個體在政治社會秩序中如何獲得理想狀態提供了一套價值標準和原則性方法，作為東方智慧的“道”，呈現出“虛靜”“、柔弱”的特征。
（一）“致虛守靜”的政治準則
老子說：“致虛靜，守靜篤”（《老子》十六章）。在他看來，萬物的根源是虛靜狀態的，在紛擾的世事和復雜的環境中，做到“致虛守靜”難能可貴，它具體表現為不成見、不自滿、不急躁、不煩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老子》五章），“虛”是空的狀態，但它的作用卻是不窮屈的，萬物會隨著運動而涌現出來、釋放能量。老子常用“谷”形容“虛”，若用到人生方向則有“深藏”的意義，如“深藏若虛”、“虛懷若谷”。“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老子》二十四章），老子看重“虛”，認為自滿會產生很多弊病，無法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靜”與“虛”相伴而生，“虛”狀的東西，必然也呈現著“靜”的狀態。“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老子》十六章），“道”具有循環往復的規律，萬事萬物最終都要返回到自己的本根，本根則呈現出“虛靜”的狀態，對于人來說，人的清靜狀態即“無欲”狀態，只有摒棄內心貪欲、過多的憂擾以及巧詐之欲才可修得，對于國家而言亦是如此。老子的“靜”并非裹足不前，而是包涵“動極則靜，靜極則動”哲理韻味的政治準則。“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老子》三十七章）。人們對“道”有所體認，繼而內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道”所體現的必然之理，就轉化為政治行為的當然之則。依道而行，修養內在的德性品格必將秉持“虛”、“靜”原則。個人價值和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都可以從中國傳統的道家智慧得到指導和借鑒。
（二）“柔弱不爭”的政治態度
老子認為，事物發展到某種極限的程度時，就改變了原有的狀況，而轉變為它的反面，即古語“物極必反”，事物達到強的頂峰、盛的極致時，也就是向下衰落的一個轉折點?；诖?，老子主張“處下”、“不爭”，具體表現為不逞強、不自以為是。“柔弱不爭”的價值觀對現世人的為人處事以及國際關系都具有啟發意義。“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道的創生作用雖然柔弱但卻無窮，不強制、不干涉，順應自然。柔弱的作用運用到人生、政治方面，則是“柔弱勝剛強”（《老子》三十六章），老子說：“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老子》七十六章）從事物的外在表現來說，“堅強”的事物因其顯露突出，在外力逼近的時候大多首當其沖，對于人而言，鋒芒畢露的人更易招忌甚至陷害。“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老子》四十二章），水是天下至柔之物，卻能水滴石穿、攻克最堅強的東西。老子所說的“柔弱”并非軟弱無力，其中包含無比堅韌的性格，“柔弱”的生命價值：于柔靜處下的人生背面，自有一剛大自主的人格。老子的“不爭”觀念，是為了消除社會不平等的爭端而提出的，“不爭”并不是提倡自我放棄，相反它敦促人去“為”，順應自然的情狀去努力，“不爭”是指不與他人爭功奪名、不將人類的成果占為己有，老子的“為而不爭”是一種偉大的道德行為。利萬物而不爭，人生態度應如此，國際社會亦然。為著私自利益而爭嚷不休甚至大動干戈、搶占人類成果的占有行動卻屢見不鮮，“功成而弗居”、“功成而不有”，是老子“不爭”思想的延伸，對國際社會的有序發展同樣適用。
三、實施以防御為主的和平戰略
中國傳統思想，哲學與兵法互相滲透。中國的政治智慧是中華民族優秀精神文化的沉淀與提煉，從本質上說，它是和平民族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在應對多變、復雜的國際環境層面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秾O子兵法》已是戰略理論的純熟之作，它所揭示的一些戰略哲學和生存哲學，其傳播價值在軍事、經濟、外交、文化等領域的實踐有較強的指導意義，兵家的戰略原則是國家政治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動的戰略原則
若把《孫子兵法》的戰略原則歸納，可以形成以主動即“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戰略原則體系。“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古代兵法講求先、后，“致人而不致于人”表現的是誰主動與誰被動、誰能調動誰，主動的一方“致人”，被動的一方則“致于人”。主動與被動，除力量對比之外，還有心理的較量，一方的信念或價值主張若及早確立，人的思想就不會被輕易駕馭則行動不被他人所牽制。“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古時戰場虛實難測、瞬息萬變，當今的國際形勢也是同樣。想要應對復雜的國際環境，全在“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動性戰略原則。中國軍事戰略側重防御，緣于中國政府推崇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倡導自由平等，是中華民族積極地、主動地為世界帶來和平的呼聲，它不僅不會造成大國威脅，還會促進世界和平。“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可意為避實就虛，戰略防御不僅落實在實處，軟實力也要打造好。國家政治傳播也是塑造軟實力的一種表現，政治文化對人的影響是悄無聲息的，可謂“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政治傳播中的民族特征是團結民眾的無形力量，維護好、發展好本民族文化是從根本上避免民族分裂、抵御外族入侵的重要途徑，這也是中國政治智慧傳播的意義所在。
（二）慎戰：實現富國民福的和平原則
“慎戰”是《孫子兵法》中的重要戰略原則，在戰略層面上，它主張從更高的理性和更深的道義內涵去認識和應用兵法，起到安國安民的目的。“慎戰”的智慧是中國政治傳播的重要內容，中國以富國民福為宗旨，將強國戰略用于和平目的，旨在將競爭導入理性約束范圍之內。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場上的生死，關系到國家的存亡，軍事的背后是政治，戰爭的殘酷使交戰雙方都要謹慎對待。《孫子兵法》講求先禮后兵，在戰爭中追求最和平的方式，暴力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后的手段?！墩撜Z•子罕》中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一句，闡述的是同樣的道理，縱有千軍萬馬可以消滅對方，但對方的堅定信念和意志難以磨滅，它將化作人最后的心里屏障，難以逾越。戰爭帶來的是生命的踐踏、人性的泯滅，絕不是意志的征服。中華民族注重仁愛和平精神，反對以力服人，講求兼愛、非攻，所以中國傳統重視戰略防御，認為防御比進攻更強有力。當今時代，戰爭的殘酷性與破壞性較之古代更為嚴重，“慎戰”是世界各國必須堅守的和平原則。中國是“國家”與“個人”的結合，“國”和“家”是命運共同體。從整體和個體的關系來看，只有推動世界和平，才能實現和平發展、與各國互利共贏的美好愿望，每一個個體才有良好的生存、發展環境，從而更好地實現個人價值。中華民族的復興既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又推動國際社會共同發展，為人類文明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三）戰略目標：不戰而屈人之兵
中國的政治智慧集民族意識、民族情懷、民族信念于一身，是一種最為樸素、濃烈的民族情感，“自信、憂患”的民族特征，體現出中華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與生存價值。中國的政治智慧傳播，是中華民族求和平、促發展的價值觀在全球范圍內的彰顯，價值觀一經被認可和認同，必將內化為人的自身信念，并隨人的社會化行為擴散開來，以贏得和平、發展、共贏的目標。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秾O子兵法》認為戰爭的最高境界是“全勝而取”和“不戰而勝”，孫子講求全勝，以最小消耗，換最大勝利。孫子尚謀，把謀擺在首位。“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兵法》謀攻篇）。《三國志•蜀志•馬良傳》中也提及到戰爭的不同境界，“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上兵伐謀”又稱“攻心為上”，在孫子看來，“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戰爭的理想狀態。戰爭的特點是以力服人，它是力量、智慧和意志的綜合較量，去其力不夠，破其謀也不夠，關鍵是要屈其志，歸根結底是要瓦解對方的抵抗意志。國家政治智慧傳播是在潛移默化中傳播本民族的價值觀，消弭隔閡、促進融合。中國的政治智慧，是立足于世界和平、合作、發展、共贏的基礎之上，是寄寓著國富和民福的強國理念，中國的政治傳播旨在使世界各族同胞認識到世界和平、自由發展的美好愿景，使“求和平、促發展”的堅定信念與意志深入人心，從根本上避免戰爭的發生，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四、結語
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于中華民族艱苦奮斗、頑強拼搏的社會歷史中，是凝聚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紐帶，是各族人民為夢想共同奮斗的文化根基。傳統文化視閾下，弘揚中華精神、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普世化，是中國的政治智慧傳播價值所在。優秀的傳統文化是構成中國政治智慧的價值基石。“和合”、“內圣外王”等思想為形成和平的國際環境、建立國際間融合緊密的合作關系和包容的文化環境，提供了方法論指導和現代價值評判標準。“虛靜”、“柔弱”的辯證哲學彰顯出東方智慧的圓潤通達，中華民族自古愛好和平，“慎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兵家哲學更是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中華民族的勇敢與智慧。中國政治智慧的傳播推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普世化，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從不同的角度為國家組織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現代價值標準和深層次的哲學思維。
作者：李倩文 單位：廣東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